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历了1980 年代反思之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今天又到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需要对前一个时代（大略为1980-2015 年）的情况进行的反思。在前一个时代，经济史学科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新的经济史的出现与发展。这种新的经济史与美国的新经济史（即计量经济史）不同，指的是中国经济史学在1980 年以后出现的新学术，其中也包括从美国引入的计量经济史。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新经济史”都是经济史学科学化的产物。二者各有优点及缺陷，但也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用科学的方法重构历史。对于二者，我们既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也要充分认识其不可替代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各种旧的和新的研究方法，只要有用，我们都应当敞开胸怀，积极接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济史学现在正在遭遇的危机，把经济史学的科学化不断向前推进。
[关键词] 反思 新经济史 回顾 分析 展望
本文来自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因篇幅所限，论文注释从略。
反思的时代，时代的反思
今天是一个反思的时代，需要我们进行时代的反思。科学家施一公近来指出：“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他这句话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反思。有意思的事，他认为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和变革”，就“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揠苗助长”。在这个大背景下，对史学进行反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不断进行反思乃是一种常态。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要重写历史，就必须对过去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因此反思是史学发展长河中的永恒话题。
在西方史学界，反思是经常性的，不仅以“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为标题的论著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了以此为专门讨论的杂志。每次大的反思，都催生了新的一波“新史学”（New History）的出现。先前的“新史学”，至此却变成了被批判的“旧史学”，而新出现的“新史学”随后又变成了“旧史学”。这些“新史学”（或者“新新……史学”）不断接踵而来，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相接，后波推前波，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在中国史学界，虽然情况与欧美有所不同，但反思也十分频繁。在中国的近代史学建立之初，学者们对传统史学（即“旧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结果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兴起和近代史学的建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这种“新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反思”。经过这个“反思”，以往的“新史学”几乎被全面否定，代之而来的是以苏联史学为范本的“新史学”。到了1958 年的“史学革命”中，又对前几年建立的“新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种特殊的“反思”不断上演，结果是“阶级斗争史学”、“儒法斗争史学”这些更新版本的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中国史坛达十余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八十年代，历史学界对以前三十年的中国史学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对于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史学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这三十年中国史学得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之一。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进行的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反思，即时代的反思。
到了今天，中国史学似乎又到另一个反思的时代了。王学典说：“‘文革’结束已经快40 年了。30 年河东，30 年河西。历史几乎每隔30 年都要出现一次轮回：从1919 到1949，从1949 到1979，从1979 到2009，几乎都是如此。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 年开始，像中国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一样，中国史学事实上又面临一次再定向，或者说，已经进入又一次再出发的前夜”。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对中国史学的“前三十年”（1950-1980 年）进行反思的时代，那么今天则是一个对“后三十年”（1980-2010）的史学进行的反思的时代。这次反思是对先前反思之反思，借用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今天就是一个“反思反思的时代”。在这个时候进行的反思，如同前一次反思一样，也具有时代意义。因此，今天也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而今天进行的反思也是时代的反思。上一次反思的主要成果，是使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得以从“前三十年”中盛行的许多框框套套中解放出来，并且破除了中国史学界这三十年的封闭状况，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得以“开眼看世界”，形成了“西学”引进的热潮。陈春声指出：“三十年前，在刚刚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之下，有点生吞活剥地介绍和学习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以几乎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功利色彩的理论热情，甘愿冒着各种风险，反思当时我们认为关系到整个历史学发展路向和学术基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之同时，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也就随着改变了”。“后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史学在上一次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到了今天，“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学生中，懂得‘叛师’的最优秀者，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然而，在“后三十年”中形成的“新史学”中，到底有哪些积极因素值得发扬，哪些消极因素应当扬弃？在这个新的世代交替的时候，对“后三十年”进行反思，无疑对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欧美史学界的历次重大反思活动中，经济史都是主要领域，因此反思所催生的“新史学”也以在经济史领域中最为成功。中国史学界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界反思中，经济史起了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经济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由于自1950 年以后中国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后者高度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经济史在“前三十年”中的“正常时期”，在中国史坛上一家独大，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到了“后三十年”的前二十年，经济史学仍然是中国史学各学科中实力最大者。正是因为这种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反思，也是从经济史学开始、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最为成功的。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始的反思，对“后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此以经济史学为重点来反思“后三十年”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很有意义的。
在“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中出现的最值得关注的新事物之一，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经济史研究的出现。这种经济史研究与“前三十年”中的那种“老”的经济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称之为“新”的经济史研究。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使用“后三十年”才出现或引进的新研究理论、范式、方法，对新的领域和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史研究。这个新的经济史是“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成果，也是中国经济史学赖以出现繁荣局面的学术根基。然而，上面所说的新的经济史，不等同于美国学界所说的“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前者泛指我国史学界在“后三十年”出现的不同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史研究，而后者则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专门名词。但是两者都是经济史研究科学化的产物，而且彼此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先从美国的新经济史说起。
计量经济史的盛衰：狭义的新经济史在美国
现在许多学者心目中的新经济史，乃是美国的新经济史。这种新经济史最主要的特点，依照福格尔的诠释，乃是“重新建立起过去曾经存在、但却没有发扬的计量方法，强调重新组合原始资料，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计量处理，强调去发现那些无法直接计量的经济现象”。简言之，就是充分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因此新经济史也被称为计量经济史或经济计量史、数量史学或量化史学以及历史计量学，等等。虽然这些名称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它们谈的实际上仍然是同一门学科。由于我国学界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史，因此在本文中也采用这一名称。
计量经济史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以于1958年康拉德和迈耶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的发表为标志。而后发展迅猛，诺思和福格尔也因在这方面的贡献于1993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量经济史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史革命”。这个革命对经济史学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古德里奇说：“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其结果，使得“经济史研究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文字形式表现，一个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史’，后者已经不能称之为‘经济史’了，需要另外起一个名称。”
计量经济史虽然以计量研究为特色，但其内也包括了不同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依照雷德利克的总结，计量经济史研究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数据处理”，以戴维斯、休斯和菲什洛等为代表。与以前运用数据的传统经济史学家相比，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更多的和更为复杂的统计工具，但兴趣依然在收集信息；第二种倾向是“经济史学”，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他通过计量，对各种假设进行翔实的探讨，并根据这些经过验证、定义明确的假设，构建经济史学；第三种倾向是“准经济史”，以福格尔、康拉德和迈耶为代表。他们基本上都是模型构建者，通过定量方法依靠想象和虚构进行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假说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顶多能够自圆其说。他们的成果是准经济史，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模式。
虽有上述差别，但计量经济史的各种流派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依照安德森的说法，量化历史是一系列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技艺的总称。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计量经济史也不例外。
在美国，计量经济史兴起之后，出现了一个热潮。美国历史学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意识到了“历史中的量化”会促使新型分析技术和新型研究机构的诞生，于是为此专门设立了“定量资料协会”，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康纳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开设暑期讲习班，为历史学家们讲解量化方法。1968年期，密歇根大学的国际政治科学研究联盟开始在其“定量方法培训班”中提供一门量化历史分析课程，为期四周，一直持续到现在。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美40%的历史系在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加入量化历史的相关训练。
然而，这个热潮并未能够延续下来。余英时指出：“量化史学在六十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行为）都曾予以援用。但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历史’还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关于建立规律、精确、预言或预测等等的需求……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
有些计量经济史学者可能不同意余氏的看法，但是更多的学者则持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早在1986年，梅纳斯和纳迪涅里就已提出这样的的问题：新经济史发生了什么？到了2001年，克拉尼斯和卡尔托在题为《经济史的危机》文章中明确指出：“量化史学一度风光无限，但是近来其用来研究经济史的所有方法的却似失去了根基”，从而出现倒退。
为什么新经济史会遇挫败？原因当然很复杂。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问题，第二是未能得到历史学家的理解和协助的问题。下面，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问题。
经济史研究必须以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基本分析工具，这没有异议。正因如此，经济史是一个介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由于离不开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所发生的变化，必定对经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
经济学向来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妄自尊大，而是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科学化的学科，即如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所言：“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然而，经济学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学科，所以傅斯费尔德调侃说：“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给一个变化着的学科带来变化着的问题。因此经济学是一个永远变化着的学科。”既然经济学本身在不断变化，那么就不能指望某种或者某些特定的方法会永远有效，永远正确。由此来看，计量方法也不是经济学的万能灵药。
计量研究的基础是数学。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一个原因是它与数学有密切关系。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萨缪尔逊也指出：“如果不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波尔就不可能完成那些科学革命。仅仅阅读19世纪的经济学著作或者由教书匠和空谈家炮制的现代改写本，是不能使人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温特劳布则具体地说明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数学简化了经济学原理。在数学中，一些变量与另一些变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可用来描述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有关经济变量命题的描述越丰富，解释也就越有力量。”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最早、也最成功地运用数学的学科，因此也成为最早、最成功科学化了的社会科学学科。
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使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精确化、形式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过度数学化的一些弊端，引来诸多批评。王国斌指出：“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三十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达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而特纳更指出：“传统经济学为了数学上的优美和得出确定的结论，忽视现实，把现实中重要的问题假设其不存在。”
“新经济史革命”后，上述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1985年，索洛直率地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德赛对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概括说：新经济史的特点在于用数学公式把使用经济学理论得出的分析变成可以验证的形式，并通过统计方法加以检验。因此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明确的模式，并试图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计算该模式中的各种关系。判断某一经济模式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就是该模式中的方程能否被清晰地识别，而识别问题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很难。由于今天的经济学在数学化的方面走得太远，许多学者惊呼经济学已经面临危机。事实上，这个危机在计量经济学的鼎盛时期就已出现，不过当时未受到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87年，费尔德在他主编的《经济史的未来》一书中的第一页中断言：“计量经济学革命已经死去”。
由于经济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经济学所遇到的问题自然也严重地影响到经济史学。索洛批评一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认为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数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在此情况下，经济史如果依然过分尾随计量经济学，当然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历史学家的理解和协助问题。
经济史学本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要进行经济史研究，必须经济学与历史学双方良好配合。但事实是这种配合并未得到重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双方的问题。
在今天西方学界，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高度自我封闭的学科。拉塞尔说：经济学人往往将基于数学语言的形式建模和依靠统计工具的精确因果推断视作最高级、最“科学”的方法取向。由于历史学并未具有这个特点，因此许多从事计量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甚至蔑视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
在这种氛围下，历史学家的工作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忽视。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没有历史学家做的工作，经济学家的研究可能一钱不值。余英时说得好：“史学论著必须论证和证据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绝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学家方面，问题也同样严重。早在40多年前，巴勒克拉夫就已尖锐地指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这是因为史学家有“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因此，“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
由于这种保守主义心态，许多经济史学者对计量研究怀有一种疑惧和排斥的心态。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大多数只受过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者来说，计量研究是一种全新方法，要掌握这种方法，就必须从头学习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乃至数学的许多相关知识和技能，而这绝非易事，也非可一蹴而就。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拒绝学习这些方法，更无论更新和更专业的资料技术了。识此之故，许多学者即使是使用计量方法，也只是其中最简单的种类（例如简单的统计等）。
以上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计量经济史的发展，也使得计量经济史在美国之外未能取得重大进展。哈特威尔指出：在经济史学的发源地英国，“（美国的）新经济史对现存的经济史研究构成一种挑战，但并非一种威胁。在英国，新经济史也绝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发展”，因此也未能为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接受。
科学的经济史的变迁：广义的新经济史在中国
如前所言，本文所说的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新经济史”，与西方学界所说的“新经济史”并不等同，因为前者所包含的内容比后者更为宽广。不过两者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国际学坛过去一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史学科学化过程的产物，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新史学”运动中的一个方面。
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史学都出现很早。但是今天我们的史学早已不是传统史学，而是出现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近代史学。这种史学属于人文学还是社会科学，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过似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其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才有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历史学界最大和最高的学术组织命名。既然是社会科学，史学研究就必须遵从科学研究的原则，换言之，史学研究必须“科学化”。
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发轫于十九世纪后期，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至今仍然在进行。余英时对此做了一个总结：“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继长增高，至五十、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极”。计量史学就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叶，是史学科学化的潮流到达登峰造极阶段时的产物。
然而，史学的科学化绝不只是计量方法的运用，而是整个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计量方法尽管非常重要，但是毕竟只是经济史研究方法科学化诸多内容中的一种。史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美国资源委员会对科学研究的定义是：“科学研究工作是科学领域中的检索和应用，包括对已有知识的整理、统计以及对数据的搜集、编辑和分析研究工作。”量化方法只是对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方法只能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的整理、统计以及对数据的搜集、编辑等工作基础之上，其分析研究得出的结果也需要用别的方法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应当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史学的科学化问题，而不能把史学的科学化等同于量化，也不能把史学科学化导致的一波接一波的“新史学”以及所催生的新的经济史等同于计量经济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可观成就，形成了中国的新经济史，但这主要并不是表现在计量方法的引进和运用，而是在其他方面。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史料学的科学化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两个方面。
（一）史料学的科学化
科学研究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科学的史学研究必须以可靠和充分的史料为基础。因此获得可靠的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第一步。为了获得可靠的史料，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辨，以去伪存真。这就是史料学的任务。吴承明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
如前余英时所言，史学的科学化始于十九世纪末。其开端乃是史料学的科学化。在西方近代史学史上，兰克被认为是近代史学的主要奠基人，兰克学派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期西方的主流史学学派。兰克史学是最早的“新史学”，因为它强调“信史”，而信史是建立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上，所以历史非仅只是史料搜集，而更须使用科学的方法详加考定整理，故被称为“科学的历史”。以后的各种“新史学”都是在兰克史学基础上出现的。
兰克所进行的工作开启了史学科学化进程。传统史学在史料鉴别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钱乘旦指出：“兰克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写作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到了兰克，史学才开始科学化，因此被称为“兰克革命”，而兰克创建的新的史学则被称为“科学的史学”。兰克认为史学是通过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献资料，并依靠这些经过考证的史料，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兰克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为此制定了一套规范，从各种资料中搜寻有用史料，并证明其可靠性，才可以使用。通过使用这种科学化的史料学而得到的可靠史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因此，历史学的科学化开始于史料学的科学化。
研究经济史必须以可靠的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导致严重错误。经济史学的科学化也始于史料学的科学化。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长期过程，但是直到今天，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并未结束，科学的史料学依然是经济史学的基础。
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运动，就是在西方的史学科学化浪潮激荡之下出现的。自梁启超开始，“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但是当时主流史学所追求的科学方法，主要仍然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这一点，傅斯年这样认识：“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因此，除了少数学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外，绝大多数经济史学者使用的仍然主要是史料收集、整理和考证的方法。中国史学本有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与兰克学派有颇多共同点，都是强调史料，注重考证，以致有“史料即史学”之说。因此中国史学家很容易接受兰克学派的方法。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以史料考订学派，成为此时期中国史学的主流，并被认为进入了西方史学的主流。
在史学科学化这个阶段，形成了此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特点：虽然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仍然以史料的收集和考据为主。如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中号召：“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在《发刊词》中也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数据。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数据，有了这种数据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在此学风的引导下，此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非常注重史料的考订。可以说，这是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在中国的第一步。
1950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1949年以前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为“以论代史”的做法。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重视史料考据的学风受到猛烈批判。这种轻视史实的风气，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通过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在经济史学领域中，虽然重史料、重考据的研究学风并未完全消失，但是总体而言，“随着毛泽东史学思想对史界全局的规范，史料考订派的存在显得尤不合时宜了。而1958年的‘史学革命’，可以看作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计量经济史研究高度依赖充分和可靠的史料，因此史料学的科学化进展对计量经济史的影响尤其重大。刘子健指出：“年鉴学派收集资料，加以排比，试寻其关联与背景。但往往花了莫大力气，却无从判其所以然。”这在中国史研究中更需注意：“由于中国历史变乱相循，数据散失，社会调查不易进行，所以也不必强寻历史全貌。而量化学派统计数据来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这是可行的，只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数据。当前研究中国历史不能采用的原因，在于数据不足。”在中国，“前三十年”那种高度政治化的学术氛围中，科学的史料学几乎扫地以尽。这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一个灾难。因此即使是受过良好西方经济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者，也只能从一些经过自我进行的政治性筛选后得到零星的史料，对所研究问题进行揣测。由于缺乏坚实的史料支撑，这些揣测的结果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
到了“后三十年”，中国史学外部环境有了巨大变化，中断多年的史料工作也重新开展。收集、发掘和整理史料的工作在此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刊布。其中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数据选编》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数据汇编》都规模巨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记录入计算机，建成有关数据的数据库；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等单位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满铁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已开始。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数据以及各种民间数据不断出版公布。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也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和出版。特别到了近年来，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更以空前的速度进行，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收集和整理的史料都达到了惊人的数量。这些，都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当然，这些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还只处于史料学科学化的起始阶段，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要把这些史料变为可以信赖和便于使用的资料，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唐传泗就近代经济史数据的搜集、考察、审定和加工整理等问题指出：数据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而必须精细小心，强调做计量研究应先要打好数据基础工作。章有义也指出：“计量材料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绝不能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而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材料，逐一进行细致的审订和校正，变无用为有用。计量分析对于历史尤其经济史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比较切实的数量可据。”因此，如果不充分认识史料学的科学化对于史学的科学化的重要作用，就很难进行史学研究，而对于严重依赖大量和可靠史料的计量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吴承明指出：“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方法也必须科学化。计量方法正是科学化研究方法中的一种。
计量方法是一种数学的方法。经济史与数学二者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希克斯说：“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而特别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亦即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更是如此：“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巴勒克拉夫说得更直率：“经济史永远具有计量化的方向。”在中国，吴承明也告诫我们：“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统计的都应尽可能做计量的分析。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计量分析才能具体化，有时并可改正定性分析的错误。”既然具有统计学特征，就需要使用统计学方法，而统计学方法正是一种计量方法。
经济史与数学之间具有的特殊的关系，而数学又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计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计量经济史也因此而在今天的美国被视为经济史的正宗。
但是，经济学并不等同于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的方法除了计量方法外，还有其他多种研究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但也各有其适用范围。如果对某一种方法的使用超出了其适用范围，则难免出差错。换言之，任何一种方法，无论有多好，但都不是万能的。因此不能过分强调某一种方法而排斥其他方法。
由于经济学内部包含许多不同的方法，因此经济史从经济学中获得的方法，也绝非仅只计量方法一种。吴承明说：“按照诺斯的说法，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特别值得重视的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制度经济学方法（也可称社会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等等”。
这些经济学的方法，在国际经济史学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和不同国家，都起过、并且仍然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方法自身也在不断更新改进，因此在美国之外，这些方法仍然是经济史研究广泛运用的方法。因此之故，即使在西方经济史学界，计量经济史也只是在美国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在英国以及欧陆则否。
在中国，自195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史学研究的主导，导致了经济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变革。这个变革一反过去主流史学“有史无论”的偏见，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这种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史学革命”领袖、年鉴学派的旗手布罗代尔的著名口号“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有不谋而合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对过去被历史学家漠视的人民大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研究，这对促进经济史研究范围的扩大，也有重要意义，即如巴勒克拉夫所言：“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中国经济史学（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学）也有一些创新，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理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中国特色。但是，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这个变革出现了严重偏差，导致史学政治化，教条主义盛行，以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基本上被全盘否定，经济史学同整个史学一起，逐渐演化成为“阶级斗争”史学，而最后结果则是在“文革”十年中盛极一时的“儒法斗争”史学。这种“儒法斗争”史学荒谬绝伦，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史学摆脱了以前所受的束缚，取得巨大进展，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因为理论与方法不同，中国经济史学逐渐分化出了以傅衣凌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史学派和以吴承明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史学派。这两个新学派的形成，表现出中国经济史学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吴承明前面说到的各种经济学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得到了运用，是导致新的经济史学派形成的原因之一。
各种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导致了“后三十年”中国的新经济史的出现和繁荣。这里我要强调的是：（1）尽管中国经济史学出现分化，但总的来说，其社会经济史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2）上述分化与国际潮流不谋而合。在西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史的分化日益扩大，其主要产物有二：一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计量经济史的兴起，另一则是以英国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史的出现。英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于1966—1967年间就经济史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决定拓宽经济史研究领域，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史”学科，并予以资助。这个“经济－社会史”学科成立了自己的学会，有自己的研究经费。英国经济史学会创办于1927年的《经济史评论》是西方经济史研究的权威杂志，1991年起，该杂志增添了副标题“经济社会史杂志”，标志着它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从单一经济史杂志向经济社会史杂志转变过程的完成。到了今天，国际经济史学越来越多的学者采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我国的经济史学在此时期的变化，也与这个国际大趋势相一致。
因此，比起美国的新经济史，中国的新经济史具有更多样的方法和更宽广的内涵。不过，二者仍然都是经济史学科学化的产物，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风格。
排斥还是接纳：计量经济史在中国
美国的新经济史（即计量经济史）和中国的新经济史（即在“后三十年”出现的新经济史），虽然都是经济史学科学化的产物，但是彼此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只有清楚地认识这种关系，才能正确对待计量经济史这一经济史学中的新生事物。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使用计量方法，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科学化取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中心是1934年创立的以清华大学学者为主的“史学研究会”。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统计学方法受到重视并被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1935年，梁方仲发表《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对利用史籍中的数字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阐述。张荫麟在《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中，也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汤象龙对张氏运用统计法上的缺失还提出过批评。这些都表现了经济史学者使用计量方法的尝试，尽管使用的还只是比较简单的统计方法。在中国，更加专门的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一般认为是巫宝三。1947年，巫氏团队的《国民所得概论》出版，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在海外的中国经济史学界，继续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仲礼、刘大中、叶孔嘉以及费维凯、柏金斯、埃克斯坦、罗斯基等。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经济的著作都使用了计量的方法。但是，除了柏金斯等少数学者著作外，这些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当时的“当代”经济问题，虽然有时也会回顾之前的情况，但都很简略，而且回顾涉及的时期也很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计量经济史，还处于萌芽阶段。
在中国，计量经济史的出现是较晚的事，其主要原因是计量经济学很晚才引入中国。如前所述，经济史研究必须以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引，而在“前三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经济史研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定性研究，因此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也基本上是定性研究。经济计量学引入我国很晚，标志性事件就是有名的“颐和园讲习班”。1980年夏，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之邀，率领7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来中国，举办经济计量学习班，地点在北京颐和园，故称“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00多位中国学者接受了此次培训，这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拓荒性事件，标志着计量经济学引入中国。自此之后，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发展迅猛，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引进和走红，经济史学家也开始在研究中使用计量方法。首先是一些海外使用计量方法的经济史著作开始进入中国，令中国经济史学者大开眼界。其中柏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引起轰动。到了1990年，张仲礼发出呼吁：“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计量方面应比一般的史学有更高的要求，能用数量统计的应尽量用数量统计，以显示事物量的变化过程，能定量的尽可能作定量分析，以确定事物变化发展的程度。只有建立在大量扎实的数据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工作才是真正扎实的。经得住考验的研究工作，其成果也必定是坚实可靠的。”在此情势下，一些经济史学家开始尝试在研究中使用计量方法，并得出了一些以往使用定性方法无法得到的结论。不过，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使用还很局限，一方面是使用的人不多，另外一方面则是所使用仍主要是简单的统计方法。
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计量经济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彭凯翔对此分四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重点：第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估计；第二，对发展模式的争论和相关检验；第三，关于市场制度及其效率的讨论与量化研究；第四，对国家能力、社会控制与外生冲击等问题的反思及其因果性检验。这些研究深化了对“马尔萨斯陷阱”、“斯密增长”等经典命题的认识，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国家、市场、家族、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仲伟民、邱永志也对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的最新热点——中国历史上的GDP的估算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和分析。
为了推进计量经济史的发展，陈志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合作，于2013年开始，举办了四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参加讲习班接受培训的学者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数总计达五百余人。尽管培训的实际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但是如此众多的中青年学者踊跃报名参加培训这件事本身，就已表明中国经济史学界对计量经济史的期盼。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坛中，虽然计量经济史还只是一个较小的分支，但是其影响正在迅速增长，成为中国新经济史未来发展的一个亮点。然而，计量经济史要为中国经济史学者真正接受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现在仅仅是开始。
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者对于计量经济史持有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一些比较资深的学者则抱有排斥的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比较保守，而根本原因即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计量经济史方面的问题，例如一些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方面存在差错（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研究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对所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了解不够（有时甚至是完全不了解），而且也往往未能摆脱索洛批评一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的做法。
但是，计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无人能够回避的。特别是到了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如果经济史学者忽视这一点，势必被时代抛到后面。2014年，一位名为尼克的作者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数据时代的读书》的文章，宣称“‘科学化的历史学’搁现在就是‘计算历史学’”，并把历史学家狠狠地调侃了一番。该文并非学术文章，所言也有些哗众取宠的味道，但有一点值得历史学者思考：如果不正视今天的现实，自己所进行的研究或许就会被时代淘汰。
当然，计量研究并不等同于大数据研究。计量研究有诸多方法，适用于不同题目的研究。这里，就以我本人的一项研究为例，看看计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有用性和重要性。
我采用历史国民帐户系统方法，对十九世纪初期江南华亭—娄县地区的GDP进行研究，然后在与荷兰学者范·赞登使用同样方法对同一时期荷兰GDP进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判定当时江南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这个研究主要使用的就是计量方法，因此获得了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成果，给予江南地区到底是“极端贫困”还是“富甲天下”，以及江南地区在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学界聚讼不已的问题以一个合理的回答。
不仅如此，计量方法在史料辨伪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些情况下，对于那些即使是被视为“原始数据”的史料来说，计量方法在其辨伪方面很有用，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的。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今天这个“史料爆炸”的时代，面对新发现史料排山倒海般的出现，不使用数据处理，这些史料将无法使用，许多研究也就难以进行。而数据处理就建立在计量方法基础之上。
因此，对于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学者来说，因为不熟悉而拒绝计量方法，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当然，要接纳这种新方法，就必须投入精力去了解它。尽管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但也是很值得的，因为我们研究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得到历史的真相，而计量方法在其适用范围内，确实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很有用手段。
开放与交融：新经济史的未来发展之途
如前所述，史料学的科学化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经济史学科学化的两大组成部分。对于科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说，二者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都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从事其中一个方面的学者，必须重视另一方面的学者的工作，加强交流和了解。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必须相互学习，相互了解，从而开展真正的合作。
席德号召重在定性研究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和重在定量研究的“新经济史学家”之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多沟通。一方面，前者需要学习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后者需要学习历史学方法，需要尊重史料。他在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特别强调计量史学家向传统史学家学习，他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做的各种定性研究，计量史学家可能就会误解了他们用以量化研究的材料的意义；没有史学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理论学者也很难设定各种近乎真理和实际的模型。”
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方法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至于这些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错误结论。因此，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应当向经济学家学习，尽可能多地了解经济学方法。
另外一方面，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家也要向历史学家学习。历史学家认识和处理史料的经验是进行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在选定和整理好原始史料后，对史料中包含的具体信息的分类与编码也需要依赖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由于时代背景错综复杂、史料建立和涵盖的时间长短不一，史料记录内容可能不一致或不完整，且难以今日的常识直接理解。此外，单一历史材料也可能包含多种类型和层次的信息，需要细致、全面地理解和辨别。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有对特定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才能选择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并正确解读分析结果。只有对数据来源的选择性有充分认识，才可能避免错误解释分析结果或过分夸大结论的代表性。而这些必要的历史背景往往是通过传统文本分析获得。特别是在计量经济史研究方面，历史学家的帮助，一方面可以深化对定量分析结果的理解和解释，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定量分析结果和定性研究结果进行经验比较，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减少主观性风险的影响，提高对研究对象全面、深入的整体认识。历史学家进行的定性分析，对于以复杂的人类行为为研究主题的社会科学必不可少。因此，经济学家必须取得他们的帮助，方能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这里我还要强调：除了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外，未来的新经济史还需要更多的方法。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尽可能正确地重现过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框架中，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才能把问题弄清楚。因此，虽然研究对象是局限的，但研究却是全方位的。克里吉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经济史也不例外，“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然而现实是，“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首先，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其次，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最后，经济史也受到‘历史假设’的困扰，‘历史假设’不仅违背事实，也违反最基本的常识”。他接着说：“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
要达到这个目标，绝非仅只使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就可以奏效。因此经济史研究还应当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并采纳这些学科新近取得的成就。斯波义信引用弗里德曼的话总结说：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至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都可以参考借用。例如，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由抽象到具体，先假说后论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模式（从具体入手，注重统计）以及别的研究模式（如把以社会横断面比较为基础的复数指针进行组合，根据对各种指针的比重及组合方式的适当处理进行归纳，等等），都可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此外，经济史研究也需要从向自然科学借用方法，并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受益。近年来史学科学化的趋势，除了表现为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外，还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史学的渗透。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研究来说也非常有帮助。
最后，我们回到新经济史话题上来。在美国，经过关于新经济史的论争，经济史已成为经济学学科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再是经济学学科中一个孤立的和边缘的子学科，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新经济史努力要表现得像经济学其他子学科一样，使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技术来研究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近一二十年来中，经济学其他领域的人开始加盟经济史研究，一个原因是新经济史学家显示了历史题目可以用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来分析，因此那些从事宏观经济学或者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历史题目。同时，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在经济学其他领域中也有了更多的读者。这样，新经济史使得经济史走完了融入经济学的过程。在中国，新经济史有着更加宽广的内容，它所引起的争论，也激发了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对经济史的兴趣，因而使得更多学者加入经济史研究事业，从而告别了“前三十年”中经济史研究主要为政治服务、只有历史学者关注的局面。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新经济史都对经济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作用。到了今天，它们又都开始融入更广大学术领域新进程。
因此，我们在讨论新经济史时，最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它们的未来，而关键就是经济史学家敞开胸怀，正确对待各种新旧研究方法。韩愈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各有专长，有自己最熟悉、最喜欢、运用最为得心应手的方法。但是使用所有方法的共同目的，都是揭示历史的真实。同时，各种方法也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因此我们应当对其他学者使用的与自己不同的方法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而不能抱有偏见。吴承明说得好：“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数据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
因此，经济史学者对于各种方法应当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可以盲目推崇新方法而扬弃旧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今天的新经济史推向新的高峰。多年前，巴勒克拉夫就已警告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经济史也不例外。经济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相互学习，并向其他学科学习，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经济史学才能在新的挑战前面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这就是新经济史未来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