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陈寅恪先生笺释钱柳因缘诗终于完稿，为“然脂瞑写费搜寻，楚辞吴歌感恨深”而心力交率的瞽目老翁，于“刺刺不休，沾沾自喜”之余，写下两首《稿竟说偈》，表白其写作《柳如是别传》，是“刻意伤春，贮泪盈把”，“述事言情，悯生悲死”。10多年后，世人捧读这部渗透着古人和作者血泪的“明清痛史”，卷首之《咏红豆并序》强烈地撼动了读者的心灵，“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的自白，令人们深信，《柳如是别传》是一部寄情至深之“心史”。

然而，人们对这位自明“以旧瓶装新酒”的学者在书中所寄托的“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给予极大同情之时，常常未能真正理解作者笺释钱柳因缘诗时所持之“移情”态度，乃是一位卓越史家对史学研究至高境界的有意识追求。作为同时具备诗人与学者两种品质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史学研究历来十分重视史家的“神游冥想”，这种对研究对象的移情理解，贯彻在他的全部史学研究实践之中，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学术境界。

60多年前，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他已经精辟地阐述了“移情”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远存最少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各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像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将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此处所论，虽由讨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而发，然其原理又决非只适用于哲学史研究，大凡史学研究，无不是“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亦无不需要以艺术家之眼光和精神，求得同情之了解。

史学研究中的“移情”，不是一二文人遣情寄怀的游戏，也不是史家偶尔借用的工具，而是一种在强烈而伟大的“历史感”之下，对古人及其时代的洞察力和同情心，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移情”所达致之境界，固然与史家之学养及所下的功夫有关，但可能更得益于某种天赋。

史学研究中的“移情理解”，在东西方学术传统中均有深厚的渊源，植根于古今史家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在20世纪所谓的“科学时代”更显示出其价值和魅力。在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读者自觉不自觉都会不同程度地被引入这样一种境界。上引对“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之期望，又何尝不是作者本人一生的孜孜追求，尤其是在作者“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柳如是别传》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至。

陈寅恪先生对于传主河东君怀有异代知己的感情，对陈杨钱柳间因缘离合，感触至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作者也直言自己“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这种感情在《别传》中处处都有强烈的表达。如第四章解读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之今典时，阐明了诗中表达的河东君感怀身世及与卧子、牧斋二人之间的复杂感情后，作者写下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润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

若非作者感怀至深，又何至于如此。然我们读《柳如是别传》时，更强烈的感觉，是陈寅恪先生如此“痛哭古人”，所希望“留赠来者”的，决不只是这种一己之真感情。在这种感情之后的，仍然是一个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性，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使后人体验到某种“脱俗”的学术意境。

在《柳如是别传》中，史家作为“中立旁观者”的态度是随处可见的，第三章一开始，他就指出了历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有两类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另一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进而申明自己的研究，是“欲考河东君生平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正之”。他也深知要做到“不漏不谬，始终完善”，是“势所不能”，但终以他人难以企及的功力和史识，达到了钩索沉隐，洗冤辩诬的目的。

以寅恪先生对河东君的爱怜和尊慕之情，加上以往关于柳如是的记载多属诬枉之词，《别传》最大的贡献自然是辩诬。但陈寅恪先生在“其隐讳者表出之”方面的成绩，也具有同样价值。如考定为顾云美等所隐讳的陈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就是寅恪先生最为自得的成果。

人们都知寅恪先生写作《别传》时移情至深，却有意无意混淆了作为史家的“了解之同情”与作为古人异代知己的“倾慕之同情”。

其实，在“忽庄忽谐，亦文亦史”的《柳如是别传》中，寅恪先生这两种感情的表达是有明显区分的，在对待钱牧斋的诗文及其性情行为的评论上固然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杨陈钱柳的姻缘离合不时表露出来的伤感抒怀，并没有妨碍作者冷静而理性的分析评论。即使是对作者赞美无加的河东君，作者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史家所应保持的冷静。在第四章指出《初学集》删去了钱牧斋与陈子龙之间的诗书赠答之后，寅恪先生指出是：

似因避去陈之问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程稼轩之主张，程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遂为师母讳？

能够揭发瞿稼轩“为师讳”的史学家，自然会有不为传主讳的自觉。寅恪先生固然从不隐讳自己对河东君的感情，甚至还会在一些问题上为之回护，但书中关于河东君的讨论，既多怀同情之心，抒怜爱之情，又仍具冷眼旁观之自觉。我们不妨举一个寅恪先生“移情”于河东君心境的典型例子，在讨论到钱牧斋的《合欢诗》与《催妆词》皆无河东君和章的原因时，作者说：

河东君之决定含去卧子，更与牧斋，期间思想感情痛苦嬗蜕之痕迹，表现于篇什者，前已言之，兹可不论。所可论者，即不和合欢诗催妆词之问题。盖若作欢娱之语，则有负于故友。若发悲苦之音，又无礼于新知。以前后一人之身，而和此啼笑两难之什，吮毫濡墨，实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如仅以不和为藏拙，则于其用心之苦，处境之艰，似犹有未能尽悉者也。

寅恪老人对河东君心境之探寻，此可谓极至深微之程度，但这种同情，与其说发自对河东君的倾慕之情，不如说是基于一位学者的冷静加诗人的敏感。

事实上，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所笺释诗文的“移情”，并不是由他个人对河东君、陈卧子、钱牧斋等人的情感产生出来的态度，这种情感固然使他可以真切地体验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怀和心理活动，但陈寅恪先生解读文献时的“移情”，并不必依赖对文献作者的倾心和认同，而是作为史学认识所必取的态度。

在《别传》中，即使对于他所讥词的徐三公子、所怜悯的程孟阳、所鄙视的谢象三，他又何尝不是力求与之处于同一情景中，“表一种之同情”，如第211页讨论到程孟阳《縆云诗》第八首时说：

今日吾人读至“一朵红妆百镒争”之句，不禁为之伤感，想见其下笔时之痛苦也。

这种理解之同情在第396至426页关于谢象三与柳如是关系的论述中也充分地表露出来。

史学研究中之移情，非独谓移情于个人之心境，而更基本的是要移情于研究对象所处的场景之中。陈寅恪先生在书中开头，已经特别提到本书“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虽直接的理由是“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者”。但之所以有必要补此“缺”，是因为史家欲求得对史料的通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别传》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用大量篇幅于时间、地点和人事的考订，作者和读者都难免有过于琐屑之感，但正是这些考订，使史家得以在一个确定的场景下，通过“解释古典故实”，“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真切地体会每一诗句作者的感情及其意蕴。

或有论者以为这种“移情”会妨碍学者的理智判断，但其实，若史家不能与其研究的对象处于同一情景下去体会其真感情，所谓的“理智判断”又以什么为对象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小心地区分史学研究中的“移情”与以一己之感情随意解说史料的根本区别，陈寅恪先生在前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那段话之后紧接着指出：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著者往往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由此说来，史学研究中的移情理解与投一己之感情穿凿傅会的区别，恰恰在于研究者是否有真正的“移情”。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先生不是以一位20世纪大学教授对300年前党社胜流与江南名姝的感情去解读钱柳因缘诗文篇什，而是神游于古人诗文的意境之中，将自己的情思投射到300年前的历史舞台。当河东君游宴夜饮于嘉定名园之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时，寅恪先生在一旁见程孟阳诸人“心已醉而身欲死”，窃笑之余，更体察到“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之后，其作品遣辞取材之范围，已渐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玮艾千子南英江西者名士同一派別，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论者若以为寅恪先生此时“难免不相随而欲醉欲死”，则为未能“移情”于寅恪先生笺释钱柳因缘诗之苦心矣。以诗人之心神驰于300年前之舞台，又以史家之识作冷眼旁观，所谓“移情”，不外乎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诗的创作时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至。

这种境界，对于历史学家更是需要，寅恪先生写作《柳如是别传》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可是，要达到如此之境界，又谈何容易，不但需要诗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感，更需要学者的深厚功力。

寅恪先生曾说过：“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若不能如陈寅恪先生那样得心应手的运用古典和今典参互求证，融会贯通，必不能真尽通解古人诗文之遣辞用意，欲神游于古人同一情景，亦可望而不可及矣。

总之，《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熔“史笔诗心”于一炉的代表作，人们多臻臻乐道于其诗心的时候，不可忘其史笔之根本。寅恪先生寄托在《柳如是别传》之中的情怀，不但绝非徐三公子、程孟阳之流所能理解，即便陈卧子、钱牧斋之辈，亦不可达至同一境界，这种境界是一个将“家国兴亡”和“思想自由”融为一体，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史学大师的至高境界。今日读此“痛史”之我辈，虽难以与大师处于同一境界，亦应求得一种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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