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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谟:论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作用
2020-03-16 11:31 何光谟  青年史学家 审核人:   (阅读: )

何光谟:论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作用

论我国史籍的源流,要以尚书和春秋最古。章学诚(17381801)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是先王的政典。龚自珍(17921841)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易经是卜筮的史,书经是记言的史,春秋是记事的史。国风是史官采自民间的诗而要付之司乐的,雅颂是史官采自上大夫的,礼记是一代的律令,皆归史官守藏。这样看来,都是与史有缘的。参证后来把会典、通典、通考各种专记律令文献的著作,也列入史籍,这足以说明我们要研究社会全面文化的时候,自然要扩大史料的征集范围。否则,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里。无论如何,依今日图书分类愈趋精密的眼光来看,尚书和春秋,总该是上古的珍贵史籍。

自从汉代司马迁作《史记》,班固父子作《汉书》,一般人的观念中便有经和史的分辨。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风气大开,诗赋杂说,论著更多,汇存的书籍越来越丰富。本来根据内容把图书分类列为七略,到了晋时又有四部的划分。把兵书、方技、术数并入子部,诗赋归入集部,成为经、史、子、集四部。这种分类的意义,好像是说,经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迹象,子是个人发掘的理性,集是个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现。经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铸成东方文化注重通贯综合的学术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摄并存,蔑视抽象的分派对立,技艺在学术上不被尊重,于是文人学士把经史缠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开。一直传沿到清代乾隆开馆重整四库,分类扔然照旧,史部中罗列了十五类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种。史籍虽然很多,后人却终不能整编归纳成一部完备而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和文化史。试看民国十九年瞿兑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叹道:吾国人之不能认识了解吾民族性者盖有由矣,无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体社会活动之迹,而徒措意于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犹乎吾曹今日但知环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动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远者其思想行动乃胶附于数百干年之前而少所变也。又余绍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说:今者国史之业,既无专司,而著作体裁亦宜异变。必当参用通志之例,广载各地方社会情形,而不能偏重于中央政治,乃事理之当然,亦时势所必至,若是则有赖于方志者益多。近世以来,政治凌夷,虽屡变而不能中理合度协于人情,国事卼臲,职是之由。这样看来,我国累存的史料确是不少,可惜史学研究上还待重行检讨哩!

唐宋以来,典籍的编纂却也演进许多,官修的演化为编年体的皇家实录、纪传体的正史、有关礼法的会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纪传体的正史、别史、编年体的通鉴、以事为纲的记事本末、属于典志的通考、通典专史,体裁和内容都有进步。史学上也诞生了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刘知几(661721),他取诸家所作的史籍,阐明义理、商榷利病,遗存传世的有《史通》一书,独具评论性。另一位是章学诚,曾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过毕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视方志,亲历其事,而又提出具体建议的第一人。这两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学硕彦。

人类自从有了时间观念,再也斩不断过去、现在、未来的锁链。这是历史兴趣的根源。有了空间观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识。生活演进,使文物制度日渐繁复。历史的探讨便由几何直线扩展到横面的伸展。中国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气候不同,先前的交通远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凭少数人编纂的国史,显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会全盘现象。地方志随时代前进,倡于明代,盛于清代,现已成为史籍中的要角了。这便是我们要介绍方志的缘由。

方志自从明代提倡编纂,清代便昌盛起来。托庇于国学首先注重经史,再加文史素来兼顾的余晖,早年馆库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准。其实,在政府的通令鼓励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业业,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资信实的,并不限于官府的藏本。据朱士嘉统计:清代编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种,康熙间完成一二八六种,乾隆间又有一〇二四种;直隶最多,有四〇三种,四川、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种以上。他在一九三零年统计我国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种,一九三五年统计总数为五八三三种,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零种,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零零种。这样,总数就达到七二六二种。比起正史来,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凭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浏览一遍的。但是我们原也不必去做那种迂事,只要知道这是历史方面还未开发的山林,可以发掘的宝藏很多。现在试依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引述的一般方志纪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人物、艺文、金石、古迹,便知方志内容广泛,而且他的取材,来自档案、函礼、碑碣,是很可信实的。真正说“以校正史,则正史现其粗疏”而已。这是说地方志在数量和内容方面也成为史籍中的要角。

民国十九年,瞿兑之出版的方志稿,概括江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旧志沿革、卷数目次,并且辨体例,评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辅导研读方志的文献。此外,民国二十年故宫所藏方志编目刊行,二十二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承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之后,藏有方志三千八百余种,也编有目录。二十三年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罗列了五千多种。朱士嘉在北平所见的不过三千种,后又 得上海涵芬楼直省志母,徐家汇天主堂藏书、金陵大学、南洋中学、中山大学诸书目,并知王绶珊藏有一千多种,又幸得美国国会图书馆方志简目,美国哈佛大学也藏有我国的方志,国内的教会学校更对方志发生兴趣,这个时代的中西史学精神也就可以窥见一斑。

我国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于史料的体例形式,精神已堕入治乱衰替的环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释人性各方面活动史实,但是今日经过科学洗礼以后,我们要弄清楚几点:一是凭借文字和古物研究历史,并不能使过去的史实完全再现,再说没件历史史实都有它的特殊性,能使它再现的,仅是依靠我们人的经验和直觉。二是科学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现,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学上就不简单了,我们要尽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是现代史学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艺术以至文学方面应有广泛的研讨。四是历史研究者须有哲学气质,参用科学的方法,获取艺术的成果。五是对史实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释,只能做一个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历史学者。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中国历史在传统的史籍之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还有一种家谱是氏族性的史料。这方志学与家谱,是可以帮助史学家分别根据人、时、地、物四个因素来研究事态的始末,开展崭新的历史叙述。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树立清晰而有系统的概念,我们把选印本方志丛书的范畴,暂定为乡、县、府、郡、行政区的地方史,及各种叙一物一事的专志等(如泸水志、庐山志)

明清以来,方志成为地方官参照施政的要览。若说依据方志便能了解该地的全情,未免太过于夸张,所以研读方志只能说有助于了解一地的过去情况,提供历史专题研究的翔实史料,而且要从多种方志去探求同一节目,效果就高得多,现在把方志的功用,试述几个实例如下:

1、朱彝尊日下旧闻,陆心源宋史翼,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大多由各种方志取材;

2、陈垣的元人也里可温考,据至顺镇江志而作;

3、张亮丞菲律宾史上的李马奔真人考,据闽粤方志而成;

4、日人桑原骘藏作宋末提举市舶船西域宽叶香蒲寿庚的事迹,援引闽方志多种;

5、日人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何炳棣中国人口论,皆据很多方志的资料;

6、专从物产而言:乾隆时丰润县志记载扇子本为朝鲜进贡大臣随员售来民间,但品级低劣,不为一般人喜爱,丰润人利用竹枝、风景、花鸟画改良后,风行一时。这是涉及朝贡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国的早熟稻种;

7、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详载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筑堤的经费、征工的资料,可供稽考;

8、地方赋役的负担,也可从方志比较轻重;

9、往日的水陆交通、驿站距离,也可查知考证;

10、乡村市集、地方商业、对外贸易、典当、矿业,皆可在方志查考。苏州府志有论孙春阳杂货店的记述。高阳县志论棉纺工业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及各地市场情况,直叙到其后的衰落。这是工商荣衰渐变的史实;

11、章学诚永清县志对县衙组织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宜找到的资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学、义学、书院、学田、科学应考生的旅费等,也可从方志查考;

13、风俗、节日、寺院、坛观、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丰富的记载可资考证;

14、少数民族如苗、瑶的风俗,方志记载也很可靠;

15、历任地方官的姓名、科举名录,更是考证上的极好资料。

从这些功用看来,方志确也含有一部分地理资料。乾隆四库全书把它列入史部十五个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这个缘故。到此,我们也要叙一叙方志的起源。有人认为汉袁康的《越绝书》,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图经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据起来,由隋炀帝诏令天下各郡上呈当地风俗习惯及地图,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报人口一次,宋代又令闰月的年份要编图经上呈朝廷,皆是图经进展的实迹。宋代的志书已增列人物艺文,但遗存的很少。元代窗边一统志,明代修纂一统志,因而征求各省志书,方志的形态渐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国继续修纂,有些省区急迫地限令六个月内完成,内容自然就不免浮滥的讥评,所以刊本虽多,选读的时候还需思量一下。本社致力于影印中国文史社会科学名著有年,此次选印的方志丛书,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观点,精选善本影印发型。更进一步,倘若国内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愿收入这部丛书,以贯彻素来发扬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谟谨识于成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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