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日常生活”这一用语大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理解为人类为维护生存反复出现的行为，如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信仰行为等。明代社会史的研究中，最近二十多年来生活史的探讨越来越多，但一般使用“社会生活”一词，人们对其理解似乎更加宽泛。事实上，人们一般不太强调区分“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二者的使用往往糅合在一起，讨论生活问题时不易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作为新兴起的“日常生活史”，更强调与文化史的关系，有新的学术追求，值得倡导。本文以“日常生活史”为题的学术讨论，并不是严格学术概念理解下的分析，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学术理念与学术分析的方向，因此所梳理的明代生活研究的学术史，也包括了“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明代生活史的研究尚无专文讨论，笔者试为之，不足之处一定不少，尚请方家予以指正。
一、明代生活史研究的历程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明史学家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研究。
1934年吴晗先生所写两篇论文论述到明代中后期的生活问题，《〈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奢靡淫荡的生活。”这种市井社会的生活，是通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市民生活”展示的，生活上“表现出两个绝对悬殊的阶级”，对于“社会上的有闲阶级”而言，“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农民则“过着饥饿困穷的生活”。他指出地方志“所描写的‘市井贩鬻’‘逐末营利’商业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生活，不恰就是《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背景吗？”（1）吴晗此文旨在解决《金瓶梅》的产生时代，由于采取的方法之一是将书中描写的生活与明代文献记载生活相近时期加以比较，就呈现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与生活，从文中使用的“个人生活”、“市民生活”、“日常生活”的用词来看，从将生活区分两个“阶级”即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即有闲阶级)、农民来看，作者具有将生活进行社会分析、阶级分析、多样性分析的考虑在内。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更使用文集、笔记等资料，揭示晚明仕宦阶级生活的骄奢淫逸，引用弘正时人周玺《垂光集·论治化疏》所说：“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据此认为：“在16世纪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经到达这地步。风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风行草偃，渐渐地浸透了整个社会。”（2）并论述士大夫生活的园亭之盛、饮食衣服求精侈尚、狎优纵博、广蓄声伎等诸多方面内容。
1943年写作、1991年作为遗作才正式发表的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一文，探讨了新仕宦阶级的产生、法律所规定的特权阶级、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科举和学校、贪污的吏治、乡绅——举贡生员和乡宦、文化与生活六个问题，在文化与生活部分，作者列举了从正统到崇祯的史料，论证仕宦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认为：
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故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作(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一般的说，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刻意谋生活上的舒适、纳姬妾，营居室，筑园亭、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召妓女，养优伶，事博弈。雅致一点或附庸风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阶级人的生活风趣影响了文学、美术、建筑学、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部门，使之具有特殊的时代的面目。（3）
吴晗使用了大量笔记、文集等资料，详细说明仕宦阶级生活的腐败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生活风趣”影响了多种文化部门，构成时代特色，会增强读者对那一时代的联想。
1949年以前论述明代生活的研究极为罕见，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也只有吴晗等在五六十年代发表有关古人日常生活方面普及性短文，如《谈烟草》、《古人的服装及其他》、《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等中涉及明代的内容。当时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影响下的社会形态史，讲生活史有些另类，即使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兼具的吴晗也不无小心，他在《谈烟草》结尾时说：“我想，谈一点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解它的发生和发展，以至对于人民生活、国家经济的影响，也不是不值得的。”（4）王宏钧利用图像介绍了明代北京社会生活。（5）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明代生活史才得以开始正式研究，其标志是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从事哲学研究的王玉波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6）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举办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7）冯尔康、宋德金等学者较早尝试进行社会生活史性质的断代社会史研究。（8）1987年彭卫论述了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方法，（9）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并进行社会生活史理论探讨。（10）该项目出版了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11)反映了中国大陆明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水平。该书论述上层与下层社会及其生活，服饰、饮食、居住、行旅交通的生活，家礼：冠婚丧祭，宗教信仰，节日与仪式，休闲与娱乐，社交礼仪等生活内容。在深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呈现出明代“社会生活”的面相。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也出版了专书。(12)
改革开放不久，明史学者关注生活史内容。王春瑜先生从事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文化研究，他认为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园林兴盛，属于消费性文化。他也探讨了明朝酒与皇帝、宦官、政风、妓女的关系，强调明代商业文化与消费的兴盛，所写关于吸烟、文人下海、官场吃喝风的随笔颇具生活史意趣。王春瑜本有写作“明代社会生活史”的打算。(13)另一位明代文化史学者刘志琴更早一些写出了明代城市民变与士大夫、商人资本对社会影响、城市风尚的论文，将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的变化纳入视野。(14)还有其他学者发表了有关城市生活、造园风气、戏曲欣赏的论文，比较关注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动向。(15)
生活史研究可为文化史与社会史架起桥梁，“日常生活”更能体现这一特性。刘志琴提出“世俗理性”这一概念，她说：“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入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16)日常生活研究正是发现世俗理性的场所。她还强调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呼吁学术界“发现生活”。(17)2008年中国社会史学会举办了“日常生活与政治变动”学术研讨会，(18)在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同时，亦注意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联性。我认为生活史应当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移，日常生活史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1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日常生活史作为重点研究，2011年起连续三年举行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生命与健康”、“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这些推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20)
近年来也有以“日常生活”为题的明代生活史专著。如宋立中著《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21)不过从该书的“绪论”来看，无意从严区分“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行文中使用较多的是“社会生活”一词。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探讨婚嫁论财风尚以及婚姻礼俗自明清以至民国变动过程；中篇消费文化与消费服务，分别阐述了婚礼、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并论述了明清的消费政策；下篇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着眼于妇女“冶游”等休闲生活实践及其与传统礼俗文化观念的冲突。该书如题目所示，探讨消费文化是其特色。宫廷生活史也得到开展。(22)
台湾地区明代生活史的研究，也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1998年，吴智和在中国文化大学开设“明代社会生活史”课程，组织学生编辑了《明代社会生活史类目》，包括人口流动、阶层关系、户籍管制、里甲村社、婚姻关系、家庭结构、社会救济、社会风俗、文娱活动、文人生活、商人生活、妇女生活、城市生活、饮食生活、饮茶生活、饮酒生活、服饰衣冠、信仰生活、宗族生活、园林生活、社交生活、旅游生活共22个类目。(23)吴智和研究茶生活，指导学生完成了有关旅游、家居生活的研究。(24)王尔敏也是较早进行明清庶民日常生活研究的学者，他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第三章“日常生活的节奏”就饶有趣味，第五章“日常礼仪规矩”谈朱子《家礼》广行民间的问题，也是重要的。(25)世纪之交，以中研院为主，出现了重视“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集体研究风气，1999年9月熊秉真催生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与中国”读书会，2001年1月正式开始执行王泛森与李孝悌主持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该计划陆续举办“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过眼繁华——明清江南的生活与文化”三次国际研讨会，2005年出版一部专书《中国的城市生活》(收录13篇论文)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的“明清社会与生活”专号(收录5篇论文)。2006年1月，李孝悌主持新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九个子计划内容包括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时尚、豪宅、情色、节庆、寺院、感官之娱、城市文学”以及城市居民的“认同政治”与“工作习惯”变迁；同年十月，举办“由帝制晚期到近代初期——江南的城市生活”国际研讨会。2007年12月举办了“进入中国城市：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王泛森、李孝悌先后主持的上述两项计划，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启发。(26)关于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两项研究的关系，邱彭生主张发挥二者的“辩证”效果，即“一方面讨论各项对象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的物质文化演变内容，藉以增进对日常生活结构演变与意义建构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同时努力‘发挥同理心’并带着批判性的现实关怀去探究日常生活的古今之变，进而凸显物质世界变动背后所黏着贴附的‘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27)具有综合性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是胡晓真、王鸿泰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28)该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其中明代部分的论文有：邱仲麟：《点名与签到——明代京官朝参、公座文化的探索》、邱澎生：《有资用世或福祚子孙——晚明有关法律知识的两种价值观》、林丽月：《万发俱齐：网巾与明代社会文化的几个面向》、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宵，夜禁与狂欢》、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产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商伟：《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与建构——〈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马孟晶：《文人雅趣与商业书坊——十竹斋与胡正言的出版事业》、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等。台湾的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史、消费文化、旅游活动等方面；二是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29)其中明清部分的论文有：王鸿泰：《明清的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费丝言：《明清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化研究》、巫仁恕：《明清的广告文化与城市消费风尚》、邱仲麟：《晚明以来的西洋镜与视觉感官的开发》。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以巫仁恕对于江南消费社会的探讨引人注目。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30)提出明代江南消费社会说，还就研究消费文化的方法、女性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探讨。(31)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研究明代生活史的重要学者如王鸿泰、巫仁恕、邱仲麟等系出台大，受到提倡明代社会风气研究、(32)城市史研究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的深远影响。
在欧美学界，关注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文化消费进入是其重要的研究手法。英国学者柯律格是研究物质文化消费的重要学者，他关于探讨明代士大夫艺术品趣味、时尚与“雅”“俗”社会阶层区隔意义的探讨，为人们探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树立了楷模。(33)他也研究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认为“要认真对待‘视觉文化’这一还在发展完善中的理论范式，研究该视觉文化的一部分，即明代社会生活中各类图像的总合，同时也研究明代社会中的‘观看’及其视觉文化。”(34)柯律格还借鉴人类学的礼物交换理论，探讨书画的礼物性质与社会交往，就文徵明的社交艺术深入研究，对于讨论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艺术品的社会意义、生活意义，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他注意书画作品制作时机与场合，在送礼的活动中找到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认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艺术作品视为需要解释的物品，而社交网络则成为至少可以提供部分解释的脉络及背景。”(35)美国学者高居翰对画家生计的探讨，也使人们进入艺术家的生活领域。(36)从书画艺术的社会史研究进入文人的生活史，是欧美学者为明代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则是欧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另一大贡献。社会性别研究观照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还涉及科技社会史、医疗社会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香港旅美学者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旨在考察社会性别问题，但是日常生活史的色彩浓厚，作者考察中国妇女的生活，总和了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作者从生活实践看到明末清初的妇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们大多数都于名义上遵从这些格言(指三从四德)，在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管束下，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妇女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原则，但在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37)就具体讨论的问题而言，如女性的“家内宗教”表现出仪式和宗教情怀，“它们嵌入闺阁的日常生活中，并构成了女性世界观和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妇女在家内对虔诚的追求和每日生活的绝不懈怠，都是晚明中国世俗佛教运动发达的组成部分。”(38)高彦颐还撰文论述了妇女的生活空间。(39)
英美学者白馥兰极富原创性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该书“导言”的副标题是“日常生活的结构：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可见作者决心将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在日常生活中打通，开门见山就引用杰克·西门斯(Jack Simmons)《科技史》所说：“我认为这是相当明确的：要理解不同于我们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对于为其服务的科技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本身在很多方面形塑了生活的真正结构。”(40)在作者看来，传统社会的日常物品这些有关过去时代的象征符号，破解的关键是身体性的，“身体的感受将把我们带回到它们所属于的那个世界——构成普通民众生活的劳作、制造和消费的日常生活世界”。(41)该书具体探讨了建筑、妇女的工作、母亲身份的意义等问题。在对母亲身份的意义的研究中，采取了从生育科技与生育医学考察的路径。
美国学者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则是专门从医学妇科入手探讨女性生活的著作，作者认为：“医学也揭示出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不受医学精英的支配，疾病的治疗也可以是一种家庭技能，也可以是文人的业余学问，甚至可以是一种低贱的手艺或者是一种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在明代后期精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医学体现在渗透权力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宇宙观和日常生活中，应用于人体内部功能主要通过符号和语言为公众所知的社会里。”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医学，所以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必须相信他们分析的文本只是过去生活不完整的痕迹”。“疾病病原学的解释——无论治病环境的‘气’、行为举止、情绪，还是体力劳动的消耗——都是关注日常生活”。(42)
明代生活的显著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旅美学者张春树、骆雪伦注意到晚明随着以商业经济发达为特征的经济巨变，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显示出“现代性”。(43)加拿大学者卜正明《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44)笔下的文化概念不仅具有知识特性，还有行为性，即也关注生活本身，哪怕是连姓名都无从考证的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讨论的焦点则是社会的日益商业化对士绅产生的影响。(45)
美国学者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别开生面，该书第一部分探讨明清北京宗教机构的运作情况，把捐赠者、寺庙联系起来的机制以及寺庙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探讨明代北京的帝都、社团、景观等问题，通过观察宗教活动留下的痕迹，了解在总体上构成城市生活的组织、团体以及社区，不同类型的人们创立了一系列组织，这种社会融合体借助寺庙团体圣会、朝圣者而扩散，特别是与寺庙发展相关的名胜古迹，在游客与北京居民之间建立了一个共识的文化背景。(46)
二、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主要领域
明代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明代士人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成果，特别是对晚明士人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晚明士人的组织形式及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士人心态与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研究趋势从重政治和思想层面向重社会生活层面转变，有关晚明士人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士人的贫困化，由于贫困化和商业的高利润使得士人转变观念，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47)赵园较早关注明遗民的生计问题，刘晓东将明代士人的生计与世风联系起来，陈平原使用文人的概念论述生计问题。(48)刘晓东、赵毅的多种著作中研究了明代士人的生存、生计与生活，如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49)论述了明代中下层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治生方式，以士人人格精神的消解和生存观念的世俗化转向为归宿。赵毅、刘晓东合著《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50)深入研究了晚明基层士人群体的形成、出路、心态、风气、社会地位与角色等。刘晓东新著《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51)展示了塾师的社会网络与生计。徐兆安注意到儒师的学术活动与生活的关系。(52)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专节讨论了士人与社会生活，具体论述士人的衣食住行与社交礼仪。(53)他认为明代士大夫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风行起来，借助于竹木、花草、动物，士大夫托物寄志，最终确立了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世俗与雅致并存于明代士大夫的生活中。(54)张艺曦通过分析明代的学术官僚、一般士人、理学家、文人这四类人的生活作息，了解其睡眠时间与观念的转变。作者特别提醒说，明代一批为科举的士人熬夜苦读，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想的世界，很值得研究。(55)有人认为，明代吴人读书，只图生活和精神的快事，读书为生活服务。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使士人勇于摆脱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直击世俗的市井生活，寻求日常的世俗欢乐。(56)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57)以社会关系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实际上探讨了士人的日常交往，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58)则阐明儒家礼制与人们日常生活规范及实践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更喜欢使用“文人”一词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台湾学者陈万益、李明宗较早注意明代文人生活。(59)晚明文人的生活与行事确实引人注目，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60)借助文人编撰的养身专书和日用类书，对明代养生“文人化”、“商业化”、“物质化”、“世俗化”、“通俗化”等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第二章探讨了文人养生与日常生活。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61)探讨文人如何撰写各种文体的文章以谋生的问题，将著文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理解，使得人们对于士人的生计方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62)刘明杉通过考察瓷器使用的普及，论述了晚明文人士大夫的精致生活。(63)
明代的文人不仅“以文治生”，其中也蕴含了审美生活。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文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特色，而文人文化和士人的生活经营密切相关，他探讨了明清文人生活中的赏玩活动，由士人的“闲隐”理念入手，考察其如何开展出“雅”的生活形式，进而探究文雅生活的实质内涵。发现闲雅生活的营造，除各种玩物陈列在生活范围内，还需有人的感官作用其间，以进行物之赏玩。在物的赏玩中，文人赋予物特定的质感，对其具有特定的情感想象，被“性情化”的物乃因此成为人的交感对象，以为个人生命之寄托。对于文人来说生活经营不可或缺，包括城市园林的美感空间。(64)他还认为，赏玩文化自明代中叶出现走出艺术“世族门第”，由此清高境界转入世俗世界，在士商相杂的社会格局下，别具意义地重新展开雅俗的辩证。(65)他还认为情色文化是明清文人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明清社会文化的重要特色。探讨了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赏与情艺生活。(66)王鸿泰进一步思考明代社会风气变迁内在的意涵，讨论“商品化”机制如何与人的欲望相呼应，以致推动社会生活层面的具体变化。指出“在个人的感官之好与市场商品相联结的同时，市场商品也与整体社会生活发生联系。因为市场除了作为商品经济的聚集场域外，它同时也是个人生活领域与公众生活的中介”。(67)江南文人的闲居生活与鉴藏关系密切，具有“闲赏”的特性，属于赏玩文化或认为是艺术化生活，自放生活。江南文人收藏和鉴赏古书、字画、玉器、铜器、瓷器等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他们注重古代器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审美趣味，与同道好友共赏秘藏，吟诗作跋，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68)
士人的赏玩文化与商人赞助艺术、商人的儒化有关。明代中后期商人势力逐渐膨胀并影响了社会风气，徽商的生活情态发生了变化。(69)许敏关注江南区域商人与文人关系，认为明代后期江南产生了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70)张长虹系统研究了明末清初徽商的艺术赞助活动、艺术品收藏活动等问题。(71)范金民认为通过收藏图书鼎彝，徽商的文化追求和艺术素养大有提高，收藏书画鼎彝，既是徽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徽商抬高社会认同的切近之路。(72)
明代女性日常生活方面，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的探讨具有新意，陈宝良也论述了明代妇女的劳动与家庭生活。(73)赵世瑜、林丽月、常建华、赵崔莉先后对女性的闲暇、节日等多方面的生活有所探讨。(74)有人利用《金瓶梅》探讨女性日常生活。(75)冯贤亮认为，明清涌现出了大量情色小说或言情文学，有十分丰富的关于当时城乡民众的家庭日常生活与私密行为的描述，反映了时人在两性交往和生活中的开放程度。透过文人们的若干记忆，可以略窥当时日常生活中青楼、闲房、内闱这三大重要的空间及其代表的生活环境，粗略地展示以文人、风尘女子为主的人生情怀及其心灵世界。(76)衣若兰《明代的三姑六婆》(77)是有特色的明代妇女史著作，关系到明人的日常生活。契约文书中留下一些妇女的身影。(78)王雪萍《16－18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79)有助于了解婢女阶层的生活。目前最大的明代妇女史著作是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80)67万字的篇幅，论述了社会各阶层妇女、礼俗与妇女生活、妇女的社会活动等问题。(81)性别史离不开生育婚姻家庭的讨论，常建华论述了明代的溺婴问题，(82)明代家庭生活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开展。(83)
也有学者关心社会下层的生活，如奴仆、疍民等。(84)还有利用墓志涉略明代吉安庶民的老年生活类型与遗言问题的探讨。(85)
衣食住行消费是日常生活史的基本内容。常建华使用“生活性消费”的概念，认为明代衣食住行用消费风俗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具有追逐时髦，竞相奢侈和违礼逾制三个特点。(86)这种情形在江南表现比较突出，也有通论性的著作。(87)明代服饰风尚的研究活跃，(88)林丽月指出，晚明风尚讲究服饰装扮，不断追求“时兴新样”，消费心态迥异于明代前期，而知识阶层感时忧道的“服妖说”亦相应而起。(89)巫仁恕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更积极地自创新风格、新形式的服饰衣冠，以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也很突出。(90)邱仲麟探讨了明清时期流行穿皮衣的时尚。(91)张志云《明代服饰文化研究》(92)论述了物欲释放与消费革命、服饰消费时尚运动等问题。饮食方面，刘志琴认为晚明文化精英大都以贴近民众、关切民生、崇尚真情为主旨，以人为主体的饮食思想表现出新的人生情趣。士大夫以品尝美食、撰写饮食论著为盛事，宣扬“真乐”人生。饮食理论从“养生”发展到“尊生”。饮食风气由俭而奢，越礼逾制。以吃联谊，增强士大夫的凝聚力，促进了文人结社的发展。有识之士在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中满足口腹之欲，反对虐生，产生朦胧的生态意识。“食、色性也”的生命伦理在明代得到充分的发挥。(93)许敏认为明中叶以后，遍布全国城乡的饮食店铺，在大众消费需求和行业竞争的双重刺激下，大小饮食店铺均有意或无意地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在店铺的形态、环境乃至产品包装等方面，营造出一种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市民消费也有了很大变化，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94)徐林指出晚明士人乐于宴饮既是不甘寂寞的表现又是内心苦闷、事功心态弱化的产物。(95)邱仲麟探讨了明清北京天然冰与官员上班、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揭示冰如何通过政治体制、商业机制与北京的日常生活(如办公、出外、居家、饮食等)发生联系，涉及冰与国家、民生的问题。他还论述了江浙冰藏与海鲜消费的问题。(96)朱力认为明代居室生活有艺术化倾向。(97)邱仲麟研究了明代文人的鲜花陈设赏玩。(98)巫仁恕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城市化与奢侈风气的盛行，造成对家具的大量需求，也带动家具业的发展与家具的商品化。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家具的需求也会不同，士人与文人就塑造完全不同于高官富人的家具品味，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标志。尤其对于支撑他们文化支配权的重要象征——书房特别重视，他们尝试在书房家具上铭刻，将之特殊化与神圣化，来抵抗家具商品化的潮流。(99)明代居用方面青花瓷普及，肖丰认为物质文化生活上出现器用的瓷质化方面。(100)巫仁恕以明代的乘轿风气为例，揭示轿子在政治权力、社会身份或政治文化等三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101)吴智和认为，明人喜好山水之游。(102)于宝航认为，晚明时期乘舆制度“崇节俭、辨等威”的制度精神遭到消解，而占有大量资源的权贵集团及其衍生群体是这一变化的根源和主体。(103)
明代出行方面最大的变化，则是在江南等地旅游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明代的旅游问题较早引人注目，(104)巫仁恕讨论了晚明江南兴盛的旅游活动，(105)利用日记论述了明清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旅游实践。(106)周振鹤认为晚明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使旅游成为一件正经事，大批文人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会风情，并蔚为时尚。许多人写下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文章，其中突出者遂成为著名的旅游家，个别超群者则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107)陈建勤、魏向东分别撰写专著，探讨江南地区的旅游活动与旅游地理。(108)李娜通过对晚明杭州西湖旅游指南书籍《湖山胜概》的分析，讨论了晚明西湖的旅游与文人艺术趣味。(109)
娱乐史的研究不多，一般散见于戏曲史、曲艺史、体育史等相关研究领域之中，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110)论述了民间戏乐的关系及家乐的形式、活动内容等。刘召明《晚明苏州剧坛研究》(111)介绍了苏州职业戏班、家乐戏班、民俗演剧的兴盛。晚明文人观剧盛行。(112)刘天振《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113)探讨了阅读这种新型娱乐方式的构建。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乡村生活是最为普遍的。日本学者滨岛敦俊从社与聚落角度认识乡村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114)村落社区史反映社群生活，有学者探讨江西抚州地区乐安县流坑村五代以来的历史、风俗民情，徽州村落史已经着眼于民众的日常生活。(115)陈剩勇叙述了14—17世纪江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描述了当时乡村地区乡民的四时农事、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和乡民的娱乐活动，探讨了明代社会教化和乡村自治的特点。(116)冯贤亮讨论了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117)周绍泉通过对徽州文书中一户胡姓农民家族从成化到崇祯150年间的36张契约文书的分析，阐明这个农民家庭世系的递嬗、家族的演变以及生活状况。(118)
城市生活史的研究活跃。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文学与城市生活形态、城市社会与市民文学、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的关系较早受到重视，(119)综合性的研究有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120)探讨了城市的衣食住行、礼仪生活、休闲娱乐、众生百态。2009年3月，复旦大学举行了专门的“城市生活”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收录有关明代的论文7篇。(121)地区性和个别城市研究方面，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北京城市生活史》(122)涉及明代北京城区居民生活，内容包括北京城区社会结构、人口、民族、家庭、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张勃阐释了晚明的北京居民是如何通过过节，即对节日文化的实践作用于北京城市活动空间的发展的。牛建强指出，明代中后期，开封在经历城市经济复苏之后进入了繁盛阶段，在诸如元夕、打春等传统的节日庆典上面得到了集中展示：规模趋大，欢闹热烈。(123)
台湾地区的明代城市生活研究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较大，着意于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关联，重要的成果有王鸿泰《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124)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125)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126)王正华以16世纪晚期大量出现的城市图为中心，考察了城市观以及不同阶层对于城市图像这种文化商品的流行消费。(127)值得注意的是巫仁恕的新书《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128)作者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领域，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本书分成三篇，上篇从休闲与购物两方面来探讨明清城市的消费性格与消费的动力。中篇以城市休闲消费所反映的社会空间为主题，分别以苏州的园林与旅游为例。下篇是关于两性购物消费的议题。作者指出“消费”就是城市性格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以休闲消费的吸引力来解释明清乡绅逐渐城居化的原因。城市民变构成晚明城市的另一道景观，也是城市生活变动的反映，巫仁恕深入研究了明清城市民变。(129)邱仲麟较早从事北京城市生活的研究。(130)
王鸿泰以城市生活的活跃群体士人为媒介，透过城市生活现象深入分析了城市社会，特别关注城市的社交问题。他认为城市作为一个生活场域，别具意义的地方在于个人私生活之外，另提供一个广阔且充满变量的公众生活领域。这个公众领域可能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乃至构成独特的社会形态，进而演化出别具意义的社会文化。他探讨士人如何在城市中展开社交活动，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交网络与社会文化，以至另辟士人仕途之外的人生蹊径。明中期以后，繁荣的城市已成士人重要的社交场域，个人不断地跨越血缘与地缘关系，进行人际关系的经营，以至建构成跨越地域性的社交网络，甚而凝结出非血缘的社会团体——社盟。(131)他还考察明清部分读书人习诗与人生路径，认为诗其实具有很强的“社交性”，透过诗歌的写作、流通、传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引发共鸣，进而发展出极为繁复的社交活动，营结出密实的人际网络，凝聚对文艺写作有兴趣的文人，开展相关的艺文活动，由此在现实社会中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文艺社会”。(132)他又指出，明清商业城市的发达，推动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又鼓动尚侠之风的兴起，尚侠之风的兴盛又再激发“侠”之意涵的扩充。城市的发展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游文化则是“侠”之概念的新土。(133)此外，王鸿泰还探讨了城市中寺庙空间与公众生活的关系，消费空间问题。(134)
民间信仰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信仰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研究在增加。赵世瑜对于华北庙会体现的民间信仰活动的日常与非日常性进行了探讨。(135)江南的民间信仰方面，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深入考察明清江南三角洲地域农村居民产生社会共同性的契机即共同祭祀问题，认为16世纪中期以来江南三角洲的经济变革，使得农民的生活空间逐渐扩大到市镇。三角洲的商业化深刻影响了信仰的内容与祭祀结构。(136)王健探讨了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专章论述民间信仰与日常活动。(137)福建的民间信仰比较多样，明清时期是发展时期。(138)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139)讨论了明代佛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论述了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对于理解明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加以探讨；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探讨明太祖妇女奉佛不得入寺烧香、不得与僧尼往来政策何以导致事与愿违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还从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两个视角研究了佛教医学与民众的关系。明清徽州民间最为重要的进香旅程是前往九华山和齐云山，王振忠利用田野调查收集到的一批民间文献，结合口碑资料，研究此种朝山习俗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认为从民众的信仰生活、僧俗关系以及村落社会组织的运作来看，“华云进香”习俗为我们探讨地方社会与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140)小说也可提供有关佛道信仰与生活史关系的资料。(141)
日常生活史往往采取个体生命史研究的形式。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认为明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明人的生活值得玩味，他借助明清之际张岱《陶庵梦忆》思索明人的生活与美学，由于张岱是著名文人，“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定皆平淡无奇”。(142)冯贤亮对陈龙正在晚明社会生活的剖析，探讨了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143)晚明绍兴人祁彪佳的日记流传下来，保留其生活内容众多，朱冬芝利用《祁彪佳日记》探讨明末官员及乡绅的各种交际活动，从中寻找这些交际活动与个人身份及社会时代的转变关系，认为作为乡绅的祁彪佳，“拥有更多机会与时间营造集会活动，并加深在地士绅间的关系，对于乡里的影响力及建设性似乎远大于作为官员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乡绅及地方社会的崛起，或许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方向”。(144)蒋竹山探讨了祁氏家族的医疗活动。(145)王振忠利用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146)谢肇淛的生活史也受到注意。(147)
明代是日用类书流行的时代，通过日用类书研究明人日常生活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日用类书这类文献日本学者较早关注，从文献学的角度已有深入研究。(148)近年来台湾学者吴惠芳受到社会文化史的影响，更从阅读史、生活史的角度探讨明清时期的民间日常生活。(149)大陆学者王振忠则关注流传民间的日用类书。(150)日用类书呈现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王正华从生活与知识的角度，探讨晚明福建地区出版的日用类书中关于书法和绘画的章节与晚明出版文化、艺术相关活动的关系。强调艺术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与“视觉文化”息息相关。(151)尤陈俊关注日用类书涉及的民间诉讼问题，认为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152)此外，顾月琴探讨了明清时期生活所用杂字在民间盛行的原因，杂字与其他蒙学教材相比的不同特点，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情况。(153)
明人生活确实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与时代特征。陈宝良指出，晚明出现许多新名词，反映了飞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生活。这种新生活可以概括为七点，即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生活享乐化与艺术化。他还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对当时的礼教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并导致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向，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活的商业化与世俗化，甚至出现了生活的流行时尚。(154)文化理论中有“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有学者运用到明代领域，探讨明代日常生活。认为描述生活，批判生活，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内涵，借助于批判日常生活来探索理想境界，这正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明清时期，以《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为代表，兴起了一股世情小说的潮流，它们直接面对广大的市民群众，描攀和揭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际，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了充分的批判。也有学者借助小说讨论家庭与人格问题。(155)意大利学者史华罗利用文学资料探讨中国文化中“清”与“浊”的概念与融入日常生活的关系。(156)
三、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前瞻
明代生活领域的重大变化与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密切关系，而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外贸又有何关系呢？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57)论述了16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全球视野将明代与世界建立起经济联系，事实上也把明朝人的生活与外国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国学者万明对于明朝与全球化的关系非常重视，她认为明代青花瓷崛起有着白银货币化的大背景，明代白银货币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成化、弘治年间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发展到嘉靖初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白银成为流通领域主币，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促使中国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与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一拍即合，吸收了大量外银流入，并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日本与美洲白银的大开发。由此海上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范围，中国迅速与世界连接了起来。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性行为显著。明代青花瓷的历史，是一部中外文明交融的历史，也是一部贸易改变了传统工艺品发展走向的历史，更是一部市场引领了时尚的历史。作为中国瓷器代表的青花瓷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过程，展现了新的世界性文化景观。(158)
白银改变了明人的生活吗？明人是如何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明人又怎样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度与民族的生活？以研究明代士绅社会、商业与文化闻名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明，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一书中，从维梅尔的绘画作品中可知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的客厅里。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催生出奢靡之风”。(159)西方耶稣会士的东来，给明朝传播了西方文化，烟草在明末进入广东、福建、东北，风靡全国，正是全球化的时代，明朝人既输出了文化，自身的生活也受到了外来贸易、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学者彭慕兰2007年提出，探讨全球史(世界史)要借助社会史，而社会史可以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彭慕兰认为法国年鉴学派“即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社会史——的追求”。他强调：“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用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包括那些没有远距离旅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160)日常生活史与全球史有如此重要的联系，而明代恰恰是全球化正式展开的时代，从全球视野看明人日常生活应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视角。
明代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还应当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比较传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多为生活内容、样式的考察，重视经验与实体，好在扎实、具体，缺陷则是难以明了所述事物的意义。文化与社会的人类学强调的是揭示日常生活背后的逻辑与意义，新文化史受到人类学的深刻影响，重点研究的是社会的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层面谈文化。这样的日常生活史，与性别史、身体史、阅读史、旅游史、感觉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有密切关联，建构并呈现生活样态以及与历史变化的关系。在明代生活史与新文化史结合方面，王鸿泰先生的研究特色鲜明，他指出：“台湾之一二十年来的史学发展，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生活史，从外在性地研究社会风气的变迁到内在性地探究社会生活的内容与意涵……我的研究可以说是偏重于文化史的研究取径，不过，也可以包含在生活史层面……我希望试着建构出一个生活史的图像后，进一步去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去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161)他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162)文化史研究，也应包括科技文化、医疗文化、物质文化、生态文化等，借鉴多学科方法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非常有必要。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弥补薄弱环节也是努力的方向，大致可以在时间、空间、群体三大方面着力。从群体来看，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士大夫、文人方面，一方面是资料众多容易获取、生活变化较大、历史作用显著使然，同时也是观念上与方法上对普通民众探索不够。研究农民应当围绕劳动进行，劳动是工作也是生活，理解了劳动才能把握农民、农村与农业这“三农”。普通民众为生存而活，生计的研究很重要，这是进入生活的门径，归结起来就是民生问题。邱仲麟先生写了一些关于北京民生问题的文章，如燃料、用水、环境卫生等，以此落实到生活层面。(163)所以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的联系性是研究生活史的重要思路之一。从空间来看，已有的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较之薄弱很多，亟须弥补，无疑开展分区研究是重要的方法。特别是日常生活史与地方社会的结合起来研究，才能使生活有立体感，落实到实处。就城市与农村的研究比较，这些年城市生活的研究如火如荼，而传统的乡村生活则成绩平平，区分不同生态条件，以村落为单位以劳动为中心的研究或许可以改变研究状况。从时间看，现在的研究集中于晚明或明清之际，明中期也还连带于晚期、后期有所研究，而明初、明前期的生活史研究薄弱，影响了人们对于有明一代生活史的认识。
注释：
（1）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年第1期。后收入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64、367、368页。
（2）该文写于1934年1月22日，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1期，1935年4月19日，后收入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508页。
（3）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4）吴晗：《灯下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3页。
（5）王宏钧：《反映明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皇都积胜图〉》，《历史教学》，1962年第7期。
（6）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报》，1984年5月2日；王王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年9月10日；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第一部分，《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7）参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有关这次会议的专栏。
（8）冯尔康：《清代社会史论纲》，《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期；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彭卫：《略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10）浦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讨论会简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
(11)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江：《明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
(13)王春瑜：《论明代江南园林》，《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春瑜：《说酒与明朝社会》，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王春瑜：《明清之际吸烟状》，《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王春瑜：《“海”上生明月？——明朝文人下“海”一瞥》，《北京日报》，1993年9月29日。以上论文均收入王春瑜：《明清史实沉思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又，关于王春瑜先生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兴趣，见该书第335页自述。
(14)刘志琴：《城市民变与士大夫》，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上论文收入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
(15)如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2期；杨嘉佑：《明代江南造园之风与士大夫生活——读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札记》，《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赵山林：《晚明文人戏曲生活的记录——读〈快雪堂日记〉》，《戏剧艺术》，1987年第3期。
(16)刘志琴：《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17)刘志琴：《发现生活》，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罗艳春：《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综述》，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9)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常建华：《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高教版)，2012年第2期；常建华：《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20)部分会议论文收入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2013年版。有关会议综述，请参看张传勇：《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许三春：《“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华医史杂志》，2012年第5期；张瑞：《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2期；张传勇：《置日常生活于社会空间——“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1)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又，该书为其2005年向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提交博士学位论文《明清江南消费及消费服务业研究》的增补本。有关该书，可参考范莉莉：《宋立中著〈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2)李成燕：《“明代宫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5期。
(23)见台湾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网页，象牙塔提供下载原网页转换为简体中文编码的文档。
(24)如吴智和：《明清时代饮茶生活》，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0版；吴智和：《明人饮茶生活文化》，明史研究小组1996年版；朱倩如：《明人的家居生活》，明史研究小组2003年版；张嘉昕：《明人的旅游生活》，明史研究小组2004年版；詹怡娜：《明代的旅馆事业》，明史研究小组2004年版；林利隆：《明人的舟游生活》，明史研究小组2005年版。
(25)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版；又可参考衣若兰：《“雅俗之辨”：评价王尔敏〈明清时代庶尼文化生活〉》，徐泓主编：《明代研究通讯》，1998年第2期。
(26)李孝悌：《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27)邱澎生：《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辩证》，《新史学》17卷4期，2006年，第14页。
(28)胡晓真、王鸿泰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29)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版。
(30)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31)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17卷4期，2006年；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三民书局2005年版。学术界对此研究的评论有：汪荣祖：《晚明消费革命之迷：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王雨濛：《晚明消费文化研究之新思路——评巫仁恕著〈品味奢华〉》，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2)关于社会风气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关系，请参看常建华：《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3)［英］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志研究：近代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1)。
(34)［英］柯律格著，黄晓鹃译：《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35)［英］柯律格著，刘宇珍等译：《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X、XVII页。
(36)［美］高居翰著，杨贤宗等译：《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三联书店2012年版。
(37)［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38)［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211页。
(39)［美］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0)［美］白馥兰(Francesa Bray)著，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1)［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第1页。
(42)［美］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275页。
(43)张春树、骆雪伦著，王湘云译：《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英文版初刊于1992年。
(44)［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2004年版；又，该书英文版初刊于1998年。
(45)罗艳春：《教育、族群与地域社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436页。
(46)［美］韩书瑞著，朱修春译：《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上册，台北：稻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207、242页。
(47)李竞艳：《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李竞艳：《晚明士人生活来源问题浅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48)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45页；刘晓东：《晚明士人的生计与士风》，《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陈平原：《文人的生计与幽韵——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第2期连载；刘晓东：《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49)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50)赵毅、刘晓东：《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1)刘晓东：《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2)徐兆安：《明初泰和儒师杨士奇早年的学术与生活》，田澍等主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3)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449页。
(54)陈宝良：《雅俗兼备：明代士大夫的生活观念》，《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
(55)张艺曦：《明代士人的睡眠时间与睡眠观念——关于睡眠史的初步研究》，《明代研究通讯》第5期，2002年。
(56)李双华：《论明中叶吴中士人的生活态度》，《北方论丛》，2005年第6期。
(57)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8)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
(59)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李明宗：《晚明文人的休闲生活及其反映的时代意义》，《台湾师大体育研究复刊号》，1997年。又，晚明小品引人注目，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
(60)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书评有张瑞：《文人化与世俗化之间：陈秀芬笔下的晚明养生文化》，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1)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62)刘佳：《“伤哉贫也”——读〈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3)刘明杉：《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效用——兼谈嘉万以降文人的精致生活》，张显清主编：《明史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13年版。
(64)王鸿泰：《美感空间的经营——明、清间的城市园林与文人文化》，《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版；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故宫学术季刊》，第22卷第1期，2004年；王鸿泰：《明清士人的闲隐理念与生活情境的经营》，《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年。
(65)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错杂》，《新史学》，第7卷第4期，2006年，第73－141页。
(66)王鸿泰：《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赏与美人意象的塑造》，《中国史学》(京都)，第16期，2006年；王鸿泰：《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赏与情艺生活的经营》，《新史学》，第24卷第2期，2013年。
(67)王鸿泰：《明清感官世界的开发与欲望的商品化》，《明代研究》第18期，2012年。
(68)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苏状：《“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吴功正：《明代赏玩及其文化、美学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金萍：《明代绘画中文人的艺术化生活》，《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妥建清：《论晚明士人自放生活的颓废审美风格》，《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陈江：《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69)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以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70)许敏：《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71)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徼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书评有张雨：《明清徽商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读〈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
(72)范金民：《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73)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伯重：《“男耕女织”到“半边天”——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陈宝良：《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
(74)赵世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原学》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林丽月：《从〈杜骗新书〉着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特辑号)，2002年；赵崔莉：《明代女性的休闲生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5)朱星瑶：《〈金瓶梅〉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及其意义》，《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
(76)冯贤亮：《明清中国：青楼女子、两性交往及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77)衣若兰：《明代的三姑六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78)陈瑛珣：《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台北：台明文化出版2001年版。
(79)王雪萍：《16－18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0)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81)书评有高寿仙：《明代妇女的生活及其转向》，《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82)常建华：《明代溺婴问题初探》，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3)范喜茹：《近三十年明代家庭史研究述评》，《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84)吴振汉：《明代奴仆之生活概况——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史原》，1982年第12期；叶显思：《明清广东蛋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胡中生：《明清徽州下层社会的非常态婚姻及其特点》，《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胡中生：《明清徽州的人口买卖与婚配》，《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85)杨扬、王建亮：《浅析出土墓志所记明代吉安老年庶民的遗言》，《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杨扬、朱一华：《浅析明代吉安庶民的老年生活类型——基于24篇出土墓志的分析》，《老区建设》，2013年第22期。
(86)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87)朱绍华、王翔：《“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伊永文：《明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2年版。
(88)王熹：《明代服饰研究简述》，张显清主编：《明史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65－288页。
(89)林丽月：《衣裳舆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林丽月：《明代中后期的服饰文化及其消费心态》，刘翠溶、石守谦主编：《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台北：“中研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2002年版。
(90)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
(91)邱仲麟：《保暖、炫耀与权势——明代珍贵毛皮的文化史》，《“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80本第4分，2009年。
(92)张志云：《明代服饰文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3)刘志琴：《明代的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94)许敏：《明清饮食店铺文化略论——着重对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考察》，《炎黄文化》(增刊)，1999年第6期；许敏：《明清饮食店铺与大众社会生活》，编委会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5)徐林：《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
(96)邱仲麟：《天然冰与明清北京的社会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卷第4期，2005年；邱仲麟：《冰窖、冰船与冰鲜：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鲜渔业与海鲜消费》，《中国饮食文化》，2005年第1、2期。
(97)朱力：《中国明代住宅室内设计思想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96－128页。
(98)邱仲麟：《花园子与花树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种植与园艺市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3分，2007年；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与访花活动》，《淡江史学》，2007年第18期；邱仲麟：《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对于盆景与瓶花年之赏玩》，《九州学林》，第5卷第4期，2007年。
(99)巫仁恕：《晚明文士的消费文化——以家俱为个案的考察》，《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100)肖丰：《器型、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书评有孙雅頔：《〈器形、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读后》，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
(101)巫仁恕：《明代士大夫与轿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8期，2002年。
(102)吴智和：《明人山水休闲生活》，《汉学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6月，第101－130页。
(103)于宝航：《晚明世风变迁的观察角度与解释模式——以乘舆制度为研究中心》，《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04)郑祖安：《徐霞客旅行方法研究》，《史林》，1988年第2期；陈宝良：《明代旅游文化初识》，《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夏咸淳：《明人山水趣尚》，《学术月刊》，1997年第4期；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旅游热初探》，《北方论丛》，1997年第3期。又，明代旅游的研究状况，可参考孟顺方：《近二十年明代旅游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05)巫仁恕：《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以江南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
(106)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游文化》第五章，台北：三民书店2010年版。
(107)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108)陈建勤：《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魏向东：《晚明旅游地理研究——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09)李娜：《〈湖山胜概〉与晚明文人艺术趣味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110)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11)刘召明：《晚明苏州剧坛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
(112)董雁：《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13)刘天振：《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4)［日］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66页。
(115)周銮书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16)陈剩勇：《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17)冯贤亮：《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又，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8)周绍泉：《明后期祁门胡姓农民家庭生活状况剖析》，《东方学报》(京都)第67册，1995。
(119)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生活形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戴建：《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0)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
(122)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书店1997年版。
(123)张勃：《晚明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发展》，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牛建强：《明代开封城市生活的若干侧面——源自诗意的构拟》，《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
(124)王鸿泰：《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8年版。
(125)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
(126)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版。
(127)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28)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
(129)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0)邱仲麟：《明代北京都市生活与治安的转变》，《九州学刊》(香港)，第5卷第2期，1992年。
(131)王鸿泰：《浮游群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132)王鸿泰：《迷路的诗——明代士人的习诗情缘与人生选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
(133)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
(134)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新史学》，第11卷第3期，2000年；王鸿泰：《世俗空间与大众广场：明清城市中的寺庙空间与公众生活》，《明代研究》第10期，2007年。
(135)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
(136)［日］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7)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又，王健：《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38)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林国平、彭文字：《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9)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0)王振忠：《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141)姜良存：《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齐鲁学刊》，2009年第2期。
(142)［美］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43)冯贤亮：《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
(144)朱冬芝：《晚明士绅的人际缩影：祁彪佳日记中的社交活动及其转变》，《明代研究》第9期，2006年，第99页。
(145)蒋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例的讨论》，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又，明人的医疗问题，可参看邱仲麟：《医生与病人——明代的医病关系与医疗风习》，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版。
(146)王振忠：《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147)范莉莉：《晚明宦游士人的生活世界——兼谈〈五杂组〉的生活史资料价值》，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48)参见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國書刊行會2011年版。
(149)吴蕙芳：《〈中国日用类书集成〉及其史料价值》，《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版；吴惠芳：《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版。
(150)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08页。
(151)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王正华：《艺术史与文化史的交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年。
(152)尤陈俊：《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察》，《法学》，2007年第3期；尤陈俊：《明清法律知识的另类空间：透过日用类书的展示》，中国法律史学会编：《法史学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尤陈俊：《明清日用类书中的法律知识变迁》，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53)顾月琴：《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154)陈宝良：《晚明社会生活的新动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9期；陈宝良：《新名词与新生活：晚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155)吴建国：《从明清小说看文人的家庭生活与人格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金民卿：《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透视》，《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
(156)史华罗：《什么是明清时代日常生活中的“清”与“浊”？》(上、下)，《世界汉学》第8卷、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2年版。
(157)［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58)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从文明交融走向社会时尚》，《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历史研究》，2012年5期。
(159)［加］卜正明著，刘彬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160)［美］彭慕兰撰，夏继果译：《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夏继果等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274页。
(161)王鸿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4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4页。
(162)王鸿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4期，第352页。
(163)邱仲麟：《繁华的侧面——明清北京的民生问题与环境卫生》，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4期，第324、332页。
原发期刊：《史学集刊》2014 年第 3 期 第 95-110 页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辑刊2018年10月8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pjghHjyjk8EvG9eF_kz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