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

2019年的清史研究发展势头良好,广大学者们笔耕不辍,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文献整理等各领域,均有数量可观、质量较好的研究成果问世。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与“新清史”“内亚史”的争鸣互动进一步深入

杨华《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探讨了国内史学研究运用美国中国学研究理论的利弊及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剖析了国内史学研究在解释和使用舶来的“内亚”概念中存在的随意性、不确定性。针对部分域外学者所鼓吹的“清朝非中国论”“满洲中心观”“内亚帝国说”等论调,我国清史学界继续从发掘多语种文献中涉及清王朝民族、国家认同的丰富例证入手,剖析其在学理上存在的漏洞。沈卫荣《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驳斥了“大元史”“新清史”歪曲元、清西藏中国认同意识的错误观点。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9期)阐释了汉族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及“新清史”在历史中国性质解释上的缺陷。苍铭、刘星雨《从〈皇清职贡图〉看“新清史”的“清朝非中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以该文献中所见清朝的中国认同意识否定了“新清史”所鼓吹的“清朝非中国论”。

二、清代对外经济、文化联系的研究成为热点,对传统观念多有创新

一些学者运用新见的档案、笔记等史料,揭示了清代陆上、海上丝路贸易的延续与拓展。鱼宏亮《明清丝绸之路与世界贸易网络——重视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历史档案》第1期)阐释了明清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网络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有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独特贸易精神。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15—19世纪丝绸之路的八条线路》(《历史档案》第1期)系统地总结了明清时代的各条对外贸易线路。万朝林、范金民《清代开海初期中西贸易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考述了罕为人知的康熙开海至乾隆十四年间的清代早期中西贸易情形。伍玉西《海丝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西关系研究(1552—1840)》(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探究了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对华传教与对华经贸活动的紧密联系。贾瑞、刘建生《清代对外贸易政府管理体制探析——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政府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求是学刊》第1期)探讨了两地贸易管理体制的功能相似性,以及在地点要求、机构设置、贸易方式上的差异。孙靖国《〈山东至朝鲜运粮图〉与明清中朝海上通道》(《历史档案》第3期)考释了直隶、山东、辽东等地与朝鲜间的海上航线。李丹丹、王元林《清代肉桂产地变迁与国内外贸易探析》(《中国农史》第3期)考述了岭南肉桂在东南沿海、中西部内陆,以及欧美诸国的行销情况。

有关传教士影响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清初宫廷传播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马伟华《历法、宗教与皇权——明清之际中西历法之争再研究》(中华书局)剖析了宗教和皇权对明末清初历法改革走向的影响。韩琦《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考述了清初以耶稣会士为纽带欧洲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汪小虎《清顺治元年之造历活动——从山东省图书馆藏顺治年间〈时宪历〉出发的考察》(《中国科技史杂志》第1期)考订了《大清顺治二年时宪历》与《大清顺治元年时宪历》的编制过程及意义。韩琦、潘澍原《康熙朝经线每度弧长标准的奠立——兼论耶稣会士安多与欧洲测量学在宫廷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期)考证了康熙御用教师、耶稣会士安多在清初宫廷数学传播、地图制作、河道测量中的贡献。

对清代中国与欧洲间器物交流史的细节考述同样成果颇丰。谢贵安、谢盛《吹皱春水:明清笔记对西器东传的关注与书写》(《史学集刊》第2期)探讨了明清笔记所见西洋器物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及时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的心态变迁。刘勃俊《明清之际西洋葡萄酒传入山西述略》(《国际汉学》第2期)考述了以耶稣会士传教为契机西洋葡萄酒酿造技术向山西的传播。王保宁、朱光涌《从抵制到接受:清代浙江的玉米种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揭示了清代浙江人认为西方传来的玉米易致水土流失,因而仅在经营杉木种植的山区间种。熊帝兵《陈仅〈艺蕱集证〉考述——兼论清代甘薯在陕西的引种与推广》(《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探讨了该书的版本、馆藏、内容及对海外舶来甘薯在陕西推广的作用。

关于清代中西方在艺术、思想领域交往互动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刘晞仪《乾隆平定回疆图像系列:法王路易十四战功图壁毯和版画的启发》(《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考释了法国政治、艺术因素对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战图版画制作的影响。吴礼明《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中州学刊》第1期)探讨了在中西主动与被动交往方式的不同抉择下,清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给双方社会带来的相反影响。肖清和《天儒同异:清初儒家基督徒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儒家基督教、基督徒的定义、形态、思想特征。

上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补正了学界既往对清代对外关系过于简单化的“闭关锁国”认识,有助于建构更接近实际的清代中国与西方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史。

三、对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关注。

《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特设“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专栏,刊发了多位学者总结清代前中期大国治理与宏观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文章,为当前理论界对中国新时代大国治理模式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参考。倪玉平《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论述了清代分级治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在保障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于沛《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思考》结合中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轨迹,探讨了清前中期国家治理取得的经济成就及局限。徐毅《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分析了清代经济发展在资源、人口、市场上相对于欧洲小国的优势及独特模式。

一些成果通过对传世舆图材料的考释,证明了图们江北岸、拉达克地区、西沙群岛是清代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相关边境争议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新的依据。李花子《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梳理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及光绪朝中、朝、日之间的划界交涉,厘清了中朝边界史中的诸多难题。陈柱《康熙朝清廷对拉达克地图的绘制》(《中国藏学》第3期)以《皇舆全览图》中的拉达克地理信息申明了该处属清代西藏阿里地区的事实。丁雁南《1808年西沙测绘的中国元素暨对比尔·海顿的回应》(《复旦学报》第2期)通过剖析英国东印度公司孟买海军该次水文测绘中丰富的中国元素,进一步佐证了中国在西沙群岛的历史性权利。

四、政治史依然是本年度清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成果最为丰硕。

这首先体现在学者们就清代国家制度、社会性质等根本性问题所进行的可贵探索。李怀印《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历史研究》第2期)通过剖析清朝地缘战略的被动保守特性及财政构造的低度均衡机制,揭示了其近代转型过程的脆弱性与坚韧性。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径》(《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阐述了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与同时代西欧在政治、经济特征及社会演进轨道上的差异。林文勋、张锦鹏《“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明清“市民社会”说再探讨》(《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剖析了明清富户、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活动与西方“市民社会”间的根本性差异,相应提出了对前近代中国“富民社会”的性质界定。

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关于职官制度,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第3期)揭示了清代依政区治理难度,以选任、晋升的级差规定,均衡调配官僚资源的用人模式;徐雪梅《清朝职官制中的满汉异同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分析了旗员与汉官在比例、职缺、选任、品级方面的异同。关于机构、政区建制,李文益《清代辛者库身份考——以康熙时期内务府辛者库人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述了“辛者库”的指称对象、来源、地位、民族成分;许富翔《论嘉庆十五年热河军府制度的建立》(《清史研究》第1期)考述了该制度的建立原委及与汉族移垦所带来的政区化趋势间的联系;郗玉松《遵义府划归贵州时间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辨析史志、前人的不同说法,证明遵义府划归贵州当在雍正六年;傅林祥《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史学集刊》第4期)剖析了东三省、新疆驻防八旗的“城”与内地府厅州县对等的政区性质。关于社会治理,袁飞《困境中的挣扎:嘉庆朝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剖析了漕运治理所体现出的清中期政治改革的制度困境;杨剑利《清代“公出”的变异与治理》(《史林》第3期)探讨了清代官场围绕“公出”而滋生的种种流弊及朝廷整治措施的局限性;杨培娜《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历史研究》第3期)剖析了清代的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策略及沿海社会秩序。汪燕岗《论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之演变及其文化价值》(《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探讨了嘉道时期民间圣谕宣讲的善书化、曲艺化演变。

军事史方面,陈章《满汉殊途,近御治国——侍卫系统与清代中枢政治关系初探》(《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分析了清代侍卫系统的结构、统管模式及在中枢政治中的角色。张建《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立》(《历史教学》第7期)考述了康熙朝八旗汉军火器营的设立原委及建制、装备情况。唐智佳《清代伊犁锡伯营城堡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探讨了该营官兵屯居城堡的修建、分布情况及其军事、政治、社会功能。耿健羽《清嘉庆时期海匪与闽浙水师战船之更替》(《河北学刊》第6期)考述了闽浙水师为应对东南海匪之患而进行的战船革新。

科举方面,于爱华《论清朝科举取士对西南边远省份的政策倾斜——基于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的统计和分析》(《清史论丛》第1辑)考察了清代科举的分省取士政策对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的文化扶持作用。邹长清《清代朝考的类别及新进士朝考的性质探讨》(《清史论丛》第1辑)考述了乾隆前后“朝考”在类别上的演变及进士朝考的科举性质。刘谦、陈颖军《清代科举制度与满族文化的互构》(《江汉论坛》第8期)探讨了清代满族对汉族儒学、科举传统的接受及在满语、骑射、名额等方面对科举制的改造。陈文新、江俊伟《科举文化与明清知识体系》(武汉大学出版社)探讨了明清科举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与社会文化、知识体系间的关系。

法律方面,鹿智钧《国家根本与皇帝世仆: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东方出版中心)剖析了旗人特权与束缚并存的法律地位及其对清朝统治的作用。刘小萌《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第4期)论证了清代旗、民双方在命案审理上的平等地位。宋玲《清代律学转型举隅——以吴翼先〈新疆条例说略〉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论述了乾嘉通经致用学风下律学向现实性和专门化的转型。

皇室及宫廷研究方面,杜家骥《清代“铁帽子王”的册封原因及相关问题》(《经济社会史评论》第2期)指出铁帽子王本非专设,系因恩封者降袭、因功封者不降袭的规定而形成。胡哲《康熙朝恪靖公主汤沐邑的经营管理》(《历史档案》第1期)探讨了清朝嫁蒙公主汤沐邑的经营模式及其对草原社会的影响。毛立平《金枝玉叶与收支困局——清代中后期公主经济境遇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剖析了乾隆朝以降京城公主府第的经济困境及其成因。

宗藩外交方面,桂涛《论“胡无百年之运”——17、18世纪朝鲜士人认识清朝的基本框架及其瓦解》(《史林》第1期)梳理了该观念在清代朝鲜士人中的盛衰历程及思想震动。葛兆光《朝贡圈最后的盛会——从中国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看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庆典》(《复旦学报》第6期)剖析了乾隆末看似强盛的清朝在国内外的严峻困境及传统朝贡体系的名存实亡。赵轶峰《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古代文明》第1期)以中朝封贡关系的特殊性说明了朝贡体制在17至19世纪中叶东亚国际秩序解释上的有限性。

五、区域社会史研究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有关清代地方社会变迁的研究最受关注。申红星《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与地方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通过探讨该处宗族组织的构建、发展历程,揭示了传统中国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复杂关系。侯官响《治理与变迁——明清楚雄地区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以对当地改土归流、兴办儒学、赋役征银、财政转型的考察,揭示了其社会经济的运行状态及与中原间的密切联系。李红阳、王慧珍《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康熙年间热河的兴起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探讨了皇帝巡狩制度影响下热河地区城市兴起、人口增长、生态类型迁移、地方管理体制升格等区域社会变迁。张力《清代前期山西吕梁山区的荒地问题与社会结构变动——以石楼县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通过剖析雍正朝以前山西吕梁荒地问题的产生与调整,揭示了清代北方土地贫瘠地区分散的社会结构变动。刘祥学《明清时期地方官绅对南方乡土形象的重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论述了明清岭南官绅在方志修撰中对当地“早夭”乡土形象的重塑。郭广辉《清代成都平原的场镇及其社区——以简州镇子场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简州镇子场上会馆、书院、寺观等社会组织的分析,评析了清中叶成都平原场镇社区的发展。

社会群体方面,黄向春《清代福州的“蜑民”与地方社会——以一通嘉庆碑铭为中心的历史“厚描”》(《学术月刊》第8期)解读了有关该群体的制度、习俗、身份、族群性及与福州地方社会变迁的多层次关系。许富翔《清前期热河地区的汉人移民》(《中州学刊》第5期)剖析了清前期热河移民问题的产生及官方的消极应对。黄鸿山《何以为善:清代惜字会功能新探》(《史学月刊》第5期)剖析了该组织以禁毁淫书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慈善功能。常建华《清代“啯噜”的初兴与语义新考》(《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了乾隆朝四川啯噜匪患的成因及其在称谓方面与贵州“鹘掳子”的关系。

社会生活方面,[美]韩书瑞(Susan Naquin)《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孔祥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公共职能、节日庆典、商业功能等方面论述了明清北京宗教场所与城市生活的相互影响。冯贤亮《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不同阶层典型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勾勒出了明清江南知识阶层的社会生活。卞利《论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与社会秩序》(《史学集刊》第1期)分析了此类文献的内容、类型、形式特征及与国法相辅相成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吕晓青《雍乾时期刑科题本中的造卖纸牌案初探》(《历史档案》第1期)以该类案件为切入点,探讨了清代在禁赌问题上的法律、制度建构及局限性。常建华《清中叶江西的土地债务与日常生活——以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剖析了该处因频繁的租佃、典押而导致的土地所有权、债务关系的复杂化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徐茂明《19世纪中叶江南寒士的“三不朽”与民间生活伦理——以〈王韬日记(增订本)〉为中心》(《历史研究》第4期)剖析了晚清江南寒士以权宜务实的生活伦理对儒家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应对调适。

宗教信仰方面,胡梦飞《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考述了当地民间信仰的构成、特点、功能及对区域社会发展脉络、运行规律的影响。祁美琴、安子昂《试论藏传佛教的王朝化与国家认同——以清朝敕建藏传佛寺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第1期)论述了清代对藏传佛教所进行的王朝化改造及其对国家认同的推进作用。曹新宇《清前期政教关系中的儒教及三教问题——乾隆朝三教堂案研究》(《清史研究》第3期)通过考察乾隆朝对北方各省三教堂的禁毁,揭示了基层社会儒学权威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的复杂关系。彭滢燕、杨园章《庙宇与正统:清初台湾龙王庙的建立与政治认同的塑造》(《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探讨了龙王庙修建背后所隐含的清廷在台湾对官方权威、正统意识的有意树立。

社会公益方面,郝红暖《宗族、官绅与地方善举:清代桐城对地方科举的资助——以方氏试资田为中心》(《江汉论坛》第11期)探讨了清代桐城设立科举试资的善举及宗族、官绅的作用。王国梁《善在官民之间:清代贵州士绅与地方公益》(《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论述了清代贵州士绅在各府州县荒仓及各类救济机构的兴办中所发挥的作用。

六、经济史研究亦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

宏观性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寿仙的《嘤其鸣——明清社会经济论评》(人民出版社),就明清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制度约束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财政与税收方面,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历史研究》第2期)论述了道咸之交财政危机的形成及征商税、铸大钱、行钞等补救措施的失败。何永智《清代盛京户部经费来源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剖析了清代盛京户部的内外经费来源及对内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何永智《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及其嬗变——兼论东三省俸饷筹措》(《历史教学》第8期)梳理了东三省旗饷自京师领解之制的兴衰及对当地财政、边防的影响。申斌《清初田赋科则中本色米复归的新解释——兼论明清赋役全书性质的转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梳理了清初赋役全书性质由地方财政管理工具向户部财政集权手段的变迁。

货币制度方面,彭凯翔《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剖析了明代货币体系的白银化对清代货币多元化的推动作用。陈锋《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探讨了作为国家财政、赋税征收统计标准的银两与百姓生活中常见的钱文间的关系。邹建达、邹翀《清代“滇铜京运”源起》(《历史档案》第3期)梳理了京师铜钱铸造自雍乾以降改以云南滇铜取代日本洋铜的原委。赵士第、邱永志《清代“东钱”问题再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探讨了该地域性货币的来源、流通范围、与制钱的关系、多样的表现形式等问题。

商业贸易方面,徐雪强《明清晋蒙交界区商业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述了该地区商品生产、商路变迁、市场兴衰等要素的时空变动。张海英《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中华书局)以对民间“生意经”流布、内容、背景的考述,阐释了明清商人的职业教育、经营理念、职业道德。郝平、杨波《明清河北境内山西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探讨了该处晋商会馆管理的组织化、资金筹集的制度化及关帝信仰体系的形成。许檀、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揭示了晋商在当地偏好首饰业、药业的经营特点及原因。刘志扬《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思想战线》第4期)论述了以雅安、打箭炉为集散地的川藏茶叶贸易的兴衰。李斌、吴才茂《“养命之源”:清代清水江流域的当江与争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梳理了贵州锦屏、天柱两地的木材贸易之争。

手工业方面,倪玉平《包世臣盐业思想研究》(《盐业史研究》第3期)探讨了嘉道时期包世臣提出的给予盐商一定市场竞争权的盐政改革思想。韩燕仪《清代盐价制定中的地方干预——以康熙年间衡、永、宝三府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剖析了清代盐价市场调节、行政干预、官商利益关系综合作用的定价机制。郑幸《清代古籍刻工组织形式的转变与刻字店的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探讨了刻工自营刻字店的出现及代刻模式的流行对出版业分化的推动作用。滕德永《清代中后期苏州与宫廷的飞金供应》(《史林》第4期)考述了苏州金箔制造业的经济实力、技术优势及与宫廷间结成的供应关系。

信贷关系方面,谢开键《“出典回佃”式交易研究——以清中后期贵州锦屏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阐释了清代出典人向承典人佃种典出土地这一经济现象的双赢性质及在金融信贷方式、土地资源配置方面的进步意义。陈季君《清代土司档案所见借贷案例初析》(《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分析了土司档案所见各种借贷现象、相关经济纠纷的审理程序、量刑特点,以及所体现出的社会变迁。

七、在多语种档案文献运用的有力支撑下,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成果喜人。

边疆经略方面,[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剖析了清代对东北、蒙古地区的进贡体系与环境恶化、奢侈品贸易、全球化市场等因素的互动关系。惠男《俄罗斯逃人与18世纪后期的清朝边疆》(《清史研究》第3期)以对新疆、蒙古和黑龙江边境所缉获的俄罗斯逃人的处置,揭示了清前期边疆统治的特点及中俄界约逃人遣返条款的执行情况。董红玲《清代新疆塔尔巴哈台台站交通变迁》(《西域研究》第3期)探讨了该处台站交通系统的变迁过程及边防、贸易功能。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述了清代在西帕米尔权力与情报网络的建立过程、运作实态及对中原士人边疆观念的影响。刘增合《晚清保疆的军费运筹》(《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光绪中叶边疆防费的筹措与国困现实间的矛盾及其对边陲经略的影响。刘正刚、黄学涛《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与官府赈灾探析》(《民族研究》第3期)考述了清朝官方在打箭炉地震救灾中发挥的作用及对藏区稳定的积极意义。钱秉毅《明清时期对云南民族认知的演进与边疆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述了民族认知的发展变迁对西南边疆治理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

民族政策方面,张永江《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清史研究》第1期)探讨了清朝在区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努力及政治价值。贾建飞《回例与乾隆时期回疆的刑案审判》 (《清史研究》第3期)以乾隆朝回例适用范围的调整,说明了清廷的回疆治策由因俗而治转向制度趋同的原因。王东平《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亲亲相隐”》(《新疆大学学报》第6期)考述了《大清律例》的“亲亲相隐”原则在新疆天山南路的运用及其意义。王希隆、夏晔勇《清代吐鲁番札萨克旗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2期)梳理了该旗的兴废始末及清廷对额敏和卓家族的控驭策略。段金生《土司政治与王朝治 边:清初的云南土司及其治理》(《民族研究》第2期)考述了顺治、康熙两朝对云南土司抚讨并用的治理手段及对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影响。

史事考证方面,齐木德道尔吉《清初茂明安部叛逃事件二则史料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以《满文原档》揭示了天聪九年茂明安部反叛后金事件中不为人知的若干细节。许建英《从两份档案看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事支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以两份英国、土耳其档案的译介为中心,揭露了奥斯曼土耳其与阿古柏伪政权的勾结。赵心愚《清康雍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考述了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十年川、滇、藏行政分界的实施过程。

八、史料的整理刊布、研究介绍扎实推进,为今后各领域研究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年度刊布的清史研究相关史料,档案文献有叶农等整理点校《清宫藏鸦片战争后粤海关税收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韩鹏宇等主编《清宫档案绥化史纂》(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口述史料有富察建功整理《清宫大内侍卫口述实录》(团结出版社);古籍丛书有吴元丰主编《清代满汉合璧国学丛书》(辽宁民族出版社)、郭院林主编《清代新疆政务丛书》(凤凰出版社);专题史料汇编有郝平编《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选编》(商务印书馆)、张健编《明清徽州妇女贞节资料选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关于《四库全书》的专题研究,[美]盖博坚(R. Kent Guy)《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郑云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皇帝、官员与士人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博弈;邱靖嘉《清修〈四库全书〉删改问题刍议——以校办〈三朝北盟会编〉为例》(《清史研究》第2期)探讨了清修《四库全书》改定辽、金、元译名及删削违碍文字的步骤、方法;林存阳、王豪《大兴“二朱”与四库全书馆》(《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朱筠、朱珪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交游的考察,揭示了馆臣间复杂、紧密的关系网络;唐宸、黄汉《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考》(《文献》第4期)考订了该目录的编写时间、作者、传抄过程、文献价值。

关于地方志编纂,闫超《清代东北修志述略》(《南开学报》第6期)总结了清代东三省方志纂修的发展历程、内容特点、推动因素、文化意义。张闶《从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看清廷对康区的地理认知》(《中国藏学》第3期)探讨了该书的史地研究价值及康区在清廷眼中的战略地位。同类成果还有武玉梅、安大伟《清代盛京私志〈辽载前集〉考述》(《史学史研究》第4期),汪受宽《乾隆〈甘肃通志〉考略》(《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宫云维、王红伟《〈两浙盐法志〉考略》(《盐业史研究》第2期),康健《〈橙阳散志〉的编修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第4期)等。

舆图方面,韩昭庆、李乐乐《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第4期)以广西部分坐标系、图面内容的对比分析了两图间的承继关系。吴雪娟《论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的命名》(《满语研究》第1期)考述了该图与黑龙江将军衙门报送一统志馆的舆地图说间的渊源关系。

九、其他领域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清代儒学流派及其学术思想,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第3期)论述了以理学为人生信条的官僚群体在学术、政治上的主张与实践。郭康松、陈莉《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特色及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第2期)评述了该派治学的宗旨、规范、方法及对后世的影响。杨念群《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史学史研究》第2期)反思了既往学界对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的得失。王祥辰《乾嘉汉学“吴派”观念建构历程及学派分野启示》(《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探讨了家学、师承、地域标准对判明清儒汉学流派划分的意义。姜家君《康雍乾时期台湾儒学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东南学术》第5期)探讨了清前期台湾儒学对朱子学要旨、内容的承续及实学、实用的外向性品格。禹菲、姜广辉《清中后期的礼、理之辨——以凌廷堪礼学为轴心》(《河北学刊》第3期)阐释了礼学与理学的观念分歧及思想性差异。廖国强《清代云南儒学的兴盛与儒家文化圈的拓展》(《思想战线》第2期)考述了在清代官方扶持下云南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及由此形成的云南特色儒家文化圈。

人物研究方面,崔壮《“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清史论丛》第1辑)探讨了清儒章学诚对天性的体认与践行在其处理求生与治学关系、追求“存我”学术理想过程中的准则作用。黄斌《从宗室博尔都与汉族文士的交游看清初满汉文学交流》(《满族研究》第2期)以康熙朝宗室诗人博尔都与江南文人的诗艺切磋,展现了清初满汉文学的交流互动。

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一些重要地理概念的名称由来、地望变迁的翔实考述。庞乃明《明清中国“大西洋”概念的生成与演变》(《学术研究》第11期)梳理了传教士影响下中国旧有“大西洋”概念的内涵、外延变迁。汪小义《关于清代内外洋划分的几点认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探讨了清代内、外洋称谓的地域变迁、划分标准、命名原则。段伟《清代语讹政区名探析——从灵壁县到灵璧县》(《江汉论坛》第1期)考述了清廷编纂文献使用的“灵壁”县为安徽本省方志“灵璧”一名取代的经过。石硕、邹立波《“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思想战线》第3期)探讨了清代汉族移民围绕地名、人名、信仰对打箭炉由来传说的主观建构。此外,葛剑雄、侯文权《历史人口地理个案研究:明清之际重庆地区人口数量下限推测》(《历史地理研究》第2期)以对重庆地区人口康熙三年谷底值的推算,提出了一套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法与原则。

水利史方面,赵珍、崔瑞德《清乾隆朝京南永定河湿地恢复》(《清史研究》第1期)论述了乾隆初年以引水出堤等调节径流之法对京南小平原永定河及淀泊水患的成功治理。王申《清代钱塘江中小亹引河工程始末——兼及防潮方略之变迁》(《清史研究》第4期)梳理了康雍乾三朝对该处河工的态度差异及其所体现出的钱塘江防潮方略变迁。肖启荣《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历史地理研究》第2期)评述了不同时期当地水患治理的成效,以及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核心要素。

本年度召开的清史领域的综合性、专题性学术会议主要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20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新疆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清代西北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等。

为学科建制所限,对研究时段在1840年以后的成果,本文一般不作评述。因文章篇幅、个人学识有限,亦未能将本年度清史研究方面的所有重要成果逐一加以介绍,成果归类、内容概括亦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读者们谅解。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 2020年11月13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xR50bv8MHgnepk-7cO8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