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步入专业化、科学化的轨式,实由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导其先路。该派从理论方法、叙述模式、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反思公式主义,提倡理论与事实的融合;由通论到专题,型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式;开辟区域经济史研究,促进学科交叉。由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由草创期转入稳步发展期。“现代史学”派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走向自觉和成熟,而且有利于整个历史学以及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
“现代史学”派; 中国社会经济史; 专业化与科学化; 转向;
诞生于1930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曾与食货派、唯物史观派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驾齐驱。然而,当今学界在系统阐述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发展历程时,多把目光集中在食货派、唯物史观派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三个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团体,而对“现代史学”派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现代史学”派与《现代史学》是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史学”派成员主要是中山大学文史学科崇尚“现代史学”旨趣的师生群体,以朱谦之及史学系学生为主要代表。他们在1932年12月发起“现代史学”运动,刊行《现代史学》期刊,将社会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及最新研究趋向。针对社会史论战后社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重理论轻史料、以宏观通论为主要叙述模式、以社会形态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等问题,“现代史学”派主张理论与史料并重,重视专题经济史研讨,真正将宏观泛论的社会形态史论述转变为细致专业的社会经济史考究,从理论方法、叙述模式、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型塑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模式。
社会史论战掀起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同时也暴露了经济史研究在初兴阶段的弊病。19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关注,认为要想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有必要追溯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由此兴起。“就整个论战而言,有一半以上的篇章以‘经济’为题,或以‘经济’为主。”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是论战除去政治意义之外最重要的学术创获。唯物史观成为参战者主要的理论武器,在五四运动后尤为流行。从政治层面看,它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建设方案;就学术层面说,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国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因此,参战者常常依据马克思社会发展分期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形态,但也随之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大家所注意的,还是怎样把中国经济史的材料,套入西洋经济史的公式里去的问题,又怎样拿西洋经济史的分期标准来划分或比拟中国经济史的问题。这样一来,便始终忽略了中国经济史的特质。”侯外庐称这种现象为“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其直接后果是片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特殊性。
“现代史学”派对社会史论战存在的公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1933年,作为论战主阵地的《读书杂志》停刊,论战高潮戛然而止。“现代史学”派首先接过论战的大旗,《现代史学》杂志遂成为论战继续和深化的阵地之一,专门开辟了“经济·社会史”专栏,成为当时国内学术期刊最早设立经济史专栏的杂志之一。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参战者大部分都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一书最早肯定了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也都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但“现代史学”派大部分成员认为中国存在奴隶但不存在奴隶社会,其中以陈啸江、王兴瑞为代表。陈啸江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对社会史论战十分感兴趣,经常与傅衣凌、邓拓等人交流看法。他在1932年转学至中山大学史学系,成为“现代史学”运动的一员主将。陈啸江认为:“中国因无希腊罗马的不断的战争的环境,一方面又有巨量的人口存在着,所以很自然地可主张中国的奴隶劳动,始终未占主要的形态。这个主张我想除非死争着四阶段的公式的人们,是没有不首肯的。”与陈啸江共同编辑《现代史学》杂志的王兴瑞也持同样的看法:“奴隶制度是不是一切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只要是稍能认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经济组织有莫大影响的人,都决(绝)不会做肯定的答案。”这一争论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达成基本共识,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现代史学”派关于奴隶制的论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除奴隶制问题之外,关于秦汉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性质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泛封建论者”往往依据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市民的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主张这段时期为封建社会。对此,陈啸江在其代表作《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形态——佃佣社会。它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农业社会,“集约经营”极端发达,具有农器具专门化、灌溉系统发达、耕作技术提高等特点。无论是经济基础抑或是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形态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傅衣凌称赞道:“言唯物史观者每把社会公式化,其结果必视中国社会及文化所在进展阶段甚低,此说却能于物的基础上给中国社会及文化以正确的位置。”
“现代史学”派积极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不为马克思主义分期公式所羁绊,不以西方历史演变为标准,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唯物史观最初引进和传播阶段的教条化习气。他们较少受政治倾向左右,其史学实践丰富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当然,沿袭是引进外来理论时不可逾越的方法,但如何处理本国历史发展的特性与外来理论的关系,如何使其适应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一直到今天也是我们需要探索、尝试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在对唯物史观教条化问题进行反思之后,“现代史学”派改变了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重理论、轻史料的方法,提倡诠释与实证并重的会通路径。社会史论战是一场理论之争,其文章多属于宏观经济史、理论经济史之类,缺乏翔实的史料支撑,陈啸江称其“所论争的往往所涉范围太大,甚至在一篇短文中,要泛论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大事”。“现代史学”派反对这种理论化、空洞化的研究路径,注重史料搜集,正如该派成员梁瓯第所说,材料宁缺毋滥,多作参证与比较的功夫,搜集大量材料以备去、取的可能的范围。1933年,《现代史学》发刊词阐明了历史构成法(搜集史料)与历史进化法(理论诠释)相结合的“现代史学”方法,旗帜鲜明地呼吁综合“考证考古派”与“历史观派”之长。随后该刊立即推出了“中国经济史专号”,所刊发的文章注重实证与诠释并举。
这期经济史专号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现代史学》带动下,《中国经济》和《食货》等杂志的风格都有意无意地受到此专号的影响。《中国经济》杂志在第2卷第9、10两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两册,推重从具体的题目入手,少作空泛的理论。1934年12月,《食货》半月刊创刊,其宗旨为将致力于“不能急,不能讨巧”的史料搜集工作。《食货》主编陶希圣与《现代史学》不仅互通信件,而且也发表彼此的文章,交流密切。在此稍前,专以搜集中国经济史料为目的的期刊,还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陈啸江认为,这些专门刊物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般趋势。固然有人反对这种趋势,以为有微小琐碎之嫌,“但是要使中国经济史走上科学之路,这种披沙采金,点滴集(积)累的基础工作是必需的”。《现代史学·中国经济史专号》的出版,引起更多期刊关注经济史研究。从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开始由社会史论战时期的草莽风格向专题化研讨过渡,最终形成独立的、现代的中国经济史学科。
“现代史学”派注重史料搜集,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模式由整体、宏观转向专题、细密。社会史论战专注社会形态研究,致使论战者将目光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上,更多关注“通”与“变”的长时段研究。这类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过分热衷于研讨大题目,对史实勾勒难免粗枝大叶,缺乏专题研究的细致与深度。因此,论战高潮过后,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团体均开始注意专题探讨。最先有意促成这个倾向的是《现代史学》所刊布的经济史文章,“每篇皆就一小题目,加以深入的研究”。这些经济史专题论文在社会形态、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农业经济、商业货币、财政税收等领域均有涉猎,真正做到了将社会形态史研究转换为社会经济史研究。
农业和农村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农村社会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社会性质。要了解农村的社会经济,田赋制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它不仅与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关系到王朝更迭。“现代史学”派成员戴博荣的《明代的田赋制度与垦荒政策》一文,较早关注到明代田赋制度。中国田赋制度的基本架构始于明代一条鞭法,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在中国赋税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戴博荣详细梳理了明代民田及官田的来源、分类及丈量方法,厘清了明代赋税制度从夏秋两税到一条鞭法的流变过程。但此文偏重史实梳理,有待进一步发掘明代田赋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关联。继戴文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也陆续刊发了多篇讨论明代田赋制度的文章,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先后刊发了梁方仲的文章,他运用计量史学分析法科学地考察了明代田赋的负担数量及区域差异;《食货》刊文则可视为戴氏文章的扩展和继续,既对明代的田赋种类及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还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揭示出明清社会演变的情状。
与农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还有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尤其是农具的改进和利用。当时学界考察农业生产技术的论述多以专题为主,系统梳理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技术流变的综合性论著则比较少见。刘兴唐撰写的《农业技术之史的发展》一文,自原始社会采集农业开始,涵盖农具、水利、畜力等各方面生产工具的革新24。而本科阶段跟随朱谦之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王兴瑞,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一书,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农业依旧停留于旧式阶段而迟迟未走上新的阶段,“新式农业技术在今日中国是没有前途的,除非整个中国社会走上了新的阶段”。与刘兴唐相比,王兴瑞的研究内容不仅涵盖了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灌溉、农产品产量增减和土地分配情况,还扩展至农民阶级、宗法组织等社会上层建筑;研究时期则从原始社会延伸至民国时期。该书将史料整理为主导的经济史考察还原为实证与诠释并重的社会史研究。
相较于农业经济在社会史论战中受到的广泛关注,商业、货币、都市、财政的相关研讨则相对匮乏,而“要正确地把握中国农业经济的本质与其发展,必须进而更就其与工业生产、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等之相互关系上来把握,才有可能”。对此,“现代史学”派也多有尝试,其中戴裔煊关于食盐行销制度的研究堪称典范。1942年,他在导师朱谦之的指导下,完成了45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后扩展成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该文主要围绕北宋时期食盐的生产、销售、专卖制度进行全面考察。牟润孙夸赞说:“作者引用宋代著述二百余种,于宋代售盐给钞制度之实现、沿革、官员、地区以及此制度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与影响,无不溯其本源,明其流革。考证至为细微,叙述也颇能得其体要。”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了解社会历史的关键,戴裔煊不是单纯从史料层面考释经济制度,而是意在阐明宋代盐钞制度的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关系,以经济制度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势。
“现代史学”派围绕与商业有关的专题还精选了一些国外趋新的研究成果加以译介。譬如在货币使用方面,戴裔煊翻译了国外史学家Cavter的《纸币印刷考》。该文详述了自唐代至明清纸币的印刷及发行情况,戴裔煊评价道:“Cavter是文,能将中国纸币印刷的经过情形说出,钩元握要,挈领提纲,是不可多得的作品,惟文中有待补充和说明的地方很多”。与之相关,朱希祖翻译了日本经济史专家加藤繁的《交子之起源》一文。该文作者对交子起源的三种说法作了审辨与考订,阐述了交子发行的方法及流通手续。关于商业都市的考察,岑家梧翻译了日本学者小竹文夫的《南宋之都市生活》。该文认为,“中国近代史,应从南宋始,尤其是持着近代要素的理由而划分的更应从南宋开始”。这些译著可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直接参照,对提升中国商品经济研究水准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现代史学”派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和译介,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商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冲击了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使民族工业遭受外国驻华企业的碾压,造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此背景下,戴裔煊通过分析宋代食盐官卖制度的利弊,建议当时国民政府食盐专卖制度应该采取提高食盐收价、按时给值、严禁侵欺舞弊及严密监督食盐煎晒过程等措施。陈啸江也指出,当前暴露的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高级农业社会(佃佣社会)的商业资本发展规律有关,要积极引导商业资本化为工业资本,新旧方法结合实施。总之,“现代史学”派的商品经济研究力图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借鉴,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
“现代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高度称赞。如《〈现代史学〉不日复刊讯》一文赞曰:“本校史学研究会所创办之《现代史学》,用最新治史之方法,于史学界中独树一帜;出版以后,颇为中外人士所注重,邻邦杂志中,并有介绍其文章者。”《史学研究会近讯》一文赞曰:“《现代史学》发刊以来,甚有荣誉,日销路亦颇畅旺。”当然,物极必反,“现代史学”强调由“通”至“专”,也难免忽略由“点”到“面”,没有很好地综合贯通。在不同阶段及领域的专题研究,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贯通,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史演变的整体面貌和特征。由“通”至“专”是过程,由“专”入“通”才是目的。
我国古代早有地方志,但真正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则是在1930年代。论战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泛论社会形态问题为主,往往倾向于整体和综合,较少留意局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随着社会史论战的深入,局部研究开始受到关注,“现代史学”派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开创性贡献。
《现代史学》在1933年发表了王充恒的《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研究》一文。作者结合时代背景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茶业、盐业、酒矿业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及其影响因素,并将其放在全国经济范围内予以比较和衡量,最终得出南方在宋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捩的枢纽”这一结论。继王充恒之后,食货派张家驹陆续发表了《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等专门探讨南方区域经济史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从分析南方的农、工、商业的经济发达盛况扩展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步完善。
王兴瑞可视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他是广东琼海人,其文章多是关于海南岛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涉及海南岛的农业、商业、手工业、海外贸易、汉黎交易等多个方面,由农村到城镇,从内陆到海外,全方位展示了海南岛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他的《海南岛经济史研究》(1935年,未刊)一书被视为“国内第一部地方经济史研究的专著”。除了专题研究,王兴瑞还首次系统提出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了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方法、需具备的基本知识、研究步骤、资料收集、撰述等一系列问题。他主张局部要和整体紧密结合,认为“只有经过一番精细的分析工作,他日总能产生一部理想的综合的中国经济史”,要“从整个社会观点上去理解经济的机构”。关于区域史的研究,王兴瑞提倡跨学科方法,要具备充分的地理知识,还要熟悉该地方的风俗人情,充分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尤其注重民间文献的搜集,留意其来源及正确性。王兴瑞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构建的地方性经济文化系统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结合了该区域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体史研究。他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在当时具有开创性。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经济学方法与理论的应用至关重要。关于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兴瑞指出:“一是从动的观点上去把握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以一部经济史不是静止累积,而是变动的、发展的经过;一是从整个社会观点上去理解经济的机构”,“把经济机构从孤立的变为和整个社会组织互相联系的”。他主要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视生产力及生产技术,认为“生产力是经济基础之决定条件;而生产力的决定者又为生产技术”。他还注意到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研究经济史的人不可不具备充分的地理知识,研究地方经济史尤然。因为地方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既依地理区域来划分,它的任务便在指出该地域经济发展的特殊形态及其特质,这些原因,往往要于地理因素中求之”。此外,经济学中常用的统计方法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利器。“历史家中只有社会史家、经济史家才真正能运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王充恒在考察宋代南方经济的发达状况时编制或借鉴了多个统计图表,涵盖宋代南方的漕粟增加数目、田赋征收、丝织业产品、通商口岸等各个领域。王兴瑞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时也编制了大量的统计图表,来展现不同时期的农具种类及水利灌溉的详细情形,这些统计数据为学界研究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此后,“现代史学”派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进一步扩展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值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边疆危机逐步加深,边疆开发日益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现代史学”派地处岭南,多次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特色。1936年,王兴瑞考取了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一方面师从朱谦之继续研究历史学,另一方面追随杨成志攻读人类学、民族学,其硕士研究课题是《海南岛黎人研究》。他认为,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关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整合:第一,对历史学意义重大,可以获得纸本以外的材料;第二,可以发展民族学,一方面使世界民族志拓展一个新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新材料的发现,使民族学的理论建设得到更丰富的印证;第三,给人类学增加了一种宝贵的比较研究的新材料;第四,对民俗学而言,“愈是在文化程度愈低的民族里,民俗资料的保存也愈丰富”;第五,保留着原始的方言资源。这体现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将学科交叉的方法由经济学领域扩展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王兴瑞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皆有研究。早在1934年,他与岑家梧通力合作,实地调查后撰写了《琼崖民俗及其他》一书。该书搜集、整理、记录了海南岛黎人的社会概况和风俗习惯,是“最早从民俗学视角研究海南文化的代表作”。王兴瑞阐明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及意义,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上一切文化低级的野蛮民族……这些野蛮民族给我们保留着我们祖先过去活动的状态,研究他们(这些野蛮民族)的生活,即无异直接研究文明人的古代社会”。他借用人类学知识分析了黎人的婚姻制度,将其分为族外婚、族内婚、转婚制多种,认为黎人母系制度虽然早已为父系制度取代,但妇女地位并未十分低落,如可以为峒头或酋长、可以出席全体大会等。有学者认为,王兴瑞成为“中国萌发时期人类学进入奠基发展阶段,中国传统的‘民俗’研究转向人类学时期的中坚力量”。其人类学研究师承杨成志,重视田野调查,偏向史料搜集,不太注重理论分析和架构模式,属于中国历史学派人类学。
简言之,“现代史学”派在区域性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筚路蓝缕、拓荒发轫之功,不仅深化了对各地区社会经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探求中国经济史发展的整体面貌。该派的区域性社会经济史研究融经济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为一炉,呈现出注重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色,其研究可视为日后“傅衣凌学派”的滥觞。傅衣凌学派又被称为“闽粤学派”,以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史研究者为主体,其研究方法在传统史学、经济学方法之外,不断尝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的整合,突出岭南地域特色。区域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再次复兴,给予了社会史乃至历史研究全新的视角,其中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研究尤其受到重视。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及多样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必经之路。
193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正处于拓荒期,虽然社会史论战启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但如果没有后期学院派学者的加入、专业刊物的助推,很难使经济史研究走向专业化的正轨。“现代史学”派依托现代学术建制,提升了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品质和学术影响力,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完善。1937年,陈啸江为中山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撰写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划书”,提倡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并制定了分期或分步研究计划。这实际是经济史学科自主意识的体现。
“现代史学”派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式,不仅推动了民国时期经济史学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整个史学和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一方面,它更新了史学研究的宗旨、理论、方法和内容,促使史学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带动了历史学的整体变革;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多是基于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而形成的,难免与我国实际状况不完全契合。“现代史学”派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史实,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使更多的经济学者注意到历史因素。“现代史学”派为经济史领域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对话整合提供了早期范例。
作者简介：
殷飞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