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第一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聚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后的又一次活动。本次研讨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枢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正契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诚如刘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刊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于此。由于本次研讨内容广泛，而杂志篇幅有限，只能刊发津要，全文现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

帝国重述或万国自述：中国叙述的政治决断

施展这本书的试读本书名是《重述中国》，比正式文本的书名《枢纽》要克制许多。不说书名问题，直接就这本书的选题来讲，“中国”当然是值得系统探讨的重大话题。因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叙述。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哲学的维度，抑或是政治的维度，何谓“中国”的宏大叙述基本都是缺席的。就此而言，这本书值得读书界重视。

以《枢纽》重述3000年中国，无疑让作者的著述野心暴露出来了。在当下中国需要宏大叙事以匹配国家发展的宏观谋划需要之际，这种著述野心本身需要得到有条件的鼓励。但同时又需要在中国之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国际社会成员的两个维度上保持一种理性的警惕性：既尝试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崭新叙述，以免除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对中国叙述的严重干扰，又给国际社会打开一扇理解中国的学术窗口。同时杜绝将中国叙述定位于帝国的重述，明示或暗示唯独只有中国才足以拯救全人类，从而理智地将中国定位在万国时代之一国的自我叙述上面，将一个具有自信心而又愿意与各个国家平等相处的中国力透纸背地刻画出来。

设定这一不可小觑的前提，是由于崛起的中国不应在历史叙述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不能将相关著述仅仅作为“激发国民信心、振兴国民道德”的工具，不宜将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错位磨合书写为中国拯救世界的宣言书。相反，应当充分释放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对自身发展的理性谋划、对国际社会的善意。

施展重述中国的尝试，具有学术上的宏愿。撇开潜藏在字里行间有些相互冲突的政治意欲，在学术上的表现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第一，该书象征着汉语学术研究的宏大理论回归。近30年左右，也就是从1989年以降，中国学术界以细微专精的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明确拒斥所谓闳大不经的思想取向。那时起，以《学人》杂志为代表，将思想认定为空疏幻想，吁求回归严谨的学术。中国学术风气骤然间从宏大思想转向细微学术。这种学术风气与其时中国现代转型的放缓脚步相伴随，显示了一种迥然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象和社会景观——在精神气象上，关乎中国现代转型的宏大思索为学术的精雕细琢所遮蔽；在社会景观上，曾经鼓舞全民族的理想主义改革开放，急骤地转变为赎买式的改革开放。这一急遽的变化，造成曾经蓬蓬勃勃的中国现代化过程趋于冷清，中国人的现代愿景不再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新世纪以来，倒是迅速兴起了以古典学为面貌的中国宏大叙事。但一个明显的矛盾是中国古典的知识重述所仰赖的观念资源却是西方古典学。因而谈论中国问题颇有隔山打牛的不良印象。怎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缕述中国千年历史的变化，成为学术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施展是在走出细微学术、回应宏大话语需要的情况下，动用多学科资源为中国叙述建立一个宏大框架。从表面上看，他以历史哲学作为重述中国的知识桥梁，但实际上是想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甚至同时包办中国叙述与世界谋划这两个重大问题。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说是近30年潜蛰的宏大话语能量的一次释放。须知，只有宏大叙事才能解释中国惊心动魄的巨大变化。中国3000年的来龙去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炫目变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现状，晚清以来都缺少宏观总体的叙述。施展此书，可谓补缺。在中国免于回应国家救亡问题，并以启蒙跟随者的心态对己对人，未来愿景仅靠挪用的情况下，这种宏大叙述，很难浮现出来。

今日中国走出了国家危机状态，确实到了一个理性叙述历史源流与内外关系的时候了——施展以封建社会、豪族社会与平民社会叙述“作为‘中国’的世界”，以帝国余晖、现代平民社会建构和经济崛起、精神自觉勾画“内在于世界的‘中国’”，确实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大笔挥洒。这多少让人感觉到一种“八十年代”的气象。

第二，该书是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如果再说得俗套一点，就是以西学为理论背景来陈述中国问题。这与拒斥“仿照西方叙述中国”似乎有点矛盾，但稍加解释就容易理解了。由于中国遭遇西方、中学遭遇西学，是中国新型国家、新型学术兴起的重大机缘，因此，机械仿冒西学自不可取，但兼综中西方学术的努力则非常重要。

这种综合，已经经历三代，呈现三种状态：第一代的重要代表是熊十力，尝试以中国传统话语谈论中国现代转型，但很难给出一个普遍主义的中国叙述。汉语学术界断然区隔为西学归西学、国学归国学的状态，绵延长久，迄今未改。做国学的，西学根底不够，他们的知识叙述之现代性是比较弱的，常常变成小圈子的自言自语和互为欣赏，无法呈现普遍主义的现代知识话语；面向海外，也限于小圈子的汉学家群体，并未提供国际学术圈以现代知识话语。

第二代直接以西学为背景表述中国问题，代表人物是刘小枫。他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争辩是明白无误的，但其中国针对性几乎采取的是隔山打牛的做法，即以西学暗喻中国。他先前的论敌、目前的论友蒋庆，曾经讲刘小枫谈西学很精彩，谈国学不敢恭维。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这样的断言是对这一代学人缺失明显的知识处境的一个真实描述。这一处境使得中国宏大知识建构缺少可靠且可信的国家叙述，当然更缺少普遍主义视角的国史话语，知识创造也就浮不上台面——其西学对西方谈不上学术增量，其国学支离破碎到完全无以创新。

施展的论述属于第三代的中国叙述。在中国特殊主义和西方普遍主义区隔之外，这一代学人尝试对中国进行直接的普遍主义言说。施展以黑格尔主义的叙述模式作为中国叙述的进路。这是一个普遍主义加理性主义的叙述范式。但其叙述方式不是以黑格尔主义比照中国，而是将之作为中国重述的历史哲学和语言表达的模式。这样的中国国家叙述，即便还有些生硬，但是需要倡导，因为它体现出中国叙述的中西知识整合意向。

第三，该书尽力打破一般的碎片化中国叙述模式，尝试展现一种新的、宏观总体的中国叙述方式。坊间流行的中国叙述，一般是就历史谈历史，就现状谈现状，就未来谈未来，缺少一种历史贯通感与当下亲证性。对中国重述来讲，一般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没有历史哲学志向的历史学家，大多满足于陈述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创新性顶多体现在表达方式上，或归通鉴体，或属纪传体，或尚纪事本末。人们常常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来对照，所谓“读史使人明智”。但忘记了历史直接渗入当下的连贯性——历史的演变，关乎过去叙述、当下理解与未来愿景的直通进程。施展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尝试提供一个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将中国、外国与世界关联的“中国”图景。他“贼胆很大”，一般人不敢做这个事情，在专业学术界待得越久越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宏大叙事，也就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尝试，长期只在微观层面上存在，即就一人、一事、一物贯穿古今。施展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的贯通性历史哲学，气势很足。“超大规模”“自成体系”是为施展中国叙述的重要支点。中国不独大陆文明特征突出，也具海洋文明特征，更构成连接海陆文明的“枢纽文明”。中国文明天生就要为世界文明承担重大责任。这种历史哲学论述并不必然保证历史事实的真实，其叙述受制于历史哲学的价值取向，施展可以依据自己的宏大叙事来为其写作进路提供自辩。

毋庸讳言，《枢纽》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施展的中国叙述所采取的历史哲学路数，永远不可能讨巧又讨好。一般而言，任何宏大叙事，只要脱离了它的基本预设，可以说就有些不值一提的不堪。不是说这本书就没有价值，而是在各种不同预设基础上的中国叙述，以及由此引发的争端，会让人们觉得相关论述与真实中国的游离性。但激发争论也许就是施展这种尝试的最大价值。由施展此书可以提出一些关乎中国叙述的重大问题，可以刺激大家思考。

首先，施展中国叙述的一个基本预设，可能与中国历史的真实状态不太符合。施展强调，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内在体系的存在，因而在卷入世界和将世界卷入自身时，都是一个“自变量”。这一断定不符合作为复合文化体系的中国历史真实。姑且不说整个古代历史，中国与外部世界，至少与边疆地区的复杂互动，如何有力地塑造了“中国”。即便收束眼光，从晚明到今天，中国对世界明显就不是自变量，恰恰是一个应变量。

近代中国是被动卷入世界现代进程的庞大国家，其进程惊心动魄、激荡人心、复杂无比。但它不是自变量——整个现代愿景由西方人提供，现代体系、未来愿景，也是由西方人呈现的。把中国视为自变量，就会陷入深刻的历史哲学矛盾——中国是全方位仿造西方框架体系的自变量。唯有设定中国内部因素引发其现代变局，中国才是自变量；而由外部因素引导的中国现代变迁，中国就成为应变量。自视自变量，忽略应变量，由此展开的中国历史叙述，可能会扭曲中国的真实状态。

表现之一，就是施展使用的“平民社会”概念。施展分别在古今两个维度使用同一概念：传统社会所指，是经由封建社会、世族社会或豪族社会而落定为平民社会，其论述背景是中国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确实长期从平民中选拔政治精英，但这个社会能不能命名为平民社会是大为可疑的。现代社会所指，是中国经历革命以后的社会。共产党的人民主张是以平民为导向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也体现出这一点。最关键的是，平民社会肯定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怎么能够定位作为自变量的中国社会特质呢？

以西学概念陈述自变量中国，在多大意义上还能保持中国的本真性，是不是会把中国叙述切换成另一种西方宏大理论，这是需要审慎以对的问题。进而言之，以民族国家作为中国叙述的国家背景，却用帝国的影子罩住中国的国家叙述，两种不同形态的国家如何可以融洽地构成一种中国叙述的组成部分？一种豪气干云天的叙述冲动，可能会将中国学术安顿在将就现有秩序和谋划“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矛盾基点上：就前者，中国就成了作者所拒绝承认的应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了。就后者，中国就成了完全自足的自变量，而不是属于目前世界的一部分了。

当作者认定中国自有内陆、边疆、海洋等多向度空间结构要素的时候，自变量的论据倒是有了，却同时将中国塑造成了自足的帝国，不假外求不说，而且外部世界必须适应中国的变化与需要。当作者认定中国必须走上现代国家的建国道路，建构不可避免的法治秩序的时候，他又转回到中国作为应变量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论述上来了。这是一种两头不着岸的帝国与民族国家论述。其中，现代主流的历史哲学观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处在一种交战状态。这让作者既无法挣脱牟宗三式自我辉耀的历史哲学，也无法与黑格尔自诩终结者的历史哲学区别开来。

其次，施展在意图伦理上为德性保留了一个位置，但是在实际历史叙述中的反德性表现非常突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为施展看重的汉地文明、中原文明，成为他刻画中国文明的核心寄托，这是中国人或者汉人自美的历史哲学建构。不要忘了，即使汉人创造了宋代文人统治的辉煌，其中也充满着蛮性。论者曾将中国文化说成是一个“漩涡机制”，它对内陆边疆、外部世界的收摄，依靠文化卷入而不是军事征服。此说有理。但如果站在被卷入者的立场理解卷入，卷入的道德性和必然性未必就比卷入的蛮性与偶然性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明，一定是仰仗文化与军事的双重力量方得其久大，撇开后者，仅及前者，不是一种完整的历史书写。

自然，国家的叙述不一定是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叙述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的。但是，如果国家主义的叙述，止步于世界历史走向单一国家史，并且由单一国家呈现人类精神，这样的国家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的、吞噬性的。当施展在书尾宣誓，“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这一小段黑格尔色彩鲜明的话语，简直就直接宣告了中国之作为世界“黑洞”的存在特质。须知施展的这一宣告，仅仅建基在渲染中国的物质实力增强的基础上。假如中国的综合实力更加强大一些，施展的宣告岂不比目前要自负？！国家的德性因素到哪里去了？！

再次，施展自我剖白，他努力在叙述中国时保持方法上的清晰与连贯一致。但做到这一谈何容易！施展的中国叙述，类似以往，基本还是打为两截：一是基于事实的历史叙述，二是基于愿望的哲学表达。因此，施展的历史哲学论述，先切成了历史与哲学两块，历史叙述归历史叙述，哲学叙述归哲学叙述，然后做了一道加法，将历史叙述与哲学叙述变成了历史哲学。

这种类似于三段式的进路，可能造成一种麻烦：为了保持中国叙述的一致性，在历史叙述的时候，可能强行将中国叙述纳入一个整齐划一的框架，对不可能连贯一致、内部充满了高度张力的动态中国缺少关照。试想，3000年中国没有高度张力，哪会有如此绵长的中国历史，而毫无意义寄托的历史中也不可能容有政治动能。消解了历史的矛盾性，中国历史岂不成为一部顺流而下的平淡无奇流水账？

施展对中国的实际叙述，历史哲学是其表，政治哲学是其里。一个自变量的中国，当然有利于历史哲学的叙述。但一个应变量的中国，需要引入政治哲学才能表述。由于在中国从自成世界到内在于世界的巨大变化中，插入了一个因内外部刺激诱发的长时段革命，就使施展不得不在历史哲学叙述与政治哲学论述之间勉力摆平：作为革命社会的中国，其世界社会想象远超国家想象；重述中国，国家想象必须重于世界想象。这就构成一对矛盾。这是施展力图解释中国革命必然面对的内在张力——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中国革命就成为崛起的苏俄革命的一部分，由此失去国家叙述的充分理由；作为革命的国家载体，中国的历史叙述风头必然盖过帝国机制。

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中，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会让帝国与准帝国、传统的天下具有新活力。但这绝对跟中国的民族国家历史源流不相对接。于是，诉诸政治哲学的理念化思路，中国之作为万国之一的国家叙事，与中国作为帝国或准帝国的国度的叙述，就在观念世界中统一起来。不过这样的统一，也只能是思辨哲学意义上的一统。一种经过正反合矛盾运动呈现的辩证法同一性，让一个国家之作为万国之一与作为帝国的历史思辨地统一起来。

但是，如何避免辩证法成为变戏法，避免让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恐怕是一个相关陈述的重大难题。在迄今的现代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将其集群使命和世界使命无害地结合起来。假如中国叙述变成绝对排斥性的国家和国家史叙述，这样的国家如何可以加以政治限制，又如何成为世界宪制的载体？基于此，中国叙述的政治决断霎时浮现出来——中国究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内，能确立万国林立时代长治久安的宪制，而给中国人带来福祉吗？对外，如何与那些弱小临国和平相处？当中国全心期望成为现代世界“枢纽”的时候，它是不是应当首先为成就一个现代国家而克尽全力呢？

施展在《枢纽》第八章第一节提出的问题——中国“精神如何自觉”，看来还是一个必须继续求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