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乃“国家之大信”，具有普天之下，率土遵行的特点。因此，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法律教育，并将它作为化导民风、让百姓知法守法及预防犯罪的制度性规范来执行。自周朝制订成文法开始，就有“月吉读法”的传统。明朝进而将民众不易通晓的法律条文，翻译成白话，颁发到全国各郡县，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目的是让百姓周知而不易犯。

清朝康雍乾时期，国家处于“盛世”，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对民众的法律教育也提升到制度层面。具体做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普法宣讲成为定制，并纳入官员考核系统。雍正七年，在全国各州县城镇，普遍设立公所，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即朔望之日，由州县官率同教官，以及佐贰杂职各员，亲至公所，齐集兵民，进行宣讲。在大乡大村，人口稠密的农村，普遍设立乡约所，在举人生员内，选老成有学行的一人作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的三四人为值月，每月朔望之日，齐集全乡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与百姓宣讲。讲读的内容有两项，一是《圣谕广训》，二是国家法律。《圣谕广训》是依据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由雍正帝亲自阐释的万言训谕。这十六条也是劝谕民众承担法定义务、遵守公序良俗的权威，简约而又通俗易懂的行为规范。具体内容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从广义来说，“圣谕十六条”中的每一条与法律紧密关联，因而要求官员在宣讲过程中，每一条都要直接与大清律例一一对应进行串讲。如“和乡党以息争讼”的宣讲，直接把尊老爱幼纳入社会规范，“你们若不和乡党，便犯了律上所载：乡党尚齿，违者笞五十的罪了”。再如“完钱粮以省催科”一条中宣讲：“你们若不完钱粮，就犯了律上所载：人户所纳钱粮，以十分为率，一分不足者杖六十，每一分加一等。其势豪大户不纳本户秋粮，五十石以上问罪监追，完日发附近充军的罪了。”其他各条也全部与“法律所载”一一对应，进行宣讲。

讲读的另一项内容是狭义的法律，即清律。雍正帝深知百姓往往因无知而犯法，特命刑部、礼部等相关机构，刊刻法律，使之家喻户晓。

清朝规定，宣讲不得流于形式，更不能走过场。法定程序是：必须由州县官将圣谕广训逐条讲解，务求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还要用民间常发生的事例做比喻，使百姓真正理解、通晓。并将所刊刻的法律条文，明白宣示，使之凛然警惕，不敢触犯。州县官历来有父母官的称谓，要求他们如父之教子，师之诲弟，恳切往复，孜孜不倦，百姓围绕一周，环听之下，触动内心，日迁善而不自知。

乾隆五年，《大清律例》在全国颁布实施。乾隆帝采纳云南按察使张坦熊的奏请，进而把宣讲法律纳入官员考核系统。由州县教官负专责，按季轮流，亲自赴所辖乡村市镇，将圣谕广训及法制禁令，进行宣讲。务必令全体百姓，乃至老幼，全部知晓。如果著有成效，由上司察实保题，从优议叙。反之，如有玩忽从事，以及在宣讲过程中需索滋扰等弊端，分别参处，追究责任。上司如果徇隐，即以徇庇例处分。

整体上看，雍乾时期的普法宣传，颇有成效。很多士家大族，都将“十六条”及易犯法律条文，纳入家法族规中。

二是对民众容易触犯的专项法律，进行警示教育。雍乾以来，伴随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越发突出，而因田宅钱债所谓民间细故而引发的刑案大有高发之势。为此，雍正二年特颁谕旨，将《大清律例》内所载《斗殴律》等，逐条摘出，进行通俗解释后，经审查通过，颁发各省，令地方官刊刻出来，在大小乡村，处处张挂，如因风雨损坏，重新翻刻、张挂。乾隆元年，又采纳广东按察使白映棠的奏请，把百姓最容易触犯的条文，如盗贼、窝家、人命、斗殴、私盐、私宰、赌博、犯奸等类，从清律内摘出，详晰注解，汇成一编,于每月朔望，逐条讲解，务使农夫稚子，皆可通晓。并令地方官刊刷成帙，广为传布。第二年，乾隆帝在批阅司法机构呈报的案件时，发现各省命案，大多是因斗殴而起，甚至挟持凶器，互相杀伤的案件，时有发生。乾隆帝认为，这都是因为百姓平日不知法律，而地方官又不能时时化导，使无辜百姓日蹈法网而不能止。本着儒家不得“不教而诛”的法律理念，为此他谕令各省封疆大吏，以后必须督率有司，多方宣谕，实力劝勉，务使闾阎咸知法纪，顾惜身家，远离罪戾。河南按察使隋人鹏据此进而奏请，将雍正皇帝颁发的有关《斗殴律》的上谕，及刑部遵照谕旨所开列的《斗殴律》各项条款，通行刊刻，在讲约所设立专门刊刻法律的石坊，使百姓触目惊心，并令约正每次宣讲上谕之后，再唱读法律条文。在僻远乡村，不能遍竖碑坊，仍照例刻示张挂。如此一来，万民共得观览法律，互相讲论，时存提撕警戒之心，其好勇斗狠之习，得以化解，命案也可以逐渐减少。清廷予以采纳。

鉴于江南等地因灾害频生而致“民变”多发的情况，乾隆帝在动用国帑赈济斯民的同时，考虑到百姓“罔知礼法”，特设“宣谕化导使”，派四员前往地方，专门就国家法律、政策进行宣传教育。此举受到署理两江总督尹继善的质疑，他奏请停止，乾隆帝批评他说：多一番宣谕化导，小民自然加一番提撕警省。况且教化者，乃是国家之大务。卿是读书人，不可看轻此事。坚持实行近二年之久。

清朝不但在全国城乡普遍刊刻、讲解民众易犯法律条款，而且，根据各省不同的民风习俗，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警示教育。乾隆十二年，江西按察使黄岳牧上奏说：刊刻的律例告示，易遭风雨，且愚民目不识丁，难以通晓。为此他提出，将《大清律例》中与江西省百姓所常犯的条文，摘出刊刻成帙，按州县大小分发，散给各乡约保人等，令其宣讲诫谕。仍听各县刷印遍给，广为传播，随处晓谕，使百姓常存怀刑之念，不敢轻犯。乾隆帝对江西的做法予以肯定。

三是公布犯罪情由，警诫民众守法。清朝对命盗重案形成一套严密的审转复核程序，秋审制度更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成就；而对社会危害大的极端犯罪行为，多采用不经秋审的简易处理程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要公布犯罪情由，目的是警诫民众守法。乾隆二十五年，由都统觉罗勒尔森奏请，经刑部议准：凡决不待时的犯人，地方官将正法人犯姓名、犯罪事由张挂告示，使百姓知悉。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乾隆帝以国家慎重刑罚，而秋审招册内情实应勾决的人犯，每年总不见少，难道是朝廷的教化没有效果，抑且是百姓不知犯法之由，而轻蹈重辟乎？为此确定：秋后处决时，将犯人必应正法情节,摘出简明数语，揭示通衢，俾百姓触目警心，不致轻罹法网。

两年后，陕西巡抚毕沅上奏说，他巡历陕西各地，所至之处，无论城乡村镇，每见张贴誊黄谕旨处所，黎民接踵摩肩，群观聚诵。为此他奏请将各省立决人犯，由刑部摘叙简明情节，按月汇查进呈，颁发该省督抚，刊刷誊黄，分发通省恭贴，则随时逐事，百姓得以共见共闻。使得百姓咸知律法森严，互相儆惕，不轻罹法网。乾隆帝对毕沅的奏请非常重视，发交刑部讨论通过后，令各省督抚于奉旨后，将该犯应处决、应末减之处，就案情摘示。

清朝对民众的法律教育，贯通有清一代，而以雍乾时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效果也堪称最好。这项制度的推广，对保障国家政策的实施，特别是法律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构成了“盛世”图景的重要一环。

注：本文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