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将学习分为“耳学”和“眼学”，“耳学”是听，“眼学”是看。贬义地说，“耳学”乃拾人牙慧，是低级阶段的学习方法，善学者应注重“眼学”而非“耳学”。现在大学攻读学位是“耳学”和“眼学”并重，听老师授课，是为“耳学”，自己读书思考，是为“眼学”。我们所强调的，是以“眼学”即自己读书为主。但读书是有讲究的，并非所有人都会读。当初朱熹门人荟萃，朱子平日训导，节序其要，得“读书六法”：一曰循序渐进；二曰熟读精思；三曰虚心涵咏；四曰切己体察；五曰着紧用力；六曰居敬持志。朱熹将读书与修身养性相结合，所授读书六法，前三法基本上是“读法”，后三法偏重心性修养方面的功夫，有类“用法”。今略仿朱子，演绎六法。然演绎亦有不同路数，朱熹说：“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我做演绎，依违汉晋，未必伦类，但于各位同学读书学习有所助益，非所忌也。

一、出入法。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语》一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入”是寻求客观知识，了解作者表达的事实和见解，“出”是表现读书人的主观看法，读书应出入结合，主客观交互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从程序上看，“入”是读书学习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读书的要求是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的“无成执”。所谓“无成执”就是虚心，虚心即心要空，就是没有先入之见。器物惟其空才能装东西，人要虚心才能接受新知识。朱熹说：“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朱熹用“虚心涵咏”四个字对这段话作了概括，意思是读书时要虚怀若谷，反复咀嚼，忌穿凿附会，不能想当然，就像用秤去称东西一样，是多少就是多少。余英时解释说，读书“虚心”，首先是要“无我”。可见，读书没有想法不行，想法太多有时也会成为掌握旧学新知的障碍。

但对已进入第二阶段的读书人来说，要求就不同了，就应有主见有自我，就要讲究“出”了。读书为何要“出”？因为读书不只是要汲取知识，还应形成自己的见解，单纯学习模仿不可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齐白石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主张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所言虽针对绘画，读书学习亦属同理。而要能创新，读书时只“入”不“出”是不行的。“出”的关键是要有思想，要不轻信他人的言说，借用西人的表述，就是要学会“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尼采主张“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开启了近代怀疑主义的风气，并影响到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胡适说，科学研究的第一个信条是“思想”，而思想的起点是“怀疑”。书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知识，也可能传达错误信息，未可轻信。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这个道理。

就史书而言，你敢说书上的东西都真实可信吗？会读书的人都知道不可尽信。曾国藩读古代史书有关战争的记载，就产生了怀疑。他说古代史家最受后人尊崇者莫过班、马，就才学言，“班固不逮司马子长远矣”。但即便是司马迁，其《史记》也不尽可信。他说《史记》最好的涉及战争的篇目是《淮阴侯传》，其中写得最精彩的韩信克敌制胜的办法为“沙囊壅潍”与“木罂渡河”，但两种办法均违反常识，不可置信。他根据自己领军作战的经验判断，这是没有战争经验的司马迁采信传闻或纯出臆想。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曾发生著名的“靖港之战”。此战湘军惨败，曾国藩为总结教训，战后召集参战将领，命其讲述战役经过，结果言人人殊，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亲自参战的军人尚且如此，从未打过仗的文人更不待言。由此曾国藩断言：“古来史书之言兵事者，皆好事文人以意为之，不知战争为何事，战阵为何物”，不可轻信。

关于史书记载不尽可靠，后现代史学提供很好的理论说明。后现代史学有个十分经典的论述，认为人们读到的一切“历史”其实都只是文本（text），是认识中的历史，有人为即“伪”的因素，既然有伪，研究者就应去伪存真。同学们学中国古史就知道，上古“三代”历史之所以被描述得无比辉煌，按照古史辨派顾颉刚等人的说法，是因为其中包含“层累堆积”的构成效应，有很多后世添加的成分。至于中国近代史，相关记载更不尽可靠。梁启超1920年代在清华当导师时曾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也矣！”作为当时当事人的记载也不免“将真迹放大”，可见读书时把握“出入法”中的“出”，学会“批判性阅读”，何等重要。

二、通读法。书要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通读，一气呵成，方能理顺书中的繁复内容与叙事脉络，掌握作者的思想见解与论证方法，看出言内言外之意及曲径通幽之所在。通读法的要领为“通读一书及一书一书通读”，具体办法为不读完一本书，不读第二本书。朱熹说：“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各有其序，不可打乱，要做到字求其训，句求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此乃读书最要方法。

但文史专业同学写文章找资料往往会形成“scan”即扫描阅读的习惯，并视之为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其实严格地说这不是读书，是找东西，是在做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样的工作。读书是另外一回事，是学习欣赏和批判。欣赏要能领悟其高妙，批判要看出其破绽，这都不是随意翻翻就能达致目的的。对于内涵丰富的书，尤须从头到尾认真读，不可凭兴趣爱好，或根据自己的需要，跳读或挑读。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一文中谈到《金瓶梅》的读法，很有启发性，他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须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读语录、看他人引用的文字，都属于挑读、跳读，要害在于断章取义，很可能会歪曲作者的本意。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随着IT技术发展，人们的阅读越来越“碎片化”，这很可能会导致人的智力下降，以致成为“脑残”。我很赞成这一说法，只是认为“碎片化阅读”并不限于IT技术打造的“微阅读”，传统纸质书籍阅读时的挑读、跳读也是“碎片化阅读”。我们知道，优秀的论著往往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人文性及内在逻辑性，而挑读、跳读恰恰破坏了阅读对象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不可能把握其丰厚的内涵及作者的用意。大家都认同读书学习是一种智力训练，既然碎片化阅读严重弱化了读书人所受训练，说这种阅读方式会使人“弱智”，并不夸张。

三、参读法。据说这是鲁迅总结出的学人习惯使用的一种读书方法，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这一方法甚是实用。所谓“参读”就是参互读、交叉读，鲁迅读书不但读某一作者的论著，还参读其传记、书信、日记及他人著述，以便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作者的真实思想，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读书之所以讲究“参读”，其中有一个阐释学强调的“文本”（text）与“语境”（context）的关系问题。任何文本都存在于特定语境中，孤立看一段话，往往会将这段话所由产生的语言环境剥离出去，让人不知所云。不仅一句话不能孤立理解，一本书也不能孤立的看，因为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可理解为书与书的关系，不同的书，彼此之间也可相互诠释。因而善读书者都忌讳孤立地研读一本书。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孤立的读一本书也可能弄懂这本书的内涵，但有些书若孤立读，即便读千百遍，也未必能读懂。蒙文通曾借用欧阳竞无读书之例来说明这一点。当初欧阳竞无读佛教俱舍经，历数年而不得其解，乃向沈增植请教，沈要他取上下左右之书读之。所谓“上下左右之书”就是相同、相近、相似、相关、相左乃至相反的书，欧阳竟无以此法重读俱舍，三个月而豁然开朗。很明显，“上下左右之书”已构成俱舍经的语境，帮助欧阳竞无理解了俱舍经义。此例清楚说明了不同之书彼此间的相互诠释作用，而蒙文通从中总结的“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认识论，也成就了他的博学与通识。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参读尤为重要。参读的功效在于比较异同，以便做出综合性判断。同一历史存在，在不同的观察者看来，内涵可能相去云泥，站在单一的观察维度，不可能获得“全息”的历史影像，因而多维度进行观察认知，十分必要。大家应该读过柯文（Paul A.Cohen）的《历史三调》，该书将义和团区别为“事件”、“经历”及“神话”三种不同形式的存在，就是告诫读者，“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与表达方式，其内涵亦往往因此存在差异，读史者应学会比较异同，探究窾奥，把握其多重含义，方不至云雾其中，瞢无所见。从哲学立场分析，黑格尔讲辩证法强调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认为离开事物间复杂的关联性与相互作用，任何事物都不能获得正确解释。而“参读”恰好从方法上照应了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关联性。

四、复读法。学者治学不能没有根基，梁启超曾将治学根基的奠定喻为“开拓殖民地”，建议学者深挖广殖。就读书方法而言，读书人欲拥有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在多读泛读的同时，应选择一种或数种书，反复读，终生读，将书中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乃至在知识构成上不分主客，难辨人我，以此为基础，拓展知识领域。此法同“参读法”一样，与朱熹的“熟读精思法”神髓相通，妙在精熟。

复读的要义在于专一。荀子说：“好稼者众矣，而稷独传者，一也；……好书者众矣，而伧颉独传者，一也。”《韩诗外传》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入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对此，傅斯年评论说：“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从治学及修行实践上看，古人治经往往专治一经，而非兼治群经，原因在于兼治群经往往为力不能及；而专治一经，一旦通了一经，可以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佛教高僧也异常重视修习时的学行专一，宋代大慧普觉禅师宗杲以习武喻曰：“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宗杲精研佛理，深谙修习之道，其“寸铁杀人”之喻，说明了专一的功效。而对读书人来说，最便捷的通解经义办法，除了广博性的“参读”，就是专一性的“复读”。

在“复读”法的运用上，成功学者甚多。如胡适对《水经注》几乎研读了大半辈子，各种版本的《水经注》均已熟读，学问方能推陈出新。红学家俞平伯的成功之道亦是如此。据说俞平伯每年都至少要读一遍《红楼梦》，以至能背诵《红楼梦》全书，其红学研究能有巨大成就，此乃重要原因。我读大学时的老师、廖平的入室弟子、今文经学家杜刚白先生能背诵《左传》全文，熟记各种版本的《左传》注疏，耄耋之年谈及先秦诸史及史籍，仍如数家珍，曾亲口告诉我，其能如此，办法无他，只是“复读”。

苏轼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道明了反复读同一本书的奇特功效。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也强调复读的必要。福楼拜（GustaveFlaubert）说：“一个人若能足够认真地读上10本书，则可望成为圣人。”虽然要求复读的书的数量不同，说的却是一个道理。

五、计量法。读书应注重量的规定性，用文学语言表述，就是要效法韩信用兵，多多益善。韩愈说：“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黄宗羲死后，有人镌刻《梨洲先生神道碑》，引述黄氏治学心得曰：“读书不多，无以论斯理之变化。”韩愈、黄宗羲均为明确强调读书不多是为治学之患的学者。杜甫则从写作需要的角度强调大量读书，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学生读书，既患粗疏，更患量寡，完全没有量的规定性，自难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

我们都知道大运动量的训练对于增强运动员体能所能产生的功效。以跑步为例。一个长跑运动员要想出成绩，除了先天素质之外，运动量必须达标。马俊仁的“马家军”能产生王军霞等一大批世界级的优秀长跑运动员，据说他是骑着摩托紧跟运动员，用跑表一程一程地测量其成绩，甚至不惜打骂，将他们逼出来的。这样的方式虽迹近野蛮，但效果良好，因为马俊仁懂得，大运动量训练是提高运动成绩的不二法门。

读书也一样，必须有量的规定性，阅读量少，不可能达到学习训练的效果。但许多同学并不真正知道读书的质量关系，片面强调质而忽略量，不知没有量绝对谈不上质。在国外攻读学位，教授一般要求研究生在完成课程的前提下每周至少读两本专业书，美国、日本历史学专业的博士一般要读6至8年，若以8年计，一年52周，每周两本，休息两周，一年100本，8年800本。由于本与本差异甚大，不好精确计算阅读量，一些学校又有每周读500页的规定，据说哈佛大学就是如此。但无论是“本”还是“页”，所要求的阅读量都很大。相比之下，国内的学位培养却没有严格的阅读量规定，这是造成中外高层次人才培养差距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攻读学位要读这么多书？这当然是达到学科最高水平，拿到硕、博士学位的要求，因为水平要求越高，基础应当越厚。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大量读书才能产生学习上的良性循环，这里面存在某种心理甚至大脑生理的规定性。英国圣三一学院神经学研究所教授伊朗·罗伯逊（Iran Robertson）说：“你学得越多，你所能学的就越多。”（The more you have learnt, the more you can learn.）认为大量的读书学习对于大脑生理作用的发挥可以起到良性刺激作用，提高进一步学习深造的能力。片面强调读书应注重精读而效果不甚明显的学者，应该从罗伯逊的意见中得到启发。

六、购读法。学者要舍得买书，既要借读，也要购读，要为自己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书斋，以补公共图书馆的不足。购读偏重购，本非读书法，但与读书密切相关，姑作其一，凑足“六法”。

中国传统学者多为书斋学者。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所谓“皇史宬”乃皇室的私家书库，而清代著名的七大藏书楼——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汇阁、文澜阁、文溯阁、文淙阁，基本上是官方专用书楼。在公共图书馆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书斋可以为学者提供精神食粮。故传统学者都十分重视构建书斋，并给自己的书斋命名寓意。如曾国藩的“求阙斋”，俞樾的“春在堂”，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等。然而，是不是有了现代图书馆之后就不需要书斋了？不是。公共图书馆与私人书斋性质功能是有所区别的。个人的藏书在量上虽无法与公共图书馆相比，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个人藏书的优势在于：一，可以很好对应自己兴趣爱好；二、没有使用时间的限制；三，可以任意批注。很多一流学者同时也是一流藏书家。如胡适，藏书多达40书柜，包括105种善本古籍，其中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堪称海内孤本，他如稿本《四松堂集》、嘉靖刻本《二郎宝卷》及珍本《金瓶梅》等，均为罕见秘籍。李敖也注重购书，他在台北近郊阳明山上有一处书屋，藏书近8万册，他常把自己关在那里读书。李敖为人甚狂，这不可取，但与一般没有底气、仅是心高气傲的狂人不同，他的狂是有学识作为资本的。胡适、李敖的成功之道证明了注重“购读”，即出资建构个人书斋的重要性。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技术发展，书斋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现代学者在重视纸本图书的同时，还应学会利用数字图书，收罗电子文本，为自己建造一个电子书斋。现有的各种电子期刊及数据库，若能充分利用，你的个人电脑里就可以收藏相当于一个小型甚至中型图书馆的书籍，满足你的求知欲望。

以上演绎“六法”，有朱熹教诲，有近人经验，也有自己的感悟，一并贡献于兹，希望对同学们有参考价值，并希望大家通过读书，体验其中苦乐。记得曾有人把中国古代读书方法归纳为“乐读法”与“苦读法”，说“苦读”的典型是孙敬和苏秦，前者头悬梁，后者锥刺股，“乐读”的倡行者是孔子，主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实这是读书学习的两种心境与感受，不是方法，但两种感受都十分必要。一般说来，读书人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会感觉苦楚，王国维所说“治学三境界”中的前两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均是在形容读书学习及做学问的艰辛。但同学们不必知难而退，因为唯有经历其苦，才可望感受其乐，进入王国维所说的读书治学的第三境界，体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经历艰辛探索之后既有所见、复有所得的无比愉悦。

注：本文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天宏教授与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座谈读书方法的讲话稿，特此刊发以供诸位史学后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