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所谓“碎片化”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一方面从事实事求是的微观研究,另一方面能注意大的历史视野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是近代史学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年鉴>到“新史学”》

“碎片化”这一概念,源于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他在此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做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了“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的结局。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确实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宏大叙事,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造成历史学碎片化、虚化,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中国史学界,也难免不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前些年已有学者对近代史研究选题日趋细碎表示担忧。201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引起学界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5期,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贡献了真知灼见。

对于中国学界是否已呈现如多斯所批判的“碎片化”,换言之,来自西方学界的“碎片化”概念多大程度上能切中中国史学界的弊病,学者们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

一些学者认为,就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而言,所谓“碎片化危机”言过其实。郑师渠指出,“碎片化”的语义有两层理解:一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却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禀赋,事实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当下我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所谓“碎片化”,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因此,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酝酿大突破的征兆。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必须坚持历史的总体性。但就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情来看,“依然坚持追求总体史的传统,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因而,在当下的语境下,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但同时也应看到,历史家作为个人,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是他的自由;但历史学界作为整体,若大多数人都对总体性、综合性与理论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失去兴趣,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

罗志田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说已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在他看来,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

王笛也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历史学界,碎片化未必真的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学界,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为了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而将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成若干重大课题。纵观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而对“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所谓“碎片化”的研究。“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它与整体化共存。总体说来,“碎片化”在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语境中,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才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

王玉贵认为,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和粗线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部研究所取代。所谓“碎片化”问题,难以经受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碎片化”在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个问题。张太原提出,史学研究,应先以大看小,然后以小见大,进而以无数之小呈现不可言状之大。就是先要有全局的视野和充分的学科知识背景,再进行具体的研究,而通过小问题得以发现大道理,这样综合无限的有形个体逐渐呈现全体。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长时间积累的个体研究。

李金铮提出,只有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且缺乏整体史观念时,才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碎片与碎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碎片是整体形成的基础;碎片与整体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项成功的碎片或微观史研究,不在研究对象之大小,而取决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整体史意识。宏观史学仍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它强调对碎片研究的整合。大多数人从事碎片研究,少数偏重宏观史学,这是常态。目前来说,碎片研究不应该削弱而应该进一步增强。随着碎片研究的扩大,宏观史学才能水到渠成。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及其作品,会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基本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现在真正最应该治理的,应是大量没有学术味道的“垃圾”。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当前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深感忧虑,并呼吁回归总体史,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章开沅认为,就学术评价而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由成千上万的细节组成,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袭取后现代皮毛者,将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解构”。这是学术工作流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可悲结果。有必要严格区分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因此学者要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

行龙则强调,“碎片化”在当下应引起重视,克服“碎片化”,关键在于回归“总体史”,具体而言,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要重视“长时段”,三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王学典更指出,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这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的大量存在,确实让当前中国的史学难避“碎片化”之嫌。当今中国史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其深层原因都可归咎于“碎片化”的流行。他还强调,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一些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理论问题长期无人问津,而在局部知识点上,有长足进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颠覆性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未能实现根本改观,依然在前30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中国近代史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受益于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而本土的理论创新却显得贫乏。处在“历史三峡”的中国,迫切需要那种能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因此,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尤其要关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其深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唯有如此,才能摆脱“碎片化”的困窘。

长期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李长莉指出,中国史学出现了“碎片化”趋向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碎片化”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进入这些新兴领域,他们纷纷选择具体而微小的专题作为初入学术的门径,群相跟进,势成风气,使这种“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碎片化”的具体表现为:(1)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2)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3)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如何矫正“碎片化”的方法?李长莉提出,在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加以一定的抽象“建构”,以描述和展现具体事象背后的隐性、无形、抽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这种“实证”与“建构”结合有以下几种路径:(1)“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2)强化联系观点,多做综合性研究;(3)强化问题意识,多做中观研究;(4)加强“建构性”思维,力求理论概括与提升。

以上所列近代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一定共识,也有分歧。对于“碎片化”这一现象的判断,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且各人论述自有其侧重和针对性。窃以为,综合上述学人的看法,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肯定“碎片”研究,或曰细节研究对于历史学发展的基础性价值。对“碎片”与“碎片化”应有所区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学碎片化类似于“剪刀加糨糊”的堆砌史料的做法。只有经过一番“连缀编排”的功夫,“碎片”才会变成整体结构中的要素。史学的任务之一便是整齐碎片,使之条理化。

第二,在新兴的社会文化史领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碎片化”现象,研究论题过于琐屑,而完全放弃对于历史总体性认识,对于历史意义的追寻,这确属后现代主义所导致的偏颇。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史学界可能还并不十分严重,但若由高明者提醒其偏蔽,纠正其风气,指示治学的正途,对于新进学人有所裨益。

第三,不应完全放弃对于历史总体认识的追求。虽然从终极意义上,历史整体认识只是理想,可能永远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但毕竟不可放弃这一理想。碎片、细节研究自当构成推进整体历史认识努力的组成部分。

本文选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赵庆云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