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期的舆论和学术讨论中，“话语权”是一个出现频次很高的词，同时也是一个搅动学者心绪的词，因为这个词所指涉的话题，不仅产生于全球化与地方化、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张力之中，而且直接触及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民族自尊。暂且不论“话语权”中的“话语”究竟是什么含义，仅一个“权”字就至少可作两解。其一，“权”可以是基于“能力”和“实力”的“权力”，大体近于英文的“power”；其二，“权”也可指做某事的资格、机会和正当性，这与英文中的“right”大致相当。在国际学术领域，如果“话语权”指的是一国学者发言的“权利”，那似乎没有太大的疑问。以当今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开放和包容的程度，各国学者都有权利和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展示自己的研究所得。如果从“权力”的维度来看，情形就大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学者要在国际学术中拥有“权力”，就必须提出主导性的学术议题、新颖的理论创见和独到的研究范式，并能在其他国家学者中引发反响，对国际学术产生引领。在世界学术史上，任何国家的学者在话语方面的“权利”和“权力”都是相辅相成、相互加强的。只要具备学术上的“权力”，自然就能拥有发言的“权利”；只有能够行使发言的“权利”，方可充分展示学术上的“权力”。如果仅仅停留于“权利”的层面，而不以“权力”为支撑，一切关于学术“话语权”的讨论都会流于空谈。说到底，国际学术中的“话语权”也属于“软实力”的范畴。

 

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1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排名》

具体到历史学领域，话语权也牵涉到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历史话语权”，其核心关切在于，由谁来书写谁的历史，也就是“谁拥有历史”的问题。这里偏重的是历史书写的“权利”。其次是“史学话语权”，其基本内涵是采取什么方式、借助什么技艺、使用什么语言来表述历史，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书写的能力。一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后一点。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一个群体，都希望由自己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由自己来书写他人的历史，这是“历史话语权”的体现。那些由他人来书写其历史的人群或社会，通常不是遭遇文化的湮灭，就是陷于主体意识的沦丧，因而也无从谈及“史学话语权”。另一方面，任何历史的书写都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运用一定的技艺，依照一定的规范，形之于一定的语言，这些书写历史的形式、技艺、规范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史学话语权”的内涵。正如“权力”和“权利”息息相关一样，历史话语权和史学话语权也是紧密相连的。一个社会或群体，只有具备“历史话语权”，才有可能追求“史学话语权”；只有掌握“史学话语权”，才能更好地行使“历史话语权”。

对于清末以降的中国史学来说，最大的难题也许不是来自“历史话语权”，而在于“史学话语权”。中国拥有悠久而成熟的历史书写传统，当前更是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专业史家群体，中国的历史也一直是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的，这一点大抵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但是，自19世纪末以来，“西学”进入中国的节奏，从最初的“东渐”进而变成“汹涌直入”；这一源源不绝、势不可当的“西学”之潮，不仅导致中国史学传统崩解，而且逐渐淹没了中国史家的自主性。中国史家书写历史的形式、技艺、规范和语言，基本上采自欧美；中国学者非但很少引领国际史学前沿，反而一直处于追赶前沿的路途。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不啻为学术的“西化”。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急切需要吸取外来资源以图自救和自强，这时“西化”对许多人还是可以接受的事；待到国家“崛起”、民族强大以后，“话语权”的缺失就成为扎在一大批中国史家心头的锐刺。个体的学者在进行具体课题的研究时，所调动的资源，包括理论、概念、方法和材料，不论中西，只要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带来创获，并不会造成学术身份意识的困扰。但是，当中国史家作为一个群体对较大的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史学加以反思时，“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民族和国际、政治和学术等多方面的张力，就会全方位地释放出来，以致在他们内心引发强烈的“话语权焦虑”。在最近十余年里，中国史家置身于“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中，有志于参与国际史学的“话语权”竞争，于是加剧了欧美史学的引入同中国史学话语建构之间的紧张，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传统的破碎：三种“新史学”相续登场

自19世纪末以降，在宏大的社会政治变迁中，中国史学（主要是大陆史学）经历过三次明显的转型。这三次转型的中心议题，都在于寻求史学“话语体系”的革新，其结果是出现了三种形态不一的“新史学”。所谓“话语体系”的革新，通常都表现为以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历史？历史应当如何书写？历史有何功用和意义？但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家用以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主要资源和参照，却不是源自中国自己的史学传统。

第一次史学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中间经历过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史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西化”等不同阶段，而其目标所向一直都是改造传统史学，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庞大而驳杂的遗产，而这份遗产又散落在数量极多的编年纪事、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表志、地方志和治学札记之中。大致从19世纪末开始，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范式趋于式微，而翻译欧美史籍、引介欧美史家、传播欧美史学理念及采用欧美范式来书写历史，逐渐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史学也趋于形成，既出现了连贯性的全景式历史写作，也产生了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题探讨，著述语言则大多采用杂糅众多翻译元素的现代白话文。

 

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

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学术上的新旧中西之争并未止息，但是推重“西法”的“新史学”逐步走向正统，而传统史学话语则声息渐弱。1914年，姚永朴所编《历史研究法》专叙中国史学旧例，被杨鸿烈讥为“我国从古以来老师宿儒教人读史的方法”，也不受学界看重。1931年，齐思和审视近期史学进展，满目皆是以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1947年，顾颉刚主持编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论及造成近期“史学进步”的五点原因，有三点直接与“西方”相关，即“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另外两点则与“西方”间接相关，其一是新史料的发现，其二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

这期间中国史家建构“新史学”的榜样和资源，主要取自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兰克学派、美国新史学、欧洲汉学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对第一次史学转型厥功甚伟的一批学者，比如胡适、梁启超、傅斯年、陈寅恪等，都深受欧、美、日史学的熏染。对“新史学”的形成出力甚多的蒋廷黻、雷海宗、张荫麟、顾颉刚、吕思勉等人，或直接倡导和传播欧美史学，或间接受到欧美史学的影响。他们大多看重兰克史学，关注“如实直书”的理念，对客观主义、档案至上和史料考辨也是欣赏有加。陈训慈提到兰克，称他为科学史学之祖。傅斯年称自己最推崇兰克（软克）和蒙森（莫目姆森），还反复翻阅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以至全书破损散乱。陈寅恪治学除取法于德国的历史语言学和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之外，在不少地方也带有兰克的影子。朱谦之在中山大学倡导“现代史学”运动，主张史学向社会科学靠拢，也带有呼应兰普勒西特和鲁滨逊史学理念的意味。颇值得玩味的是，力倡以精读二十四史为治史正途的邓之诚，也曾与来中国做研究的德裔美国史家魏特夫有过亲密的合作。

 

兰克像

在第一次史学转型中，有三个学术机构起过关键作用。第一个是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大学史学门。朱希祖受兰普勒西特《近代西方史学》的启发，于1920年设计出一套新课程体系，在中外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之外，还开设史学基本学科（社会科学）、史学辅助学科（工具性课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外语等科目。此后，他在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上还屡有调整和改进。第二个是清华的历史学科。清华史学先有以治国学著称的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等，都是浸淫西学已久、并且深谙传统学术的大家，堪称当世“引西学以治中学”的代表性人物；1926年史学系建立后，蒋廷黻、雷海宗等人相继加入，并大力倡导“新史学”，在30年代中期以后渐成清华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主流。第三个是1928年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这个机构不仅仿照欧洲的学术体制，而且基本上依循欧美学术理念和范式来开展研究，一时成为“新史学”的主要实验场所。

 

朱希祖

“新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形成，直接受益于伯伦汉（Ernst Bernheim）、朗格诺瓦（C. V. Langlois）、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等欧美史家“始考史著，裁定史例”的反思性著述。1920年，李泰棻编成《史学研究法大纲》，试图融合旧学新知，大量援引兰克、鲁滨逊、伯伦汉和瑟诺博司，一度颇受好评，并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借鉴。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等人所阐发的史学方法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中具有重要影响，而他们的材料和观点无一不与欧美史学相关。据杜维运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在荣孟源看来，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还有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都不过是伯伦汉（书中作“朋汉姆”）、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之说的翻版。清华史学系主要创办人陆懋德也十分推重伯伦汉，他在1945年出版的《史学方法大纲》中，仍“多采取西人名著，以为补助”。

在“新史学”的语境中，许多中国史家都意识到传统史学话语的局限，转而吸纳和采用越来越多的欧美元素。1920—1924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编写《史学思想史》讲义，介绍鲍丹（让·博丹）、孟德斯鸠、韦柯（维柯）、孔道西（孔多塞）、桑西门（圣西门）、马克思、理恺尔（李凯尔特）等西欧各家之说，目的在于打破中国传统的“旧史观”，建设“新史观”，改造“旧历史”。大致同一时期，蒋廷黻也抱怨说，当时精于传统学术的学者只通古籍而不懂历史。古史研究原本最能体现中国史学的底色，但其中的欧美印记同样随处可见。举凡考古学意义上的新材料，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析工具，历史分期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无不反映了欧美学术的影响。“古史辨派”在理念和方法上固然不止一源，而其主帅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则带有鲜明的欧美烙印。同样重要的是，20年代以后国内各大学历史学系纷纷开设史学方法论课程，大多选用伯伦汉、瑟诺博司、朗格诺瓦等人的书做教本，或以他们的材料和观点为授课的主要内容。受此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家，在史学话语上或多或少都会带有“西化”痕迹。

 

李大钊

尽管很少有人把传统史学贬得一无是处，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史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均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而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经验，而历史研究的要旨在于“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非止于“记载事实”；历史叙事也不再以华夏中心，转而接受某种世界史观。越来越多的史家相信，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资治和“惩恶扬善”，而且关乎国民教育和国族构建。同时，历史书写的形式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札记体转变为专著、论文和通史等体裁。诚然，晚清民国“新史学”的兴起并非畅行无阻，只是多种阻挡的努力最后都沦为辛辣的历史反讽。据有学者研究，在西潮扑面而来之际，中国士人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来应对，最终却意外地发现“中学不能为体”。民初“国学”兴起，原本意在阻击或对抗“西学”，可是在“西方”学术、特别是欧美汉学的影响下，“国学”也逐渐放弃了以经学为主体的格局，转而沿用现代知识分类体系和研究体制，走上了某种“西学化”的道路。

中国史学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49—1966年间，其结果是确立了一种由党性原则所主导的“新史学”。这个时期，中国史家依照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人的历史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旗帜，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构造出一套新的史学话语。这套史学话语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史学，而且也排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史学”和整个欧美史学，并极力抹去学术和政治的边界，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如果说第一种“新史学”的基调是“西化”，那么第二种“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则近于“苏化”。当然，这个阶段国内政治和思想风气屡经变动，历史研究的历程也远非一贯而下，而是常有起伏和波折，其中1957年尤其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及至1966—1976年，情况更是为之大变，史学完全沦为权力的工具，已失去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因而也难以归入第二种“新史学”的范畴。在第二种“新史学”的框架中，人类历史，无论中国或世界，均被视为各个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程；而历史研究和写作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以官方认可的唯物史观为解释一切历史问题的终极准则；历史的功用和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于探寻社会发展规律，证明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揭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邓广铭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史学进入第三次转型，大体呈现出几个次第相接的阶段。在最初的近10年里，史学界致力于消除“文革”遗毒，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随着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缓步推进，史学界也着手修复遭到权力和意识形态破坏的学术机制，极尽艰辛地使历史研究转入正常的学术轨道，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为“文革”所摧毁的第二种“新史学”。诚然，意识形态的语言和议题仍然决定着史学话语的基调。1982年，中国史学会确定首届学术年会的讨论主题有两个，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历史遗产”；而关于史学本身或国际史学前沿的议题，并未出现在会议论文参考选题的范围。不过，学术争鸣的风气也渐趋浓厚，1949年以来的若干史学命题引发了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形成了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理解；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的动力等问题，一时成为讨论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学术政治化的危害，开始清理苏联史学的负面遗产，期盼学术探索的开放性和多元性。黎澍在1983年撰文指出，历史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需要来曲解历史，不可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1985年，有一批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全部史学理论，阶级分析方法也不是历史分析的唯一方法；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广泛的学术自由，研究并吸收其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

及至80年代中期，史学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恢复史学的专业主义精神，极力把史学拉回到基于史料的经验研究的轨道，而兰克、傅斯年（以及他身后的乾嘉诸老）和陈寅恪则被视为史学专业主义的精神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第一种“新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兰克，再度引起了中国史家的重视。有一篇专门介绍兰克史学的文章写道：“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 研究朗克（通译“兰克”——引者）及其史学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通过对朗克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直到21世纪初年，还有学者称，“兰克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今后的历史研究中，中国学者应继续对外国的史学（包括兰克史学）持有一种开放﹑积极的态度，利用这些方法来进行更加深刻、细致的研究”。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同样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战后欧美史学流派，译介欧美史家作品，邀请欧美史家来华讲学，迅速兴起为热潮；欧美史学的议题、理论和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史家的视野之中。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目睹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于是发起新一轮“新史学”运动。他们创办多种“新史学”杂志，召开各种聚焦于前沿议题的研讨会，表现出一种走向国际学术、铸造新史学话语的宏大志向。有学者在1994年就观察到，“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经历了“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学去”“走向系统论”“走向跨学科研究”等交替递进的演化过程。各种史学思潮的兴替，既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多样性，也意味着向欧美取法逐渐成为潮流。到1999年，有学者在回顾近20年中国史学的新发展时，着重指出了其中的两大趋向：一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拓展，二是与国际史学的接触和对话。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两种趋向都呈方兴未艾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德国概念史、美国新史学、欧美的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都给中国史家带来了许多灵感。

1980年以后约有十余年时间，在主流史学话语中，晚清民国的“新史学”仍然被称作“资产阶级史学”而受到贬抑；直到1996年，几位掌握学术权力的重要人物方以“近代实证史学”称之，终于去掉了政治性的标签。与此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仰慕民国史学大家的风范，以“接着讲”的取径，试图在方法、议题和风格上接续第一种“新史学”。但是，第三次转型同第一次转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内涵和性质上都相当于一次重新开始。而且，这次转型的重点不在于改造传统史学，而是放开心胸地借鉴和吸收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极意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尽管这种“追赶”在节奏上总是要慢若干拍。当前，中国史家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精英和普通人的经历，秉持“问题史学”的理念，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他们相信，历史的功用在于保存集体记忆、理解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戴逸

在以往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史学在社会政治的洪流中起伏颠簸，相续出现三种并无直接关联的“新史学”，因之在旧传统被打破的同时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新传统。虽然三种“新史学”在主旨和内涵上都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并且通常是“弃”多于“扬”。于是，当今中国史学中的传统元素已然十分稀少，而传统史学除却充当史学史研究的题材，或为相关研究提供论述的材料，更多地只是中国史家借以慰藉民族情怀的精神资源。如果去掉采自欧美的知识谱系、时空观念、研究方式、解释模式、组织性概念、分析工具和表述语言，中国的现代史学似乎就难以成立。如此一来，中国史家在国际史学中所享有的“话语权”，就不可能同中国的国家地位成正比，由此埋下了话语权焦虑的根源。

 

梁启超

二、“西方”的幽灵：无处不在的域外印迹

中国史学界习惯于把欧美史学称作“西方史学”，而且认为它拥有一条从希罗多德一直到后现代的发展脉络，是一个可以同中国史学对举的纯一的知识和思想整体。其实，构成所谓“西方史学”的主要是英、法、德、美四国的史学，间或也涵盖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的史学。在晚清民国时期“新史学”的铺垫下，经过最近四十多年的交流和引进，欧美史学在当前中国史学中的印迹，可以说已是无处不在。文化的接触和涵化通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而欧美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也不例外。再则，欧美史学并非单独作用于中国史学，而是与欧美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一起进入中国，构成更广泛的知识和思想流变趋势的一部分。在那些更具社会科学色彩的史学领域，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地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某些分支，都在中国史学中投射了巨大的影子。当然，中国现代史学并不纯粹是在欧洲学术作用下演化的结果，而是域外史学、本土资源以及社会实践等综合作用的产物。

 

希罗多德像

欧美史学进入中国，首要渠道是借助欧美史家的著述。由于语言的限制，能够直接阅读欧美史学原著的人并不多，对于英语以外的语种尤其如此，因而中国史家接触欧美史学主要依靠翻译的途径。

清末民初翻译“西书”就已成风气，那些能够为中国史学转型提供指引的著作，如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伯伦汉、鲁滨逊等人的方法论著述，尤其受到重视。在第三次史学转型时期，《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开始出版，系统引介欧美各学科的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新一轮“西学热”也随之兴起。1987年，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小书《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介绍了年鉴学派，引起中国史家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兴趣。1989年，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的中译本问世，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史家对欧美史学动向的关注。

 

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新方向》

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大多乐于介绍欧美史学新动向，相关的书籍和文章源源不断地问世。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徐浩、侯建新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罗凤礼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等。在各类史学期刊上，关于欧美史学趋向和新书的评述，也可谓比比皆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欧美历史著作的热潮真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多家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多种大型译丛，其中包含大量欧美史学著作。在这些译丛中，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名人名著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史学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雅典娜思想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历史的观念译丛》等，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欧美史学的译介，自1936年即开始编印“各国社会经济史丛书”，规模不断扩大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更是影响深巨，其中的史学著作以英、法、德、美等国学者的作品为主。截止于2014年，这套丛书的历史部分总共出书126种，其中英国27种、法国23种、美国17种、德国13种，四国共80种；欧洲三国独占63种，正好居半。收入这些丛书的大多是欧美史学名著，而散见于各个出版社的其他欧美史学著作，尤其是通俗读物和通史，更是不可胜计。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在高校的历史教学和专业训练中，欧美史学著作通常列入核心阅读书目。1986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开始推出多卷本《外国史学名著选介》（刘明翰主编）。在各高校历史学系开设的“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中，在导师为研究生开列的阅读书目中，英、法、德、意、美等国史家的作品通常都占较大的分量。一批接一批历史专业学生，在对欧美史学著作的细读和研讨中，逐渐把来自域外的知识、理念、方法和用语，转化成自己的学术素养的主要成分。专治外国史的学者主要依靠本领域的外国著作，而中国史学者通常也很重视欧美研究中国的论著。那些身在国际交流比较活跃的学术机构的学者，那些具有较强烈国际主义意识的学者，通常会把阅读欧美史家著作当成日常功课。

中国学者赴欧美留学或访问，则是引入欧美史学的另一条直接渠道。在第一种“新史学”的缔造者中，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蒋廷黻、张荫麟、雷海宗、张贵永等人，均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在第二、三次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史家，如翦伯赞、齐思和、韩儒林、翁独健、周一良、吴于廑、蒋孟引、杨生茂、张芝联等，也是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最近四十余年相当活跃的学者中，除少数人有留学经历外，更多的是到欧美国家访问、进修、从事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有一位学者在论及近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说，从前辈学者到当前新锐，“都非常重视对国外学术成果的吸收与利用”，“都以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给我们做出了示范”。可见，国际学术交流直接关系到研究水准的提升。

 

蔡元培

与此同时，许多欧美史家名家受邀来国内讲学，以更近身的方式现场传递欧美史学的理念、方法和前沿动向。1982年，法国史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访问北京和上海，中国学者端木美后来还对他做了专访。1985年，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汤普森（E. P. Thompson）先后来华讲学，引起广泛关注。1994年，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访华，陈启能、许明龙与他做了访谈。此后，美国史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德国史家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等相继访华，王希与景德祥也整理和发表了对他们的采访。英国史家哈里·迪金森（H. T. Dickinson）更是同中国史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德国学者约恩·吕森（Jorn Rüsen）和斯特凡·约尔丹（Stefan Jordan）等，还与中国学者联手引进、出版欧美史学理论著作。

当前中国史学的学科设置固然不同于欧美，但在理念和构成要素方面也同样带有欧美的印记。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基于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分法”，在各自名下又分设若干二级学科，而这些学科的名称和内涵都不是来自传统史学，而是经由欧美、苏联和中国自身的多种学科资源融合发酵后逐渐生成的。现代中国史学的职业机构（大学历史学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团体（从1915年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的史地学会、1929年的中国史学会到当今的中国史学会及各个专业学会）、研究体制（专业平台、研究基金、课题项目制、个人和团体协作）、写作形式（论文、专著、通史、书评）、专业期刊（从1921年的《史地学报》到当今的《历史研究》等）、评价方式（同行评审、会议评议和学术评奖）、学术会议（按主题组织，由大会报告、小组发言、专人评议、提问和讨论等环节构成，会后出版文集），无一不是以欧美史学界的经验为模板而演化成形的。当前中国大学的历史教育和学术训练，在专业设置（本科、硕士、博士分阶段培养）、课程体系（通史、专史、理论、方法）、教学方式（讲授、阅读、讨论、研究、写作）各个环节，也从欧美汲取了大量经验。20世纪90年代反响热烈的学术规范讨论，参照深受“西学”影响的民国学术，援引现代欧美学术的经验和定则，努力界定引用与抄袭、借鉴与剽窃的区分，并就注释体例、参考书目和论著评审等制定了初步的规范。

 

乔治·杜比

时空概念不仅是重构历史的基本工具，而且也为治史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关于历史的分期，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要放弃朝代分期法，采用“西人之著世界史”的分期法，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当前中国通行的古代（上古）、中古（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的历史分期法，最初源自欧美史学，后经苏联史学的加固而成为定例。以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形态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固然是直接仿效苏联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结果，但其最初的源头仍在西欧。另外，历史年代的标注采用公元纪年，而划分世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年代，比如476年、1500年、1900年、1945年等，也无一不是依据欧美的历史事件、并由欧美史家所确定的。在历史的空间维度上，现在通行以国家、大洲、大洋为历史叙事的空间单位，这显然是基于欧美现代地理学的概念；而用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内亚、近东、中东、远东等方位性名称来区分历史地域，也是欧美人、主要是西欧人的习惯。另外，考察历史的各种空间层次，诸如地方、（民族）国家、区域、国际、跨国、全球等，也全都是欧美学者率先使用的概念。

领域、路径的划分则涉及历史研究的方向和操作方式。当前中国史家普遍接受欧美史学的成例，把历史研究划分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经典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初兴起于欧美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环境史、生态史、妇女史、全球史、医疗史、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记忆研究、公共史学等，也渐次进入中国，并且很快成为学术前沿。特别是社会史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史学的重构：它打破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体系，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采用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提升民间史料的地位，使得日常生活在史学上取得了近于重大事件的地位。此外，最早发生于欧美史学中的“经验转向”“社会转向”“叙事转向”“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跨国转向”等路径变化，也给中国史家带来新鲜的刺激和启示。

 

《梁启超全集》

王国维曾把新思想的引进化约为“新语之输入”，而当今中国史学的语言，尤其是核心术语，也基本上源自欧美。今天，中国史家张口就来的变迁、过渡、转型、革命、改革等宏大叙事，须臾不可离的趋势、时段、演变、结构、心态、中心、边缘、底层、性别、族群等核心概念，见于诸多论著中的“中华帝国”、“专制君主”、“王权主义”、公共领域、市民生活、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中国性”（Chineseness）等提法，大都是从欧美史家那里借用过来的。中国史家热烈讨论过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谁是历史的主人，由谁来书写历史，历史的主线，历史的动力，古史分期，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近代何以落后，西学东渐，李约瑟之问，大分流，17世纪危机，新清史，冲击—回应说，中国中心观，中国的国际化，过密化（或内卷化），世界体系等，有些是由欧美学者率先提出的，有些则是欧美学术启发或刺激下的产物。

概而言之，经过三次转型，中国史学话语中的欧美元素不断增加，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及其意义，在中国史家中存在争议；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史学话语中的传统色彩在不断消褪。改革开放初始，中国史学界就迅速兴起了“史学理论热”；而造成这一现象的首要因素，乃是“积极引入西方的史学新思潮、新方法”。1986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并列为两大议题，而且与会者几乎一致强调，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自此而后，中国史学理论在体系（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论题（客观性、相对性与历史知识的性质）、范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态、跨学科）等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取法于欧美史学理论；克罗齐、科林伍德、海登·怀特等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于中国史家的笔端。举例来说，“史学概论”一类书籍在写法上的变化，庶几能集中反映中国史学话语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通行的几种《史学概论》读本，其基调是把传统史学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糅合在一起，而很少论及欧美现当代史学。到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二战以后欧美史学的进展，并试图用欧美史学理论来改造史学概论的知识体系。及至2006年，人民出版社推出《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作者系留美归来的资深学者，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也有颇深的造诣。可是，他这本毕生治学的“压卷之作”，则通篇以古代希腊罗马及欧美近现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为参照，采用来自欧美哲学、史学的理论、概念和材料，着力阐述他所理解的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思维模式。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有一位熟悉中国史学现状的德国学者谈到，中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曾分裂为两个部分，一是占主导地位的“未被全球化的国内史学话语”，另一个是“次要的、‘西方化’的史学话语”，主要盛行于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其中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当前的中国史学来说，这种“两分法”似乎过于绝对。实际上，无论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的具体研究，无不深受欧美史学的塑造性影响。即便是那些坚持用（经典的、或苏联式、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者，即便那些顽强地维护传统史学重要地位的史家，在理念、方法和研究方式上，都或多或少带有“西方史学”的印记。欧洲汉学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国内学界受到普遍重视，就是一个明证。

在拥有悠久传统和丰厚积累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当一批重要学者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本领域的进展时，无一不强调欧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科而言，“较之新材料的发现影响更大的，应属与海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以及随之出现的介绍和引进海外学术著述的热潮”。在先秦史领域，“人们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开始借鉴西方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理论中的某些有益成分”；而且，今后要“增进开放意识，加强对西方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有关理论的学习和引进”，因为这将有助于克服不足，提高研究水平。1980年以后秦汉史研究的转向，主要得益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有了很大拓展，秦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是典型标志”。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了解大陆同行的研究，还要关注海外同行的工作，因为“日本、欧陆、英美等地区的学者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都有很好的成果，我们应该加以吸收与利用”。在唐史领域，无论题材的选取，领域的开拓，方法的运用，解释的策略，以及“范式”的转换，都或多或少看得到欧美、日本和台湾学术的影响。在宋史研究中，由于缺少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新方法、新理论，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因此，宋史研究今后若要取得进展，一方面须“从域外学习新的方法和理论”以“开启新视野”，另一方面也要“摸索适合本土宋史研究的理论和模式”。在清史研究中，受欧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新领域、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很多新的学术增长点”，并且“逐步改变以往研究偏重于帝王、重臣等上层人物的做法，眼睛向下，更多地关注下层人物，关注清代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朱本源著《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最近40余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其中许多变化都受到了美国学术的引导和推动。自费正清开始逐渐兴起的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对于中国学者具有某种范式性的意义。中国学者不仅积极响应美国学者发起的围绕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而且以美国中国研究的理念来思考和规划中国学术的发展。据有一位学者观察，“八十年代末以来, 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方法开始较为广泛地进入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其各种转型方法的争议也成为部分学者讨论的话题”；虽然相互的理解和沟通并不理想，没有把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但至少把大量美国中国研究的元素注入到中国史家的思考和写作当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发生了明显转向，其主要动因在于“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还有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自称，他近期关注“从地方的而不一定是国家的视角去看中国史”，这“跟西方的history from below 有一定关联”。

 

中国史学中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通常都是追随欧美史学新进展的结果。中国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欧美新社会史在中国史学中的折射，并得益于欧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一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学者看来，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给中国历史研究在内容上带来三大转向，即“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乍看之下，这类“转向”无一不是欧美史学相应趋向在中国史学中的延伸。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兴起文化史热潮，举凡文化的概念，文化史的内涵，也都参照或借用了欧美的理论。还有论者预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展，随着国际史学界之间交流的扩大，包括西方‘新文化史’在内的国际史学思潮、流派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将有增无减”。此外，城市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社会史、书籍和阅读史等，均已成为中国史学中最具活力的新方向，而在理念和范式上，它们都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向欧美史家学习的成果。

中国的外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由于完全缺乏可以倚重的本土资源，不得不片面依赖域外史学。用一位资深学者的话说，“世界史是一门研究外国的学科，所以就规定了我们必须首先向人家学习，而且因为欧美的历史学发达在前，所以首先就是向欧美的该学科学习。无可否认，我们关于现代历史学的许多基本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都是由欧洲首先创造、使用的，否则也就没有我们历史学的现代化。这样就决定了，我们起初只能是一个学生”。同时，令他担忧的是，“我们学习了人家的理论和方法，不可避免地也就被别人的话语所控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们制定的规范内行动，只能循着别人的路径前进”。可是，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一时似乎也找不出解决的良策。比如，中国史家长期抱怨欧美史家有“欧洲（西方）中心论”倾向，但用以批判“欧洲（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材料和观点，却仍然大多来自欧美。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若要写一篇合格的外国史论文，首先必须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国外（主要是欧美）的研究状况；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外国史论著不得不以国外史学为学术语境，以国外史家的观点为立论的对象，在视角、方法和材料上也离不开国外的资源。这样的外国史研究，又如何能够真正融入中国的史学体系呢？

 

马克垚著《学史余瀋》

总之，如果把学术话语体系理解为“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关于研究对象的解释以及语言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那么经过三次转型和三种“新史学”次第登场后，中国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已然分崩离析，仅余一大片支离散落的残砖碎瓦；与此同时，现代的新话语体系却没有顺利地形成。于是无怪乎，在“对外学术交流的场景”中，中国学者听到的“基本上是‘海外声音’”。

 

瞿林东

三、榜样的力量：外来范式的示范效应

欧美史学对于中国史学的辐射无疑是全方位的，其影响真可谓无孔不入。有学者在论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时说，“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引入，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恐怕也是力量最强的来源”。这个判断若放到中国史学的其他领域，大体上也是成立的。除开前文论及的史学理念和方法的整体性影响外，近40余年里，有三个域外史学流派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起过异乎寻常的引领作用。细致剖析这几个案例，有助于更具体地了解欧美史学元素如何渗入中国史学话语，又如何发挥改造的效用。

（一）法国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世界史学中的地位，自然毋庸赘述；而中国史学从年鉴学派所获得的启示和滋养，则超过欧美任何其他史学流派。在一位中国学者看来，年鉴学派的“历史综合主义模式”和兰克的“历史实证主义模式”，可以并称为“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模式。这个估价是否切合“西方史学”的实际另当别论，但至少揭示了“西方史学”影响中国史学的情况。据另一位中国学者观察，在二战后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史学产生“积极影响”的“西方史学”中，“当首推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它是20、21世纪之交“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总而言之，年鉴学派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无论是布罗代尔总体史的宏大，还是勒华拉杜里村庄史的精细；无论是经济史、社会史、心态史、环境史等领域的开拓和深化，还是跨学科路径的探索；都深为中国史家所仰慕和追摩。

 

布罗代尔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年鉴学派及其主将的名字就已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中；不过，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及主要著作的引进，则是1980年以后才逐渐开展的工作，而将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研究中，更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据有学者观察，起初，“年鉴学派对于中国的影响基本上局限于史学理论领域而并未深入到历史研究的内部与细节”；因而需要深入理解布罗代尔的“整体历史”和“历史时间”理论，用以重构具体研究领域（具体指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框架。到目前为止，布洛赫（Marc Bloch）、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勒华拉杜里、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的主要著作均有中译本，而布罗代尔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被译为中文。年鉴学派及其代表性史家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可以从被引用的数据中窥得一斑。据2021年2月1日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自1980年以来，历史类中文期刊论文中讨论或提及“年鉴学派”的文献多达2 532篇；另外，提到马克·布洛赫名字的文献有829篇，提到费尔南·布罗代尔名字的文献有2 052篇，提到雅克·勒高夫的名字的文献有620篇，提到勒华拉杜里名字的文献也有460篇。

 

雅克·勒高夫

年鉴学派给中国史家带来的启迪，首先体现在领域和路径的开拓上。年鉴学派的形成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碰撞、融合有明显的关系，而各位代表性史家都是善于调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高手。中国史家由此领会到，引入社会科学理论，采用跨学科路径，对于历史研究的革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那些与社会科学关系密切的领域，诸如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等，年鉴学派的理念和方法尤其具有吸引力。据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史家自述，“学习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给我很大启发。至少, 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要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不过，年鉴学派贬抑和忽视政治史的倾向，也对中国政治史的史学霸主地位造成冲击；在有的政治史研究者看来，这是“不合理的现象”。

在治史的理念和操作方式上，中国史家热烈地拥抱年鉴学派倡导的“问题史学”。据2021年2月1日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自1980年以来，历史类中文期刊论文中讨论或提及“问题史学”的文献有576篇。在有的学者看来，“问题史学”乃是“年鉴派范型”的方法论原则，集中反映了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实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根本超越。还有学者尝试以“问题史学”为方法论，具体讨论“国际长安学”的内涵和意义。在史学论文写作以及史学论著的评议中，“问题史学”几乎取得了指南和衡量标准的地位。

 

勒华拉杜里

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以及他倡导的“总体史”（整体史），也颇受中国史家的喜爱。据2021年2月1日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自1980年以来，历史类中文期刊论文中讨论或提及“长时段”的文献多达6 327篇，提及“总体史”的文献也有845篇。有论者倡议用“长时段”理论来考察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的演变，在空间和结构的相互关系中讨论地理环境对民族演变的影响。社会史学者则从“长时段”理论获得启发，认为“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就是要打破朝代划分时期的局囿, 把研究对象发展的内在脉络置放在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把握”。即便是治先秦史的学者也相信，“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具有参考价值。在有的学者看来，“总体史”既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全面史”，也是探讨重大问题的“宏观史”，还能为引导和照亮“碎片研究”充当“宏大叙事”。还有一位研究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学者径直提出，“关于中国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在历史与社会方面的整体性”，值得写一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那样的著作。

 

布罗代尔著《地中海》法文版

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开拓方面，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与年鉴学派的影响更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学者倾向于把年鉴学派等同于社会史学派，甚至把“西方社会史”化约为年鉴学派的社会史。1987年，正当社会史在中国初兴之际，有论者在界定中国社会史的内涵和研究对象时，主要以年鉴学派的社会史为参照。布罗代尔的《历史和社会科学: 长时段》与霍布斯鲍姆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道，成为社会史讨论中必引的文献。2010年，一些学者论及社会史在中国勃兴的原因，把年鉴学派的影响排在第三位。直到2012年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年会上，与会者在探讨今后社会史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时，仍然不时提及年鉴学派。可见，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主要是欧美经典社会史和年鉴学派社会史相结合的产物，而美国“新社会史”所擅长的社会科学模式和计量方法，基本上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史家的重视。另外，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中也是一个新方向，中国史家在这方面的灵感，也同年鉴学派的启发有关。在一些学者看来，布洛赫的《国王的神迹》对民俗学的重视，意味着开创了历史人类学；勒高夫的学术理念，特别是他提出的“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主张，也激发了中国史家对历史人类学的兴趣。

 

马克·布洛赫著《国王神迹》

（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意识形态和史学观念的层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给中国史家带来了深远的震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介绍、翻译、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著不断增多。据2021年2月1日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自1980年以来，历史类中文期刊论文中讨论或提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献有161篇，评论、提及和引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文献有279篇，而出现霍布斯鲍姆名字的文献更是多达1 005篇。除了为数甚多的文章，还有若干种颇具深度和分量的研究著作。E. P. 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的主要著作都出了中文译本，霍布斯鲍姆的自传也有中译本。此外，《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还以专栏形式讨论英国（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亮著《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Ｐ.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多成名于冷战时期，他们面对巨大的意识形态乃至生计方面的压力，始终把马克思学说作为理论的启迪和基本的分析工具，同时反对采用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方式；他们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大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推出了一大批新颖而精深的研究论著，极大地提升了激进史学的学术声望。霍布斯鲍姆自称，他一方面坚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是理解历史的一个线索”，另一方面又觉得“问题并不是谁是百分之百忠于马克思的原话, 因为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已完成的观点, 而只不过是一种概括, 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汤普森也自我总结说，他的确“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但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已完成的、包容一切的、自证自明的思想体系”。他的主要治学取向在于打破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和目的论，把文化因素引入历史解释。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教条主义一直是束缚中国史家的“紧箍咒”，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观念和治学成就，不啻给中国学者打开了一道豁然敞亮的大门。他们从这里看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具体研究，还可以有如此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方式；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成功的经验，“也许可以成为我国史学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他们进而意识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主义的、机械的狭隘唯物论”，固守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根本无助于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因而有必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框架”。

 

E.P. 汤普森

在研究实践的层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一道，在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学者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新社会史”，关注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的确，中国社会史学者在讨论社会史的内涵、探索社会史的方法时，经常提及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的著作及有关论述。霍布斯鲍姆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和汤普森的《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都收入蔡少卿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一书，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都善于运用阶级理论，重视对社会底层的研究。虽然在中国长期流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口号，但是中国史家并未建立研究底层民众历史的有效模式。在一些社会史家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底层看历史”的视角，正可启发他们关注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活动；从理念到方法、从题材到史料，中国史家都必须打开眼界，改弦更张，才能真正写出普通人民的历史。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趣味横生的时光: 我的20 世纪人生》

（三）德国概念史

就德国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感染力而言，最受青睐的史家可能是兰克，而效法最多的研究范式，或许要数科塞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等人的“概念史”。中国传统学术中固然有训诂和考据一脉，不少学者长于梳理词汇的含义及其流变；但只有在概念史引入以后，对重要概念含义变迁的诠释才超出了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范畴，而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新的领域。“概念史”一词出现在中文学术出版物中，主要是最近20余年的事。据2021年2月1日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自1980年以来，历史类中文期刊论文中讨论或提及“概念史”的文献共有427篇，其中422篇发表于1998年以后；篇名中包含“概念史”一词的文献有44篇，而主题涉及“概念史”的文献有89篇，全部发表于1998年以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和《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都曾刊发“概念史研究”笔谈，介绍欧洲概念史的理念、方法和成果，倡导把概念史范式引入中国史研究。

众所周知，“概念史”有英、德两脉，前者经常混同于思想史，而后者则更偏向于历史语义学。相对而言，中国史家似乎更欣赏德国的概念史。在接触概念史之初，不少学者对于它与观念史的区别深感困扰，用了不少精力来讨论两者的区别。通过对德国的概念史理念的细致梳理，中国学者终于把概念史同观念史区分开来。他们逐渐明白，观念史研究成体系的思想或核心观念的生成、演化和传播，而概念史则关注核心概念（特别是重要的社会政治词汇）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生成、使用和意义。不过，中国学者对于概念史的了解，主要借助欧洲学者的评述文献的中文译本，特别是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和关于科塞勒克等人理论的介绍。很少有人能直接阅读德文的概念史原著，即便科塞勒克的主要著作也长期没有中文版问世。于是，对概念史的含义和方法多有误解，也就在所难免。这也使有的学者意识到，“只有真正理解国外概念史研究方法并具备自身方法论的自觉, 才能铸就汉语概念史的范式”。

 

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

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可能是由于近代以来中文词汇变化剧烈，外来词和新词不断增加，而其中不少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关键词，其含义和用法难以捉摸，这就提出了考辨、梳理和澄清的必要。有学者呼吁，要用德国（尤其是科塞勒克）的概念史理念和范式来界定研究题材和路径，在研究中重点关注跨文化的特性，在条件成熟时编一本“中国概念史词典”或“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即便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有学者觉得有必要引入概念史的理念和方法，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升研究水平。许多外源性的重要概念，比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革命”“人权”“议会”“人文主义”等；某些长期习用的中国历史词汇，比如“中国”“中华民族”“华夷”等；某些中外交集的常用概念，比如“封建”“人种”“文化”“文明”等；某些新生成的词语，比如“她”字等；某些外来生活器物的名称，比如“自行车”“火车”等。全都成为概念史学者考察的对象。还有作者采用概念史的方法，考察了“民主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引入、传播和流变，以及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言的过程。

不过，在中国史学的理念和结构中，概念史一时还没有取得独立的身份，通常被归入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仅被视作方法和工具。即便对于专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讨论历史中概念演变的最终意义，也不过是有助于理解和阐释更大的思想史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概念史范式，对于深化和拓展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固然不无助益，但是终究难以产生足以颠覆既有史学模式的效应。

 

科塞勒克

其实，概念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许多欧美史学范式进入中国后发生变异的缩影。中国史家在接受外来史学范式的过程中，也难免发生“橘过淮则枳”的现象。这当然不足为异，因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往往是一个误读、改造进而创新的过程。早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家多以传统的史料学或考据学来附会兰克史学，以此造成重视史料发掘和考辨的风气。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特别是老一代史家，习惯于把社会史理解为“社会的历史”，进而将社会看作一个包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于是就使社会史变成了一种新版本的通史。中国学者所从事的文化史研究，则因为远离阐释人类学和象征主义的路径，也与同期欧美的“新文化史”大异其趣。在经济史研究中，欧美学者常用的反事实模式和计量方法，似乎不曾见于中国史家的著述。在政治史领域，某些被目为“新政治史”先锋之作的论著，在材料、路径和方法上既不属于美国的“新政治史”（以行为科学和统计学方法研究基层政治），也不像勒高夫所提倡的法国式“新政治史”（从象征主义路径讨论“阳性”的政治）。这似乎说明，中国的史学传统和中国学者的治学方式，往往能在无形中对欧美史学范式进行加工和改造。

 

方维规著《什么是概念史》

四、前路何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自主性

论及近期中国历史研究的走向，一些乐观持重的学者认为，“随着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思潮、流派著述的纷至沓来，以及互联网在学术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促进了中国历史学优良传统与当代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结合。新兴学科的崛起，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使我国史学工作者大踏步地赶上了国际历史学发展的时代潮流”。尽管中国史学在“追赶”的途中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就总体情况而言，“西方史学传入……没有代替中国史学, 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史学。当代的中国史学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可是问题在于，中国史家对于“传统”和“现实”的理解，早已混入太多的“西方”元素，或基本遵循“西方”的逻辑和方式，早已不是纯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

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一个显著的证明：无论从事实证研究还是进行学术反思，中国学者大多喜欢“言必称西方”，甚或以“西方”学术为标准。他们在谈论许多问题时都喜欢做国际比较，而这里的“国际”通常暗指“西方”。即便那些高扬学术民族主义旗帜的人，在讨论如何振兴中国史学时，也不得不援引“西方”的成例或趋向作为佐证，其注释中也多有“西方”的文献。当年陈寅恪论及学术的“预流”和“未入流”，所参照的正是当时的欧洲汉学；而当今不少学者更是相信，唯有与国际学术接轨方能步入“史学前沿”。在有的学者看来，像社会史这样的新领域在中国兴起，其意义恰在于使中国史学与“相对发达的西方史学”逐步接轨。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史学者，追踪国际史学的动向，关注国外史家的论说，乃是研究中必做的功课，因为“今日中国史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学问，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国内外研究状况不甚了解”，也是一个很大的欠缺。退而言之，一个学者的治学即便与“西方”并无具体关联，也需比照欧美史学范式方能凸显其价值。有时为了借“西方”学术旗号以自重，即使强作解人、穿凿比附也在所不惜。在有的学者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学者已然“不会说自己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话”，到了“唯人是从，唯‘外’是从”的地步。

 

陈寅恪

在“西方”史学话语的重重笼罩之下，中国史学界再度萌生对“西化”的强烈忧虑。20世纪“新史学”初兴之际，当时学界对待“西学”就有不同的策略，有的热情拥抱，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则“允执厥中”。比如，梁启超等人力图以欧美史学改造中国史学（诚然，梁启超并不主张彻底抛弃旧学，认为完全不知国学的“新学之士”有“背本诬祖”之嫌）；马叙伦等人却坚称“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因而力倡国学；王国维则主张打破学术的“中外之见”，使“西学”“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而今，在欧美史学新一轮强势冲击下，晚清以降纠结于学人内心的“新旧中西”之争，也以新的面目重现于学界。相对而言，在“文革”以前接受大学教育的那一代学者中间，留恋传统史学、信守“苏化”史学的人略多。这些学者力图从传统史学中发掘可用于当前的资源，或重提“文革”前17年史学以抵制“西方”话语，极端者甚或完全漠视或刻意抹杀欧美史学的影响。1977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大多关注欧美史学，乐于接受新的理论和方法。以中国古代史为例，“文革”后的新生代学者中间，有的以韦伯的官僚政治理论为分析工具来讨论专制主义和官僚制的演化，有的倡导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有的专注于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有的致力于探讨帝国和民族问题，有的热衷于构建中国的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有的还直接参与欧美史学界的话题讨论，另有若干人还受邀参加编写剑桥版或牛津版的综合性中国史著作。

 

王国维

同时，国内史学界面对欧美史学时的矛盾心态也越来越严重。许多学者一方面欢迎引入欧美史学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另一方面也担心学术“西化”严重损害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在他们看来，“这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效法“西方”、追随苏联，其结果是中国史家“跟着人家来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以致无法“揭示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那些既定的观念经常紧紧地钳制着他们，妨碍着他们真正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尽管中国古代史学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但随着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大量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固有的话语体系, 甚至出现用外国学人的话语体系评论中国史学得失的倾向”，致使中国史学遗产沦落到“被轻视以至被批判的境地”。以往用“拿来主义”策略对待外来学术，由此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不利后果：“中国历史学园地的确景观大变，满眼一片姹紫嫣红，但在这缤纷的园地里，究竟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培育出来的‘土产’呢？”更严重的是，“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一言以蔽之，“西方话语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国史学好像正在自我迷失”。

 

章开沅

这里还触及另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即欧美史学的理论、方法同中国的问题、材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反差或鸿沟，两者强行结合的结果，难免造成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和扭曲。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因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而展现出学术话语的不断变换”，以致当前中国史家“依然未能走出五四学者‘引西学治中学’之途辙”。那么，“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地处理古代中国的问题和材料呢？陈寅恪在评论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称赞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然而，当今中国学者所用的外来理论，已不再仅只是参证的对象，而成了研究的指引和解释的依凭。这样一来，“过去百年中国史学”所面临的“最具根本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能够在概括本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系统的解释”，因为用“带有西方的胎记”的理论和概念，“能否洞悉中国历史文化”，不免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则实际情况却是，“长期以来，多数中国学者或是在这些理论光芒的笼罩之下，直接利用它们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具体史实；或是埋首于似乎远离理论的具体问题，敢于越出雷池的学者寥寥无几”。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对于“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理论，诸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人的“士绅社会”，罗威廉的“市民社会”，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等，中国学者只是注解式地单向借用，而不能在细致微观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发展和修正，乃至新创自己的理论和概念，以“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因此，当今学者应当“在思考具体的中国历史问题的时候，审视过去历史研究中种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和观念，注重外来观念与范式的本土化改造，重建真正的中国学术传统”。

 

施坚雅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术“西化”还涉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对于当前的中国史家来说，审视历史时是从本国和本民族的立场出发，还是着眼于世界趋势和跨国视角；在研究实践中是立足于史学传统和民族文化，还是面向国外并走国际接轨之路；这并不是简单的二中择一的选项问题，而牵涉到民族情感和国际胸怀的张力。有些学者抱温和的学术民族本位心态，在治学时强调“鉴别吸收”和“洋为中用”，既关注中外比较，也追求“中国特色”。他们意识到，“我们老认为西方人传过来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先进的，是方向，是潮流，而对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熟视无睹，不以为然，自轻自贱，这是不可取的”。他们还相信，“历史学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而既要“了解和借鉴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国际史学”，也要“承继我国文化传统”。还有学者发现，1978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狂热兴趣，同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极度热衷和盲目崇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绪略微偏激的学者，则蔑视和厌恶追随各种“生成于域外”而“移诸禹内”的“时髦方法”的风气，称挽救和匡正之策在于“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另有极端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主张发展国学，扩张儒学。虽然“新国学派”近期遭遇体制方面的挫折，未能把“国学”列入2011年版的学科目录中，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倡导复兴儒学，极意掀起国学热潮，以抵制“西方中心论”，终止“西方化”。他们甚至乐观地宣称，传统学术、人文学科正在取代“西学”和社会科学而“重返主流”，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征兆。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学术和政治始终是难以脱钩的。在有的学者看来，“西方”史学理论和话语的风行，不仅关乎“学术话语权”，而且还触及“国家安全”和“民族文化自尊”。另有一些坚持政治优先的学术领导人，始终崇奉1966年前所确立的史学范式和基本结论，并以此衡量和批评当前史学的趋向。相较于各个研究领域的具体问题，他们更关心那些自以为触及主流政治话语底线的“原则性争论”。另有一批地位稳固的史家则对欧美史学持相对开放的态度，觉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同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兼容的。用一位中国古代史学者的话说，学习和借鉴外国史学成果，“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即便那些真心欣赏和拥抱欧美史学的学者，也并非主张照单全收，原样复制，而是强调对“西方”理论和方法加以鉴别、过滤和合理取舍。他们反对把“本土化”和“西方化”简单地对立起来，强调“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之间，在频繁的接触碰撞争论中间，才能开拓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出来，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的中国新文化”。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

可见，中国史家不管对引入欧美史学持何种态度，其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使中国史家在国际学术竞争中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只是落实到如何构建这种话语体系，就出现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案。从理论上说，清末孙宝瑄所谓“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的“通学”之路，依然是最佳选择；但实际上，古今、新旧、中西之间仍然存在无从摆脱的张力。中国史家不可能抛弃自己的传统，可是传统的营养早已所剩无多；中国史学离不开“西学”，但又面临沦为“西学”唾余的风险。这可以说就是构建中国史学话语所不得不重视的最大难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观察到，中国史学中出现了“西化”“民族本位”“中西会通”等三种取向。进入21世纪，这三种取向仍在发展，只不过在名目上有所变化，其内涵也有新的交叉和混合。

当前，多数中国学者关注欧美史学的进展，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力图通过与国际史学的接轨或对话，使中国史学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就总体趋向而言，中国学者引入欧美史学的方式，有“唯洋是从”和“食洋而化”的差别，也有从“洋为中用”到构建“中国学派”的变化。到于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一种对话的方式, 去塑造与西方理论的全新关系，就是说，既不要在西方所设定的话语体系内人云亦云，也不宜用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针锋相对，而应当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展开平等的对话”。他们宣称，要“冷静地分析西方理论背后的那些基本概念与假设，对之提出质疑，作出取舍”。当探讨具体课题时，则要“尽可能‘思他人之所思，想他人之所想’，充分关注和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异文化’取向对这一研究对象已经有和可能有的各种看法，并在论述中与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未曾这样做的，只能说是在‘学术’周围徘徊, 遑论是否‘国际’；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研究, 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国际学术”。而且，据有些学者观察，在借鉴、吸收欧美史学的基础上寻求自创，已经是一种见诸实践的可喜动向。有学者提倡“新史学”或“新社会史”，“试图在引入（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过程中建构起‘本土化’的解释体系”。在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经过多年（对外来解释模式）的反思，一些研究者已开始寻找清代思想文化中带有自主性的演变特性和发展脉络，尝试建立起具有本土气质的解释框架”。在史学理论方面，中国学者除了继续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也开始“发掘中国史学自身的理论建树”。

 

杨念群著《百年清史研究史·思想文化史卷》

同时，有一批学者则主张抵御、过滤或消减欧美史学的影响，回归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坚信非如此不足以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赋予中国传统史学崇高的地位，宣称“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 不仅没有任何单一的民族或国家可与比拟, 而且超越古代欧美国度的总和”。还有学者对欧美史学的新进展加以贬斥，称其为“碎片化”，并批评有些欧美史家反对历史真相，滑入“不可知论”，常有“见木不见林”的毛病，足见欧美史学（特别是近期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明和神奇。因此，中国史家不再需要“以西为师”，那种对“西方”三四流学问的追捧，对于“西方”各种“时髦玩意儿”的模仿，都可以休矣。进而言之，中国学者不仅要扭转人文社会科学的“西方化”，而且要刹住把中国“西方化”的趋势，基于对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来构建中国范式。他们相信，如果把“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和“一百多年学习西方、了解西方的经历”结合起来，“利用多种资源”，中国史学就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学者具体阐述了一些可用于构筑“自己的中层理论”的传统要素，以“替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以此作为解释自身历史演进变化的依据”；比如“中国”“大一统”“封建”“经世”“道统”“夷夏”“文质”等，这些都“不是源自‘西方’的认识系统，而是来自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的传统历史观”，因而可以作为“建构中国新型历史叙事的可靠资源”。

也有学者主张走集萃、中和之路，即从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史学中提取精华，建立一种混合型的中国史学话语结构。他们相信，“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 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 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西方史学”，应当“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同时，不可“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换言之，为了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以及“与其相关的范畴和概念”为核心，以唯物史观为“宗旨”，另一方面则“应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同时还要“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用以充实、丰富以至于融入中国史学的当代话语体系”。如此三管齐下，方能提升中国史学“品格”，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还有学者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发现从先秦史到近代史，其发展的要诀都在于，必须把唯物史观、传统史学和西方理论三者结合在一起。可见，这里所设想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类似于飞机的结构，即以唯物史观为机身，以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为两翼。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大致来说，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处于愿望和设想的阶段。从古今史学演变的实际来看，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都不是由概念或口号所构成的，而须立足于得到学界承认、推重和效法的实证研究之上；那些最终成为话语体系标志的术语或口号，往往是对相关实证研究加以“概念化”的产物。因此，当前中国史家仍须努力在领域、议题、路径、方法和具体题材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产生一大批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概念化”，提出一系列足以架构中国历史、进而可用于阐释世界历史、引导国际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到那时，中国史家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本文作者著《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诚然，在这个全球化继续推进的时代，国际学术权力方面“被结构化了的不平衡或是不平等的关系”，对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的确是一种极大的制约，因为“在方法和理论、英语能力、出版机会、学术机构和国际网络方面, 西方史学研究占了统治地位。中国史学研究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因为缺少资源, 很难有机会进入国际网络、会议和出版机构”。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全球化的缘故，学术也越来越突破（民族）国家的畛域，各国学者在研究兴趣、思维方式、学术语言、操作程序上早有趋同的迹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学者若要获得话语权，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赢得认可和尊重；如果刻意“另讲一套”，则只能是自说自话，并自外于国际学术竞争。当今国际学术竞争类似于现代奥运会，项目、赛制、规则早已约定俗成，各国选手能做的事情不外是获取名次，力争锦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可恃的只能是经过刻苦训练而获得的实力。总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学术自主性已经变成一个开放的概念；在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前提下呈现高水准的学术实绩，无疑是中国史家赢取“话语权”的必由之路。

附识：在写作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和黄洋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何明敏副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独立精神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aiIEObomy5UpUJNNvAs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