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擐甲厉剑，与众将纵横驰骋中原，在行伍、战阵之间，长达十余年，故对御将之道，筹备相当审慎。立国之后，在明太祖的眼中，诸如指刃挥兵、搴旗陷阵之事，均非竖儒所长。为此，设立都司卫所，绣错布于宇内；而在要害之处，则设置镇戍之将。所有阃外之责，一概寄托于武臣。明初重武轻文，盖有其因。

然此制的设定，缺陷明显。卫所与地方州县犬牙交错，固然可以借助互相牵制而便于统制，然卫所与地方有司之间，不相统摄，钱粮、刑名，各自总理，一旦变起于仓卒之际，单是行移之间，就颇费周折，最终导致虚文日烦，实效难责。尤其是升平一久，法令益弛，都司卫所之中，已是遍布纨绔之子。他们豢于酲釀甘縢之中，沉于丝管娥姣之际，肌节驽缓，智识钝牦。鉴此原因，早在洪熙年间，明仁宗就下令文臣临镇，治理文书，商议机密，参赞军务，清理边储。其后，均改用都御史，设立提督一职。随之而来者，则是“天下治安，缙绅用事，介胄之夫，俛首下气，唯唯听命”。所以，诸如总兵、副将、参将、游击，虽有将军之名，但权力已大受束缚，不能振举，军旅大权，上归提督，下属兵备，文臣中的提督、兵备已经取代将帅之任。这就造成了明代中期以后崇文黜武的制度格局。

一至明季，“大将屯兵”，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遂成一时武将跋扈之势。

明人《宣宗行乐图》卷局部打马球图

（一）明初重武轻文的制度格局

明初立国，统兵之权归于大都督府。即使如大都督府断事官一类的幕职，其遴选亦相当慎重。贝琼《送褚德刚序》云：“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断事官缺，上难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经历会稽褚君为之。”就在此文的批注中，有言：“国初兵权皆统于大都督府，故其幕职亦重。”“幕职亦重” 一语，大抵已经道出明初重武轻文的制度格局。

在明初制定的《大明律》中，对武官犯罪亦略显优待。如《大明律》内有一款云：“六部、都察院、按察司并分司及有司，见问公事，但有干连军官，及承告军官不法不公等事，须要密切实封奏闻，不许擅自拘问。”在所有“公事”中，只要其事“干连军官”，即使是告军官“不法不公”等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司法衙门，均无权过问。法律上格外优待甚至赋予其特权，足证明初武官地位之高。

明初总兵，地位显赫。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官衔上看，总兵明显高于巡抚。按照明代的制度，各镇都是先设总兵，其后才陆续添设巡抚。所以，巡抚的署衔，仅仅是“参赞军务”。只有各镇无总兵官以及后设之总兵官，巡抚署衔方可称“提督军务”。“参赞军务”与“提督军务”之间，尽管只有二字之差，但权限大有区别。官衔上署称参赞军务，说明巡抚相较于总兵官，仅有辅佐之责，并无统辖之权。二是从文武官员的交际体统上看，明初总兵有“列侯”之誉，其体统极其尊重，地方有司“伏谒如属礼”。一些内地知府、知县，因昧于掌故，“辄欲钧礼，往往取累”。

按照明初的制度规定，设立军民诸司，原本是“彼此颉颃，两非统属”。然事实并非如此。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因为天下初定，都司卫所武官势力炫灼，时常凌轹地方有司官员。永乐元年（1403），福建巡按周志新的奏疏显示，当地方知府路过都司所辖各卫的衙门，或者二者在路途相遇，各卫官员因为对知府不下马感到愤怒，就藉此“鞭辱仆隶”。至于卫所的公务，更是直接交给地方有司办理，稍有不从，即“呵责吏典”。明代之卫，设有镇抚，所亦有镇抚一职。在千户所中，大抵以千户为主将，而镇抚佐之。可见，在武官中，千户所镇抚可称是“至微”之职。明初的文官对这些镇抚亦格外小心，惟恐得罪他们。如苏伯衡在明初号称著名的文学侍臣，甚至被明太祖所优礼。即使如此，苏氏亦不得不撰写《送谭镇抚调平阳序》一文，与这些千户所镇抚应酬，甚至不乏揄扬称道之言。诸如之类，无不证明明初武弁何等受人重视。

（二）明中期以后崇文黜武局面的形成

明代中期以后，承平日久，崇文黜武局面随之形成。由于文官大抵来自科举，所以明代的文官制度最重资格。甲榜进士出身最为崇高，可以仕至六部。在进士中，又以翰林最受人尊重。一人翰林，则不屈膝，或虽有拱揖，亦“腰背不甚折”，号称“养相体”。乙榜举人出身，则只可仕至知府而已。为此，进士出身者，无不鄙视举人出身之官，虽同处朝列，亦不甚款接。至于岁贡、荫官，更是等而下之。在如此讲求资格的官场，武官地位一落千丈，显得相当卑微。即使是总兵官，在文臣看来，“抑末也”。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初所定《大明律》中关于军职犯罪，官员不准擅自拘禁的规定，显然已经保证了武官在明初的特殊地位。到了明代中期，这一律条已经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成化年间，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夏埙葵上奏，请求“今后军职违法害军，间有干碍惧罪欲逃者，许该卫所呈禀，先将犯人拘系在官，一面奏请问罪”。这一建议到了刑部，刑部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一方面，军职若是仅仅犯有“一应常事”，仍然按照都察院等衙门会议奏准事例，“令其暂住管事，支俸听提。若明文已到，截住支俸，就提，不许破调仍旧支俸”。另一方面，若是军职犯了 “强盗、人命等项真犯死罪，逃脱在外，因而交通巨恶，搆结为非”，允许该卫所“措实呈禀，先将犯人拘系在官，听候奏拿”。这一条例一出，显然已经证明武官在犯罪方面所享有的一些特权，已经开始部分丧失。

明初大将提兵，权势赫奕，所设巡抚都御史，不过是“赞理军务”，“与之督粮，不与兵事”，亦即负责后勤保障而已。自中期以后，总兵官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削弱。丧失赏罚之权不论，即使是“出师之期” 一类的用兵机宜之事，总兵一类的将官亦已无决定权，而是必须“请命而行”，依次受制于兵备、巡抚、总督，大失任将之道。正如黄宗羲所云，明制尽管有失，但总兵毕竟用的是武人。一旦总兵必须受到总督、巡抚、经略的节制，那么，其文武格局顿时发生转变：总督、巡抚、经略越俎代庖，亲自担当主将的职责；反之，总兵则沦为辅佐之职，不过是聊充“偏裨”而已。其结果，则是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

更为甚者，至明代末年，即使吴淞总兵官这样的地方武职大吏，也必须受到松江府理刑推官的节制，这是因为吴淞总兵的“贤否册”亦即考察权，完全掌握在推官的手中。武将地位的衰微，最终导致武将不肯用命，明朝随之倾覆。此实亦在情理之中。

崇文黜武之制一旦形成，那么，文武之间的交际体统随之发生变化。明代中期以后，即使大将、副将之职，亦均须兵部差遣。换言之，总兵、副总兵职位，不再依靠战功，而是凭借袭荫。按照制度的规定，这些武官为了继承祖荫，不得不与兵部、兵科的文官打交道，其间不免出现一些自贬身份的“卑污手本”。如大将、副将上给兵部、兵科官员的手本，尚且讲究身份者，则自称“门下小的”；若是自贬身份者，更是动辄自称“门下走狗”。至于守备、把总以下，给兵部书办送礼，在礼帖中则用细字写上“沐恩晚生”。

清初学者黄宗羲在总结明代军事制度时，对此亦多有揭示。根据他的记载可知，位至大帅的武将，在干谒文臣之时，即使品级悬绝，亦必须身穿戎服，左手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趋人庭拜”。至于其上给文臣的门状，则自称“走狗”。告退之后，甚至还与文臣的仆隶叙齿。黄宗羲的说法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以找到很多事例加以印证。如明代中期以后，知府、知县与总兵相见，都可以抗礼，拜帖仅用“侍生”，公文则用“移会”。与参将、游击将军以下交往，大抵亦是如此。更有甚者，贡生、监生、生员与武弁往来，即使是总兵，亦只是投“侍教生”的名帖，轻易不用“晚生”帖子。降而下之，与参将、游击相见，则更不待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如此，承平日久，地方军卫的武官更是一蹶不振。卫所指挥前去拜见知府，必称“恩堂”，不敢抗礼。

明末人宋懋澄借助一位颇有智慧的山僧之口，道出了当时的崇文黜武之风：“武与文异。人之畏文也众，故缙绅之于释老，威少杀焉；若武，则人慢之矣。彼视可以行威者无如僧，吾故俟其威之未张而先致敬焉，非故谄也。”诚哉斯言！这位山僧的一番话，确实道出了实情。因为缙绅文人平日里受到了世人的尊重，所以他们在与释老之徒打交道时，不妨优雅地显示自己的平等待人，在僧道面前不再作威作福。而武人则正好相反，他们平日里就得不到世人的尊敬，所以在遇到僧道时，就难免会抖擞自己的精神，摆起自己的架子。这种崇文黜武的风气，其结果正如宋懋澄所言：“以彼文武如是之异，而国家欲藉武士为干城，其可得乎？夫无事贱之如牛马，有事望其捐生，一何待之薄而责之厚乎？”此论堪称一语中的。

武学在明代的困境，大抵与当时的崇文黜武之风若合符节。在明代，唯有京城设有武学，在地方府、州、县，并未设有武学。凡是出应武科乡试之人，尽管称之为“武生”，其实不过是一些学业粗疏、负材矜气之子弟而已；或者原属军籍而学书不就之人，就改为学习武经、弓马，中式则为武举，不中则依然齐民，并无“武生员”之称。至崇祯之末才下诏，让府、州、县考取武生员，并人学宫，令督学官考校。然而积习轻武，假若是有志之人，根本不屑应试，学臣亦视为具文，有无多寡，不拘定额。

（三）明季武将之跋扈

崇文黜武之风形成之后，难得武将之效。明季兵兴，有人上奏，声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云云。于是，崇祯皇帝专任大帅，不再受文臣节制。不到二三年，武臣拥众自重，“与贼相望，同事虏略”。对此，黄道周有如下揭示：“崇祯以来，边圉日绌，谈者皆谓文臣不效，一意右武，韦跗出门与藩臬争道。然自数年中，八九大将宠极贵盛，无有不叛，其仗义死功者一二耳。”刘宗周亦直揭其弊道：“自陛下有意轻文臣，而积轻之势，至于堂廉不可辨；且有意重武臣，而积重之势，几于臂指不相使。于是文武终日争体统，互持观望之局，中外终日费调停，酿成跋扈之奸。”崇祯皇帝重武之效，不过如此。

南明鲁监国时，华夏上奏有云：“臣思昔日文强武弱，迄今武强而文不肯弱，遂相持起衅。”这大抵反映了自明末以来文武关系的另一种转向。

揆诸明季史事，确乎武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此可以左良玉、刘泽清为例加以进一'步的剖析。

就左良玉来说，下面两件事情，已经可以证明他完全是拥兵自重，甚至敢于不听诏令。在崇祯朝时，先是陕西总督的塘报，称左良玉兵驻武昌，“贼船过汉阳，为左兵追杀，复退”。为此，崇祯帝密遣太监“赍金币往营谕之”。不久，湖广巡按御史的奏疏上达，称左良玉并无“追杀有功情状”。内阁大学士吴蛀专门上一揭帖，称：“左镇坐视承、襄陷，退避湖南，方怀疑惧，今复遣内臣往，若追杀虚报，疑惧愈甚，乞暂停遣，俟察实命兵部差官照常赏赍未晚也。”揭上之后，崇祯帝的批示却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枝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发，不及停矣。”正因崇祯帝过分倚重武将，才对左良玉如此“宽假”，最终导致他更加跋扈。至南明福王登极，南都诏书下达至湖广，左良玉自承天返回，驻兵汉阳，意不可测，甚至未举行颁读诏书的仪式。为此，巡抚何腾蛟前往汉阳，以剑自随，道：“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开读，此身有付三尺耳。”所幸者，当时左良玉私置正纪卢鼎力争，认为应当拜接诏书，且对良玉说:“方今四镇合心，同戴新君，若拥兵而下，能保必胜乎？不胜，无乃身家两亡乎？”良玉时已耄老，不得不说：“是固当拜耶。”随之，举行拜诏之仪。从左良玉“私置正纪” 一职，到他敢于不拜接诏书，明季武将之跋扈，已是达到极致。

刘泽清显然是另外一个武将飞扬跋扈的典型个案。刘泽清因山东“剿寇功”，得到了太监的滥叙，为公论所讥。兵科给事中韩如愈上疏纠之。后韩如愈奉差督饷，行至山东，在道中为刘泽清麾下杨国柱所害。当时刘泽清还想谋害御史蒋拱宸，“以不值免”。正如都御史刘宗周所言：“本朝受命三百年来，未有武臣参文臣者，尤未有武臣无故而欲杀宪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辄操庙堂短长，使士大夫尽出其门者，有之，皆自泽清始，一时纪纲法度，荡然尽矣。”刘宗周此言实是有感而发，因当时刘泽清正上疏参劾刘宗周。至于“士大夫尽出其门”云云，也有史事可以证实。如弘光朝时，王铎人阁以后，替刘泽清作序，“呼其母为老伯母”，这并不能简单地将此视为王铎为人谦和，而是一种“失体”之举。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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