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扎根华北：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开传统

苏区研究 四史与马院

《苏区研究》2021年第3期

提要：南开史学享誉海内外，党史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七十年，南开的党史研究既反映了时代的共相，又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魏宏运时代的奠基和发展、后魏宏运时代的进一步提升和未来新生代的新面貌三个时期。在长期积淀中，这里形成了具有南开特色的学术传统，即注重从华北区域、乡村社会、档案文献入手进行党史研究，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史、集体化时期华北乡村史、周恩来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未来如何既继承传统，又开创新局，是一个不独南开，也是全国党史学界颇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李金铮，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近现代日常生活研究”（18JJD770001）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不仅以革命的胜利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结局，而且以新中国的跃进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中共党史既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现象。不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就不能理解中国，也不能理解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党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的关系，一直存有诸多争论，颇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味。笔者对此的基本判断为：尽管党史研究与现实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其他史学领域相比也有很大的特殊性，但无论是作为分支学科还是建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其根本特征只能是史学。尽管党史研究要借鉴和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些学科都是服务于党史研究的，不能因此将党史转为其他学科或从属于其他学科。【近几年，随着中共党史、革命史、新中国史、党建研究的发展，开始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共学”的设想。对此，笔者的基本立场是：从学理上讲，成立“中共学”是有必要的，但既然是不带历史的“学”，则和其他“某某学”一样，一般侧重于研究现实社会，那么“中共学”也就主要是研究当代的中共现象、中共问题。在此之下，党史虽然会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学”的。党史研究所具有的根本性史学特征，与“中共学”不可等而化之，二者各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鉴于共产党的性质、政权制度以及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及具体内容，不能限于党的组织史、理论史、路线政策史、建设史、人物史、事件史，而是一切和党的领导有关的革命史和新中国史，甚至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几乎是重合的，或可名之为“大党史”。【从学术实践上看，党史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几乎是一致的，如《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发表的相关文章，对几者并无明确的划分。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综述文章，除了党史学者之外，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不仅参与了研究，而且还多有较为深入的学术成果。如将党史与革命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作出严格界分，说某些领域、某个课题只有党史能研究，其他两个领域不能研究，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其实，党史与革命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只是研究角度略有差别而已。】也只有在历史学的轨道内，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史研究的规范性、学术性，进而达到为现实服务、为中共执政服务的目的。

当然，要想使以上讨论有一个切合实际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就必须对既往的学术研究进行认真的、扎实的梳理和分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这一工作显得尤为必要。应该说，以往学界已从国内外的范围或详或略地做了不少回顾性的工作，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增加更多的视角、途径，尽可能使之成为“活”的学术史，由此得出更有价值、更可提倡的方向。譬如，除了以国内外为范围，是否可以缩小到以一个高校或科研单位为梳理和反思的对象？毕竟学者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属于单位、属于学术共同体的。基于此，笔者拟以所任教的南开大学为对象，对南开的党史研究历程做一自我解剖，一方面为今后本校乃至其他单位的党史研究提供一些经验，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中国学术史提供一点资料。当然，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党史研究的再出发。

南开大学向为史学重镇。自1919年设置历史学门、1923年建立历史系以来，在此任教的老一辈名家有梁启超、蒋廷黻、刘崇鋐、李济、蔡维藩、冯文潜、杨生茂、杨志玖、王玉哲、吴廷璆、谢国桢、郑天挺、雷海宗、杨翼骧、来新夏、魏宏运、刘泽华、冯尔康等。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悉心经营，南开史学在中国古代断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思想史、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欧洲史等方向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就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而言，在华北区域史、乡村史、中共抗日根据地史、中外交流史、政治外交史、北洋军阀史等领域都有显著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诸领域中，中共党史研究多有贯穿，成果突出，且形成带有南开特色的学术传统。当然，所谓传统的产生，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但也需要后人的回顾和总结。

必须强调的是，南开的党史研究主体，是在历史系（后为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带有浓厚的历史学特征。它由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先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奠基，迄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数代学者，但代际之间界限比较模糊，有的既属于上一代的核心成员，又是下一代的主要人物。如果以学术成就、影响和地位来衡量，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魏宏运时代，第二个时期为后魏宏运时代，第三个时期为未来新生代。【这仅仅是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进行粗略分期，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开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趋向和特征，如果对整个近现代史学科或其他专门领域进行梳理，则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一、魏宏运时代的奠基和开拓

魏宏运先生是亲历过中共革命的红色学者，也是南开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标志性学者。1944年，他在陕西省立兴国中学学习时加入李敷仁、武伯纶领导的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社”。1946年8月，他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受教于余逊、柴德赓、张星烺、赵光贤诸师。此时已进入国共决战时期，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魏先生积极参加北平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作委员会“革命青年联盟”。1948年8月，他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同室为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蔡美彪先生。魏先生负责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作委员会天津支部工作，调查国民党在天津的军事设施、军队布防，争取国民党在津一些部门参加起义，安排进步学生经由天津、北京前往解放区，这里面有后来成为国务院发言人的袁木。他还定期到北平递送情报，为天津解放发挥了作用。【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43页；魏宏运：《我的地下工作经历》，《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111—121页。】

1951年7月，魏先生毕业留校，兼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和历史系主任助理，后任历史系总支书记。魏先生本有志研究明史，发表过论史可法的文章。不过，革命的经历促使他对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尤其是《历史教学》主编吴廷璆先生将他吸收为编委，并由他负责审阅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稿件后，他接触现代史和党史就更多了。1956年，教育部颁发新的历史教学计划和大纲，其中有中国现代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让他任教这门课，魏先生从此专心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党史、革命史无疑是中国现代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革命史、党史又有区别。换言之，魏先生从一开始就是从历史学角度进入党史领域的。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一切从零开始，筚路蓝缕，殊属匪易！迄文革前，他出版了《八一起义》小册子，发表文章17篇，多为武汉革命政府方面的，有关中共党史、苏区史者6篇，如《有关1927—1937年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几个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北伐时两湖人民夺取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等。尽管这些论文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仍不乏学术价值。文革期间，他正值年富力强，但运动不息，遭受冲击，学术基本陷于荒废。1971年，已停招五年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魏先生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他带领教师和学生赴河北廊坊和天津周边各县调查义和团运动，赴湖南、广东、江西、陕西、河南等地参观革命遗址、调研革命资料，编辑印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文革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魏先生迎来学术发展的黄金期。他担任南开历史系主任直至1984年，还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学科组评审专家。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走出国门，先后和欧美、日本、韩国、澳洲40多个大学的学者进行交流，其学术思想由此转向活跃、多元。魏先生还积极参与南开社会史的倡导和发展，对中国现代史、党史等领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00年初，魏先生荣休。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由他独著、合著、主编的各类中国近现代史著作、教材、资料总计14种，或多或少与中共党史有关，其中中共党史类7种；发表文章70篇，其中中共党史专论30篇。由于魏先生的地位、影响、领导力、组织力以及集体主义风尚，南开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史、党史研究团队。从年龄段而言，团队成员为30后至60后。

综合这一时期魏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与党史有关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自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中共党史、革命史中，华北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域。其中，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是魏先生最具影响的研究领域。抗战时期的华北是中共军队、中共政权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是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团队成员主要有左志远、刘健清、张洪祥、王永祥、江沛、祁建民、冯崇义等。该团队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

其一，两套大型抗日根据地史资料。公开出版的历史资料易得，而未刊档案、口述资料则极为稀缺、难得。由魏先生主编的根据地史料属于后者，一套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32开本4册，分为总论编、农业编、工商合作编、财政金融编，270.6万字，参加编纂的南开学者有高德福、张洪祥、张励生等；另一套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16开本2册，431.2万字，参加编纂的南开学者有左志远、刘健清等。魏先生提及，搜集和编辑根据地资料，始于“永安之夜”。1979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学术研讨会在闽西才溪乡举行，北方的与会学者先到永安县集中过夜。他和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星光同宿一室，谈话非常投机。星光提及，财政部计划收集整理华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问他有无兴趣参加。魏先生以非常敏锐的学术嗅觉，当即表示愿意，合作从此开始，其学术方向也由此转移。在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许毅和原晋冀鲁豫边区副主席戎子和的领导下，魏先生组织搞了十年根据地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足迹遍及晋冀鲁豫四省的省、地、市、县档案馆、博物馆乃至偏僻农村，还调查访问了不少当事人，可谓备尝艰辛。【邓丽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魏宏运先生访谈录》，《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第74—75页。】但回报也是丰厚的，两套资料一经出版，即为学界易得的公共产品，受到中共党史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史学者的欢迎，迄今都是抗日根据地研究引用率最高的资料选编。

其二，《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等研究成果。尽管资料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研究成果仍是衡量学者和单位学术实力的根本标准。在资料基础上，魏先生及其团队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史的开创性论著。如《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由魏先生和左志远教授主编，参加撰写的南开学者有江沛、祁建民、左志远、胡蔼立，张洪祥、刘健清、陈志远、高德福参与了讨论。【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此为第一部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专著，系统阐述了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历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历程，获得原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魏先生还主编出版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等。他还主编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两部著作，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也都涉及抗日根据地，深化了对革命前后社会变动的认识。此外，魏先生还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论文集，收录了改革开放后数十篇包括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史论文。其中，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繁荣经济的道路》《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太行山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等。研究团队成员也发表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史论文，如刘健清的《略论抗日根据地参议会》、张洪祥的《略论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兼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开》、高德福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王永祥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江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社会变迁论纲》《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祁建民的《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武装工作队》等。以上成果使得南开成为抗日根据地研究成果最为突显的学术单位。

其三，两届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两部会议论文集。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能够反映学术交流的水平，也是学术实力扩大的标志。两次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都由魏先生负责，团队成员参与。第一次是1984年8月，为中国首次举办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90余人，其中美、日、加、英、澳等国34人。国内学者有革命前辈戎子和及著名学者廖盖隆、胡华、李新、孙思白、王桧林、荣天琳、戴向青、金普森、孔永松等，国外学者有马克·赛尔登、爱德华·弗里德曼、范力沛、拉尔夫·撒克斯顿、西村成雄、野泽丰、石岛纪之、内田知行、田中恭子、顾琳、马场毅、田中仁等。南开学者魏宏运及张洪祥、刘健清、左志远、陈志远、王永祥、高德福等提交了论文。第二次研讨会于1991年8月举行，与会中外学者80余人，国内学者有廖盖隆、孙思白、王桧林、郑德荣、金普森、孔永松、马齐彬等；国外学者来自美、日、英、德、荷、法、澳等国，有周锡瑞、马克·赛尔登、范力沛、L·毕仰高、拉尔夫·撒克斯顿、大卫·古德曼、班国瑞、戴维多·艾丽丝、西村成雄、笠原十九司、内田知行、三谷孝、顾琳、马场毅、田中仁、内山雅生等。南开学者魏宏运、左志远、刘健清、张洪祥、高德福、王永祥、祁建民、江沛以及魏先生的博士、硕士生冯崇义、胡哲峰、朱德新、温锐、傅建成、乔培华提交了论文。两次研讨会集中了国内外最优秀的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学者，讨论了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及其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斗争，“三三制”政权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根据地的社会形态和财政经济建设问题等。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代表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迄今，大多数论文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广为学者学习和引用。

以上三个方面，在抗日根据地史及中共党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南开史学由此成为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抗战史研究重镇，此为魏宏运时代给南开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留下的最大财富。

在此领域，魏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与其他党史学者不同的风格。最为突显的是注重档案材料和实地调查，从乡村社会经济史、区域史、民众史的自下而上视角来研究和理解抗日根据地和党史的发展历程，从而突破了一般党史侧重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的论域。

（二）周恩来研究

南开大学是中共革命家、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母校。周恩来早期的革命生涯，是从天津、从华北起步的。为了弘扬南开精神，也为了推进中共党史领域的发展，研究周恩来成为南开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978年末，魏先生向学校提出成立周恩来研究室。经教育部批准，1979年3月研究室成立，为历史研究所的四个研究室之一，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周恩来研究的机构。1997年6月，研究室改为周恩来研究中心。魏先生自1977年开始搜集周恩来的档案资料，并访问了张伯苓之子张希陆等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人。1979—1983年，他在《光明日报》《南开学报》等先后发表了《周恩来“五四”时期革命活动纪实》《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觉悟社>的光辉》《关于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初探》等，提出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

南开其他学者也发表了周恩来研究论著。如刘焱先生，他也是革命亲历者，解放前曾任南开大学总支书记。经魏先生协调，1979年3月刘焱调至南开历史研究所。在魏先生的建议下，刘焱主要研究周恩来，发表了多篇文章，出版了《周恩来研究文集》，主编了《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研究文选》《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等著作。此外，周恩来研究成果还有王永祥的著作《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论文《论青年周恩来社会主义观的内涵及成因》《论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形成特点》，米镇波的著作《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以及刘健清的《周恩来同志“五四”前的科学和民主思想》、江沛的《周恩来伦理化人格评析》《略论周恩来与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徐行的《试论周恩来建国初期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等论文。

南开大学还于1988年、1998年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美、俄、日、英、韩、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学者参加，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从新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华北农村的实地调查和研究

中共革命之后的新中国时期是党史的重要阶段。无论研究对象如何界定，即便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须通过具体的实施过程、历史细节来体现。对党领导的新中国变迁的研究，魏先生是从华北农村调查切入的。1990年8月，经原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的认可和批准，由魏先生牵头的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部分教师和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等学者共同组成“华北农村调查团”。调查员成员有南开的左志远、张洪祥、祁建民、江沛、张思（时为东京大学博士生）以及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的张利民，日方成员为笠原十九司、顾琳、滨口允子、内山雅生、中生胜美、佐藤宏等，这和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学者多有重合。调查团先后到北京市房山县吴村店、顺义县沙井村、天津市静海县冯家村、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和山东省平原县后夏寨村进行调查访问。1930—1940年代，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都调查过这些村落。“华北农村调查团”的调查重点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改、大跃进、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村落社会变迁，涉及村政权、家族家庭、农业、副业、教育、信仰、风俗习惯等。调查方法仍沿袭满铁的一问一答方式，访谈了510多人。调查持续5年，1995年9月结束。调查结果先由三谷孝主编出版了《农民口述的中国现代史》【三谷孝主编：《农民口述的中国现代史》，日本内山书店1993年版。】《中国农村变革和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三谷孝编：《中国农村变革和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1、2卷，日本汲古书院1999、2000年版。】，魏先生写了序言。中文版《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共四卷，近600万字，魏先生、三谷孝主编，出版较晚，颇费周折，对当代党史和中国乡村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魏宏运：《总序》；三谷孝：《本卷序》，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魏先生还发表了《从沙井村的变化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文章。

关于新中国时期党史的研究，还有江沛的《红卫兵狂飙》，此为第一部红卫兵专著，利用小报、传单、布告等资料对红卫兵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此时期，以魏先生为首，南开培养了一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他们有的以中共党史、根据地史为博士论文选题，有的博士毕业后也从事相关研究。如温锐的中共苏区革命研究、胡哲峰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庹平的朱德研究、王彦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正华的改革开放史与党的领导人的研究、杨跃进的党的统一战线研究、李恩民（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的当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以及祁建民（日本长崎大学教授）、岳谦厚和笔者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当代华北乡村史研究。此外，访问学者丸田孝志在日本也从事抗日根据地研究。冯崇义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1996年组织举办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根据地：政治动员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学术含量很高。以上“子弟兵”乃至再传弟子的学术活动，都延续和扩大了南开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

二、后魏宏运时代的继承和突破

魏先生的荣休以及刘健清、左志远、陈志远、张洪祥等教授的退休，标志着南开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魏宏运时代过去，进入到后魏宏运时代。【魏先生退而未休，仍笔耕不辍，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和回忆文章，其中在《南开学报》等发表了《中外记者访问团眼中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农村教育的追寻和考察》等党史论文。】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变动，此后很难再出现如魏先生那一代学者一人主导的局面，而是各个学者自我主导进行研究，但又能形成类似于集体合作的结果。【个别学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因行政、学术资源和同门群体的集中，仍有一人主导某个专业的情况。这种现象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于使某一专业的力量突出，形成特色，但也可能导致其他专业弱化，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培养。南开史学著名学者较多，即便一人主导某个专业，也没有导致其他专业削弱乃至崩解的现象，大致形成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此为学界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时期大约从新世纪开始，延续近二十年的时间。从年龄段来说，主要学者多为50后、60后。之所以称之为后魏宏运时代，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仍受魏先生开创的道路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方向集中的特色。但又必须指出，他们不仅仅是继承，而且也有发展乃至突破了。如果说魏宏运时代更多是研究实践，在理念和方法上尚无系统的阐述和自觉的改进意识，而这些内容在后魏宏运时代却是颇为明显的了。

（一）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史研究

原来这一领域的团队成员，核心学者只有江沛一人了。他在博士、博士后阶段转向战国策派、日伪占领区研究，毕业后又开创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尽管如此，他仍指导几名博士生以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如《传统、战争、革命与性别视域下的乡村妇女——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华北根据地整风研究》等，将时间断限延至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抗日战争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等发表了四五篇和根据地、解放区相关的论文，有《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三寸金莲”之变：华北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女性身体》《全面抗战与中国社会变迁特征述论》《国内抗战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5—2006》等，不仅继续延续着魏先生的学术传统，在论题上也更为新颖。

李治安教授在执掌南开历史学院期间，引进王先明教授和笔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包括党史、根据地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先明于南开博士毕业，导师为陈振江先生，与魏先生也有密切的交流。2002年，他自山西大学加盟南开。他长期治社会史、乡村史，成就卓著，来南开之前，即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试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1937—1945）》一文，显示了从社会史尤其是基层社会视角研究抗日根据地的深厚底蕴。来南开后，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有以抗日根据地史为选题的。他本人除了继续研究社会史、乡村史，仍对根据地保持关注，在《近代史研究》《中国农史》等又发表了多篇有关晋绥边区的论文，如《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社会变动的个案分析》《晋绥边区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审视——以1945年的“村选”运动为例》《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初探——以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为例》，以及《“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档案史料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研究》《土地改革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与调适——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以上论文和南开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传统是吻合的。除了实证研究，他还发表了与党史相关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文章，如《革命：一个“世纪性”话语兴衰进退的历史反思》《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等。

笔者与江沛、王先明教授为1996级博士同届，2005年由河北大学转至南开。读博之前，除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之外，笔者对抗日根据地史也很感兴趣。硕士导师傅尚文先生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副主编，赠予此书一套，笔者逐句精读，还翻阅了《晋察冀日报》影印版等资料，读了魏先生的不少论文。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渡荒工作》《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等，倡导从社会史角度开展对抗日根据地普通民众的研究。现在看来，这一看法与南开传统是契合的。跟从魏先生攻读博士之后，笔者近距离受到南开传统的熏陶和影响，无论是华北乡村史还是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学术视野都有所拓宽。博士毕业来南开之前，笔者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又发表了《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等论文。来南开后，笔者虽然仍以社会经济史、乡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但对根据地史和党史、革命史比以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发表了18篇文章。在实证研究上，仍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空间范围，但也延至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主要有《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理”、“利”、“力”：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之关系考》《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等。与此同时，笔者也重视理念和方法的改进，论文主要有《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等。笔者提出了“新革命史”的学术概念，在对传统革命史观进行辩证分析的前提下，倡导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其中特别强调打通1949年前后的历史间隔，强调中共革命史与乡村史连接，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突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新革命史”的提出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得到文学史、社会学、政治学等学者的关注。【参见应星、董丽敏、吴重庆、李里峰等学者的“‘新革命史’理念的再审视与再建构”笔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以及孙江、黄道炫、朱文通、黄正林、满永、把增强、常利兵、彭剑、韩晓莉等学者的评论或引述（发表期刊省略）。文学史家陈建华在一篇对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的评论中指出：“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历史中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如近时出现的‘新革命史’，重视‘常识、常情、常理’与‘普通民众’的历史角色，给‘宏大叙事’注入血肉，是一种健康的重构历史的实践。”（姜义华等：《金理走出“名教”时代》，《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177页）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陈红民的《“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在南开，笔者指导的博士、硕士论文中分别有10篇、4篇都属华北根据地史范畴，论题广及扩军、入党、工作队、基层干部、士兵日常生活、农业建设、租佃关系、互助合作、英模、南下干部、秘密社会、阅读史、概念史等，形成推动革命史、根据地史研究的一股力量。【笔者曾在河北大学指导博士生撰有华北根据地史论文6篇，论题涉及精兵简政、新闻宣传、社会文化、禁烟禁毒、秘密交通、沦陷区的城市工作等。】

后魏宏运时代的根据地史研究，尽管仍受到魏先生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但无论在研究理念、方法还是研究论题上都有了实质性突破，对不少问题也作出了新的解释，由此成为发展了的南开传统。魏先生也曾表示：“我多年从事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对传统革命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切身体会，的确需要改进。也许新革命史观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敢于突破陈说的创新精神，是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的。”【魏宏运：《读书与治学：李金铮教授学术研究散评》，《历史教学》2016年第18期，第68页。】不过，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如魏宏运时代的具有重大影响的资料选编，也没有出版类似《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等通论性著作，没有举办过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二）以集体化时期乡村史为主的新中国史研究

在魏宏运时代，江沛出版了第一部红卫兵专著，可望在当代史研究中有更多贡献，但如前所述，受时代和个人研究领域转向的影响，他似无继续发表相关论著，留下些许遗憾。

后魏宏运时代，张思对集体化时期华北乡村史用力最多。他本科、硕士毕业于南开，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受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在魏宏运时代，他曾参加南开与日本一桥等合作的华北农村联合调查。1999年回国入职南开后，张思出版博士论文《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他几乎用全部的精力致力于集体化时期华北乡村社会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带领博士、硕士生赴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邢台县前南峪村、临漳县东营村、山西阳城县下孔村、山东淄博市沈家村等搜集民间文献、访谈当事人、感受历史现场。历史学院专门成立华北民间文献研究室，收藏集体化时期村级民间文献收藏。有十多个学生以上述文献为中心做博士、硕士论文，论题广及土地、农业、副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社会交往、乡村女性、传播媒介、会计账簿、日常生活等。也有学生利用基层干部的工作笔记、农民日记做博士论文，对华北乡村社会变迁进行研究。张思与学生合著出版了《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化历程》，反映了集体化时期中共政策与具体实践、农民感受之间的复杂关系。【张思等：《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化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他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等发表了《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中国共产党的多种经营思想及对农业发展的现代启示》等论文。

王先明对集体化农村也有较多关注，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如《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近半篇幅阐述了革命后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新农村建设。【王先明编著：《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即将出版，也较多地阐述了中共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史。他还在《开放时代》《河北学刊》等发表了《从“工业先行”到“优农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路向的选择与调整》《新中国建设路向选择与城乡重心的转移——试析中共领导层从革命到建设思想的历史转折》《从农村复兴到乡村振兴的百年跨越》《集体化时代“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孕育与形成》《“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歧变——中共“八大”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展开》等论文。笔者对集体化时期乡村史也略有涉猎，并将此作为“新革命史”的下半场，在《中共党史研究》《河北学刊》等发表了《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劳力·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等论文，另指导博士论文5篇，论题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城市的接管、疫病及其防治、住房问题、太行山妇女劳动等。

从上可见，对集体化时期乡村史，尤其是华北乡村史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论题上都超越了魏宏运时代。但在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上，还没有产生类似于《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的成果。

（三）周恩来等方面的研究

此一时期，研究周恩来的南开学者有所减少。王永祥教授于2002年去世，是周恩来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由历史学院转至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徐行，成为周恩来研究的主力，他独著或主编了《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等著作，在《民族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发表相关文章20余篇，主要有《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周恩来与陈云工作作风和行政特色比较研究》《论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制建设》《海外周恩来研究最新进展述论》等。此外，孔繁丰、纪亚光合著出版了《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周恩来、邓颖超与池田大作》。周恩来研究中心还于2008年、2013年、2018年主办了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提升了南开周恩来研究的国际影响。

必须指出，从学科归属而言，南开的党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刘景泉、纪亚光教授为核心，张静、姬丽萍、邓红、林绪武、张健、盛林、祖金玉等学者都或多或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他们承担了中国近现代史纲本科课程、指导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和中共党史专业硕博士生，对党史诸多问题发表了论著。譬如，在人物方面，除了周恩来，还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习近平、谢觉哉、吴玉章、蔡和森、李富春等；在现象方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民运动、现代化建设、监察制度、政治学习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城市变迁等。2014年、2016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相继组建了“和富研究中心”“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中心”，师生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南开大学与天津市委宣传部合作编撰系列丛书，由23位专家组成，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的南开学者有13人参加。总体来说，马院的党史研究与历史学院的研究既有共同性，但区别更为明显，和前述南开传统尚未形成有效的融合。当然，这不是南开一个学校所独有的现象。

三、未来新生代走向何处

未来新生代，主要指年轻的80后、90后及以后的学者。江沛教授执掌历史学院后，着力引进青年才俊，已显现人才集聚的效应。目前历史学院与中共党史有关者，有贺江枫、王美平、王文隆、王凛然、张岩、马思宇、郭宁、张展、郭循春等。新时期尽管仍在后魏宏运时代之中或延长线上，但已呈现新的特征。

新的特征不是年龄，而是学缘、研究技能和研究方向。在学缘上，魏宏运时代和后魏宏运时代的学者几乎都和南开有关，或南开本科毕业，或南开硕士、博士毕业。而新生代的南开学缘明显淡化，以上9位只有1位为南开硕士、博士毕业，其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学缘结构趋于优化。而且他们就职之前大多有在国外著名学府访学的经历，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在研究技能上，新生代学者外语水平比前两代有显著提高，对国际学术前沿和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也比较熟悉，对历史文献数据库的掌握程度高，运用能力很强。

在研究方向上，有的侧重研究党史，有的对党史有所涉猎，但在论题和视角上和前两代都有或多或少的区别。按研究对象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马思宇主要研究中共早期政治史、党团史，在《中共党史研究》《民国档案》等发表《革命的“差”与“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制度与实践》《罢工与建政：省港罢工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共早期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与革命宣传》《五卅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反帝话语的宣传及其影响》《无形与有形：中共早期“党团”研究》等。郭宁主要研究中共抗战，尤其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青年与中共武装》《正规化与地方化——论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地区的武装》《走向一元化：论115师与山东纵队关系之演变》《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从中原到苏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及其对山东的影响》等。贺江枫主要研究抗战史和国共决战时期的民众运动史，其中民众运动史多与中共有关。他在《中共党史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发表了《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策略（1945—1949）》《内战时期“五·二〇”学潮的起因》《“五·二〇学潮”与蒋介石的因应决策》《疏导与制裁的困境——国民党北平当局的“五·二〇”学潮对策研究》《革命、党争与上海罢工：一九四八年申九“二二”工潮起因研究》等。王凛然主要研究新中国史，成果集中于前三十年计划体制时期天津城市的社会变迁，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发表了《革命与认同：1949年中共对天津的接管》《“进城”与“还乡”：1955年农民“盲目”进津与政府应对》《运动式治理与单位社会：1955年天津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运动再研究》《一九六二年天津市精简城镇职工工作的社会史考察》等。近几年，他又涉足改革开放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刍论》《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中国当代史研究新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等。以上学者的研究时期和对象，基本构成中共党史比较完整的时间序列。

此外，王美平主要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多篇论文，她在研究日本对晚清民国认识的基础上，正在对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认识和决策进行探讨。郭循春也重点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正在展开对1921—1945年日本官方对中共的认识和政策的研究。张展主要研究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张岩主要研究北洋军阀史、环境史，他们也都拟在自己的领域开展和中共党史有关的研究。王文隆自台湾来南开任教，主要研究国民党史、民国外交史，更有条件从国民党史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并提供台湾地区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和经验。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将大大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颇值得期待。

历史学院之外，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者吴淑丽、刘一博等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吴淑丽以山东聊城地区为中心，研究土地改革、集体化农村和抗美援朝，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发表了《土改后农村生产中的基层干部心态研究——以聊城县档案为中心》《进退有度：冀鲁豫区筑先县的土改整党研究》《1949—1953年农村生产的发展路向：以山东聊城县为例》《上下互动：再论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抗美援朝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以聊城县为中心的考察》等。刘一博主要研究中央苏区史，在《苏区研究》《南开学报》等发表了《中央苏区创建时期中共动员群众的基本方式》《塑造革命者：中央苏区社会改造中的青少年动员》《中央苏区时期的民生建设与社会动员》等。

由于学缘背景不同，新生代学者所做的研究与所在高校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有密切的关系。与南开传统有明显契合的，为郭宁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和吴淑丽的山东聊城地区的土改和集体化研究。当然，郭宁多集中于根据地的政治史、军事史，和南开传统中侧重乡村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仍有不同。吴淑丽虽在马院，但已和前代有了不同的面貌，反映了新一代党史学者的某些发展趋向。

今后若干年，在后魏宏运时代50后、60后学者继续从事研究乃至领导研究的情况下，新生代如何与前辈合作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并再次开拓新的局面呢？笔者提供两点看法供参考：

其一，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和光大传统。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开传统，是数代学者努力、累积的结果，很不容易。从研究领域而言，一个是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史，另一个是新中国时期华北乡村史，再就是周恩来；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侧重从乡村社会经济、底层民众的角度进行研究，强调搜集档案资料、实地调查。但无论是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史还是新中国华北乡村史，仍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大量的问题有待挖掘，更需要新的解释。新生代不仅不能放弃曾给南开史学带来极大声誉的传统，而且应该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和弘扬意识，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在新的形势下，仍有责任完成几项重大的学术活动，譬如：侧重从乡村社会经济史角度搜集、整理和出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史未刊文献选编》《新中国时期华北乡村未刊文献选编》，未刊文献既包括档案资料，也包括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等；继续举办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党史学者的交流；重新编撰《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新著《华北解放区史》《新中国华北乡村史》等，渗透新的理念、方法和视角，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对于周恩来研究，也可考虑搜集、整理和出版《周恩来未刊言论资料》，在研究论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须走出惯性思维，寻求新的突破。

其二，反思传统，开创新局。对南开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也需要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无论是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史还是新中国华北乡村史，尽管从理论上讲，可以小见大，但研究区域毕竟受到一定的局限。须考虑扩大范围，由华北扩大到全国，由乡村扩大到城市，从而更为宏阔地研究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变迁。另外，以往从乡村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来研究党史，虽有新史学特征，但仍可在保留特色的基础上，将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军事史等领域囊括进来，从而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变迁。应该说，在后魏宏运时代，已有学者扩大了革命史、新中国史研究的区域范围和研究对象，但还远远不够。新生代学者在研究时间、研究区域、研究对象上都有所扩大，但同样是有限的，也可进一步拓展。2020年12月，以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为主导举办了第一届“中共学论坛”，对中共学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党的建设等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党史研究的上升空间。【近几年已有学者提出“海外中共学”“国际中共学”乃至“中共学”的概念，提出者多为马院学者，但也值得历史学者思考和借鉴。“海外中共学”是中国学者对欧美等国家对中共研究所做梳理的一个概括，而海外似无学者从学理上阐发中共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只有个别中国学者对此做过讨论，如张明的《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治理研究》2019年第2期）。笔者认为似无必要以“国际中共学”称之，正如中国近代史学科是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中国近代史学的。既然本土中共学和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名为“中共学”就更具学科的规范性意义。在建立和发展中共学的过程中，作为历史学者，应该发挥历史学的优势，从历史学角度参与乃至主导学科建设。不过，笔者仍然坚持党史研究的独立性，凡属过去发生的中共历史、凡是与中共历史有关的，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如果说党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则是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甚至有的需要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用学术成果为现实社会提供历史参照，这也正是党史研究与中共学的相同点。】在此背景下，新生代和后魏宏运时代的学者如何在弘扬传统的基础上开创新局，如何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变化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化，变和不变永远是一个连绵互动的过程。南开的党史研究同样如此。七十年间，经过起步、挫折、发展和提升的演变历程，南开在史料、观念、视角、领域等方面凝聚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南开学术传统。从最具标志性的研究而言，在魏宏运时代，一人主导，团队作战，突破一般党史论域，以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当代华北乡村史为中心，注重乡村社会经济史、普通民众视野及档案文献、实地调查，积极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在后魏宏运时代，主要学者自我主导，各显其能，仍以华北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史、集体化时期华北乡村史为核心，但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倡导“新革命史”和田野历史学，丰富了党史研究内容，深化了党史认识；未来新生代学者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技能明显提升，期望他们既继承和光大前两代的传统，又开辟多面开花的“大党史”新局。知难行更难，任重而道远。

原文公众号：四史与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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