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唐研究》第十一卷

　　研究历史，贵有创见。在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唐宋时代观，无疑是一项富有创见的发明。

　　内藤湖南先生治学，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国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过统览中国历史的全局、考察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疏理三千年来中国的纷繁史实，着重举出了唐代和宋代的显著差异。他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将他这一出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此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史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内藤富于创见的这一学说，讲学而有宗旨[1]，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有助于人们分梳纷如乱丝的史实，把握其中要领。

　　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它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

　　内藤生前，他的唐宋变革说启发了他的门生对六朝、隋唐、唐末五代、两宋直至清代的研究，促进了内藤史学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内藤身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见解得到了弟子们的进一步实证性的阐发，也引发了同行间的异议。从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简称“历研派”，又称“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意见的对峙，论争涉及内藤说对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的诠释，课题因而不断扩展，研究不断深入。热烈的辩难结出了硕果，产生了大批兼具实证性、思考性的卓越论文和专著。随着史学家对各自专门领域的史实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对于唐宋变革时期的诸多事象呈现（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属于同质的延续，哪些属于异质的断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1945年前是唐宋并称，而今天则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这已经成为通识。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

　　流风及于欧美。在西方史学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学者把宋代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有的称之为“新世界”[2]。这样的评价，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内藤史学的宋代近世说的直接、间接影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曾有过白乐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主持的“宋史手册计划”（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白乐日曾于1957年亲赴日本。非常遗憾，这一计划由于白乐日的过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美国“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纽约召开“传统中国社会”讨论会。其后日本学者宫川尚志以一种思辩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做了英文提要，将内藤的“论说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标题“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并附以内藤门人宫崎市定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刊于美国最重要的亚洲史杂志《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号上[3]。这大概就是内藤说在西方被称为“内藤假说”的张本。1967年，Burton Watson译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4]。吉川书讲解宋诗及其历史背景，在英语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国的早期近代的观点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过了历史著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向西方介绍内藤学说在日本的运用[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是由于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被介绍到西方学界，他的名字成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国历史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学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变革说继五六十年代的论争之后受到了日、美学者又一轮的质疑，例如，寺地遵认为，二战后宋代政治史研究陷于闭塞的倾向，远因应从二战后已经“化为比较类型论的唐宋变革说”中求之[6]，因为唐宋变革说过于注重形式的比较而化约了复杂的历史，不免欠缺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7]。可以说，自从内藤说问世以来，无论是它的正面阐述，还是它引起的辩难和质疑，都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趋向更加邃密深沉。

　　人们看到，内藤说的生命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这一唐宋变革说的论旨上升到了思辩层次，它带动了学者研究的课题意识。所以，尽管学者着手的具体课题细腻狭窄，但思路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开阔。人们看到，学者研究宋代不再局限于宋代自身，无论是研究不同地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深入分析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者是以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为政治主体研究它们的运作实态，都注重考察宋代的以前和以后。具体地说，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虽然唐宋之间仍有某种因袭和延续[8]，但是，学者都不再把唐宋两代视为同质的因袭和延续而忽略从唐代寻求断裂的源头。同样，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宋元的延续，探索唐宋变革带给元、明、清的后果。这好比中国历史棋局上的棋子无论摆置得多么密密麻麻，因为内藤提出这一创见，棋子覆盖之下的棋路犁然分明。实际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学者很少不是以唐宋变革为预设而进行研究工作的。

　　其次，由于内藤先生的这一发明，变革观受到普遍重视。而今变革观正在延展空间和时间双维，时间范围逐渐扩大考察宋元以后，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及于当时的中心之外的边远地区。在日本和美国，专著往往冠以唐宋转型（Tang-Song transformation）或唐宋变革（Tang-Song transition）的标题[9]，论文题目有“唐宋变革”字样的更不计其数。至于文章之内，“变革”二字，触目皆是。不仅如此，有些论述更将考察变革的视野扩展到元明和明清时期[10]，相应提出近世变革发生于明清不同时段的多种主张。近年，在我国史学出版物中，探讨唐宋之际历史变革的文章和专著也显见地多了起来。其中对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趋势。人们注意到，日本宋史学界当前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日本明清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课题，例如，国家权力的产生和再组，地域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基层之间的中层环节，经济交换在建构社会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作用，小农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育成和发展。从这一意义来说，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仍然是日本今天宋史学家的研究出发点[11]。或许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从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历研派”（“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的论争是内藤唐宋变革说影响的第一波; 1980年代以来，唐宋变革说导致研究时空的延展，明清研究或帝制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研究的一些焦点问题反向启发思考宋代课题是该说影响的第二波。第一波是就唐宋转折是中世还是近世的时代性质进行争辩，没有脱离唐宋时代本身; 第二波则超越唐宋变革说的思维定势，注意借鉴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社会研究、专制国家与小经营者再生产体系研究，以回顾唐宋变革时期。

　　再次，内藤在他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宋代中国迈入了近世（早期近代），这一见解引发了多方面的反响，讨论中国史的中世和近世的起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国学界的课题。在西方，长期以来，至少从黑格尔以来，流行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各种形态的中国历史停滞论。而今内藤率先提出宋代近世说，开始扭转有关中国发展停滞的论?#123;。诚然，对于宋代高度发展以后的中国是否又陷于惰性的停滞问题，内藤没做答复[12]，但是，在打破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说上，他首着先鞭。与此同时，内藤说的时代分期也诱发历史学界一度热烈讨论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是否都遵循世界史统一发展规律，并促成学界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如今回顾起来，内藤说提出之初，大概任何人在当时都不会想到，此说实际上也是从政治方面探讨中国走向近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早表述。

　　今天，关于唐宋变革之后的中国是进入了近世还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时过境迁，中外学者已经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致再做时代性质的争论。对待唐宋变革这一似乎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述，或许由于耳熟能详，人们也不再怎么理会它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温故知新，回顾一番唐宋变革说的由来，对人们展望今后的研究路径不无教益。

　　此外,还有不应该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内藤一生治学始终密切关注现实，他的宋代近世说与他对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局观察有密切的联系。密切关注现实，既是内藤的治学特色，也是他在政治上曾经为人诟病所自。关于内藤的时代局限性和他的一些明治后期国民主义言论，本文将放在内藤史学与现实关联的章节中叙述。

　　笔者近年阅读了海内外一些有关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的论述，深受教益，本文中正确的地方都是得自这些论述。内藤唐宋变革说为什么具有这么持久的指导作用，个中情况，值得探讨。但是，这一探讨既需回顾百余年前日本近代史学的成立过程，又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动态。面对这样一个课题，笔者过目的书刊极其有限，了解的情况更是一鳞半爪。文中涉及的日本用语或许不尽符合日本实际情况，因为日本不同学派使用同样的术语有时各有内涵，而笔者对此往往格义不清。笔者明明自知外行而仍斗胆妄陈陋见，区区私衷只是为了形诸文字，藉以就教于读者。

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

　　　

1．1 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简介

　　内藤先生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13]，唐宋变革说的提出，只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内藤提出此说，始自20世纪10年代。从1907年到1925年，内藤任教于日本京都大学，作为声誉最高学问最深的大学教授，逐年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文化”、“中国近世史”等课程。他在这些课程的绪论中，另外还在他1914年刊行的政论性畅销著作《支那论》第一讲中，基于他的广义文化史观，即一种把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包括在内的文化史观，将自草莱开辟直到明清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以唐末五代作为从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频频为唐宋之际的变革与此前此后的明显差异做出了综合表述和概括诠释[14]。

　　内藤对唐宋变革说所做的单独成篇的系统表述，见于他1922年5月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5]，而这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就是从他的《中国近世史》的绪论移植而来的。毫无疑问，与他分散发表的文字或讲义相比，《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最集中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深思熟虑。看来，内藤此时此刻刊出此文，当是他确信以他“四库全书的化身”[16]般的博览强记和以他对中国学问的明敏透彻的了解为基础，他对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的概念性通盘思考已然成熟，他对唐宋之际的诸多变革及其时代性格的推勘已然就绪。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的主旨在于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17]。内藤所列举的唐宋不同的显著差异是: 在政治方面，(一) 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予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三) 中国从来没有人民的权力。在贵族政治时代，人民被认为是贵族全体的奴隶；隋唐时期，人们从贵族手下解放出来，农民是国家佃人，由国家直接统治；到唐代中期，租庸?#123;制崩坏而改为两税法，人民摆脱了束缚于土地的佃农地位；进入近世，由于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平民有了处置土地收获的自由，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四) 科举普遍化，官吏的登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除官的均等机会；(五) 政情不同，特别是朋党从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之争变化为宋代不同政见之争。在经济方面，(六) 在宋代，货币开始大量流通，货币经济盛行。最后，在狭义文化方面，(七) 唐代中期以后，学术不再墨守儒家经学的义疏，而是启动自我的思索进行新的诠释；(八) 文学上六朝以来流行的四六骈文到了唐代中叶变为散文体的古文，文章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唐诗之外，发展起来诗余——词，打破诗律格局，表达更加自由。(九) 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画，五代两宋变化为屏障画；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转盛；舞乐也是如此，原来服务于贵族，而今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为趋归[18]。

　　由此可见，内藤的唐宋变革说设定了中世贵族政治与近代君主专制政治相对立的概念。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阐发的这一要旨，另在不同的著作中做过或详或略的反复叙述。但有一点需要留意，内藤的叙述在不同场合难免略有出入，如果要确切理解内藤有关贵族政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与君主制的概括思考，自应尽可能搜集他前后所有的论说，加以比较。例如，关于贵族政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与君主制度的差异，他在《支那论》第一讲论述得比较详细。直到去世之前两年，1932年7月，他在为弟子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做序，又一次提纲絜领讲到他的时代分期：“余尝在大学，所讲授禹域上世之史，以新莽为断; 近代之史，晚唐至元为限。”[19]在这里，按照内藤先生自己的说法，上古以新莽为断; 近代之史以晚唐至元为限，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的时代断限便不尽一致。

　　内藤先生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篇幅不长，全文不过五千五六百字，但要言不繁,论次俱当事理。此文展现了他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在内的广义文化史观的梗概。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征引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多以此文为定本，兼顾他在《支那论》第一讲中有关宋代进入近世的论证，而较少响应他此前此后的分散论述。上文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内藤的这一思考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由于宫川尚志的介绍而被通称为“内藤假说”。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蒲立本（Ed. G. Pulleyblank）、杜希德（D. Twitchett）等多人予以高度评价[20]，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频频引用。由此看来，内藤说之获得国际学界认可，无疑应当归功于他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入浅出的系统表述。

　　人们也许会问，唐宋变革论这一历史论域（historical discourse）或“假说”（hypothesis）何以最先产生于日本? 在中国，陈寅恪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1]但是，时间上晚了很多。这一时间差的产生，揆其原因，当是由于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学术生态不同。返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在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其语境已然大不同于中国。在日本，经过维新时期朝野上下的汲汲努力，西学知识体系很快跨过了格义阶段，在幕末兰学—洋学基础上迅速移植于日本土壤。日本学界开始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体制，多方培育人才，建设近代学科。与全面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同步，日本从高等学术机关到民间，无不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以日本近代史学的成立为例，并仅就研究明治维新史的情况而言，在明治时期，官方除了太政官系和宫内省系修史之外，还有史谈会系、彰明会系（藩阀系）、旧幕府系纷纷投入维新史和幕末史的编纂工作; 至于民间，则有立志社系、民友社系、宪政史系、唯物史观系的大批学者致力于维新史学的研究[22]，盛况空前。在史学繁荣景象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事(narrative)体例被引入日本。同时，日本高等学府教师根据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提出倡议，经文部省再三斟酌，逐步建立日本史、东洋史、支那史（中国史）的教学和科研体制。仅此一端，已经鲜明地显示了中日两国学术生态的不同，而两国学术生态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国学术转型的差距。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正是体现这一差距的一个案例。

　　　

1．2 从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看他的中国历史时代分期的特点

　　如上所述，内藤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是摘取他的《中国近世史》讲义的绪论，加上唐宋时代观的标题而单独予以发表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看到，他在此文一开头就点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五代一段过渡期”[23]，在文章的结尾，他再次特别关照读者：“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24]显然，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有他对中国史时代分期的通盘考虑为预设，他的唐宋变革说所反映的只是他通盘考虑中国历史而对这一关键时段所作的表述。

　　据内藤的授课讲义，他为自草莱开辟以来直到明清的中国历史做出一套上古、中世、近世的线性区分序列如下，过渡期嵌入其中[25]，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线性分期序列：

　　上古……… 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 (前期中国文化形成，后期中国文化向外发展)

　　第一过渡期 ……… 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时期)

　　中世………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 (外部种族势力觉醒，力量反弹及于中国内部)

　　第二过渡期 ……… 唐末到五代 (外部文化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时期)

　　近世前期……… 宋元时代

　　近世后期……… 明清时代

　　下面就让我们对他的中国史时代分期的特点略做探讨。

　　一、就引进西方史学的时代分期作为参照系以研究东方历史而言，内藤并不是日本首开风气的人物。内藤之先和与内藤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大多追随欧洲历史学家，依据社会进化阶段论而相信历史基本上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分别。他们之中有人还认为，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历史发展代表世界历史的通则，而中国为例外。内藤与当时日本流行的历史发展观不同，很早就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坤舆文明论”的见解[26]，他高度评价坤舆文明之内的东洋文明的“中核”——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认定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轨范，主张中国的时代分期应以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依据。

　　在时代分期的形式上，内藤无疑参照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分期范式。因为在内藤之前，早自明治时代之初起，日本已经开始接受从西方传来的史学学风和方法，而从1886年创建东京帝国大学以来，人们又开始按照德国L. von Ranke学派的方式研究日本史和东洋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刊行的许多东洋史教本和著作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王朝分期，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史学的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历史三分（tripartite periodization）断代法。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内藤借用“近世”概念规定宋代的性质的时候，似乎无意中承认了西方历史分期为中国历史分期的准绳。但是，实际上，内藤的时代分期与西方历史三分法只是貌似。一方面，他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和朝代谱牒史的局限[27]，以“时代”替置“朝代”; 另一方面，他的时代分期依据的准绳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发展史脉络。内藤明确指出，仿效西方的时代划分，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没有意义[28]。他强?#123;，“如果要做有意义的时代划分的话，就必须观察中国文化发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按照文化的时代特色而划分时代”[29]。因此，他根据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脉络考察中国的历史，归?#123;若干王朝共性及其发展趋势，整合之为若干中等时段，替置中国史上的“朝代”，这是他与各位先驱者划分时代法最明显的不同。他的断代分期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某些具体考虑上,人们每每提出不同的看法与他商榷,但恰恰是这些商榷性的异议,反而见证了内藤的分期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从古到今的通盘理解，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撷取西方史学的分期法作为外在的框架缘饰。

　　至于内藤判断宋代为中国的近世的论点，看来是得自研究日本史的同行的启示。他说，“在日本也有有力的历史学家主张”按西方意义的分期处理历史的变革[30]，他所说的有力的历史学家，据后人研究，当指内田银藏和原胜郎[31]。内田和原均毕业于东京大学，是Ludwig Reiss的弟子，具有深厚的西洋史知识。在京都大学，内田银藏研究和讲授日本史，原胜郎担当西洋史讲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内田银藏治国史学，擅长于史学理论，日本历史著作中的 “近世” (西方学者均译之为前近代/pre-modern)这一新词，就是由内田银藏首开风气，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以处理日本历史的。内田研究比较了鎌仓以后、江户以后、明治以后三段时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当是转换期的结论。于是他使用近世一词专指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德川幕府时期（1616-1853），亦即日本史上经过政治的统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町人 (市民) ”生活的繁荣过渡到近代的阶段[32]。顺便指出，内田银藏参照西方史学体系研究国史，将“近世”一词引入日本近世史的研究，时间上是在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两年的事情。内田银藏后来的研究也扩大到中国，他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绪论中称，“宋元明的文物即近世中国的文化”[33]。紧继内田之后，原胜郎在1906年出版《日本中世史》，在论定日本中世与近世的转折时期上，内田和原两人有共通之处。无待赘言，内藤在京大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是在职同事，当然互有影响。

　　此外，在内藤的时代分期中，平民力量的“抬头”是内藤的宋代近世说的重要指标之一，内藤在研究日本的应仁之乱（1467-1477）[34]的时候指出平民力量的上升; 在研究唐宋转折时候认为平民的某些私有权在宋代得到承认。重视平民，也是当时日本史学的时尚。平民的兴起不仅是内田银藏、原胜郎的研究对象，也早已是从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全六卷，1877-1882）以及当时日本民权主义史学家，例如民友社史学家竹越与三郎、德富苏峰、山路爱山等人着重阐发的内容[35]。内藤显然受到这些史学家宣扬的概念的影响。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发表之前之后，内藤从他的日本、中国文化整体史观出发而多次发表过类似如下的见解:“大凡历史，从某个方面来说，总是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36]内藤正是从他的这一广义文化史观出发，在研究日本史时指出应仁之乱是大名华族取代公卿华族以及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历史分水岭；在论及中国史时，指出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具有由贵族向君主制过渡和平民势力抬头的划时代性质。

　　今天看来，研究历史而做历史时代区分，自是理所固然，不在话下。但是在百年之前，这是中国史学体例上的空前“突破”（breakthrough），因为中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只以王朝更迭为纲维，跳不出朝代循环论的窠臼，而无所谓时代分期。近代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引进，促使中、日有见识的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进行思考，编纂新体例的史学著作。在中国人编纂的历史著作中，内藤对夏曾佑的史识及其1904年刊出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评价甚高[37]。经过内藤和那珂通世、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等一大批中日学者共同努力，中国史学终于在体例上更新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传统政治史和以《九通》为代表的传统制度史。

　　二、基于广义文化史观的内藤的时代分期借鉴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就今所知，内藤不仅重视参照西方史学的年代分期，而且十分注意西方汉学进展和西方史学理论。

　　关于西方汉学，内藤颇为留意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他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有较多来往，并保持着书信联系，这有收在《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中的书信为证。1927年，即内藤半退休后一年，马伯乐的《古代中国》一书问世。内藤立即购置，急命长子内藤干吉落座面前，听干吉口译该书内容[38]。干吉时年28岁，口述第一章节甫终，内藤即命干吉打住。他放心了，他了解了马氏对中国历史的通识，无须更改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内藤对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进展情况，至为关心。

　　至于对史学理论的关心，从内藤指导弟子丹羽正义的情况，人们可以略窥一斑。丹羽在1916年进入京都大学史学科。1917年，京大在东洋史之外设立中国史专业（支那史专攻科目），丹羽选入中国史专业，直接受内藤老师的指导。本科期间，1917年度，丹羽修习老师讲授的中国史学史，1918年度，随老师的实习课，演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本科毕业，丹羽直升研究院，导师仍然是内藤先生。丹羽毕业后，隔周见一次老师，期间，丹羽攻读中国史料，钻研Heinrich Rickert 的历史理论[39]。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流行编写历史教科书[40]。1931年，内藤和丹羽合作，编写了中等教科书《新制东洋史》，内藤为该书写了《绪言》。根据内藤湖南的第三子、爱知大学教授内藤戊申的记述，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与丹羽正义的合作，丹羽氏提出理论，内藤氏提供史实”。内藤戊申说：“这一合作可以内藤氏的中等教科书《新制东洋史》为象征。”[41]丹羽为了配合这部中等教科书还编写了一部《解说东洋史》作为教学参考数据，《解说东洋史》虽然只编到中世的结束——唐代，但是被宫崎市定在《中国史入门》中推许到名著的程度[42]。

　　丹羽正义的纯粹史学理论反映在他的《历史学概论》（1923年）一书中。他依据德国新康德学派的西南学派的历史哲学理论，参照章学诚的论述，依据价值的推移对历史进行分期。对于中国历史，丹羽重视《周礼》的理想价值，根据《周礼》理想这一价值如何实现、如何发展作为断代的依据。因此，他以西周开始到后汉终结为中国的古代，是为“周礼国家”实现的时代；以五代始至清末终为中国的近世，是为脱离“周礼国家”价值而实现“普遍的文化”价值的时代；两者之间的过渡时代构成中世[43]。与弟子相比，内藤没有撰文像丹羽一样专门论述时代分期的依据，但是，丹羽的历史分期与内藤的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起迄一致。内藤说:“夫周秦以来，六艺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于新莽，而后有东京礼俗之美；魏晋以后，扩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于南北二朝，而后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为归墟。”[44]由此可见，内藤正是依据广义的文化观进行分期，丹羽得其神似。也正因为是这样，人们在内藤的时代分期考虑中不会找到人们通常重视的因素，例如秦代的统一等政治因素、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等经济因素，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三、内藤的中国历史分期，出自对中国广义文化的深层次中起伏变化的考察。内藤在他的史学著作中用得最多的词汇当是“变”字及其同义语，诸如“变化”、“变迁”、“变革”、“移递”、“递嬗”、“盛衰”、“衰亡”等等，这一类字眼在他的著述中可以说不一而足，俯拾即是。至于如何变化，内藤有种种比喻。例如，“史者，若言其意义，自当有如植物从种子而生发、而成长、而发育、而繁茂，有如动物之血统相续、子孙昌盛，保有它们的不可断绝的系统。”[45]出于这种生态观，内藤又经常用人从幼年经过成年而到老年的经历形容一个国家的兴衰过程。另外，内藤也常用河流作比喻：“必须观察中国文化发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势变化”; 中国文化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互动,“间歇有如波浪起伏(うねり)”（加重符号为内藤原文所有——笔者）[46]。“有如波浪起伏”一语，令人联想及于孟子所说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朱熹所注释的“观水之澜，则知其源之有本也”[47]，内藤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刻，正表现在这里：人们用长远眼光观察中国历史，往往把表面上的相对平静误认为停滞，其实恰恰是这样的平静掩盖着深刻的变化。他在《支那论》绪言中说得好:“表面上顺逆混杂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方向推进。解决目前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看透这一潜流。”正是这样，他研究中国史，不仅考察中国文化传承的移形换步，更致力于审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自发动力和惯性的深层流脉的“缓、重、钝、强的潜运默移”[48]。“潜运默移”四字，频频见诸内藤的笔端。甚至在他谈到西方重视实验或西方进化论、功利主义伦理学等场合，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 “潜运默移” 蕴含的巨大力量[49]。内藤为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写的序中说:“……洽览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犹燃犀而烛照焉。”[50]在他看来，日本德川幕府三百年宗社的倾覆也是时势的潜运默移在起作用[51]。“潜运默移”四字，直可以视为内藤的文化史观的眼目。在内藤史学体系中，过渡时期或转折时期既可用以阐释历史的过去搏动，也可用以预见未来的走向，过渡时期或转折时期何以具有如此关键的意义，只有把握了内藤的广义文化史观的“潜运默移” 这一眼目纔能够得其确解。显而易见，如果内藤不是把唐宋转折时期放置在中国整体历史潜运默移的大框架中审视，如果他不是得力于他熟稔日本历史“应仁之乱”导致的社会变动，深谙中国的中世贵族和宋代政治文化之不同，做出前后比照，他不可能觉察中国社会自身从中世转向近世的关键变化，并从宋代概括出来中国近世的特征。由此可见，内藤的时代分期及其唐宋变革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基于个人学识淹贯、通方知类而做出的放言高论，其性质已属于基于一定历史理论而产生的历史论说。这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史学生态中对文化传承的创新，是参照近代史学范式和分析框架而对中国历史演变大势所做的思想建构。

　　四、内藤的时代分期特别强过渡时期的重大意义，在内藤看来，唐宋之际的这一过渡阶段承上启下，更是关键。从承上而言，唐代的贵族政治正是通过唐宋之际的这一过渡阶段，转换为宋代的君主专制体制; 从启下而言，宋代以来千余年的历史趋向和平民势力的增长预示着中国共和制的前途。关于贵族政治自然走向君主专制和一般民众的势力增长的趋势，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未得展开，但在《支那论》第一讲中有详细的论证。顺便在这里指出,《支那论》一书充分展示了内藤的历史研究不仅叙述历史现象的演进，而且探索历史演进的基因[52]。综观内藤的中国史著作，可以说，唐宋变革说构成了他的中国史分期的关键。此说不仅在宏观上涵盖了中国的既往，贯穿上下脉络，而且联系辛亥革命以来的现实，把握中国的当前脉搏跳动。内藤的宋代近世说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前瞻性地论证中国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个人对现实的关心，出于这种关心，他对中国从近世（日文史籍中的“近世”一词，西方学者多译作“前近代”/pre-modern）走向现代化(modernity) 国家做出了理论性的思考。

二、内藤唐宋变革说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观的原因

　　

2.1 内藤早期的自我培育

　　内藤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他一生的最高学历只不过是在故乡读过两年师范科[53]，有赖他个人的勤奋好学，卓然成为一代宗师。这样的资历，跻身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东洋史第一讲座[54]，在当时人才济济而又特别讲究资历的日本，可谓绝无仅有。在我国，只有比他年轻十一岁的王国维可以与他相互辉映。两人都没有受教于学院的经历，都是在各自国家的学术转型时期自学成才，内藤成为在大学殿堂开创学派的人物，王国维晚年同样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享有中外盛誉的国学祭酒。无独有偶，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内藤在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的自学成才和治学的异同，是极富旨趣的题目。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以号见称于世。在德川时代即将结束、明治维新前夕的庆应二年（1866），他诞生于日本本岛西北端的陆奥国鹿角郡毛马内，即今天的秋田县鹿角市毛马内町[55]。在地理位置上，他的出生地北近青森，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德川将军府所在的江户和天皇御苑所在的京都。但是，在江户后期锁国的时代，这一多山地带却是文化发达、学术昌盛、人才辈出的地区。这里出了日本近代史学的两位开派大师，一位是东京汉学派的那珂通世（1851-1908），另一位就是为京都史学开派的内藤湖南。

　　内藤先生幼读《四书》；年十二，熟读赖山阳《日本外史》。赖山阳的卑贱者取代尊贵者的史观，赖山阳的绝妙诗文对幼年内藤有极大影响，赖氏的许多诗文，内藤可以背诵如流。家教使他备受日本实学（じつがく）精神的熏陶，育成他的心理素质。源自实学的信念使他认定为学经世致用的取向,并随着学识增长而强化他对现实的关怀；家教同时为他打下深厚的幕末汉学基础，使他日后治学具备坚实的根柢。正是处于盛世的日本折衷学派向实学转变的时代背景，明治维新后又大举移植西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哺育出内藤这样的人物。

　　1887年，内藤辞去秋田郡缀子村小学校教师职务，不知会家长而出走(“脱走”)上京，经人介绍，投身新闻界，时年22岁。从此以后，内藤一生以1907年10月为界，明显地分为两大阶段。从1887年 (22岁) 到1907年 (41岁) 的20年，是为置身新闻界阶段。从1907年(42岁) 到1926年 (61岁) 退休的20年，是为在京都大学任东洋史学讲座教授阶段。

　　内藤在1880年代末来到东京，其时已近明治中期。日本人仿效西方皮毛的热潮开始降温。日本朝野从一度急切欧化的狂热中逐渐清醒，人们不再像早先鹿鸣馆时期那样热衷于穿西服、打阳伞、吃西餐、开舞会等等。经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于1873年发起，在1874年由最有名望的一些社会贤达和学界人士组成“明六社”。“明六社”在1870年代发行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出版书籍，鼓吹开化、启蒙。当时的报刊是知识人参与现实、发表政见，藉以影响、启蒙群众教化群众的新型手段[56]。《明六杂志》的内容涉及政治、国体、哲学、思想、经济、教育、法律、宗教、自然科学、风俗、妇女等所有领域，西方思想开始在社会上发酵。西洋主义者福泽谕吉所著《西洋事情》在1866年出版之后，立即售出25万册[57]。1875年，福泽谕吉刊行《文明论之概略》，鼓吹“脱亚入欧”，倡导独立意识，对明治精神和国民主义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西洋学术体系中的各门社会科学被迅速引进日本，启蒙思潮和欧化取向培育了日本新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从平民主义、攻击 “有司专制”的自由民权运动到国民主义、国粹主义、皇国主义纷纷展现身影。

　　内藤作为明治维新前夕出生的一代新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置身于新闻界的。在从业新闻界期间，内藤或任杂志编辑，或任报刊政论记者，为东京、冈山、台北、大阪多家新式传媒——报纸和期刊撰写“时论”[58]。内藤属文，辞旨畅达,别具心裁，每有议论，博征载籍，因而为时不久，声誉鹊起，名孚舆论界。他作为没有学历但健笔纵横的“魍魉窝同人”之一员，屡为主编捉刀代笔[59]，间或涉足政界。1890年，他曾经参加1888年成立的国粹主义的文化政治团体“政教社”，未几退出。“政教社”的领导人物有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名流十余人，宗旨为革新传统社会，但反对欧美文化入侵，因而反对当时明治政府推行的欧化主义政策及其促使日本文化西方化的路线，主张恢弘日本文化以及东方文化，宣扬日本在亚洲的兴起，以新型的日本文化为世界做出贡献。“政教社”刊行的报纸是《日本》，机关刊物是杂志《日本人》(后更名为《亚细亚》)。从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两年多时间内，内藤代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人撰写发在该刊上的社论。1894年至1896年，1900年至1906年，内藤两度任职《大阪朝日新闻》，担任论说，兼任高桥健三的秘书。在内藤结交的人物之中，有日益激进的人物，如最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有曾任上海东文学社教习，因而当过在那里学习的王国维的老师、引导王国维进入德国哲学领域的田冈岭云；有日本主义者，如陆羯南；有受过正统汉学教育、强?#123;东洋文化的学者型“健笔家”，如西村天囚。总的说来，他交往的大多数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国粹主义的国民主义倾向[60]。“政教社”宣扬的国民主义、西村天囚主张的坤舆文明论和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洋文化论，对于内藤史观的形成大有影响。

　　内藤从业之暇，不废稽古，浸沉于《史》、《汉》，出没于百家。他的多种历史性质的著述是在任报刊记者和杂志编辑时完成的。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内藤以此为契机，连续发表《所谓日本的天职》、《地势臆说》、《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三文，陈述天时、地势的变化观，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宣称风水流转，东亚的文化重心转到了日本。1897年，他补订《关西文运论》而成《近世文学史论》，同年发表《学变臆说》。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了老大的中国后，开始以东亚的领导者自居，对待中国的态度陡变。日本关心此后中日在东亚的重新定位，开始出版大批书名为《支那论》的著述[61]。1904年，日本继又打败帝俄，势力进一步阑入中国大陆，不言而喻，日本从军界、政界、财界、新闻界到学界更加关心战后东亚局势的走向。在此期间，随着欧化风气的盛行，社会上兴起了贬低东方文化，特别是鄙薄中国文化的潮流。无论是福泽谕吉鼓吹的“脱亚入欧”，还是冈仓天心宣扬的“亚洲一体”[62]，终究不脱论证日本文化独特和优越的范畴。许多日本学者在追求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基于社会批判意识而用西方尺度作为普世性尺度，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力图把东方各国文化与中国区分开来。他们致力于判然剖分日本文化与中国思想[63]，鼓吹日本精神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把讴歌日本的特有精神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视为“日本的天职”。一些学者大力提倡“东洋”的概念，藉以培养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64]。当这些学者从“近代主义”出发，以“在中国外侧设定的普遍的规准”批判中国文化的时候[65]，其根本倾向自然不免流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因而被贬得一无是处。不言而喻，在他们看来，日本在脱逸中国文化的场域和融会东西文化的长处之后，必然跃居东方新兴文化中心和领袖的地位。

　　在夸耀日本——内藤名之为“国自慢”——和蔑视乃至憎恶中国的风气之中，内藤通过反思，并受“政教社”及西村天囚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独到见地。他感到某些一味追求西化的时人的学识不免流于浅薄空疏。人们知道，1921-1922年间，内藤对日本文化的起源和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过去的学者把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释成树木，种子本来就有，只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养分而成长起来，而他认为，昔日的日本文化好比豆?#123;，豆?#123;中有豆腐的成分，但需藉“他力”纔能使之凝聚成形，中国文化好比碱卤 (ニガリ)，日本文化之变成豆腐，因为有中国文化点卤[66]。内藤的这一比喻，令人不禁联想到Karl Jaspers的“枢纽时代论”所阐发的同样道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评述说：“这在当时是大胆的发言，恐怕在今天也是。”[67]其实，内藤自己也非常清楚，当时日本的国史界是日本中心主义称霸的天下，而他否定本国中心主义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见他1919年的演讲《日本上古的状态》中自我心情的描述[68]。内藤正是基于他对东方文化这样的理解，纔提出研究西学不应忽视研究东亚自身的历史、自身的文化，声称“我认为东洋文化历来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69]，“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历史”[70]。针对流行的“日本的天职”说，他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其它种族、语言不同的国家，形成一个堂堂的有系统的、持续发展的历史。从这一点看来，余之所谓东洋史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说法，并无不妥之处。”[71]他还在1894年指出：“中国是否真的是守旧的代表，未可遽尔断言”，“三代以下到唐宋，世有隆污，各代各有特色文明，变而递移，如果这就是西人的所谓进步，则中国也当有进步。”[72]总之，他明确主张，研究东洋文化当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而中国文化不是存在于中国自身之外。此外，他还强?#123;，研究中国问题应该充分究明各个具体问题的历史复杂性。看来，内藤唐宋变革说的提出，有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历史的全盘了解和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评估为基础，相关的思考当上溯到从业新闻界时期。

　　1900年7月，他正式发表第一篇史学考证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在报业生涯的二十年间，内藤完成了自我培育，他的学成，除了个人勤奋之外，得益于实际磨炼和与同行的交往。交往也是一种成才方式。与有才能的同行交往，补偿了他的现代学院正规教育之不足，组建了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

　　　

2. 2 内藤的游历中国和与中国学者的交往

　　早在1899年9月至11月，内藤作为《万朝报》的主笔，曾经游历华南华北各地三个月，写成《燕山楚水》，名声大噪。在游历华南华北期间，他通过面会笔谈，结交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这是他与中国学者交往的开始。在内藤这次结交的中国友人中，与文廷式（1856-1904）一见如故，此后五年最称莫逆。翌年，文廷式访日，两人屡屡晤面，内藤将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介绍给文氏。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内藤撰《哭文芸阁》以寄哀恸[73]。这次游历，大概也是他注意中国问题的开始。内藤出于现实关怀，从此积极参预分析中国形势，倾全力于研究中国。

　　1902年10月，内藤被《大阪朝日新闻》社派遣考察中国东北、华北各地。1903年，日俄战云密布，内藤持开战论，做舆论导向。日俄战争期间，他痛感需要对东亚的政治发展和外交折冲具备更切实的知识。应日本外务省之命，他经常出差中国东北三省。1905年7月，他受外务省命，与大里武八郎再入东三省，?#123;查日俄战后日本满洲军占领地行政状况。同年11月，奉日本驻华全权大使小村寿太郎电召赴北京，作为顾问，为小村出谋献策，翌年1月返国。1906年脱离《大阪朝日新闻》社，奉外务省命出差我国东三省。是年7月，偕同稻叶岩吉共同考察了朝鲜及东三省各地。

　　内藤一生曾十次访华[74]，一次访欧[75]。他在中国的足迹遍及华北、东北、长江流域。从1899年以来，内藤尽弃杂学，专心致志于搜求汉籍史乘，研讨中国问题。当他把清代学术分为高级和低级的时候，他大概已经确立了志向，做一个中国史学大家。他本来已有深湛的汉学造诣，经过多次游历中国，实地考察，结交文廷式、沈曾植、罗振玉、柯绍忞、刘鹗、王国维、李盛铎、董康、张元济、曹廷杰等中国朝野俊彦硕学，访求罕见图书写本，发现奉天（沈阳）的满、蒙文藏经，参观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和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查奉天满蒙文藏经和文溯阁《四库全书》和东北史迹，学识猛进，气象与前更加不同。

　　这时候，内藤名满天下，获得了第一流中国问题专家的盛誉。在他学会满语、蒙语，能够处理满、蒙文献之后，更以中国史、日本史兼东洋史家驰名史坛，巍然成为备受敬畏的日本的中国史学巨擘、满蒙史长老。

　　概观他的前半生生涯，经世取向使他具备了现实意识，开阔的视野成就了他的业绩，职业的实践推动他进一步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的通盘考察，并为他日后转入教授历史、研究历史铺平了道路。1907年，他受聘于京都大学，从此开始后半生教学与研究生活。从他1907年（41岁）任教于京大到1926年（61岁）退休，和他前半段生涯的时间一样，也为期整整20年，在此期间，他确立了他作为日本研究中国史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总括他的一生，可以说，作为时论记者，他拥有贯通古今的学者实力；作为学者，他具备操觚界联系现实的敏感。

　　　

2.3 内藤史学与现实的关联

　　内藤研究历史，强调古今会通。他博览群籍，非常注意发掘中、日两国的学术资源。他注重司马迁、杜佑、钱大昕式的通识，章学诚式的独断，富永仲基在《出定后语》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思考。他还钦佩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取向的学问，戴震等干嘉朴学大家的成就。他非常熟悉中国史学史。在史学理论上，他无疑最服膺章学诚。正是内藤，先于胡适、姚名达，最早最全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表彰了时已陷于黯淡的章学诚的业绩。他的治学路数颇得章氏的教益，例如在“史纂”方面，他勤于排比整理史料，包括满文、蒙文史料；在“史考”方面，他擅长于对文献的广博深入的参互搜讨。最重要的是，他高度重视宏观的综合判断和识鉴，符合章氏要求的“史学”的“独断”。在回答弟子有关章氏史学的问讯时，内藤先生一语破的：“章学诚的史学，今之社会学也。”(“章学诚の史学は、今の社会学のようなものだ”)[76]这样富有洞见的话语只能出之于内藤先生，透露出他如何治学的消息。

　　他在教学的同时，不废实证研究。他冶教学与研究于一炉，以此而为建立日本的近代中国学、满蒙学以及东洋史体系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内藤走进课堂二十年，反复讲授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代史以及专史演习，另外特别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中国目录学史。这样，除了明代没有留下文字论述之外，他的富有原创性的教学概括了从古到今的中国。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着眼，《中国近世史》的首讲内容之变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看来这只是截取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小片断，但是，他正是用这一关键的片断来反映他怎样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的全局考察和体现他的中国文化史观的要义：他对于中国历史，无论是对待它的内在价值，还是对待它的现实意义都从中国自身脉络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他考察历史不脱离现实，评述现实不脱离历史。经世取向使他视野开阔，现实意识使他在对中国历史的长期演变进行思考，根据历史的潜运默移、古今因革，把握历史的脉络和动态之同时，不忘寻求过去历史的当前意义。一言以蔽之，他不是纯粹书斋学者。从会通古今这一意义上着眼，可以说，他的许多著作是他用他的学识干预现实的一种途径或方式。

　　清末民初，中国处在剧变之中，内藤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关切中国的前途。从1907年起，他除了在京都大学连年讲授中国史、清史之外，还在大学院墙内外多次发表演说和特别系列讲演。例如，1911年10月10日中国发生武昌起义，内藤随即于11月末12月初，连续三个星期五，以《清朝的过去与现在》为题，在京都大学做了特别讲演。讲演稿经过稍许修订，于翌年3月以《清朝衰亡论》为题刊行。在这一系列讲演中，内藤还没有上溯到宋代，只是根据清朝一代的发展趋势论证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成功。1912年，清廷倾覆，民国肇建。面对中国的剧变，一时间，日本出版了更多的《支那论》[77]，各种议论和主张纷纷登场，探讨中国当前秩序的维持机制和中国动荡政局的前途。

　　1914/5年，内藤也刊出了他从1912年就在运思写作的《支那论》，这是他在1914年11-12月间集合五次演讲稿而成的一部论著。与他撰写《清朝衰亡论》时相比，内藤发觉，他先前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历史进程所形成的了解既不充分，也不尽贴切。于是他在《支那论》中大大扩展了他的论证的时间范围。他在《支那论》的《自叙》中说,《支那论》是“为中国人写作的”，此书分析中国政局，意在为剧变的时局提供解决问题的关键。《支那论》共分五讲，第一讲的讲题为《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正是在《支那论》的这一讲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宋代为中国近世。近世以来，独裁君主制度由于贵族的式微而加强，近世的基因——平民主义——早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已存在，这一早熟的近世文明只是因为进入了昏聩老年，从清代中叶开始显现了衰败。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数千年来，人民的“巨大自发力量”和“国情的惯性”已超越了操控统治他们的大人物；宋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潜流具在，清末民初的演变由来有自，共和政治的结局实属上千年来“大势之必然，自然之所成”[78]。

　　由此可见，内藤以研究中国学问、学以致用为职志，只要涉及中国，无论古代，还是当前，都在他的关注之列。关怀现实，可以说是日本许多历史学者的共同特点，特别是学者所持史观往往和现实政治密切关联，这不独内藤为然[79]。内藤与纯粹的书斋学者不同处在于，他既具有观今知古、鉴古知今的坚实功底，又为自己规定了这样的学术角色：置身现实生活，追溯历史背景，探讨史地，有所述作，其用意近似唐代杜佑的“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柢”[80]。自幼深受日本实学熏陶的内藤，一生重视“与我们的身体骨肉息息相关的”历史。此语见于他的《谈谈应仁之乱》一文，他说,“应仁之乱以前的事，我们只会觉得和外国历史一样，而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纔是与我们的身体骨肉息息相关的。真正了解了这一部分历史，就可以说把日本历史学会了。”[81]正是这样，内藤运用他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知识，探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当前政策以及日本在其中的角色[82]。

　　内藤先生在演说中常常谦称自己是学究，我们看到，恰恰相反，以学究自居的内藤，既长于考证，又兼擅时论，他的充满了现实气息的史学绝非学究史学。J. A. Fogel 说得好，内藤的学问既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也是方案性的 (prescriptive)[83]。他从唐宋变革说出发论证宋代为中国的近世，这是描述性的；针对现实而论证宋代以来平民主义趋势导致共和，这是方案性的。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讲得也很确切，历史区分时代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且先脱开现实提出的课题，探索历史社会本身的变化，其方向是对这些变化做出总体的断代区分，获得全貌的认识：再一个侧面是，“所认识的过去是与现在的变革联系着的（直接的）过去”，内藤的《支那论》是其典型[84]。大谷敏夫先生也有与J. Fogel 和渡边信一郎相似的议论，认为内藤既有他的中国文化论，也有他的政治论：内藤将中国历史在总体上当作广义文化史的发展来考察，并据以区分时代，特别将唐宋时代断定为从中古到近代的展开或转折期，这是内藤的文化论；内藤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发表他的政治改革观、辛亥革命观、共和制度论、中日未来关系观等等，这是他的政治论[85]。

　　二次世界大战后，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多人曾撰文批判内藤出自国民主义的文化史观的言论，指出这些言论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在基底上”有助于为日本辩解侵略中国的行为。例如，1946年，野原四郎发表《内藤湖南〈支那论〉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内藤的《支那论》逐点做了批判。野原特别指出，内藤的从宋代以来平民权利就逐渐向共和制扩展一说，根本没有科学性[86]。增渊龙夫对内藤的批判一直受人重视，见于他的内藤湖南与津田左右吉的两篇比较论考。对于增渊的批判，加贺荣治、谷川道雄有所保留，对增渊的批判文章进行了再商榷[87]。

　　然而，批判内藤不像批判天皇主义者蓑田胸喜、白鸟库吉那么简单易行。如果以天皇为中心绘出一圈圈同心圆，内藤远在圈外。内藤也没有和军国主义沆瀣一气，从而可以像整肃德富苏峰、矢野仁一那样予以发落。内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饱学之士，正确评价他们的时代局限和个人意识，是复杂和困难的课题。池田诚写过一系列研究内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内藤史学不能无视明治时代后期的国民主义背景。池田诚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是建立在内藤发挥的国民主义 (nationalism) 的延长线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屡次讲到，内藤是 “《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可以说是国民主义派的国粹主义政治论的中国版”[90]，所谓《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和日本主义者陆羯南的主张。丸山真男曾将明治时期中产阶级的国民主义分疏为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三种[91]，人们今天可以参照，并以池田诚的一系列文章作为出发点,再检讨内藤的国民主义言行。

　　人作为个体的人，无不悬缀在社会的意义网络之上。内藤生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当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政治制度小变革时代。处在日本国势蒸蒸日上、军国主义的“大陆进出”主张日益嚣张的时代，他不可能不受时代氛围的影响。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因为研究深入而情有独锺，虽然看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他并没有因此而抹杀中国文化理性部分的价值，他始终认定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的主流，给予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他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中心主义者，从他高度评价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所开启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独立思想，可以了解内藤的立足点和他的全面的东亚文化观[92]。此外，家教使内藤自幼深受日本实学的熏陶，他的究极关怀毕竟是日本的命运，关怀的结果使他不免趋同于国民主义。例如，内藤从历史的角度论证风水流转，在东亚，如今轮到日本该起领导作用的时刻；又如，老迈腐朽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自我复兴的能力，只有藉助于日本的引导和提携，后来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诸如此类的言论，归结起来无非是把当代中国视为应由日本拯救的对象。这必然在中国人心目中产生负面印象，影响中国史学界认真对待他的学术贡献。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观察颇值得人们的注意。Fogel评述说：“对于像内藤这样一位相信学当致用的人说来，日本为亚洲作决策的重任，绝不能只听任职业政客和军国主义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内藤从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贵族专制体制终将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这个对日本的殷鉴，看起来内藤在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时候就系之于心。”[94]

　　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内藤参与现实的许多国民主义具体言行应受批判。然而，如果从时代的推移着眼，在考察过去的历史事物时，人们既不可能摆脱今时今地的主观局限，也不应忽视彼时彼地的实际情况。好在近年来，我们看到，内藤的成就终于在我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著作被陆续译成汉文刊行，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国学者夏应元、钱婉约等在这方面起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史学界也开始认真研究内藤史学，出版了论文和专著。中日关系之间沟壑难填的年代毕竟渐行渐远了。内藤史学中何者是富有洞见的成果，何者是涉嫌为扩张张目的言论，尽管两者往往纠结混淆，学者也开始注意加以分疏，毕竟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应该肯定的则加以具体肯定，应当否定的则予以具体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论。这有助于异国与本土的学术研究的互补短长。

　　　

三、内藤唐宋变革说的影响

　　

3．1 内藤对弟子的影响

　　内藤之后，以内藤嫡传自任的宫崎市定（1901-1995）对唐宋变革说展开充分的论证，他在阐发师说上的贡献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试举两例，在日本，前田直典在1948年说：“内藤博士以后，宫崎市定是京都学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论者。”[95]近藤一成在1999年说：“内藤湖南提倡，宫崎市定展开的唐宋变革论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96] 在西方也是这样，在西方今天的著述中，内藤说常被称为内藤—宫崎说。

　　1940年，宫崎刊布《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所谓素朴主义民族，指的是中国的周边民族；所谓文明主义社会，指的是中国中原地区的社会。书分三编：古代的文明社会的成立、中世素朴主义民族的活动、近世素朴主义社会的理想，书的时代分期完全追随老师内藤。

　　1950年10月，宫崎刊布《东洋的近世》，在《前言》中明确指出，“人们研究世界史的时候，以西洋为主，以东洋为附属这一历来的立场必须改变”，“本书论旨，大多祖述先师内藤湖南博士的高论，谨请[读者]留意”[97]。宫崎在此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123;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

　　宫崎刊发《东洋的近世》，与“历研派”的西嶋定生的一系列著述同时，属于与“历研派”论战之作。由于宫崎和老师内藤属于不同世代，辩论期间又值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盛行，可以理解，宫崎把考察中国近世社会特征的注意力更多地放置在与世界史对比的框架之中。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事，特别强?#123;两者的“近代”有两个突出共同点: (1) 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颓，社会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学代兴；(2) 城市和商业兴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农业社会。宫崎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

　　1956年付印的宫崎的杰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本来着眼于研究胥吏，以补救对中国特异的官僚制度生态的了解之不足，书成，却证明了这一时代的选举制度和官僚制度始终贯穿着贵族制，其经济基础则是地方豪族的生活据点的大庄园式农村。这样，宫崎便从社会经济和制度上把内藤中世说更全面地具体化了。此外，宫崎还撰写了大量实证性的相关论著，旨在加强内藤的宋代近世说。

　　学术生态可能使宫崎过多地注意中国史与西欧乃至西亚的平行比较，因此，他似乎较少强?#123;乃师注重考察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的宗旨。宫崎60岁前后，进一步提出与老师不同的一种看法，他发现中国历史从古到今都有类似当今世界的景气变动现象。他从1963年评论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到1968年刊布中世史概说书《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1978年完成通史《中国史》，一直宣扬自己的景气变动史观[98]。

　　内藤对弟子的影响还表现在历史知识的普及和历史研究的深化上。

　　在普及方面，内藤与弟子丹羽正义合作编写中等教科书《新制东洋史》，已略如上述。祖述内藤说而编写的一般性质的概说书还有稻叶岩吉在陆军大学的讲义、参谋本部刊行的《支那政治史纲领》；冈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说》上册。冈崎此书曾被人们认为是京都派讲“中世”的代表性概说书。

　　在指导弟子进行专题研究方面，内藤的影响更加深远。人们看到，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涉及中国中世的贵族论,因而今天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就和内藤有直接关系[99]。例如，冈崎文夫是内藤的得意弟子，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周一良先生说，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之前，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内只有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弘文堂，1935年）这两部专著[100]。冈崎在《魏晋南北朝通史》的《自序》中说，该书内编研究权力的移动，外编专记人文化成之迹。此书主旨之一在于究明六朝政治史底流的复杂性，将该时代的政治史描绘成自立的贵族势力使当时的政权实现贵族制国家化的过程，以此证实内藤的贵族政治说。冈崎书中论证贵族阶级和武人势力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动力，这也正是内藤的见解，内藤就认为六朝的天子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1932年7月，内藤为《魏晋南北朝通史》做序，盛赞冈崎为良史之才。内藤在序中道及他在整理自己的讲稿，而今冈崎之书已代替他完成了作业的十之七八。冈崎之后，几十年来，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历史论著异彩纷呈，源头活水来自内藤[101]。

　　1947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毕业、战后从台北返回京都大学任副教授的宇都宫清吉（1905-1998）发表了《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一文[102]，宇都宫清吉赞同内藤为东洋史所下的定义，即东洋史应是广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但是认为内藤的时代分期中的过渡期概念和中世史的界定（领域设定）不够明确。因此，他创制了“时代格”这样一个术语，根据民族、文化、地域三要素的特色，突出东洋史时代分期的各个时代的个性：秦汉的时代格是“政治性”，六朝的“时代格”是体现贵族阶级的“自律性”，隋唐继承六朝，但带有几分回归秦汉倾向，它的“时代格”是“政治性”与“自律性”的综合。六朝贵族与以皇权为中心运作的“政治性”不同，它立足于贵族的独立权威之上。宇都宫此文的论旨在于厘清中世的时代确切断限，所以文章题目标作中世史的领域。实际上，从这篇文章的质疑，可以看到历史分期不简单是一个古代、中世、近世何时开始何时终结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处理中国史断代的方法理论。宇都宫的这篇文章引出了前田直典的文章《古代东亚的终结》。当时，《古代东亚的终结》一文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东京“历研派”与京都派的论争从此鸣锣开场。此外，原来主要用于中唐以后的“庄园”一语，被宇都宫清吉搬到秦汉提前使用；这也为即将展开的论争张本。顺便一提，他的《僮约研究》（刊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V）也是传世之作，教导后学研究历史如何以小见大，富有启迪意义，其作用和唐长孺先生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等文章正同。

　　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也都祖述内藤，以共同体的理论和史实阐述内藤史学的中世贵族社会的特色。内藤只是提出过自治团体（じちだんたい），认为中国地方社会的自治性肥沃土壤，有可能培育出共和价值和制度。但是，自治团体和共同体本质不同。在日文中，父权制家庭、家族、乡党、结社等基层社会结构统被称作“共同体”（きょうどうたい、Gemeinschaft）。在日本学术界，德国的社会学有很大影响，来自德国社会学的“共同体”概念被用来表示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变性质。1930年代日本满铁的实地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的一批?#123;查研究人员曾把“共同体”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分工社会”概念结合起来，拟出一个中国专制制度的模式，即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外化于皇权国家和官僚体制的农村社会基础之上的专制制度的模式。谷川道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同体的形态，对中国中世共同体的和衷共济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的共同体研究对日本近年盛行的明清时期或帝制晚期的“地域社会”研究也具有启发作用[103]。

　　祖述内藤说的大量成果不胜枚举。论文具体到那波利贞、宫川尚志研究中世集落的“坞”与“村”的实态，专著如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论述中国的中世，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经济研究》从经济方面论述中国的近世。在思想史方面，内藤也后继有人。例如，岛田虔次在1949年刊行《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指出后宋代的“文艺复兴”产生了“近世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思维的自主化，但是，这些“近世的”因素没有凝聚而形成类似欧洲近代的“市民社会”和启蒙运动，所以书名叫作近代思维的挫折[104]。

　　　

3．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内藤说的论争

　　1934年内藤去世之前，他的有关中国史时代分期的论述没有引发学术论争。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之受重视，并不是在内藤提出此说之后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当时日本学界普遍遵循的毋宁是另一位硕学加藤繁（1880-1946）的见解。加藤是国粹主义者，以忠君爱国的“绝对忠诚”著称，但是，在做学问上，他丝毫不被他的政见所左右，一本纯客观主义的实证精神从事深邃精审的研究，是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祖师。加藤认为，唐宋一体，没有差别，都属于前期官僚制时代，即“世族势力衰歇，主要靠科举产生的新官僚阶级主持政务的时代”。唐宋相提并论，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一致立场[105]。看来，当内藤提出唐宋变革说及宋代近世说的时候，人们既没有措意于他的创见，也没有理会他的历史论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例如，进行历史分期和判断时代性格的准则是什么? 何以见得宋代是中国的近世? 什么是内藤理解的宋代以来经历千年的中国社会自身的近世因素的内涵？中国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下限各是什么时候? 什么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自身发展的现代因素，与19世纪中叶西方大举入侵之后自外传来的现代因素有何异同，是否相关？等等。具体问题没有被提出，所以谈不到展开争论。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日本左翼理论和左翼史学急速发展的时代。苏联和中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史论战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讲座派”和“劳农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在日本东洋史学界日益显著。但是，除了若干例外，当时出身于史学专门领域的人，在理论方面都是贫乏的，年轻学者的唯物史观的解释，并不为史学大家所看重，换句话说，他们“转手”贩运的唯物史观打不进学院派的圈子。据滨口重国的生动描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数年，日本处于萧条不景气时期，即便是东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找不到全职工作的人也每年递增。社会的不公平日益引起愤慨。言谈之间，激昂慷慨，称满洲事变为帝国主义战争，把大学教授叫做封建教授。朋友聚会，讨论马克思，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而从世界史的观点把握中国史，蔚成风气。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并未因此失势。恰恰相反，因为迫切需要理解有如汪洋大海的现代中国，一时之间讨论反而更加活跃。这批年轻学者所以皈依唯物史观，大多是出于自我苦闷。不过，少壮派史学者的苦恼和热忱，不久就转化为行动：出版了平凡社《世界历史大系》，组织了“历史学研究会”[106]。当时在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有一群朝气勃勃的青年学者，为首的是仁井田升（1904-1966），其余的有牧野巽、东京大学的山本达郎等多人，他们和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崛敏一等一批俊彦风华正茂，行将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史学研究状况由于国内国外的形势剧变而大为改观。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解除了，人们不再担心因自由思考而受迫害，或因言而获罪。史学家在检讨、反省战前史学责任的过程中重新起步。不过，那些埋头学问、超然时势的学者战后仍有进退狼狈之感，和田清慨叹说：“我在战争中被说成污垢（あか），战后被说成反动。”[107]

　　1945年末1946年初，战争甫告结束，战前的“历史学研究会”就恢复了活动。1946年6月“历史学研究会”复刊《历史学研究》杂志，复刊的第1号为通卷的第122号。同年10月，该会开始举办连续十次的讲习会，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石母田正（1912-1986）讲演《中世成立史的两三个问题》。“历史学研究会”的成员通称“历研派”，以东京学者为主体。“历研派”遵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遵循历史唯物论一元史观研究历史，反省战前日本的历史学教育的作用，关心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消除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影响，按照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研究普世性的历史发展规律，积极参预中国历史分期及其社会性质的探讨，为此，也重视从世界史角度划一各个国家的历史分期问题。

　　“历史学研究会”所选择的每年一度的大会专题一仍1937年以来之旧，1949年大会的专题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旨在讨论如何把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历史?#123;入世界史的普遍规律之中。1950年的专题是“古代国家权力的诸阶段”，1953年是“世界史中的亚洲”，1955年是“历史和群众”。总之，1950年代的日本的历史学界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奉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大力批判停滞论，并以此作为预设而试图将日本、中国等都纳入世界一个模式，并就此准备讨论中国的历史分期。

　　正是在这一时刻，1947年11月，宇都宫清吉在《东光》第2号上发表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文章《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宇都宫在肯定内藤的历史分期之同时，对内藤历史分期体系中的不够确切处提出意见。宇都宫的文章正好提供由头，引出东京“历研派”针对内藤说的蓄势待发的质询。

　　1948年，前田直典（1915-1949）在《历史》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题为《东亚的古代之终结》的文章。前田在肯定内藤湖南是真正能够洞察中国历史的少有学者之同时，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依据他的老师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对内藤说的宋代近世说提出异议，进而对内藤说继承者宇都宫清吉和宫崎市定做了尖锐批评。前田站在世界史的立场，把东亚各国的古代社会的下限和封建社会的上限放在9世纪前后，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代也在9世纪前后结束。这样，由于唯物史观的影响，中、日和东亚国家的历史有了两个“近代”，一是有如内藤，根据考察各国自身文化发展脉络而判定的有“近代”因素的“近代”，一是以西方历史普遍规律为参照系而判定的“近代”。

　　前田直典的文章揭开了二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的“历研派”和内藤派论争的序幕。但是，前田直典不幸翌年逝世，没有来得及展开他的宋代中世说的论证。他委托“历史学研究会”编辑长石母田正代为完成他的学说。石母田在大战末期1944年10月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完成《中世的世界之形成》一书（刊行于1946年6月），享有盛誉，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加藤繁的大庄园制与周藤吉之的宋元时期佃户制的实证研究，建立了宋代中世说，他的宋代中世等同于世界史普遍规律中的封建主义社会。就这样，前田—石母田的宋代＝中世＝封建主义说出世，该说与内藤—宫崎的宋代＝近世说形成对立。按照前田—石母田的论证，唐宋变革期不是转向前近代的突破，而是建立在农奴依附地主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成立阶段。对于前田－石母田说，仁井田升没有采?#123;石母田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的见解，而是从法制史上给前田说以雄辩的论证。仁井田在战前刊行了《唐令拾遗》、《唐宋法律文书研究》、《支那身分法史》三部巨著，是日本的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泰斗。他依据周藤吉之的佃户制研究的成果，从法制史、法社会学、共同体论等方面论证了宋代是中国中世封建主义时期。

　　在1950年代，日本研究日本史、东洋史、中国史的学者几乎都卷入了论争之中，商榷不限于东京和京都双方，东京学者之间照样有不同意见的热烈争执。激辩促进了对秦汉到唐宋时期深入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宋代是中世的形成之始还是迈入了近世初期，也就是说，如何阐释宋代尔后的时代性质，成了聚讼的焦点。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的唯物史观派与文化史观派的一场世纪性大辩论。

　　为了辨明唐宋之际究竟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分野，还是中世和近世的分野，日本学者空前深入地翻检文献史籍，对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良贱身份制、生产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专制体制等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检讨和多样的诠释。加藤繁的扎实的实证研究启动历史学家，让他们看到内藤在经济领域比较薄弱，持论尚欠谨严。双方的诘难实际是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此外，内藤的古代说也是薄弱环节，因为他对中国古代与中世有何显著差别，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几乎没有什么交待。就是这样，这场辩难以理论层次的阐释和实证层次的考据开场，催生出来琳琅满目的实证性论文和专著。有了这批翔实谨严、深入细致的著述，辩论双方逐步达成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重大变革的共识。每位参加辩难的学者各自提出各自的见解，这等于每个人都在发表各自的唐宋变革观，内藤首倡的唐宋变革说到此化生为无数的唐宋变革论。与此同时，人们看清楚了，唐宋之间发生的变革大多是实质性的或结构性的变革，唐宋之间的差异既大于汉代与六朝之间的差异，也大于六朝与隋唐之间的差异。这一点，无待“历研派”和“京都派”之间“交攻”的消歇，已不言自明，殆无置疑的余地了。

　　1961年，“历研派”的西嶋定生（1919-1998）刊出《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和构造》[108]，西嶋放弃原来的秦汉帝国是豪族支配小农体制的意见，提出皇帝通过二十等爵制对人民建立“个别人身的支配”观点。西嶋提出“个别人身的支配”说，可以看做是论争重点的转移。通过对作为世界史普遍规律的封建社会论的反省，学者开始意识到，不应该仅仅根据生产者的身分是奴隶还是农奴来争辩时代性质，而应该更多地注意国家、农奴制与“个别人身支配”之间的实际关系。与此同时，学者也开始注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区别，认真研究地主和佃户、国家和农民两种并存着的关系。简言之，进入1960年代，专制国家论和小生产经营论日益受到重视。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这一辩论的盛世，佳作迭出，成绩斐然[109]。但是，在交锋过程中，学者遇到了方法论方面的困难。看来，在社会发展中，东方西方似乎有着不同的内在理路，历史唯物论的普遍规律在运用到中国的时候，难于解决其中的很多具体问题。例如，从春秋到战国，中国传统史学的说法是从封建到郡县，这在历史唯物论谓之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于是，如何按照西方模式处理中国历史上的“编户齐民”的身分问题，则令人大为踌躇。又如，西欧政治概念上的封建制度和经济概念上的领主制度很难应用于分析中国中世社会，因为中国中世与欧洲中世恰好相反：中国有的是西欧没有的专制制度，缺的是欧洲存在的领主制度。

　　到了1970年代后半期，战后日本崇尚理论的热忱日益消退。经过辩难，人们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将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奉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进行的东西比较一旦流于牵强，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乱的后果。具体说来，西方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模式难以套用于中国，中国前近世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也证明不了中国会自发地迈入资本主义。

　　当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历史学研究会”在年度大会上提出“地域和民众”为大会主题的时候，表明学术风气开始扭转。“地域社会研究”近年在日本备受关注，可能是由于欧美开始流行区域研究的影响，特别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从经济地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观点出发而提出重层的地域区分论的影响。研究前近代地域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研究国家与地域的关系问题，并且首先是研究与个体农业经营和个体手工业经营连锁着的多层次再生产结构的问题[110]。就这一意义而言，研究地域社会比研究官僚制国家更为重要。研究地域社会的方案是森正夫在1981年中津川会议上提出的。该方案界定了构筑中国帝制晚期的地域社会的四个框架：1，家庭和宗族网络的血缘纽带；2，经由经济交换而?#123;节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从人身奴役、地主—佃户关系到商业集团和城市社会，全都包括在内；3，士绅掌控的文化和伦常道德；4，国家及其在社会秩序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中的地位[111]。在这一方案的指导下，与过去研究明清社会或帝制晚期的自理结构（autonomous structure）相比，他们更重视考察明清社会的混杂结构（heterogeneous structure）。据万志英（R. von Glahn）的判断，前近代地域社会研究得自谷川道雄研究六朝时期的士大夫和共同体的启示。森正夫派与谷川道雄相同，注重社会的谐?#123;，而不只是阶级的对抗。当然，地域社会研究派并不忽视经济矛盾，相反，市场和商品交换的性质一直是他们的关注所在。他们注重的首要课题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地方社会受到肌体之外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侵袭的时候，社会关系如何改组。这一问题有多种答案。有的学者，如滨下武志、重田德认为，明末清初的市场经济的增长腐蚀了共同体的团结，加剧了阶级摩擦。斯波义信、夫马进、森正夫、岸本美绪则认为，城市社团和各种新形式的交往合作的出现，使社会纽带得到了加强，缓和了经济的阶层分化的种种紧张。这不禁使人想起五、六十年代的辩论，当时，谷川道雄看到共同体的和衷共济的一面，东京派周藤吉之、仁井田升等则认为，封建社会关系正因为包封在“共同体”之内纔得以持续，这恰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地域社会研究是五、六十年代论争之后内藤说在时间、空间两方面延展影响的例证。流风所及，1999年刊布的日本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VIII册即以《东亚史上的国家与地域》为标题，《前言》中也强调了地域史、地域研究的重要。　

　　学术风气的转变还表现在“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直接抛弃了内藤说，也丢开了后宋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模式。他们考察从战国时代到20世纪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国家的兴起和没落，致力于发展一种能够据以解释中国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国家理论[112]。在他们看来，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独特的产物，它的特征是：1，在“国家领有”而非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很早就发展起来小土地农民经济；2，有相对开放的农村社会，却只有孱弱的公共性建置（weak communal institutions）；3，通过公共行政机构的财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农村社会进行直接控制；4，存在一种由国家掌控的“地主居间制”（intermediate landlordism），这既预防了佃户之从属地主，也预防了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转让[113]。所有这些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但是，专制国家达到鼎盛则是宋元明时期。对于中国经历专制体制的发展道路，中村哲为了补救失效的模式而提出了两个模型: 一是农耕共同体—父权家长奴隶制—封建农奴制，一是农耕共同体—国家奴隶制—国家农奴制。岛居一康和渡边信一郎便根据中村哲理论研究唐宋社会构成，把唐宋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们所从事的每项研究都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价值[114]。例如，他们注意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强调明末清初的“小商品生产”经济的腐蚀效果，认为这既加速了专制国家的解体，又没有催生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这样，所以，20世纪的中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方式——一个工业化的民族国家，却明显缺少市民社会的种种制度和代议制政府[115]。

　　对于战后唐宋变革说所起的作用，寺地遵提出了审慎的评价。寺地遵的南宋政治史研究，和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一样，是日本近年有代表性的成果。寺地指出，二战之后日本研究宋代政治史之所以出现偏颇，其远因在于唐宋变革说的“比较类型论”，以往重视宏观的、静态的、文本主义的制度史研究，不免脱离历史实际，现在应该认识制度自身的复杂性，考察制度的变迁、地方化过程，以求贴近实际，认识制度背后的种种关系。无论如何，研究政治过程，应该深入细致地具体考察哪些人是政治主体（actor），他们基于什么样的力量泉源，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进行政治活动。研究政治活动力量的输入和输出的动态，也就是研究产生政治权力的过程，研究精英以及领导者的政治互动过程，研究特定政策的酝酿、决定、颁行的运作过程[116]。

　　以上语焉不详地提及的各种理论——谷川道雄等主持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体论、森正夫等的地域社会论、中国史研究会的小经营生产方式论和专制国家论、寺地遵的动态研究论，都只是为了说明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无论是被肯定还是受质疑，至今仍然发挥着直接间接的作用。关于1990年代以来对内藤的全面研究，见大谷敏夫[117]、真锅俊一[118]、谷川道雄[119]的近着。

　　

3. 3 美国学者有关唐宋转型的见解

　　1969年，美国宋史奠基人之一刘子健和Peter J. Golas 刊出他们合编的一本宋史英文论文选编，题目叫做《宋代中国的变化：是更新（renovation）呢? 还是创新（innovation）?》。编者在《导言》中说: “近年来，人们看到，历史不是除了思维史之外，就仅只是展示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征服。这一观念导致[美国]历史学家对宋代采取了另一看法。历史学家在日本汉学家的激发之下，开始把宋代看做中国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时期之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思维各个方面都有广泛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面貌。”[120]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直到1960年代末，美国研究宋史的学者纔开始注意宋代的变化，此前则是把宋代看成积贫积弱，只有文学和哲学的朝代。编者将这本论文选编分为“总的评估”、“发展中的经济”、“中央集权的政治”、“新儒学观”四部分,选录了二十余篇论文摘要和若干书刊节录。1955年宫川尚志在《远东季刊》上发表的介绍“内藤假说”的英文文章被择要录入这一选编。从入选的不同观点的文章看，当时还没有人就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涉及宋代变化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芝加哥大学的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的《宋代社会：传统之内的改变?》[121]此文指出中国的生活方式是经历了积累性变化的，从10世纪到13世纪也发生了急速的深远的变化（文章对这些变化做了扼要叙述），但是，变化的力量无法突破 “传统”的牢笼，虽然面对活力十足的宋代商人和商业，“传统”也不是什么强大的障碍。

　　可能是由于有宫川尚志介绍“内藤假说”的英文文章的缘故，美国研究前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多宗内藤说。大致说来，美国学者之中，研究前近代的，认为唐宋之际是从中古转向近世的阶段，跨越两宋研究明清史的，则倾向于日本“历研派”意见。至于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论本身做出回应，则有待于1982年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发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122]。郝若贝在1960年代从芝加哥大学转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原来主攻宋代经济史，所以，转向研究宋代社会和宋代士大夫的社会流动这一课题用了十年的转轨时间。

　　郝若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绝大变化。在这一时段的前五百年内，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人口和农业的变动显著，乃至被有的学者形容为一次经济上的革命[123]，但是，在后续的几百年内，为什么物质进步的速率和其它各方面伴生的成就都不能与之比拟了呢? 郝若贝受到施坚雅农业中国发展两大宏观兴衰周期论的启示[124]，试图找到一种概念框架，用以解释中国各个不同地域发展的内在动力。他论证，区域之间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与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区际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也对全国范围的政治社会结构产生综合影响。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权威的下放，具体表现在“路”的出现和“县”的独立性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即便不是倒退，也趋于停滞。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的职业官僚阶层日趋没落，被地方性士绅家族所取代。于是，郝若贝质疑内藤的宋代发生了向君主独裁制度的转变的说法，就内藤的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加强的说法提出驳议。他说:“皇帝君临帝国所辖各个地区的直接行政权威实际被削弱了——306个府、州、军、监的沟通渠道被化约为18个路。另一方面，皇帝直对御前重臣的地位得到了加强。”[125]另外，从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华南地区逐渐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几类大族考察，南宋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态显然与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怀有报效朝廷、得君治国的抱负，因而不惜脱离故乡。到了南宋，地域精英虽然不排除仍有跻身庙堂之志，但是扎根地方开始成为他们的主要选项。郝若贝注意考察两宋之间士大夫的差异，这是他的贡献。按，研究两宋之际的延续和断裂是一个重大课题。余英时先生的近年研究表明，到高、孝、光、宁时期，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进入余先生所说的“后王安石时代”，与神宗熙宁时期的型范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异，但是，在这一变异时期，延续仍远大与断裂[126]。

　　韩明士（Robert P. Hymes）继续郝若贝的工作，研究宋代政治社会精英在这一长期变革中的政治作为和社会作为[127]。他选定的个案研究对象是抚州地方士绅。他从考察抚州82家大族三百年的沿革着手，验证其中可以认定的嫁娶情况，得出结论说，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则多限于府州之内。郝—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 强调两宋的精英起了变化，两个时期的士大夫的心态和作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则是地域精英的时代。简言之，郝－韩说主张划出北宋南宋之间的分野 (Northern Song-Southern Song divide)，研究趋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后世中国社会的连续性。诚然，唐代某些因素在北宋还有延续，例如，唐代后期商业的日趋活跃可以部分地理解为唐宋结构的成熟，可是，南宋也是明清社会许多因素的滥觞，因此，郝—韩说宁将北宋视为唐代的延长，也要把南宋和后宋时代密切相联系。郝—韩说对内藤说的修改主要在于重视两宋之间的断层甚于重视唐宋变革。

　　上文提到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会，无妨在这里做一比较，中国史研究会强调专制国家论，郝—韩说恰恰相反，强调“大地方”、“小国家”。

　　1980年代起，美国学界普遍接受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期的观点[128]，宋史领域佳作纷出，宋史研究成为美国研究前近代中国的最活泼领域。

　　关于最近十年来美国唐宋史学界对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的见解，包弼德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为我们做了全面而确切的表述[129]。包氏指出，在最近十年中，美国学者对8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这一段中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一代历史学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步提出不同于内藤的阐释唐宋转型的意见，颠覆了内藤说的一些重要内容。为了说明这一变化为什么是根本的，包氏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标题作《传统的阐释》) 概述了内藤说论证唐宋变革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四方面内容。包氏随即在文章的第二部分 (标题作《新的阐释》) 紧承以上四个方面，介绍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指出的内藤说的错误。包氏指出，内藤唐宋变革说的核心是，在宋代，专制制度加强，平民力量“抬头”。实际上，唐宋的社会转型只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步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而不是内藤所描绘的贵族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崛起的社会画面[130]。

　　在这里附带一提，欧美史学近年流行“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中国“帝国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概念即由此而来，这一概念的提出影响及于中国前近代史的研究。“新社会史学”虽然仍旧研究帝制国家和统治着社会的阶级，但是以研究非精英集团的作用为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新社会史学”将重心从研究士绅的领导权转向研究权力的社会基础——农民、雇佣、商人、城市社团、宗教结社等的作用。这一研究重心的移动，显然已经对唐宋变革的研究发生了影响。

　　　

四、内藤史学的启示

　　　

　　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唐宋变革论将近百年了。内藤提出此说，反映的当然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个人主观判断，但是，由于他的治学是采取增渊龙夫分析出来的“内在的理解”方式，也就是做到了深刻体验过去，所以他的学说富于发明和创见[131]。可以说，内藤所强?#123;的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的经验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长久的价值。在1492年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国和欧洲在较少联系的情况下，各自沿着各自的历史道路前进。内藤根据原始材料所显示的内在脉络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呈现了中国史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面貌。今天，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仍然需要从中国的内在发展理路考察它的过去。从内在理路思考中国的历史，是内藤先生开创的内藤史学对中国史研究的至大贡献。百年来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在唐宋史研究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从内藤先生治学得到的第一点启示。

　　近年，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前近代的历史，除了撰写传统的史学著作之外，一批学者在检讨研究近代中国的模式，一批学者在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大叙事。

　　1984年，美国学者柯文（柯保安、Paul A. Cohen）发表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32]。2003年，柯文再刊出《松绑的中国: 展望研究中国的过去之演化中的前景》[133]。1989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刊出了《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34]。1993-1995年，沟口雄三等编刊七卷本《在亚洲思考》[135]。这几部著述都是从方法论上考察美日学者研究近代中国、评述研究近代中国的方法、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反思已经成型的研究范式的得失的重要成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前近代历史的人来说，也具有莫大的方法论和史学史的参考意义。至于海外研究中国前近代史的情况，则有我国学者胡志宏做出了富有旨趣的介绍和评价[136]。

　　这些方法论和史学史著作提示我们，在整个世界日新月异的形势下，研究中国历史的论域视角日益多样。在欧洲中心论已经过时的情况下，人类共同体说（William McNeill）、亚洲中心说 (Marshall Hodgson) 、近代世界体系说（Immanuel Wallerstein）、欧亚中心体系说（Janet Abu-Lughot）、依附理论（或译“从属理论”）和重估亚洲作用论（Andre Gunder Frank）等等，或论证东西交互影响，或论证亚洲一度曾为世界中心，都对1450或1492年以来欧洲霸权建立之前的亚洲形势做了新的描述，并立足于世界史而研究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对亚洲和中国的作用做出评价。“世界史再活性化”了[137]。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目前很多西方学者和华裔学者以15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为大背景考察前近代的中国历史，形成近十年来的东西比较史热潮。在美国，研究的趋向是重视15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外在影响，强调1500-1800年欧亚的相似性。在日本，新一代学者注意研究前近代的中国在亚洲经济圈的作用，例如，研究东亚经济史的滨下武志提出前近代朝贡贸易体系及其中间项“域圈”概念，也提出欧洲侵入之前的亚洲有了地域市场[138]。这造成一种新的学术生态：作局部的研究不能不通观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段，包括中国的前近代史正被综合到新的时空维度之内。万志英明确地说：“对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提醒中国史研究已经以哪些方式被纳入世界史的叙事之中了。”[139]

　　无待赘言，比较中外的差异，“局外人(outsider)的视角”有其优势或长处[140]，比较中外，也有助于了解自我。但是，比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国自身发展脉络的前后差异。因此，在异说纷陈的今天，更须要借鉴内藤的经验，博采众说，做出独断。这是我们从内藤先生治学得到的第二点启示。

　　内藤的认真研究广义文化，值得我们重视。在内藤看来，文化是唯一的实在。内藤强调中国文化的变革与传承，历史是文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点上，内藤和与他生于同年的克罗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之强调精神异曲同工。克罗奇同样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过程。简言之，返照历史的，在内藤为文化，在克罗奇为精神。在我国，钱穆先生和他们的见解几乎是一模一样，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141]“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142]内藤说的启发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连续提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内在精神的演变和趋向做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叙拉古之惑 2021年2月16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aHGho1Ivhux8WEkW4iS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