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揭帖的制作和传播动机比较复杂，其内容也是真假难辨。造揭者要想引起官民各界的注意，便需要慎重选择文本内容。就匿名揭帖的矛头指向来说，主要集中在揭发百姓传教结党、官员贪污渎职和豪强违法乱纪等方面。下面便对这三种类型加以分析。

清代的秘密教门和会党名目繁多，官方对他们的源流关系亦不甚了解，但均以敌对力量视之，并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针对秘密社会组织的活动，清廷吸取明代的经验教训，在法令律例等方面都制定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而随着这些 “异端势力”在各地活动的日益频繁，清廷也在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以求达到“净绝根株”的目的。因此，在这种政治氛围中，任何有关教门、会党活动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清廷的敏感神经;百姓动辄以传习邪教、结会树党为辞制作、传播匿名揭帖，正是利用了官方“务求根株”的急切心理。在这些案例中，尤以举报他人勾结马朝柱及其余党意图造反的内容最为典型。

马朝柱籍隶湖北蕲州，乾隆十二年(1747)左右与白云庵和尚正修谋划起事，并辗转各地宣传白莲教义。他以天堂寨为活动根据地，教众遍及英山、太湖、桐城、开封、霍山、商城等地。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等人起事的消息被蕲州知州李泌探知，官府随即前往查办，马朝柱因事先得到消息而逃脱。乾隆帝对马朝柱的起事大为震惊，亲自督办此案。随着清廷对马朝柱的大规模搜捕，举报揭发马朝柱及其余党活动踪迹的匿名揭帖在各地陆续出现。

乾隆十七年十月间，福建人刘景馨假捏马朝柱之名挟仇诬陷，制作匿名揭帖假称“永平里地方有逆首马朝柱”，并将自己怨恨之人姓名开列，指为马朝柱余党，引起官府的追查。乾隆十八年七月间，广西人李维茂在富川县张贴匿名揭帖，内书“预报军民知悉:今有马朝柱、马朝贵藏在贺县旗头岭脚寨，黎世文、世武兄弟托他教法”，构陷黎世文等人。乾隆二十三年，浙江人陈老元、董老九等，秘谋以曹大章等窝留马朝柱逆党，捏造匿名揭帖加以陷害，以图泄愤。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间，安徽寿州马钧因与周铎弟兄积恨成仇，便依照自己平日所见清廷追拿天堂寨马朝柱的告示，将周铎弟兄叙入匿名揭帖之中，指称周铎弟兄同属天堂寨，串通马朝柱图谋不轨。

除上述所列诸种案例之外，江苏萧县、镇江府以及山东郯城县、广西马平县等地，均有人假借举报马朝柱捏造匿名揭帖陷害他人。其实不仅马朝柱事件，王伦、林清起事被镇压以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对此，王一樵即敏锐地指出: “清廷在处理地方宗教叛乱后的善后问题上，往往引出更多的邪教诬告案。”

国家设官分职，目的在于有效管理国家事务，维持政权的稳固，制定完备的人才选拔和考核机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按照常理，任何官员贪污渎职都将受到清廷的严厉制裁，任何揭发官员贪腐不法行为的蛛丝马迹均会受到重视;而皇帝对官员队伍的不信任和高度警惕，更使其迫切需要来自官方以外的线索。清代常有匿名揭帖举报官员种种劣迹，但内容虚实难辨，皇帝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即便明知虚诬之事居多，也断难将其完全置之不问。即如乾隆帝所说: “向来督抚遇有 匿名告官之案，立将该犯严审抵法，其所告事款，不即深究，原属惩儆刁顽之意;但其中或系地方官实有干犯劣迹，若因此一概置之不问，将不肖之员转得恃揭告为护符，是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非大中至正之道。着将原折俟各督抚奏事之便钞寄阅看，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先将该犯尽法惩儆外，再将所告款内有无虚实，另行严查按究，庶宵小既不得逞其奸，而庸劣有司亦得知所警惧 矣。”匿名告官揭帖的查办，多属此种情况。

目前史料所见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当属嘉庆十二年(1807)湖广总督汪志伊所接、指控荆州知府林岚和江陵知县高赐禧的匿名揭帖。揭帖内容包括三部分，一系荆州府举贡文武生员士庶军民人等之禀，一系民谣，一系公论，共计约1500字。鉴于情事严重，汪志伊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 详细摘抄并罗列了该揭帖所指控的诸多款项。仔细分析这份匿名揭帖，无论是衙门之间的迎来送往、钻营请托，还是府县官员的贪赃舞弊、鱼肉百姓，亦或是荆州官场的种种恶行，造揭者均是了 如指掌。以此而论，其所控各款几乎包含了匿名告官揭帖涉及的所有举报事项，且事事原委清晰，言之凿凿，嘉庆帝和汪志伊阅后的吃惊程度可以想见。

此外还有虽非指控官员不法，但希望通过匿名揭帖影响官方行政的情况。如乾隆十三年，苏州百姓因地方米价昂贵遏粜聚众，并制作匿名揭帖表达对江苏巡抚安宁的不满，其中有 “吉甫如来天 有眼，禄山不去地无皮”之语， “吉甫指文端公继善，禄山指巡抚安公宁也。”乾隆帝“遂民之愿”，说“刁民既望其来，即着尹继善前往苏州，一面弹压地方，务令宁怗;一面会同安宁，查办此案”。不管乾隆帝对此事看法如何，百姓更换地方长官的诉求毕竟是得到了回应。

与上述类型相比，此类匿名揭帖所指控的对象多与政权稳定没有直接关系，但事关社会公平与民情安帖，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乾隆元年，浙江建德县民许昆仙让女婿邵曰捏写翰林宋楠 家开局聚赌、奸淫恶迹;嘉庆十四年，京师的萧大因怀携私嫌，竟然罗列马谭氏母女被杀重情，将白大匿名呈告。聚赌作奸、命案重情关乎社会稳定，自然在官府的查拿之列;而豪强横行事关社会公正，亦是不错的揭告理由。乾隆四十二年，开原民人李龙因购买旗地被阻，遂制作匿名揭帖，指控贾七达子于乾隆帝之母孝圣宪皇后国丧期间剃头，并捏造“天王爷”绰号、横行不法、见 好妇女即行霸占等词，意图报复出气。此外也有举报太监横行不法的揭帖出现，如嘉庆二十二年，有人指控 “为民太监吴进吉自称西霸天吴三贵，擅娶妻室，纵子横行，招贼偷盗钱财，重利放债，苦害正蓝旗人”，这就直接挑战了清廷向来严格管束太监和优待八旗的政策底线。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匿名揭帖的文本加以分析，不难看出，其内容五花八门，且多与国家之安危、政府之行政有 关，这些领域历来是皇帝和官僚非常关心的，这样的揭帖内容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与重视，如此一来，根究严办自然随之而起。

匿名揭帖的文本内容复杂多样，其信息来源也是相当广泛，将平日所见所闻作为素材编造匿名 揭帖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造揭者在全力隐藏保护自己的同时，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揭帖文 本的制作来触动、强化政府的危机感，迫使政府参与其中。下面，便从信息来源和文本书写两方面来梳理其文本制作情况。

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纷繁复杂，各种消息借助商业网络和交际网络传播迅速而广泛，其中不仅包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也包括官方发布的公文布告等。身处城乡的熟悉环境，社会成员完 全可以整合身边各种渠道的信息加以利用，这些都构成了匿名揭帖的信息来源。

第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即便不是亲身经历，将生活场景中的真人真事采取移花接木 的办法转嫁给他人也是可行的，这样做往往不致令人生疑。乾隆四十七年，樊五妮之妻王氏因贫苦 难度而自杀身死，而杨锡爵因 “(隆平县皂头)董玉倚仗头役恃势欺凌”，遂捏名卜矗，将此命案转 嫁董玉，控告其 “抢占樊五妮之妻王氏为妾，并殴打致缢，贿和私埋”。除了真人真事，道听途说 得来的消息也可有选择地使用，嘉庆年间内务府郎中苏章阿指控和珅等人便是一例。据苏章阿供认:“(匿名)呈内所写各条，我或系得自风闻，或系出自己见，并无知情怂恿之人......至和珅谋娶二女人系伊昌阿弟兄为媒牵合一节，是我当日听得已故媒婆皮氏说和珅次妻之母家与伊昌阿家相好，和珅迎娶时是伊昌阿弟兄为媒，如今皮氏已故，我再没有凭据了......至德英、赛尚阿奉派监查武职兵丁赏银得受都虞司贿赂三百两一节，是都虞司员外清海于上年十二月内在隆宗门内亲自告诉我的，那时旁边并无别人听见......至德英系傅大人之甥，是我听得德英自己说过的。”从苏章阿的口供可以看出，其所列匿名揭帖各项条款，多是从自己的交际圈中获得的。

第二种，官方出示的各种公文布告。“清朝官方试图化民成俗、抑邪崇正的诸多措施，有时带 来的是民间对于相关案件更广泛的议论与关注。”而与此相伴随，有关教门、会党的信息情报也通 过或明或暗的追查行动传递到社会中，清廷和地方官府充当了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如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寿州马钧指称周铎弟兄同属天堂寨，串通马朝柱图谋不轨，其所列揭帖信息即是来自 “自 己平日所见朝廷追拿天堂寨、马朝柱的告示”。又如乾隆三十六年，广西马平县叶老三制作揭帖希 图报复，他在口供中供认其揭帖信息的来源， “忆及查拿马朝柱最严，可暗投禀帖诬陷;又前年各 处查拿割辫匪人，并可砌诬”。毫无疑问，这些匿名揭帖的信息均来自官方的公文和布告。再如乾隆四十七年，湖北民人蔚秀因见塘兵曾添瑞查缉啯噜逸犯，册内载有袁老八等名目，于是起意匿名 造帖诬指曾仰德等交结啯噜。如此情形，官方查办啯噜的文册俨然成了制作匿名揭帖现成的题材来源。

在这些多样的信息来源之外，还有些匿名揭帖内容来源比较特殊，系经人多次添加而成。乾隆朝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假借孙嘉淦之名抨击朝政、吏治，清廷始终未能查出始作俑者，最后只得草草结案，就其性质而言，实与匿名揭帖无异。而实际上， “伪孙嘉淦奏稿”并非出自某一人之手，乃是在传播过程中经人不断增添而成的。再如嘉庆二十年，“江广等省先后拾获匿名不法字迹，核其月日，系于三月间在湖北之江夏、汉阳地方首先呈出，至四月始在江西拾获，五月间 始散播于江苏、安徽二省。其牛八木子之毛姓一语，及赵王山前暗招军，并百龄、方维甸名字，皆系江苏拾获帖内随后添入者，前此湖北首先呈出之帖并无此语”。不断增添的信息使得匿名揭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追查越发困难，真相浮出水面更是遥遥无期。

匿名揭帖的信息来源如此广泛，而造揭者在对各种题材进行 “加工”的同时，也是想方设法来 增强其 “真实性”和耸动效果。乾隆四十七年，被革差役杨锡爵 “因所告书役甚多，所以连自己写入，使人不疑”。还有更令人称奇的案例，道光六年(1826)，河南民人萧老尤等“欲行张贴匿名揭帖陷害良民，使人心揺动，易于从中煽惑”，竟让解老奎、马好仁前往山东充州、东昌、临清、济宁及直隶等处打听居民姓名、住址，登记簿内携回。随后萧老尤编造教匪谋反谣言，将解老奎等 所开姓名随便列入，令马好仁等携赴山东临清州、直隶正定府及顺德府等处张贴。为了制作匿名揭帖、引起官府查办，竟如此煞费苦心地辗转折腾。同样，匿名揭帖的内容耸人听闻，也易于引起 官方重视。如广东陆丰县民首告郑会礼、郑会端兄弟谋为不轨，并开列姓名达百人之多，希图耸听。乾隆帝认为 “此等匿名呈状自系奸徒挟仇编造，希图诬陷;但册内所开至一百余人，即使其平日素有仇怨，何至如此之多”，随即下令严查根究，可谓正中造揭者下怀。

匿名揭帖的内容无论如何精致可信，都要将它书写出来方才有效。不同水平的造揭者所造揭帖 差别比较明显，这从现存的档案原件可以看出。对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社会成员来说，只要将匿名揭帖的内容梳理清晰，然后书写出来即可;但是对于没有接受过基本识字教育或者所受教育非常 有限的社会底层百姓来讲，书写也是不小的障碍，不过他们总有自己的办法。或有保守秘密起见，勉其所难、将就书写而错漏百出者，此类揭帖辨识起来甚是容易。如乾隆四十二年，护理山东巡抚、布政使国泰奏报，其所获匿名揭帖“系指告叛逆不轨，而字颇多讹错，词语荒诞不经”，从而判定 “其为奸民挟仇冀图株累泄忿，毫无疑义”。

亦有央求他人代为书写者。如乾隆五十年间，贵州贵筑县民宋如松因 “自己实不通文帖”，遂央求妻叔傅谷庆 “设法报复泄愤，商以许给谢钱，令其代为设法”。“傅谷庆即以若必欲泄愤，须写匿名揭帖控告，伊必受累，自亦可脱身事外”，随后 制作匿名文稿，并交由宋如松誊写张贴。当然，由他人代书并非知识有限的百姓的独有做法，也 有知书识字之人为避免自己笔迹为外人所识，而特意延请他人代为书写誊录的情况。此外，还有些造揭者思维之缜密完全超出想象。即如嘉庆十六年，山东出现控告山东藩司朱锡爵居官贪黩，知府徐日簮、同知邵葆醇交通盘踞的匿名揭帖，此揭帖竟然是 “用刊刻之字剪碎粘贴、连缀成文”，造揭者态度之审慎竟至于此。

造揭者尽可能消除自己在匿名揭帖中留下的个人印记，无疑有利于规避各种潜在危险，从而更 好地隐藏和保护自己。造揭者们或编造姓名以为脱身之计，或捏写他人名姓加以陷害。前者如乾隆四十二年，山东民人朱立德因私买盐斤被告、打点使费及协办地保事务，捏名宗选控告严光玉私通 邪教;后者如道光十三年，有人借左章昺之名列款投书，诬讦巡抚大吏及地方官至十余员之多。清廷为根究造揭虚诬之人，“密向被诬之员详细推求”， “严讯左章昺”，而造揭者倾陷左章昺的意图，转经官方之手就此达成。

匿名揭帖的制作固然重要，而其信息的传播势必会影响举发效果，可以说直接关乎整个计谋的成败。因此，不论是出于公愤还是私怨，也不论里面的内容虚实如何，造揭者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要在内容方面精心构思，更重要的是将此种信息尽可能广泛地向外界传递，以扩大其社会影响。那么，匿名揭帖的信息究竟如何传播?下面便从匿名揭帖常见的传播方式——张贴与投递两方面入手，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造揭者通常将匿名揭帖张贴于人群聚集往来的街市、钟楼、鼓楼等处，或者是管辖地方、处理政务的官府及其附近醒目处。之所以在人群聚集处张贴，道理非常简单，街市、钟楼和鼓楼等均 处于城市繁华地段，必然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匿名揭帖一旦在此种地方张贴公布，定会受到非同 寻常的关注，成为街头巷议的热点话题，汹汹舆论必然对官府构成压力，最终促成对案件的查办。而与之相比，将匿名揭帖张贴于官府及其附近地方的做法则显得更为直接。制作、张贴匿名揭帖本是违禁之举，造揭者却将其呈送于官府门前，唯恐不能为官方知悉。综观此类案例，匿名揭帖被贴于衙署照壁者居多，亦有少数被贴于衙署附近的坊墙、柱桥等处。此外更有极端者，竟将其贴到了皇宫附近。乾隆三十八年，有人因与开设皮匠铺的七十三等六人结仇，将七十三等人与近期发生的内库银两被盗大案相牵连，控告其“为偷窃内库银两知情之犯，把死人用毡子卷出齐化门”，并将匿名揭帖张贴于东华门外番役值房门柱、西华门外北池子红栅栏以及慎刑司门外北墙等处。数日之间，此揭帖内容即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相关衙署人员在接获匿名揭帖之后，也迅速对所揭各款展开核查审讯。

所谓投递，是指将匿名揭帖以各种形式掺杂混入官方的行政公文当中，然后随驿传系统进行投递。官方公文的封发和递送都有相应的章程规定，但是在实际的日常运转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洞，造揭者正是利用这些漏洞将其掺入公文中的。

第一种，在公文封发递送之前，将写好的匿名揭帖装入加盖印信的公文封套，伪装成正式公文寄出。印信是公文合法运行的核心凭证，没有相应的官方印信，匿名文书往往尚未发出便被查出，因此获取印信是伪造公文的重要前提。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匿名揭帖直接与其他公文信件混杂，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还有便是伪造、盗用印信。例如乾隆二十八年，江西吉安府万安县革退书吏曾廷元与陈斐君有隙，因见有木匠郭云祥雕刻梁柱，顿触夙嫌，于是起意雕刻假印捏帖投告，希图访拿泄忿;嘉庆十七年，河南陕州户房贴书王长春窃用长官印信，匿名揭告书役舞弊。而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这种盗用、伪造印信的做法性质极其恶劣，以致道光帝痛恨指出，地方奸徒 “乃敢假作地 方官禀帖......且禀内必盖用印信，若非盗用即系私雕，必应严拿究办”。

一般来说，在公文递送之前投递匿名揭帖的难度较大，没有相应的官衙经历和官方背景是很难 做到的。因此，采取此类办法的多是具有官府供职经历的现任或退职人员。道光十年河南发生的假 禀案件颇可说明问题。是年，有人伪造公文禀帖，假河南署邓州知州杨炳堃之名禀报臬司衙门，声 称拿获教匪，并从被拿教匪口中获悉，教匪王大用在省城，与开设协泰号米店的孙廷举窝留教匪。其所造假禀印信、文移毫无破绽，以致臬司麟庆派人将孙廷举及铺伙十余人昼夜熬审;等到提解邓 州原拿教匪对质时，才发现杨炳堃并无具禀米店孙廷举窝留教匪之事，该臬司所收禀帖系假禀。如此伪造公文禀帖，臬司衙门竟毫无察觉，以致案情辗转牵连，非熟悉政务运转细节的内部人士实在难以做到。

第二种，是在公文投递过程中，利用递送环节的疏忽，将匿名揭帖掺进公文内。这种方法与前述第一种相比难度有所降低，多为普通民人所用。驿铺塘站等系统是维系国家政务正常运转的重要 支撑，而递送公文也是一种常态性工作，加上公文递送情况比较复杂，遗失和破损在所难免，因此 递送人员稍有疏忽，便有可能给投揭者以可乘之机。如乾隆五十二年，浙江提督陈大用报称，“于五月二十四日接到五月初一日所发文咨一角，封开五件，拆阅只有四件，内有匿名揭帖一纸，检阅系告建宁中营署守备及浦邑粮识等事。细阅文封，似有拆损重粘，谅系中途偷换”。

这种做法在造揭者的口供中得到验证。后经查明，浙江提督咨文递至浦城西溪塘后，由塘兵徐元彬登号赍送，同行的徐元基得知徐元彬要将公文递送至七里塘，于是起意投递匿名揭帖，遂向徐元彬诡称自己正欲前往七里塘，愿为代投。徐元彬贪图方便，便将公文交与徐元基。徐元基将官封拆开，随手抽匿咨 文一件，夹入匿名揭帖，封口粘好，用钱雇不知姓名的幼孩将文件递送至七里塘。除此之外，也有趁递送员弁不在或者疏忽，将匿名揭帖私自塞入公文匣的。与递送公文多次出现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就史料所见，还未发现利用奏折投递匿名揭帖的案例，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奏折制度在信息保密方面的良好效果。

以上所说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此外也有少数造揭者采取更为简便的办法，将匿名揭帖直接投到官衙里或者相关官员的住宅等处，以确保所投揭帖为官方所知，进而引发对案件的查办。还有人故意将匿名揭帖丢弃，希图拾获者代为投递。道光帝即指出: “近来人心叵测，诡计愈多，明知匿名者例不查办，因而假托姓名，胪列款迹，希冀拾获之人不敢隐匿，从而查究，借得遂其污蔑陷害之私。此等鬼蜮伎俩，既欲陷人于罪中，并欲脱身于事外，核其情节，较之匿名揭帖尤为阴险。”这些做法与前文所述并无根本区别，可谓殊途而同归。

综观匿名揭帖的内容，多为因时乘势而作，或是举报邪教会匪，或是揭发吏治弊端，或是控告 豪强不法，这些信息都与国家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官方历来重视的领域，这些内容的 出现很容易刺激官方的 “敏感神经”，使其不能等闲视之。就张贴和投递的具体实施情况而言，匿名揭帖的制作者采取这些措施，其目的都是尽力将揭帖内容展现在清廷、官府和社会大众面前，它的活动也主要围绕着政治运行的方方面面而展开。即便不是如此直接，花样百出的揭帖内容在街头 巷尾散布流传，也足以在社会上营造出颇具声势的惊惶氛围，从而引起官方的重视并迫使其参与其中。

总而言之，无论是匿名揭帖的文本制作还是信息传播，都是造揭者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而有意 策划的，其目的都是在隐藏自我的同时，迫使官府参与到私仇公愤的恩怨当中，试图假借官方权威 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匿名揭帖日常运作的实质而言，乃是作为社会个体的“民”与代表社会秩序的“官”之间的博弈。可以说，围绕匿名揭帖开展的各项活动，始终游走在政治权力的周围，没有官方的参与，一切都无从谈起。

对于清廷而言，有效的身份识别是其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前提。通过对匿名揭帖日常运作的细致考察可以看出，造揭者正是试图借助匿名揭帖这种手段来达到隐藏自己身份的目的。从官府社会 控制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而制作和张布，也不论内容虚实与否，匿名揭帖作为民众在隐藏保护自我的同时向外界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它的存在都已经超出了官府所设定的 “合理”范围，并且对清廷所建构的统治秩序造成了冲击;而造揭者也在有意无意间站在了官府的对立面，成为官方打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