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韦胤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文章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摘 要：阅读史是近三十年来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和书籍史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 它从产生之初, 就具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性格:在视野上, 关心大众文化、身份认同、权力与信仰等问题;在材料和方法上, 不仅重视官方档案和少数学者的著作, 更重视各个社会组织所记录的数据与社会大众的私人信件、笔记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以阅读的过程为依据, 阅读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关心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讨论阅读的方式和读者的心态;其三是分析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在研究阅读行为和读者反应时, 书籍中读者留下的批校这一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的材料, 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1967年罗兰·巴特发表《作者之死》, ⁽¹⁾ 1969年福柯撰文《何为作者?》, 阐述了“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 并回溯了作者概念的产生。 ⁽²⁾ 这两篇论文拉开了西方批评界讨论“作者问题”的序幕, 此后的几十年间, 相关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巴特否定任何追寻作者原意的尝试, 甚至提倡以作者的“死亡”换取读者的“诞生”, 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多重的、开放的, 它只存在于读者带领文本抵达的目的地之中。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下, 对于文本的批评应该是以读者与阅读为中心的。然而关于“读者身份”与“阅读行为”的研究, 却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兴起, 而且, 阅读史从创建之初, 就受到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多重影响。

一、从书籍史到阅读史

书籍史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些学者逐步建立起来的新学科。1958年,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与亨利—让·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出版, 书中讨论了1450至1800年间欧洲纸张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图书的版面与装订、印刷书出版的成本核算、出版印刷书的相关从业者的经历、版权的保护、世界各地区印刷业的发展等问题。这是第一部使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书籍史的著作。 ⁽³⁾ 此后, 马尔坦另著有《书写的历史与权力》, 对17世纪法国书籍贸易与大众阅读进行了严谨的计量分析。 ⁽⁴⁾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丹尼尔·罗希在其所编《巴黎人》中专章讨论了巴黎下层阶级的阅读情况, 并指出阅读与书写在这些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⁵⁾ 近些年, 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代表学者之一罗杰·夏蒂埃, ⁽⁶⁾ 以及深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新史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恩顿等学者, 都是由对书籍的研究探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先锋。 ⁽⁷⁾

过去的几十年中, 西方的新派书籍史家讨论了历史上的私家刻书坊以及营利性的印刷项目, 印刷术是否成为促进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的工具, 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口头文化与书写传统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还讨论了特定阅读群体的身份认同和阅读习惯、阅读策略等诸多问题。 ⁽⁸⁾ 在人类学、图像史、物质文化等研究的影响之下, 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书籍的物质形态及其对于书籍生产、传播、阅读等环节的影响。 ⁽⁹⁾ 近些年的明显趋势是, 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关照之下, 学者们对于阅读史的兴趣有增无减, 读者身份、阅读习惯、阅读反应等问题都是比较热门的话题。 ⁽¹⁰⁾

达恩顿称“书籍史”为“一门重要的新学科”,并称“书籍史研究把史学家、文选研究专家、社会学家、图书学专家或任何对书籍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兴趣的人组织到一起”,“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 其目的是理解“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 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¹¹⁾ 西蒙·艾略特与乔纳森·罗斯持类似的观点, 他们称书籍史的建立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一个是“书籍创造历史”, 即“书籍是人们用以传播观念、记录记忆、书写故事、行使权力、分配财产的工具”;另一个是, “书籍由历史创造, 即它们是被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所塑造的”。 ⁽¹²⁾

达恩顿强调书籍史之“新”, 是为了将其与传统的“文献学”(bibliography) 区分开来。与中国古代的版本学相当, 西方的传统文献学也是以书籍本身为中心, 目的在于求得最善的版本, 从而试图恢复符合“作者原意”的文本。 ⁽¹³⁾ 传统的文献学并未深究书籍生产、流传与阅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也未深思“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 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书籍史兴起之后, 文献学的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献学与文本的社会学》中, 麦肯锡做出文献学新的定义, 他说:“文献学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记录方式的文本, 及其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学科”;文献学“研究作家、印刷工和出版商对于文本的创作、版面设计以及传播;研究文本通过由批发商、零售商和教师组成的团体的配销过程;研究图书馆员的收藏和分类;它们对于读者的意义……以及读者对于它们的富有创造力的改编”, 麦肯锡称这种新的文献学为“文本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s) 。 ⁽¹⁴⁾ 这种研究路径与年鉴学派和文化史家的“书籍史”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 因此本文将麦肯锡等新派文献学家的研究也纳入了考察的视野。

书史学家意欲研究书籍与社会的互动作用,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逐渐发现, 历史上真正印刷出版过的书籍, 似乎与流传记录者不完全相符, 而读者经眼过的书籍又绝非全部对他们有所影响。换言之, 以书籍的版本和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文献学、以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为中心的书籍史(包括印刷史) 都假设了这样一个前提: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所有的书, 且以相同的方式(一般是作者所预设的方式) 理解所有的书。这样一个前提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恐怕很少有读者能够完全按照作者的原意来解读文本。《周易·系辞上》讲“言不尽意”, 《庄子·天道》曰“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 《庄子·外物》曰“得意而忘言”, 都早已揭示了言与意之间固有的矛盾。西方学者渐渐转向“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 的研究, 考察书籍如何通过读者在社会和历史上起作用。

二、阅读史研究的三个部分

阅读是一种人类行为, 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阅读行为是指阅读者与文本(此处仅指文字与符号等视觉信息) 接触并相互影响的过程。阅读行为首先是一种实践活动, 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展, 因此, 必然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学术风貌、文化特征、科技水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书籍的物质载体、流通状态等因素更是对人类的阅读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 阅读行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 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 人们期望通过阅读来探索未知、拓展思维、完善自我;而不同个体的精神面貌和知识结构又会限制其对文本的接受。因此, 对于人类阅读历史的研究, 不仅应当包括以书籍的版本和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文献学、以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为中心的书籍史(包括印刷史) , 还应该包括阅读实践本身、阅读主体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阅读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阅读史”, 就是包括了文献学与书籍史, 并借鉴了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人类的阅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其二是阅读行为本身;其三是阅读的影响。以阅读为中心, 阅读史的研究可以据此三个阶段划分为三个部分。

研究阅读行为之前的阶段, 关注书籍的生产、流传和收藏, 简单来讲, 就是想要回答何时、何地、何种书籍、以何种方式到了谁的手中这一问题。这其实大致上就是传统文献学和书籍史所关心的议题, 只是阅读史更加关心特定的读者能读到什么书。在《书籍史话》这篇重要的论文中, 达恩顿提出了“交流回路”(communication circuit) 这一概念, 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装订者、运输商、书商、读者等所有与书籍有关的人都包括在内。 ⁽¹⁵⁾ “史学家们可以向人们显示, 书籍不仅具有复述历史的功能, 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¹⁶⁾ 在《阅读史初探》中, 达恩顿建议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的反应作“历史性的研究和理论性的总结”, 他指出:“通过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 我们可以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 ⁽¹⁷⁾ 而要弄清楚读者是哪些人、他们读什么书, 达恩顿给出了宏观和微观的两个方法。前者包括通过使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来收集数据, 再进行区域与国别之间的对比, 从而给人们的阅读习惯及其历史变迁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¹⁸⁾ 后者则是对公私书目、物资和遗产清单、订书单、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进行细致的研究, 借以考察读者身份和他们的阅读兴趣。 ⁽¹⁹⁾ 乔纳森·罗斯认为:“大致来讲, 阅读史就是阐释史……是对于书籍、杂志、报纸、广告、电影、广播、音乐表演、学校课程和成人教育课程的阐释。这种方法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我们只能通过(尽可能地) 重构一个给定读者的文化食谱(cultural diet) , 然后通过问他如何解释那些文化经验来理解他的心理状态”。 ⁽²⁰⁾

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到书籍史的研究中, 最早的还是年鉴学派的一些史家。特别是弗朗索瓦·弗雷, 他在20世纪60年代团结了一批法国学者, 利用计量方法分析旧制度当局授予书籍出版发行权的许可证, 对社会文化产品给出了全景式的描述, 并对各阶层的阅读群体进行了大量的专门研究。弗雷等人的研究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显示了18世纪法国书籍出版中神学类书籍数量急剧下降、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书籍显著增加这一现象, 它表明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神性从人的世界里排除出去的努力。

不管是宏观的勾勒还是微观的考察, 无论是搜集大数据还是对特定的书目进行详细分析, 其目的都是为了重构历史上的读者群体和他们的阅读爱好, 然而, 仅仅了解读者群体和他们的阅读兴趣, 还不足以弄清他们如何理解文本, 也无法获知阅读对于他们的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 还需要对阅读的第二、三阶段进行研究。关于这一点, 夏蒂埃的研究更加深入, 也更具有开拓意义。

在林·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第六章《文本、印刷术、阅读》一文中, 夏蒂埃提出了一个简单而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每一位读过它的人而言都是一样的一个文本, 怎么会‘由于每位读者因其自身的品味不同, 而变成读者之间吵闹和争端、引起他们之间不合的一种媒介呢?’” ⁽²¹⁾ 夏蒂埃指出:这种对于文本的“程度不一的接受, 最初起因于读者本身, 因为他们相互矛盾的评判, 不仅可能源自他们形形色色的身分和性情, 而且也可能源自他们多样的能力和期待。” ⁽²²⁾ 夏蒂埃指出:对于文本的阅读, 其实是“依从于文本的一种设计(machinery) ”, 是“一种创作性的习俗”, “而其所创造的个别意义和涵意, 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者书籍生产者的意图。阅读是一种回应、一种劳动形式”。 ⁽²³⁾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阅读行为?夏蒂埃认为:“有必要将经常没有交集的两种视角一并考量:一方面, 研究文本及传达文本之印刷作品组织被规定之阅读方式;而另一方面, 专注于循着个人的见解来追踪实际的阅读, 或者在读者共同体———其成员共享着同样的阅读形式和同样的诠释策略的那些‘诠释的共同体’———的层次上, 重新构建出实际的阅读。” ⁽²⁴⁾ 此处, 前者指的是对于文本本身(文本的内容、体裁、格式等) 、编著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方式的规定(如前言、序跋、评注等) 以及文本的物质载体(书册制度、版本特征等) 的研究, 这可以包括在对阅读第一阶段的研究中。而后者则是关于实际阅读行为的研究, “诠释的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 这一概念首先由斯坦利·费希提出, ⁽²⁵⁾ 它将所有共享着同样的阅读习惯的读者组成一个群体, 考察其阅读行为的特点与历史变迁。夏蒂埃说:“我们需要开发各种重要的划分指标, 以便能够组织(对于文本的运用、甚至同一文本的各种运用的) 阅读行为的历史———举例来说, 阅读行为可以选择在兀自大声朗诵或为他人大声朗诵与无声地阅读之间;在暗自而又私下地阅读与公开地宣读之间;在宗教阅读与凡俗阅读之间;还有在‘精读’和‘泛读’之间。超越这些肉眼可见的裂缝, 历史学家必须在某一给定之时地的读者共同体中, 寻求操控阅读的支配典范。” ⁽²⁶⁾

“精读”(intensive reading) 和“泛读”(extensive reading) , 是西方书籍史研究中一个曾被热烈讨论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辛提出, 欧洲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一次“阅读革命”, 其时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 从“精读”逐步转变成“泛读”。所谓“精读”, 即反复阅读为数不多的几种经典作品, 如《圣经》等;“泛读”则是指大量阅读各种各样的文本, 如期刊、杂志、小说等, 而每种文本一般只读一次。 ⁽²⁷⁾ 这一阅读方式的转变主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特别是印刷技术的改善以及识字率的提高促成, 同时也反过来对文化的普及和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的形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²⁸⁾ 恩格辛这一“假说”影响很大, 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 多数学者都认为他把问题简单化了。达恩顿接着修正了恩格辛的观点, 他指出:“这期间最根本的变化体现在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 而不是泛读取代了精读”。 ⁽²⁹⁾

美国学者安·布莱尔也支持恩格辛的观点。她指出, 16、17世纪开始, 印刷术逐渐改变了信息生态, 书籍数量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个体所能全部阅读的程度。“书籍的过剩”改变了学者的阅读方式:以前那种精读少数几本重要典籍的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种书籍过剩的状态, 学者们不得不依靠各类工具书来辅助阅读, 必须学会有效检索、选择、组织和存储信息, 有时候还得自己编纂索引、书目、提要, 或是直接阅读摘录和被重新编辑过的文本而非书籍原本。这些都促进了各类工具书的编辑和出版,改变了人们管理信息的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理解和使用文本的方式。 ⁽³⁰⁾

仅仅了解读者读了什么, 如何阅读, 只能了解一种阅读“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历史研究还应该回到历史本身, 在研究阅读行为的同时, 还必须考察阅读的效果即阅读的第三个阶段。通过考察阅读的真实效果, 才能了解阅读在历史上产生了何种影响, 阅读在以后会有何种意义。

阅读的第三阶段, 被一些学者称为“阅读反应”(reading response) 或者“读者反应”(reader response) 。达恩顿说:“史料文献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阅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读者当时究竟是怎样理解文本的。再说,文献本身也是文本, 需要我们解读。” ⁽³¹⁾ 也就是说, 在构建读者反应的时候, 材料的搜集和理解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难题。

在《重新理解英国普通读者:受众史引言》中, 乔纳森·罗斯采用了读者的自传和回忆录来研究工人受众群体, 并尝试回答“文本如何改变普通(非专业) 读者的心灵和生活”这一问题。 ⁽³²⁾ 罗斯的研究将阅读史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读者的层面,他所重视的受众是一般大众, 而非学者和僧侣等“专业的读者”。罗斯声称自己的研究是阅读史研究的第三代。他认为:“旧的书籍史”是“一个关心为出版公司编年、恢复图书馆目录和借阅记录、计算识字率水平, 即大致来讲是设法确定一个给定的读者群体拥有或阅读了哪些书的领域”;在第二代研究, 即“新的书籍史”中, “阅读行为才开始浮现并成为一个被关心的话题”, “阅读的过程”也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 ⁽³³⁾ 第三代的研究就是受众的研究, 而且罗斯强调的是大众读者的阅读情况, 而非少数的精英群体。可以看出, 罗斯对于阅读史(书籍史) 研究演进阶段的划分, 与我们根据阅读过程对阅读史研究所划分的三个部分不谋而合。阅读的第三个阶段, 无论称为“读者反应”、“阅读的接受”还是“阅读的效果”, 关心的都应该是阅读对所有读者的影响。传统文献学与书籍史谈到读者一般都默认为精英群体,达恩顿、罗斯等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大众, 极大地拓展了阅读史(书籍史) 的研究领域。

阅读史家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几种史料有自传性的文献(autobiographical documents) 、摘录簿(commonplace book) 、杂记簿(miscellanies of texts) 、批校(marginalia) 等。自传性的文献包括读者的自传、日记、信件以及自己书写的所有有关阅读的文字记录。摘录簿是阅读摘抄的分类汇编, 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书钞”、“类书”一类的文本(也包括柯律格所讨论的晚明鉴赏类文本汇编, 以及何予明在其名著《家与天下》中谈到的各种酒令、故事集、笑话集、格言录等, 这些文本一般也被归入“类书”这一大目之下) 。 ⁽³⁴⁾ 杂记簿类似于中国古代札记性的“读书记”, 不同于与原文同行的注疏、评点、批校等文本, 杂记簿摘抄原文, 然后做出评论。自传性的文本与杂记簿反映了历史上的读者如何理解文本并在自己的书写中使用。摘录簿(类书) 是对既有文本的改编与分类, 也反映了改编者如何理解文本和期待读者如何使用文本。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讨论阅读对读者的影响, 却不能用以了解读者阅读进行时的状况。要了解阅读进行时读者的所思所想、读者对阅读的反应,目前看来, 最合适的材料就是批校。

批校作为阅读史的研究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因为批校一般都是读者阅读时随手所写, 可以最大限度反映读者当时的心理状态。美国学者希瑟·杰克森在其专著《批校:书籍中读者的书写》(以下简称《批校》)中说:“考虑到近来的研究兴趣从作者转向了读者和文本的生产、流传与接受, 各个时代的批校对于学者来讲是一个潜在的金矿。” ⁽³⁵⁾ 下文将着重讨论批校的历史与特征。

三、批校:新的阅读史研究材料

批校这一单词是19世纪早期由拉丁文进入英文的。一般认为, 1819年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 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 发表了他对散文家托马斯·布朗(Sir Thomas Browne) 作品的“marginalia”,首次将这一单词带入英文, 并且完全改变了之后英文世界的读者撰写读书笔记的方式。 ⁽³⁶⁾ 该词原意主要指“旁批”, 但是英文中一般指读者写在书中任何地方的文字。因此汉语中最合适的对应词汇应该是“批校”, 包括旁批、眉批、夹批、浮签等。汉语中称有前人批校的古籍为批校本。 ⁽³⁷⁾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批校最本质并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有两个:其一是它永久地附着于事先存在的文本上, 是一种回应性的书写材料;其二它必须是手写的。 ⁽³⁸⁾ 简言之, 批校就是读者在书本上手写的读书笔记, 包括其亲手绘制的图形符号等。近年来, 西方研究批校的代表性作品有两部, 一部是前面提到的杰克森的《批校》, 另一部是美国学者威廉·霍华德·谢尔曼的《二手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标记读者》(以下简称《二手书》) 。 ⁽³⁹⁾

《批校》一书是西方首部全面研究批校材料的专著。杰克森分章讨论了批校在书本中的位置与内容、批校的历史、批校与注疏等材料的同异、读者写作批校的动机、历史上对于批校(或者说在书中“乱写乱画”) 的态度,并提供了颇多个案研究。杰克森最核心的主张是以批校作为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材料, 《批校》一书中的个案研究表明, 读者的批校不仅可以反映其私人生活、读者的社会功能和他们所觉知的自己的社会功能, 而且可以展示读者阅读时的学习、思维过程和心理状态。

与中国类似, 西方现存的批校本汗牛充栋, 因此, 杰克森建议学者从两种类型的个案研究做起。一种是尽量搜集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书上所写的批校, 借以了解读者的阅读结构。同时, 在了解读者生平、思想、著述的基础上, 通过仔细分析其批校, 回答他是如何阅读和理解这些作品、他所阅读的书籍又是怎样影响他的思想和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第二种个案研究则以一部书为中心, 搜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对这部书的批校, 借以了解书籍的社会接受情况和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思想、信仰与知识构成。 ⁽⁴⁰⁾

对于第一种个案研究, 杰克森以书写批校著名的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为例。柯勒律治曾在大约500种书中留下了8000多条批校, 并且在生前就将自己的批校结集出版。杰克森整理过这些批校, 她指出:柯氏曾在英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埃及文甚至一些法文和希伯来文书籍中都写下了大量的批校, 这些书涵盖文学、神学、哲学、科学、政治、历史等多种学科。也就是说, 作为作家(特别是批校专家) 的柯勒律治, 其阅读面极其广泛, 而且读书的种类也不拘一格。杰克森接着根据这些批校还原了柯氏治学和写作的发展历程, 以及他与各种人物建立交游关系的经过。杰克森指出:柯氏30岁左右才开始大量创作批校, 而其诱因, 则是他读到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用铅笔写在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旁的一些评论, 华兹华斯写下评论的这本书事实上就属于柯勒律治, 柯氏用钢笔在华兹华斯评论的旁边写下了自己的评论, 并期望华兹华斯能够读到他的评论而且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些批校无疑为研究柯氏的生平、思想和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演变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同时, 它们也是研究当时众多诗人、学者和出版商的一手资料。更有趣的是, 柯氏一直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 他清楚自己因为写批校而著名。杰克森还提到, 当时很多贵族藏书家都会恳请柯勒律治在他们的藏书上写批校, 借以向他人炫耀。这都说明, 在18、19世纪的欧洲, 各种各样文本的功能并非仅仅供人阅读消遣或是增长才干, 文本本身具有某种社会性, 它能够彰显一种身份和品位, 也能够帮助形成和加固各种社会关系。 ⁽⁴¹⁾

对于第二种个案研究, 杰克森调查了大约400份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 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 1791年首版) , 发现其中一小半都有读者写下的批校。不同的批校展示了不同的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约翰逊传》一书的文本。比如散文家莱特·亨特(Leight Hunt) 在约翰逊疑病症的刺激下, 写了冗长的一段话, 描述自己长期以来也饱受此种病痛折磨的情形;英国作家海丝特·林奇·皮奥齐(Hester Lynch Piozzi) 在她手中的《约翰逊传》里, 写了很多感性而内容丰富的批校, 这是研究阅读史和文本接受的绝佳材料。杰克森还提到, 1839年大英图书馆花巨资从一个伦敦书商那里买来了一本写满批校的《约翰逊传》, 批校者称自己为“涂鸦者”(Scribblers) , 而其身份至今仍无法查明,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位“涂鸦者”乃是约翰逊和博斯威尔的同时代人, 而且他认识很多约翰逊周围的人, 因此,在批校中, 他纠正了不少博斯威尔的错误记载, 而且反驳了一些博斯威尔的个人观点。这些批校, 不仅提供了很多研究约翰逊的一手材料, 还展示了同时代的读者是以怎样的批判眼光阅读同时代的名人传记。 ⁽⁴²⁾

当批校作为一种“新”的史料为历史学家所采用之后, 它所带来的是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由于16、17世纪以来纸质书籍数量的增加和识字率的提高, 大量的批校得以保存, 因此, 批校是研究近代以来阅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材料。很多研究者也在努力寻找和使用批校材料来研究中世纪甚至古埃及的思想与文化, 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加拿大两位女学者凯瑟琳·克尔比—富尔顿和梅迪·希尔莫通过仔细研究中世纪写本上僧侣和抄手所写的眉批和旁批, 指出在中世纪后期, 已经产生了真正的对于批校的分类法, 这些批校材料可以展示当时的僧侣如何阅读经书并管理他们的知识。 ⁽⁴³⁾ 亚历山大·佩登的《埃及法老时期的涂鸦》通过考察埃及墓室中一些通俗性的涂鸦, 发现这些潦草的涂鸦要比那些精描细写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展示法老统治时期埃及的社会面貌。这些涂鸦是写在那些精致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旁边的, 因此也被学者们视为一种批校, 它们为全面了解古埃及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虽然它们看起来并不那么严肃。 ⁽⁴⁴⁾

谢尔曼不仅关注书籍中读者留下来的文字书写,还倾力于研究符号、图形等一切非文字的记录, 这种研究路径显然受到人类学的极大影响。在其名著《二手书》中, 谢尔曼称罗杰·斯托达德(Roger Stoddard) 对于书中读者留下的非文字的符号的研究开启了“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 的阅读史的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中, 读者的标记可以作为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证据的一般史料, 这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对于博学的评注的兴趣和对于著名作家的签名与原始材料的有限研究”。 ⁽⁴⁵⁾ 他提倡超越历史与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 采纳人类学的研究路数。他说:“文本学家(textual scholars) 必须既是人类学家又是考古学家, 将书籍与其他能够帮助我们重构先辈们的材料世界、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物品置于同等的地位来研究。” ⁽⁴⁶⁾

《二手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书籍中读者所绘的“手型符号”(manicule) ⁽⁴⁷⁾ 的讨论, 通过对这种特殊符号的研究, 谢尔曼向我们揭示了“符号在定义什么使我们成为‘人’这一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他指出:“对于现代读者来说, 他们的字迹会与众不同, 而他们使用的符号偏向于与他人使用的符号相同。对于近代早期的读者来说, 情况正好相反, 他们所使用的符号, 特别是手型符号,对他们自己来讲则更具有辨识性……这些对他们来讲具有辨识性的符号定然在使一本书有意义的个体化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⁴⁸⁾ 这是强调并非书籍中文本的内容, 而是对于书籍的个人化的占有(这种占有可以通过绘制极具个性的符号来实现) , 彰显了作为一个读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这个结论与安东尼·格拉夫顿对法国学者比代的批校的研究结果相得益彰。格拉夫顿指出, 比代在普林尼(Pliny) 、维特鲁威(Vitruvius) 和荷马(Homer) 等人的著作上书写的形形色色的批校, 使得这些书籍变得“独一无二”, 这些个人化的财产“证明了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超凡技艺”。 ⁽⁴⁹⁾ 格拉夫顿的研究说明, 对于书籍文字的阅读和评论使得阅读活动有意义;而谢尔曼则试图证明一句拉丁谚语:“对于书籍的使用, 而非阅读, 使我们有智慧”。 ⁽⁵⁰⁾ 这样分析书籍的阅读与使用, 讨论符号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 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注释

1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Stephen Heath, ed., Image Music Text, Fontana Press, 1977, pp.142-148.

2 Michel Foucaul, t“What is an Author?”, in James D.Faubion, ed.,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trans., Josue V.Harari, The New Press, 1998, pp.205-222.

3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Henri-Jean Martin,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trans., Lydia G.Cochra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 Daniel Roche, The People of Paris:An Essay i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18thCentury, trans., Marie Evans, Gwynne Lew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彼得·柏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 刘永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72-73页。

6 罗杰·夏蒂埃的代表作有:《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 吴泓缈、张璐译, 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洪庆明译, 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Roger Chartier, Forms and Meanings: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 trans., Lydia G.Cochrane, Polity Press, 2014.

7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 》, 顾杭、叶桐译, 三联书店2005年版;《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萧知纬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阅读的未来》, 熊祥译, 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郑国强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 Cynthia J.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Brokaw,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6.

9 C.H.罗伯茨、T.C.斯基特:《册子本起源考》, 高峰枫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D.F.McK enzi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in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9-30;Roger Chartier, Forms and Meanings: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10 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s, Readings”, in L.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154-175;Jonathan Rose,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3, Issue 1, 1992, pp.47-70;Reinhard Wittmann,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G.Cavallo, R.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 Lydia G.Cochrane, Polity Press, 1999, pp.284-312.Susan R.Suleiman, Inge Crosman, The Reader in the Text: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Jane Tompkins, e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Andrew Bennett, ed., Readers and Reading, Longman, 1995.

11 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85-86页。

12 Simon Eliot, Jonathan Rose,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Blackwell Pub., 2007, “Introduction”, p.1.

13 Jerome J.McG ann, A Critique of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Jack Stillinger, “A Practical Theory of Versions”, in Coleridge and Textual Instability:The 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Major Po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9-185;S.J.Michael, F.Suarez, “Book History from Descriptive Bibliographies”, in Leslie Howsam,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 D.F.McK 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15.

15 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85-112页。

16 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112页。

17 罗伯特·达恩顿:《阅读史初探》,《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132页。

18 罗伯特·达恩顿:《阅读史初探》,《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132-136页。

19 罗伯特·达恩顿:《阅读史初探》,《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137-142页。

20 Jonathan Rose, “Arriving at a History of Reading”,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5, 2004, p.39.

21 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阅读》,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 江政宽译, 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 第219-220页。此译本将Roger Chartier译为“罗歇·夏尔提埃”, 本文使用“罗杰·夏蒂埃”这一译名。此译本将community译为“社群”, 本文改译为“共同体”。此译本将reading均译为“解读”, 恐不符合夏蒂埃原意, 因此本文引用时,全部改为“阅读”。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s, Readings”, in L.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p.154-175.

22 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阅读》,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 第220页。

23 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阅读》,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 第221页。

24 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阅读》,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 第223页。

25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67-173.

26 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阅读》,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 第233页。此段文字的中文翻译较难理解, 因此根据英文原本进行了调整。

27 Rolf Engelsing, Der Bürger als Leser, Leser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1500-1800, Stuttgart, 1974;“Die Perioden der Lesergeschichte in der Neuzeit:Das statische Ausmass und die soziokulturelle Bedeutung der Lektüre”,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10 (1969) :S.944-1002.

28 Jonathan Rose, “Arriving at a History of Reading”,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5, 2004, pp.36-39.

29 罗伯特·达恩顿:《阅读史初探》,《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141页。

30 安·布莱尔:《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 徐波译,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1 罗伯特·达恩顿:《阅读史初探》,《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第132页。

32 Jonathan Rose,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2, p.48.

33 Jonathan Rose,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47.Margaret Spufford,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2;William J.Gilmore-Lehne, Reading Becomes a Necessity of Life: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Rural New England 1780-1835,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9.

34 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高昕丹、陈恒译, 三联书店2015年版。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Editing the“Glorious Ming”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13.

35 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36 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p.7.

37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第210-212页;韦力:《批校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8 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p.81.

39 William Howard Sherman, Used Books: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40 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pp.149-178.

41 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pp.150-165.

42 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pp.165-178.

43 Kathryn Kerby-Fulton, Maidie Hilmo, eds., The Medieval Professional Reader at Work:Evidence from Manuscripts of Chaucer, Langland, Kempe, and Gower, University of Victoria Press, 2001.

44 Alexander J.Peden, The Graffiti of Pharaonic Egypt:Scope and Roles of Informal Writings (C.3100-332 B.C.) , Brill, 2001.

45 William Howard Sherman, Used Books: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reface”, p.xi.

46 William Howard Sherman, Used Books: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reface”, p.xiv.

47 Manicule一词源于拉丁文的“手”(manus) 和“小手”(manicula) , 通常绘作, 是12-14世纪欧洲读者最常用的一种阅读记号。William Howard Sherman, Used Books: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p.29-40.

48 William Howard Sherman, Used Books: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p.51-52.

49 Antony Grafton, “I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 Marginal Enterpris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 Society of America, Vol.91, 1997, pp.147-148.

50 William Howard Sherman, Used Books: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reface”, 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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