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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二辑

 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首先祝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在我看来，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联姻”是非常重要的，对历史学方法论的更新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近代以来，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化的产物。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我们要寻求自己的历史理论或者解释能力，首先就要对政治学的很多理论有所了解，同时要观察历史学与政治学发生碰撞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中国历史学能为现实政治提供什么理论资源，历史政治学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此前大家都在讨论政治学到底如何与历史学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从全球化和世界大变局的角度看待历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固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动力，在乐观层面论证中国崛起的意义及其价值是很必要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中国崛起的优势做反复论证这个基本层次上。历史政治学最大的价值不是到处鼓吹我们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因为成绩已经摆在那里，不需要多做宣扬。相反，我们国家的许多现实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历史政治学需要仔细考察这些问题，到底应该从历史传统中获取哪些经验才能加以改进。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我们到底还缺少哪方面的政治智慧，如何从历史经验中予以发掘弥补。我们不能把自己变得很膨胀，似乎经济发展了，我们的政治研究水平就一定会随之变得先进——认清这个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从无锡参加完“江南文脉论坛”回来，会上有人提出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虽然有悠久的文化，但仍不文明或者不足够文明。因为文明是可以传播的，而我们遗留下来的文化传播能力目前仍然相当有限。我们现在基本笼罩在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制约之下，我们常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文化上仍没有办法和西方全面抗衡。我们有那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但我们的传播能力不行。我们设立了很多孔子学院，但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家主动来学。这就是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别。等到哪一天大家都跑到中国来，主动学习和尊重我们的文化，承认中国文化能够比肩西方，或者至少能够平等对话——只有达到了这种程度，中国才算真正崛起。西方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正因其具备可传播性。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西方文明的笼罩之下的，我们的物质享受实际上也是西方文明传播的附带结果。但是，我们的文明能够在多大意义上传播到西方？我们可以输出，可以往外推送，但是现在这种推送的表演色彩太浓、太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说服西方。如果我们要讨论清楚这一点，就应该先讨论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中国崛起之后，其文化却缺乏传播能力，我认为症结在于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原来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目标。现在加了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往往只强调一种技术性的管理。而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不但要讲“治理”，而且要讲“统治”。我认为要把统治和治理区分开来，对两者差别的讨论应该进入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畴。统治涉及最根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和政权建立的正当性问题。

有人认为，所谓治理就是“去人治化”。很多人总说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所以我们就通过“去人治化”，真正建立起中国的法治体系，通过治理技术把人治化的东西放到法治规范范围里进行管控。但这会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人治。贝淡宁教授说的“贤能政治”也逃脱不了中国传统人治框架的制约。要想完全脱离人治去谈法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苏力教授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指出“送法下乡”，因为与中国传统习惯相抵触，遭遇了非常大的困境，因为难以突破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如果突破不了这个网，谈法治就没有意义，法治最后都会被人际关系消解。所以，中国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法治， 也不可能按西方的法治标准来提高中国所谓的治理水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目前的基本框架和历史沿革，否则我们的研究必然会被架空，变成一种无根之谈。我们必须要有历史感，要承认中国就是一个人治大国。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推行法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必须要承认这个前提。所以，仅仅一直高喊“民主”“自由”之类的口号是没有用的，研究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环境和土壤。

在此再强调一下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统治和治理分开讨论。为什么统治很重要呢？因为“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文化”是建立在“正统论”的基础之上的。谈历史政治学，还是要回归中国传统中常用的词汇比较恰当。现在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对正统论的重新阐释。政府在如何建立正统方面一直努力寻找一种合理的表达方式，比如提倡“国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效果似乎并不太好。根据近代史的演变，皇帝被推翻后，中国彻底转向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我们现在觉得很自然，可这在当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中国没有皇帝了，人民如何生活？于是就出现了民初的乱象。后来有人很失望地说：“民初政局还不如大清呢。”这是当年很多百姓的基本判断。中国从皇权政治倒塌到民初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解决不了的难题：一是西方的挑战。中国很难彻底转成西方民主制度，大一统框架下，三权分立、两党政治都不太可能实现。民主政治似乎更适用于小国寡民的社会。二是中国传统体制和价值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皇权一旦倒塌，中国的整个文化根脉就会被割断，整体面貌变得不上不下、不伦不类。世界政治体系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政治道路，要求必须有正统性，君权神授，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由天意赋予；另一条是西方政治道路，统治者的权力由民意授予。两条道路总该选择一条走，但民初政治两条都没走通。不但没有实现西方政治中所谓的多党政治，而且国家在君权神授观念消失和皇帝被推翻之后陷入了惶恐失序，中国的整体演变脉络被切断了，中国政治无法合理地有效运作。

当年梁启超提出，君宪体制是最好的体制。梁启超他们的设想非常简单：皇帝不能被推翻。因为皇帝是中国文化符号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的聚焦点，是正统性的表示，是带有相当强烈的隐喻性象征色彩的存在。皇帝可以没有实权，在皇帝之下设立一套首相内阁制，现代民主政治在此框架下操作。如果废除皇帝，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就被摧毁了。可能有人会说合法性是西方概念，不适合分析中国，但至少延续了几千年的正统性被摧毁了，中国文化因而也就失去了根基。孙中山等人代表的革命党采取激进做法逼皇帝退位，结果就是军阀混战、一片混乱。皇帝的象征意义，我称为“主导性虚构”，即皇帝在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凝聚文化资源的隐喻作用。皇帝是虚构的，但是必需的，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相当深厚的根源血脉。皇帝是肉身，但同时又是象征。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当年，麦克阿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保留了天皇。当时的争论很多，天皇该不该承担战争的责任也变成了一个争议焦点。但许多人断定，如果把天皇拿掉，日本真正的文化复兴将毁于一旦，日本人缺少了这个精神支柱，它的复兴就会完全成为泡影。天皇万世一系，是日本的精神支柱、价值来源。日本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天皇的象征统治下才真正实现了平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日本至少实现了相对平等。天皇一系沿袭了日本人真正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导向，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中国现在以政党政治来转换这个象征意义，但政党只是个政治组织，只是一套技术体系，它属于治理体系，并不具备象征意义。现在所强调的红色基因脉络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正统性做支撑。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如何维系，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马克思是洋人。如何将这一资源转化进中国的治理体系、统治体系里，目前还没有结论。

当前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治理思路左右摇摆，没有统治思路。“中国文化很重要”，这一点近几年全社会都在谈，但是在具体举措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如何把中国文化纳入当代的治理系统，目标也非常不明确。最近，我专门跑到曲阜去看祭孔大典。一帮剃着平头、穿着黑衣服的保安模仿港片里的样子，抬着花圈就往大殿上放，连个香都不敬。后面跟着的官员也穿着一袭黑衣，跟着一帮穿花衫的小哥一步步地走，然后在花圈前三鞠躬，就算完事了。这就是缺乏统治思维的结果。我们不能老谈技术层面的治理，得培养文化的感觉。文化需要有一个统系，有道统、政统之分。无论怎么安排，这个谱系应该是有规矩、有依据的。此外，我们还缺乏基本礼仪规范。如果你要敬孔，必须面对孔子的像念祝词，官员却背对着孔子念祝词，搞得像领导讲话，念完祝词后再一拨人一拨人上去献花圈。这是不是真的 “敬”？“敬”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敬”？我们缺乏真正的统治的“统”的观念。这是我们的文化根基，这个观念如何纳入政治体系，非常重要。礼仪表面看起来是虚的东西，好像不实用，但当你真正把这套理念、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才能恢复文化根基，使观礼的人有敬畏之心。费孝通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习出来的。礼是习出来的，不靠文字，文字不一定有用，文字就是一种知识，但礼是一种传承方式。

然而，在当代中国，由上到下对礼的态度都非常暧昧不清。它的位置在哪里？这个统系在哪里？现有政权所接的是哪个统？都不明确。我非常理解，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比较常提的只是治理体系。治理是统治的外延形式，是统治的技术延伸和手段，但这不能作为立国根基。现在整体的政治还没有发展到重视统治、把统治和治理分开的地步——这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现在仅谈治理有很大的弊端，比如一味地强调维稳，这完全是行政技术手段。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很有效果，但这不能作为立国的根本，它并不能体现国家的价值、文化的根基。我们现在只是表面上尊崇国学，但是这和国家的统治脉络接 不起来。比如，你到山东去看看，一会儿这个中心，一会儿那个中心，一窝蜂建立起来。本来曲阜早已是儒学礼仪的中心，现在又有了一个尼山世界儒教中心。花大价钱搞夜间灯光秀，完全像是个旅游项目。大家虽然弄了一些表面热闹的东西，但是对于国学如何与国家统治脉络接轨这种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却完全没有概念，各说各的，没有搞清楚依托传统文化的统治谱系应该怎么建立起来，它与治理的区别是什么。

历史政治学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起我们自身对统治的理解，而不是对治理的理解。治理是比较低层次的行政学的概念，比如地方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学界现在连篇累牍地在谈这些，但这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并不能在政治和历史理论方面有根本意义上的提升。

关于统治理论，清朝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乾隆的“宽严相济”政策就非常有效。如果他只用治理的思路，那就会只有“严”而没有“宽”；如果用统治的思路，“宽”的一面就会对“严”的一面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对当前而言，例如对少数民族地区就应该采取宽严相济的路线，不能完全是治理的维稳思路。具体而言，应该采取政治上统一和文化上多样的统治策略，争取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效果。所以，尊重少数民族多样性的共存，就是统治的思路。从康熙到乾隆，不仅在儒家内地有一套正统体系为它的政权合法性做注解，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另外一个正统，即藏传佛教，也发挥着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乾隆一方面是汉人的君主，另一方面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其实带有虚拟的象征意味，把这套东西糅合进来，就大大加强了他的正统合法性。反之，如果只用一个治理思路，绝对会和其他少数民族形成对立面，也无法把其他少数民族对皇帝的尊崇纳入他们的文化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否具有文明的传播能力，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统治而非治理的基本框架。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思路。

（作者系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风云大外交》2020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