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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贵安∣纵贯与横截:通史与断代史的功能及关系
2020-10-16 11:20     (阅读: )

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现为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明清文化史。

中国传统史学属于叙事史学,与近代史学属于分析史学性质不同。传统史学以叙述历史事实、保存历史记忆为基本职能,为了满足叙事角度的变化,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了适应叙事时段的选择,出现了通史和断代史等不同的叙事体裁。所谓通史,是指其叙事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而是跨越多个王朝,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具有纵贯古今的特点;所谓断代史,与通史相对,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具有横截历史的特点。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不过是中国传统史学展示的方式而已。

通史与断代史之争

中国史学史上,出现过通史与断代史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唐代刘知幾重视断代,对班固十分敬重,而对司马迁颇有微词。针对有人称司马迁写通史“叙三千年事”只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西汉一朝“二百年事”却用了“八十万言”,因此“固不如迁”的说法,刘知幾批评道:“《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指责司马迁的通史详略不当。至于班固,其《汉书》在取材《史记》的同时,删除其中的“烦芜”,如果让司马迁也来撰写《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那么“恐当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显然,刘知幾对“《汉书》断章,事终新室”(以上皆引自《史通·杂说上》)之断代为史的方法比较欣赏。

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崇通史,对司马迁赞扬备至,而对班固抨击再三。他不断阐发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通”的思想,赞扬司马迁“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批评班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反复斥责班固“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通志·总序》)。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也赞美通史,贬斥断代,指出:“惟太史公号称良史”,后来执笔写史之人“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他顺便对司马光的《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文献通考·自序》)的优点进行称颂。

惩于前人对郑樵和通史的误解,清代章学诚特撰《申郑》篇,并仿作《校雠通义》,以张大郑樵之学及其会通观念和通史体裁:“郑樵生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申郑》)

降至近代,通史与断代之争仍然不绝如缕。张舜徽重视通史,不太重视断代,曾批评当下学人弄不了通史,就弄断代,弄不了断代,就弄专题。然而,他在通史写作上,却未竟其功,以70岁高龄写出的《中华人民通史》,未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化境。相反,他为写通史,从专题入手,步入断代,写成的《清代笔记条辨》《清人文集别录》《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却备受关注,被目为清史大家。这是张舜徽所始料未及的。与刘知幾、郑樵顺应时代潮流、重视断代或通史不同,张舜徽是逆流而动的中流砥柱,在学术大势重视专题和断代的背景下,执着于通史的撰写,值得同情和敬佩。

通史断代史各有长短

其实,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各有优势。通史以其纵贯古今的开阔视野和奔腾气势,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悠久和生命力的畅通,断代史则以其横截的剖面,向人们展示了一朝一代历史的细致和周详;通史有一种连续的动态属性,而断代史有一种定格般的静态样式。通史展示的是纵贯千年的历史画卷,断代史聚焦的是横截一朝的历史画面。通史之优点,章学诚从编纂学的角度有充分的肯定,认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同时指出:“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文史通义·说林》)断代史之优点,体现在逐朝撰写、代代递进上,则使它自班固以后,成为史学的主流,《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宋书》直至《明史》,代有所修,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

然而,通史和断代史又各有所短。在相同篇幅的情况下,通史虽然能够纵贯古今,但被迫忽略各个王朝的细部,无法对各王朝的微观史实进行刻画;断代史虽然具有聚焦一代、详细剖析一朝历史的特点,但却就事论事,难以从纵贯千古的视野观察该王朝的应有地位,也不能达到“一册在手,尽阅千古”的目的。关于断代史的弊端,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挑明道:“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更为严重的是,断代史“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通志·总序》)关于通史之弊,连一向赞同通史的章学诚也承认“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文史通义·说林》)。

其实,通史和断代史之间适成相互补充之关系,通史之长就是断代史之短,通史之短就是断代史之长。试图兼而有之的努力,往往难竟其功。《通志》是郑樵将此前的十余部纪传体正史打通编纂的尝试,试图将断代史整合成通史,但因为在史事上没有更多的新材料,在观点上也没有足够的新发现,因此未能达致目标,反倒被人视为典章制度体而归诸“三通”之中,成为历史的遗憾。

以纵贯突出横截

有些史书,看似纵贯千古,实则横截一朝,以千古为铺垫和序曲,以一朝为突显之对象。司马迁的《史记》号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纵贯古今而著名,他自己也声称“通古今之变”,但实际上,他写《史记》意在通过千古之铺叙,突显汉朝之伟大,反映“宣汉”的主题。为此,采用详近略远手法,对过去的帝王数人立一个本纪,而汉代皇帝则是一人立一纪,最终放大并聚焦于汉代,显然是以纵贯来显示横截。

杜佑的《通典》,虽然从上古一路写来,但大部分篇幅都在写唐朝,此前的撰述只是铺垫。这与杜佑重视厚今薄古思想、强调今胜于昔的观念有关。他指出“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职官典》)。因此,写古代就是为了突出今天(唐代)。这也是以纵贯突出横截的表现。

清乾隆时修“续三通”,本意写成三部典章制度体通史,重点仍然是突出清朝典章制度的伟大,但因为清代部分写得太过详细,乾隆帝干脆下令“古今分帙”,将“续三通”各自一分为二,形成“六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代部分的“清三通”,变成三部断代史,成为以纵贯突出横截的极端例子。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早于他很多世纪,司马迁、杜佑、乾隆帝已经表达了类似观念。

当然,宋朝的史学,通史往往断自前朝,忽略当代。《通志》止于隋唐,《资治通鉴》亦止于五代,并无以纵贯(千古)突出横截(当朝)的意图。郑樵之写《通志》是模仿司马迁而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极古今之变”,但却未谙司马迁撰述通史之奥妙。司马迁是以千古历史为铺垫,着重叙述和突显西汉的历史,是以纵贯而突出横截,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郑樵则止于隋唐,不达时变,昧于“通古今之变”之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史学理论研究  202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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