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汉斯·梅迪克 | 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孔府档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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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斯·梅迪克 | 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

2020-10-17 11:08 汉斯·梅迪克史学理论研究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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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Medick

作者简介：汉斯·梅迪克，德国爱尔福特大学荣休教授，译者：董欣洁，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为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一种方法和实践，微观史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最近的“复兴”似乎已成为一种崭新而卓越的史学发展。（1）其中确实存在着连续性。新的研究在其标题和小标题中使用微观史学这一术语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旧有的方式。下面以一本最近出版的微观史研究成果为例，即阿尔比恩·尤丹科(Albion Urdank)的杰作《一个英格兰非国教社区中的生、死与宗教信仰：内尔斯沃思及其腹地的微观史，1695-1837年》。（2）这本书运用了“剑桥人口历史和社会结构研究小组”开创的实名家庭重建方法(method of nominative family reconstitution)，来考察一个英国地方社区及其内地不同宗教信仰者和社会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此类的定量微观史研究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其方法揭示了人类在重大生活事件中的行为方式及其缘由。在阿尔比恩·尤丹科的个案研究中，宗教皈依和结婚率是影响这一时段人们生育的最重要因素；我们不清楚也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然而，微观史最近的“复兴”中最具挑战性的发展是指出了另一种方向，即从全面的视角实现微观史的重新定位：全球微观史。（3）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在其2011年发表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微观史在未来会转向全球史吗？”（4）目前这种发展的结果尚不明确。但是，这有可能会勾勒出正在进行中的一些研究方法的演变轨迹。

我想先谈一些个人体验，它们源自我最近与具有另一种史学文化的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交流。这表明微观史的方法目前正在全球受到关注。

2015年5月，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之邀做学术报告。我介绍了我作为微观史研究者对一个德国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在事前，我向中国同行提出了几个演讲题目，其中之一是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微观和宏观研究，这是我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行们却希望我讲讲关于德国莱兴根村的微观史研究。（5）在过去及现在，莱兴根既不是斯图加特，也不是海德堡，更非柏林。从近代早期到20世纪初，它仅仅是德国南部边远地区一个由织工和农民组成的中等规模的村庄，位于符腾堡州的山区，由于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通常被称为“施瓦本的西伯利亚”。从17到20世纪，这个村庄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持续的农村工业化过程。我的演讲题目是“1700-1900年一个德国村庄的织造、生存与原始工业：作为方法和研究经历的微观史”。（6）正如演讲题目所暗示的，我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试图对人们在莱兴根村工作生存的特殊文化做出长时段的解释。这种持续性可能源自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活力，而这种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于由男人、妇女和儿童构成的劳动人口对待日常生活与死亡的宗教观所采取的实践形式。我发现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特点，源于一种通过宗教确定下来的新教工作伦理。它把勤奋和劳动视为一种“礼拜”(Gottesdienst)形式，在小农经济经常不稳定的生存条件下，通过持续地禁锢内心欲望来实现，（7）对小农而言，总是需要通过强化职业技艺来满足他们生存的日常需求。

Laichingen

但我并没有只谈到研究结论。我也解释了自己作为微观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我自创了一种针对传记资料而扩展链接的方法，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调查了在超过两个半世纪时间内，在村庄中注册的所有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提出这种通过记录链接使用姓名来源的“无意识的证据”（8）方法，来作为解答更广泛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它们对了解地方社会中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时刻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刻启示。例如，对生存和死亡日常状况的研究表明，在当地的农业——原工业经济中，大量工作由母亲承担，导致了一种长期的“高死亡率现象”，（9）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和在没有实施节育情况下的生育率)，从全球比较层面看，已经接近极限。另外，我对相互矛盾的政治经济现象也进行了考察。当地居民及他们生产的产品同外部世界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外部世界不仅包括斯图加特和德国西南部，而且包括地中海、美洲和西印度；但同时当地居民又不得不同国家机构做斗争，反对国家支持的商人资本试图实现对出口贸易的垄断统治。（10）

我的演讲获得了中国同行们的积极回应。我被要求解释我的研究同有关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我回应说，就近代早期而言，两者之间缺乏关联性，但是对此后和当今中国而言则很多。在原工业家庭经济中，我所概述的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两者的长期持续并存，受到了特别关注。一位中国同行甚至提出，这种分散的、非大都市形式的原工业，其中部分基于家庭单位的工业生产和兼职从事集约的农业劳作，在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和商业都市区，构成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最令我吃惊的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同行的一句评论。在我演讲后，一位同行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认为，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历史之中，一个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我认为，就目前强烈关注对此前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中的“世界历史”(11)概念进行重新建构的“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行而言，这是一句重要的评论。之前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很少涉及中国自身的历史。这种观念，正如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近来所指出的，它含蓄地以“国家是历史的核心单位”思想为中心。 (12)目前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将世界史视作全球史的新观念。但是，微观史研究方法在这种发展趋向中的作用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因如此，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似乎点明了某些内容。如果微观史方法被纳入这种新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轨道，农村特别是乡村微观史研究，被视为中国的全球史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意义非凡的。因此，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表明，这种新的全球史研究显然是同对西方主导的史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不满意联系在一起，这些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紧密相关。例如，西方的全球化概念认为，全球化过程主要是由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力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全球扩张的结果。

但是，这句评论似乎也涉及到中国关于农民问题长期争论的特殊性，关于乡村生活与劳动长期争论的特殊性。这一争论起始于19世纪之前的中华帝制时代，在19-20世纪中国转型和革命时期，争论仍在继续。(13)这让公众，包括中国领导人、知识分子、革命派，还有历史学家，都意识到了农民的危机，意识到农村的劳动和生活都是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正如苏珊·里希特最近一项对源于中国的一种特定话语与帝国实践(以及17、18世纪这种话语及其概念从中国到欧洲形式曲折的传播)的重要研究显示，对农业的重要性、农民生活艰辛现实的承认，导致了中国皇帝以农为本的观念。这对皇帝本人具有影响：导致他定期地、按惯例地向农民劳动致敬，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亲自动手持犁翻耕土壤。(14)考虑到这一论述及其应用的背景，可以说，从明、清帝王到毛泽东以来的历史时期，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也可视作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出发具有历史创新性且谨慎的尝试。用萧凤霞(Helen Siu)教授的话来说，在这种传统中，“千余年来，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对帝国治理的内容和意识形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的假设，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可能也从对当代中国社会特殊条件的体悟中得到了一部分动力：在城乡分离的整体环境中村庄和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状况，以及这种态势下大都市及其经济(过渡)发展已经在主宰一切过程。

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正是一部采取中国历史题材并在题目中冠以“微观历史”的史学作品，2009年在斯坦福和北京同时面世。(16)李怀印使用了中国革命后几十年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江苏省秦村(the village of Dontai)现存的独特档案文献。他也运用了他出生在这个村庄的经验知识，辅以作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李怀印通过这种方法，创作了一种非常规的“他的”村庄的微观历史。他强调村民的机构及其网络，并将研究观点总结如下：“通过持续的、不松懈的抵抗，村民在塑造国家的农村政策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7)

在这一点上，读者可能会问：这就是所谓的在中国以及对中国的微观研究吗？属于近代早期的研究在哪里？哪些属于全球史的研究框架？实际上，有些项目正在设计或已经开始着手了。例如，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作品，为这种研究轨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指出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中国的连接本地和全球的两种不同结构。(18)她的著作研究了中国南方瓷器制造业重镇景德镇及其与中国以外更广泛世界的贸易和交流网络，通过追踪建立在一种稀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全球视角确立和阐述地方史。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但有人可能会问：她密切关注当地及其与全球联系的研究，等同于对全球史的微观史研究方法吗？这些和其他研究方法的要求是什么？

其他的创新性工作来自中国的区域史研究，如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19)出自这个中心成员的作品，致力于地方和地区的历史，明确表现出正在实践的一种历史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关注中国及其邻近的亚洲地区，由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发起。(20)其方法论上的特点，正如该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萧凤霞教授所言，接近于一种复杂的微观史视野，研究地方、地区和跨地方的历史，但并不完全脱离一种宏大的全球视野。 “我们确实对地方的历史很感兴趣，但我们的探索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经验细节。相反，我们研究不同来源的信息，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大众的，本地的还是跨地区的，来说明各种层次的参与者发挥的作用，并阐明参与者与其所处的更大环境之间的动态结构。研究广泛的各种政治经济资料，如地区生态、王朝命运、民族国家形成与全球资本流动，我们将深入理解微观动力。” (21)由萧凤霞教授和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教授、濮德培(Peter Perdue)教授编辑的主题为“亚洲内外”的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两卷，(22)试图遵循萧凤霞勾勒出的共同方法路径。一方面，美国学者的主要贡献表明了这种“定点”和“跨越大陆划分的空间联系”的分析方法的有效性。(23)这是在密切调查地方或地区案例、多种多样的资料、典型的历史事件或过程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在几乎所有的个案研究中，他们的“亚洲内外”视野也有其局限性。正如何安娜曾经评论的那样，他们对全球史的联通性的研究，在视角上仍然具有以亚洲为中心的局限：“其重点是亚洲区域之间的联系，当它试图突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界限时，它仍然植根于亚洲的区域研究”。(24)

Eugenio Menegon

目前在将微观史与全球史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和亚洲的领域中，最有趣的项目之一是由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学家梅欧金(Eugenio Menegon)进行的。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梅欧金教授考察了17世纪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天主教礼仪做出的调适。(25)他反对那种用进口或出口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宗教转移的简单化观点。他强调在近代早期、现代时期直到今天，新的基督教模式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当地宗教信仰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他目前正在致力于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清代北京的日常生活和权力网络：17、18世纪宫廷中的欧洲人”。(26)梅欧金在其中考察了一小群欧洲人的角色，他们中大多数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作为技术或科学专家受雇在北京的朝廷外围工作。但他们同时也是秘密的传教士，私下支持天主教在中国的社区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新的项目中，梅欧金似乎意在对北京朝廷的历史非中心化，同时揭示出科技知识、商品贸易特别是奢侈品贸易、正在进行的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等全球基础设施的出现是如何影响中国朝廷内外个人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皇帝及其封闭的朝廷不再是关注的中心，但他们成为由关系、机构和依赖性组成的一个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梅欧金致力于考察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前沿问题：2015年6月11日，我发现他在网上列出了稍后在剑桥大学一个演讲的标题“研究全球性中国的微观历史方法：漫长的18世纪欧洲人在北京的日常生活”。(27)

通过这个项目和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本书，梅欧金重点从非欧洲的视角，也就是“多视觉的视角”，研究了早期近代中国—欧洲的互动。他把自己视为他所说的这样一种事业的参与者，用温和的和平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近年来恢复了的微观史学家与全球史之间的对话”。(28)

梅欧金与其他学者当前的努力一样，想要改写早期近代的全球史。一些学者直言不讳地参考微观历史的方法，另一些学者即使没有明确宣称要遵循一种微观的历史取向，实际上也指向了相应的研究实践。

在这个方向上，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进行了最引人注目的尝试。2014年，亨特教授出版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书，标题为《在全球时代书写历史》。(29)她认为采用一种历史地(和历史学地)考虑全球化“范式”，可以避免她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全球史方法的缺点和局限。她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主要是优先考虑世界经济的进程，重点是那些“连接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分离的社会的重大过程”，如“商品与人员的国际交流方式”。(30)她建议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认为这“在研究早期近代全球化当中会特别富有成效”，(31)允许“以基本方法”修正全球化范式。亨特教授建议跨文化和跨地域而不是跨国的视角，即一种“有意识地跨越国界”透视“间隙空间”的视角。(32)例如，在作为空间的边疆、沙漠、河流和海洋中，(33)不同类型的历史在这里发生、交汇与互动。然而，在她的分析模式中，“自下而上的视角”的前沿性在于，它优先考虑“跨文化事务”和“地方文化模式”，如“不断变化的品味与情感”和它们通过人物、事物及其社会关联产生的中和作用。她指出，这些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发展的原动力，事实上是历史性的、起作用的“原因”，超越了全球经济因素和交易那种假定的首要地位。虽然没有明确地讨论，但亨特在这些历史结构和记录这些结构的资料来源中，考虑把“自我社会的交叉”(self-society intersections)作为书写新形式的全球史的必要出发点，特别是在早期近代时期。这似乎已经接近一种微观史的角度。(34)

从概念上讲，林·亨特的立场，与“全球社交场所的微观史”的重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概念是达格玛·弗雷斯特在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的实践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应用和阐述的，并建议将之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试金石和全球微观史分析的出发点。(35)这一概念的相关性和使用体现在弗雷斯特自身的新兴工作之中，也显示在她的合作者与研究生的工作之中。(36)这种方法在她研究所谓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英国海军部高等法院“战利品文件”(prize papers)项目中，看起来至关重要；英国国家档案馆对早期近代文件、物品和资料的巨大收藏，是由英国私掠船或军舰从被认为是敌方的船只上获取的各种物品的遗留物。这些物品很多都是英国在近代早期为寻求全球性帝国霸权而发动的无数海战中获得的。“战利品文件”是档案的残留物，既是英国海权争霸战争的产物，也是其明证。最近几年，国际学界已开始研究这些文件。(37)弗雷斯特和她的研究团队试图走得更远。他们正准备通过密集劳动来解密档案，提供关于战利品文件的文本、文物和材料对象的完整的、独特的全集，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研究资源：对档案进行完整、系统的数字登记与副本复制，结合元数据基础导向的研究，包括内容分析和在此基础上的解释。(38)这个项目为研究早期近代的全球互动收集了大量的定性的历史资料，其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如何从这种特殊的文件集和未来版“大数据”中选择合适的证据，形成微观史研究的脉络；如何将这种出发点上的新问题组织起来，并为发展全球微观史找到新答案。(39)

学者们明确地追求、反思与运用全球微观史的方法，目前其方法论根基并非白纸一张。新一代的微观史学家们，偕同上一代的部分史学家，伴随着新视角的出现，把我们带进了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有塞布·阿斯拉尼扬(Sebouh David Aslanian)、(40)琳达·科利(Linda Colley)、(41)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42)安格莉卡·埃普勒(Angelika Epple)、(43)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Ghobrial)、(44)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45)弗朗西丝卡·特里维拉托，(46)等等。他们的作品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结束这一评论时，我想指出他们中的弗朗西丝卡·特里维拉托的贡献，因为她的研究结果与她在方法和概念上的思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特里维拉托作为年轻一代的微观史学家，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对西班牙系犹太人—犹太人贸易网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个贸易网络体现为里窝那和阿勒颇两个家庭的商业伙伴关系在18世纪上半叶的跨文化运作和全球推广。她的研究与其他关注“无国籍”贸易侨民的著作联系在一起。但是，她从微观史角度出发，对早期研究的类别及其结果提出了质疑。她发现，这两个西班牙系犹太家庭密切的亲戚关系和宗教关系，并不能单独地整合和推动他们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和交易，发挥作用的还包括他们娴熟经营的各种联系和由不平等权力关系及各种贸易网络构成的复杂世界内的“多样的、移动的和重叠的背景”，弗朗西丝卡将之称为他们的“集体世界主义”(communitarian cosmopolitanism)。(47)

在一种“小规模全球史”的制高点上，特里维拉托介绍了她的几个方法和概念上的贡献，以及对微观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成就与不足进行的一种微妙和关键的评论。(48)我觉得特里维拉托对微观史发展状况考察中最显著的是，她从内部人士和从业者的角度做出的一种平衡的、积极并且关键的评估，即传记方法在迈向全球微观史过程中的成就，这在过去的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勾画“全球微观史”的未来视野时，她警告说不能把“早期近代环球旅行家的传记”单纯做乘法，这种做法把个人和个人机构太多地放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她鼓励相反的做法，即“不要将他们的杂合性理想化”。(49)

作为具有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背景的第一代微观史从业者，我同意特里维拉托的希望，即未来的全球微观史应当自我具备一种“逆势而上的精神”(contrarian spirit)，并运用以人、团体和实践为导向的方法论。它把传记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同时“继续尝试超越传记的体裁”。(50)

全球微观史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也许不应完全集中在用温和的方式对待“全球社交场所”(达格玛·弗雷斯特跟随西奥多·沙茨基提出的)，正如最近一次会议的标题指出的那样，应当关注“(各种)空间之间”，(51)关注在历史的转变与变化中各种空间内与空间之间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应该不要过多关注各个权力中心或整体位置，而是更应当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教授建议的那样，(52) 从去中心的跨文化视角研究边缘和“间隙空间” 。边界和跨越边界，贸易与通信根源，知识转移、翻译和交流，都在这其中发生；还有移动空间，如船舶、通信和贸易网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通过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空间。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团体、机构和产品的“多元文化、社会或经济的联系”，(53)还有对范畴和概念在世界上的多种联系、传播及翻译的研究，看起来就很重要，在这个世界变得全球化之前，它们就已经参与了全球化的诸多过程。

本文在2016年2月26-29日由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和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Ghobrial)在威尼斯组织召开的“空间之间：连接微观史和全球史”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宣读。此前一个较短的版本在2015年9月17-19日海德堡大学召开的德国历史学家协会早期近代史工作组第11次会议上，在由达格玛·弗雷斯特(Dagmar Freist)组织的“全球微观史视野下的欧洲”分组会议上宣读过。衷心感谢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感谢伊恩·格温(Ian Gwinn)见解深刻的建议。标题中的“微观史的扩展”借用了康策有关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说法(Werner Conze "Sozialgeschichte in der Erweiterung",i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19(1974),pp.501-508)。康策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老前辈，他在学术生涯的晚期提出了社会史应从狭窄的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包括家庭史和政治史。

(1)如果不考虑全球微观史的视角，微观史研究领域的现状可以参见如下学者的评论，Sigurdur Gylfi Magnússon/István M.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2013。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争论状态的信息，可以参见Jürgen Schlumbohm(Hg.),Mikrogeschichte-Makrogeschichte.Komplementr oder inkommensurabel? Gttingen,1998。

(2)Albion Urdank,Birth,Death,and Religious Faith in an English Dissenting Community:A Microhistory of Nailsworth and Hinterland,1695-1837,Lanham,MD-London,2016.

(3)这个术语首先是由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他的文章提出的。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21,No.4,2010,pp.573-591.

(4)Francesca Trivellato "Is There a Future for Italian Micro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 History?" 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Vol.2,No.1,2011,published as e-paper[of 24 unnumbered pages].http://scholarship.org/uc/item/Oz94n9hq[2016-03-16]

(5)有关该论题的研究见我的一本专著，Hans Medick,Weben und überleben in Laichingen 1650-1900.Lokalgeschichte als Allgemeine Geschichte,Gttingen,1997。我的研究项目是有关近代早期世界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欧洲中部的农村工业化在地区和地方的作用，在这个项目上我与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Gttingen Max-Planck-Institute for History)的前同事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我的同事们的著作包括：Peter Kriedte,Taufgesinnte und groβes Kapital.Die niederrheinisch-bergischen Mennoniten und der Aufstieg des Krefelder Seidengewerbes,Gttingen,2007:Jürgen Schlumbohm,Lebenslufe,Familien,Hfe.Die Bauem und Heuerleute des Osnabrüchischen Kirchspiels Belm in proto-industrieller Zeit,1650-1860,Gttingen,1994。对我们共同使用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参见Peter Kriedte,Hans Medick,Jürgen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Paris,1981。

(6)它是由我此前在耶鲁大学的农业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主持的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修订而来，该论文已发表。Hans Medick "Weaving and Surviving in Laichingen 1650-1900.Micro-History as History and as Research Experience",in James C.Scott and Nina Bhatt,eds.,Agrarian Studies.Synthetic Work at the Cutting Edge,New Haven-London,2001,pp.283-296.

(7)Hans Medick,Weben und überleben in Laichingen 1650-1900.Lokalgeschichte als Allgemeine Geschichte,ch.6,pp.549-560.

(8)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有意保留的资料”(intentional documents)和“无意保留的资料”(unintentional documents)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方法上的区别，它是由马克·布洛赫在1939年9月首先提出的("Réflexions pour le lecteur curieux de method")，德文版可见Peter Schttler(Hg.),Mare Bloch.Historiker und Wnderstandskmpfer,Frankfurt a.M.,1999,pp.227-236。我将该范畴适用于我的研究课题的启示归功于卡罗·金兹伯格的一次讲座，Carlo Ginzburg "Unintentional Revelations:Reading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Berlin,March 7,2016.

(9)Hans Medick,Weben und überlebenin Laichingen 1650-1900.Lokalgeschichte als Allgemeine Geschichte,pp.295-378.这是我书中第4章的标题。

(10)Hans Medick,Weben und übkrleben in Laichingen 1650-1900.Lokalgeschichte als Allgemeine Geschichte,ch.1,pp.39-140,esp.65ff,121ff

(11)目前在中国进行的讨论反映在新的英语杂志《世界历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上，该杂志在2014年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创办，由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ISSN 2095-6770，第1期出版于2014年12月。

(12)Dominic Sachsenmeies,"The Evolution of World Histories",in David Christian,ed.,Introducing World History,to 10,000 BCE(Vol.1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Cambridge,2015,pp.56-83,here 77.

(13)See on this Xiaorong Han,Chinese Discourses on the Peasant 1900-1949,New York,2005; Alexander F.Day,The Peasant in Postsocialist China:History,Politics,and Capitalism,Cambridge,2013.

(14)Susan Richter,Pflug und Steuerrder.Zur Verflechtung von Herrschaft und Landwirtschaft in der Aufklrung,Kln-Wien-Weimar,2015,here esp.ch.2.2:Das Verhltnis von Herrschaft und Landwirtschaft in China,81 ff.

(15)Helen Siu "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 View from 'South China'"，in Cross 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13(December 2014),176.http://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13[2016-03-17]

(16)值得一提的是，李怀印的第一本书《1875-1936年中国北方的乡村治理》，同样研究农村社会转型与1949年前晚清和民国期间的中国北方的乡村国家关系，也是从“微观史的视角”来撰写的。Huaiyin Li,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 History,1948-2008,Stanford,p.XIV.

(17)Huaiyin Li,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p.3.

(18)Anne Gerritsen "Scales of a Local:The Place of 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in Douglas Northrop,ed.,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London,2012,pp.213-226.

(19)该中心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的区域和地方研究项目。自2003年以来，它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华南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中文的《历史与人类学》杂志，每年两期，自2010年以来，该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开展了密切的合作。http://schina.ust.hk/publications/Jour-E.html[2016-03-19]

(20)Helen Siu,"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 View from 'South China'",in Cross 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13(2014),174 ff.

(21)Helen Siu,"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 View from 'South China'",in Cross 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13(December 2014),175,cf.

(22)Eric Tagliacozzo,Helen Siu and Peter Perdue,eds.,Asia Inside Out.Connected Places,Cambridge,2015; idem,Asia Inside Out.Changing Times,Cambridge,2015.

(23)Eric Tagliacozzo,Helen Siu and Peter Perdue,eds.,Asia Inside Out.Connected Places,Introduction,p.6.

(24)Anne Gerritsen "Review of Eric Tagliacozzo,Helen Siu and Peter Perdue,eds.,Asia Inside Out.Connected Place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7(2016).

(25)Eugenio Menegon,Ancestors,Virgins,and Friars:Christianity as a Local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2009.

(26)http://blogs.bu.edu/emenegon/work-in-progress/[2016-03-18]

(27)该讲座有一个网站视频。http://sms.cam.ac.uk/media/2008626[2016-03-17]

(28)梅欧金教授2015年的剑桥演讲视频。http://sms.camac.uk/media/20086260[2016-03-17]

(29)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New York-London,2014.

(30)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p.60.

(31)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p.66.

(32)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p.69.

(33)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p.64.

(34)Lynn Hunt,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p.133.

(35)关于微观史的概念参见Dagmar Freist "Historische Praxeologie als Mikro-Historie",in Arndt Brendecke(Hg.),Praktiken der Frühen Neuzeit.Akteure-Handlungen-Artefakte,Kln-Weimar-Wien,2015,pp.62-77；相关的个案研究参见：Dagmar Freist,"Ich schicke Dir etwas Fremdes und nicht Vertrautes".Briefpraktiken als Vergewisserungsstrategie zwischen Raum und Zeit im Kolonialgefüge der Frühen Neuzeit,in Freist(Hg.),Diskurse-Krper-Artefakte.Historischen Praxeologiein der Frühneuzeitforschung,Bielefeld,2015,pp.374-404,esp.388 ff。

(36)Freist(Hg.),Diskurse-Krper-Artefakte.Historische Praxeologie in der Frühneuzeitforschung.

(37)一个典型的项目是荷兰历史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为战利品的信件(Brieven als Buit)：迈向荷兰历史的非标准观”，负责人是Marijke van der Wal，他从战利品文件中的(估算)40000封左右的被充公的荷兰信件里，选择和编辑了大约1000封，通过先进的研究设施对其进行外交上的转录和数字化文集的处理并出版，关注文本及其研究的“元数据”导向。http://www.brievenalsbuit.nl/[2016-03-25]；Gijsbert Rutten and Marijke J.van der Wal,Letters as Loot:A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to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Dutch,Amsterdam-Philadelphia,2014，电子版：http://www.jbe-platform.com/content/books/9789027269577；塞布·阿斯拉尼扬(Sebouh Aslanian，UCLA)和玛格丽特·亨特(Margaret Hunt，University of Uppsala)也深入研究了基于大量证据基础上的独立微观史项目。

(38)参见这个项目的信息。http://www.prizepapers.de/[2016-03-24]

(39)这个过程是第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Freist(Hg.),Diskurse-Krper-Arefakte.Historischen Praxeologiein der Frühneuzeitforschung.

(40)Sebouh David Aslanian,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chants from New Julfa,Berkeley,2011.

(41)Linda Colley,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ch:A Woman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2007.

(42)Natalie Zemon Davis,Trickster Travels:A Sixteenth 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New York,2006.

(43)Angelika Epple,Das Unternehmen Stollwerk Eine Mikrogeschichte der Globarisierung,Frankfurt a.M.,2010.

(44)John-Paul Ghobrial "The Secret Life of Elias Babylon and the Uses of Global Microhistory",Past and Present,222(2014),pp.51-93.

(45)Emma Rothschild,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Princeton,2011.

(46)Francesca Trivellato,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The Sephardic Diaspora,Livorno,an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New Haven,2009.

(47)Francesca Trivellato,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The Sephardic Diaspora,Livorno,an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p.18.

(48)Francesca Trivellato "Is There a Future for Italian Micro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 History?"; idem "Microstoria/Microhistoire/Microhistory",in French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33(2015),pp.1,122-134; idem,Global Microhistories:Promises,Perils,Paradoxes(2015):Ms.of contribution to panel "Europ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Global Microhistory"(参见本文的第一个注释)。

(49)Francesca Trivellato,Global Microhistories:Promises,Perils,Paradoxes,Ms.,9.

(50)Francesca Trivellato,Global Microhistories:Promises,Perils,Paradoxes,Ms.,10.

(51)参见本文的第一个注释。

(52)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History and Theory,50(2011),pp.188-202,here 190：“去中心涉及到历史学家的立场和主题。去中心的历史学家不只从世界某一部分或强大精英的制高点去讲述过去，而是要从社会或地理位置上扩展他或她的研究范围，并将多元的声音引入研究。”

(53)这个概念已经由我在后期的“跨文化视角中的自我档案”(Ego-Documents in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研究小组内部交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了，我参加这个小组已经有好几年了。有关这个概念和小组的工作成果：Claudia Ulbrich,Hans Medick and Angelika Schaser(Hg.),Selbstzeugnis und Person:Transkulturelle Perspektiven,Kln-Weimar-Wien,2012,introduction,pp.1-19,here 17-19 。这个导言在法国出版了修订版:Claudia UIbrich,Hans Medick and Angelika Schaser; "Ecrits autobiographiques et personne.Perspectives transculturelles",in Revue Etudes de lettres(Lausanne),300(2016),pp 1-2,special issue:Appel à témoins.écrits personnels et pratiques socioculturelles( siècles)(ed.Danièle Tosato-R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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