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走进国内学术界的视野，相关学者不断开展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在档案学领域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本文对目前对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整理与统计，分析其研究主题和研究特点，以期能对今后的档案学结合数字人文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数字人文；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文化

数字人文概念源于20世纪 40年代末文学与语言学领域的人文计算[1]，是针对计算工具与所有文化产品交叉领域的研究，由计算人文和人文计算领域发展而来。数字人文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涉及学科范围广泛，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计算机科学等。[2]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数字人文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开展，可以说，“数字人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包括图情档在内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3]，同时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与研究内容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性记录，其作为一种具有真实性、原始性、凭证价值与情报价值的固化信息，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信息资源之一，因而档案学研究与数字人文研究必然有所交叉，档案馆也成为实现数字人文项目的重要阵地。同时，“数字人文的深入发展可以指明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方向，并创新档案工作的思维方式，为档案工作提供新技术与工具，推动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4]。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档案学界不断开展基于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特别是近两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在2020年1月《情报资料工作》中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5]一文里，也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视野下的数字人文”列为十大热点之一。因此，本文对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统计与整理，并对其主题和关键词等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对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等多个平台的检索和不完全统计，目前基于数字人文视域下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馆服务等内容进行研究的论文有60余篇，其中绝大部分为期刊论文，另有会议论文与报纸刊登的论文各1篇。从发表时间和来源来看，目前最早的一篇论文是2015年9月赵生辉于《浙江档案》上发表的《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与启示》一文，通过介绍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运行和管理的特征，“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建议相关机构厘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战略定位，积极参与"国家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规划，建立我国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资助和认证体系，鼓励历史和档案领域研究机构依托优势开发数字人文项目”[6]。发表在CSSCI期刊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中的论文共有18篇,具体来源期刊包括《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及《中国图书馆学报》等。从发布年份及数量来看，2015年至2020年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9年共有26篇相关成果发表，是2018年发表文献数量的3倍多，而2020年刚过半已有24篇相关文献陆续发表。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整理和统计可见，随着数字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和项目实践不断开展，学术界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数字人文与档案学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深度不断增强，因而未来几年中，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学研究的学术热度仍将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成果将呈现一个持续递增的趋势，且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更加迅速。

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统计和整理，并利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得出已发表文献的关键词列表，并将出现频次大于3次的高频关键词整理如下表一所示，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基于数字人文视域下开展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四个主题：分别是档案学科建设、档案工作、档案资源开发以及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

一是针对档案学科建设，加小双认为“档案学与数字人文应该并且可以在充分对话和互动融合的基础上谋求协同合作，并以数字记忆作为案例进行论证；强调档案学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不能缺席数字人文的发展浪潮”[7]。王向女、袁倩在2019年全国青年档案工作者学术论坛中，对数字人文背景下的档案学特征进行分析，并指出“学界需对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的结合保持理性，呼吁档案学研究要以自信、自警的态度，以全面、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在新一代中青年档案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实现在数字人文时代的全新发展”[8]。左娜、张卫东在《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9]中，对“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并以思辨的形式提出了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侧重点和可持续发展策略”，特别是文章中对于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应“摆脱跟风基因，从而正其轨、明其道”，对于当下档案学领域开展“数字人文”主题研究的热度持续走高的现实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与参考意义。龙家庆、王玉珏、李子林、许佳欣针对档案学科建设方面，指出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学专业应面向开放结构进行调整与发展，考虑学科融合协力研究”，“加强信息管理类学科的交流”、“与历史文献、考古学领域相结合”同时“也可以参与语言文化、司法论证等数字人文研究”[10]。聂云霞、肖坤对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学专业学生数据素养的培育进行探析，“结合当前我国档案学专业学生数据素养培育的现状，从核心、模式、手段和导向四个层面，探索学生数据素养培育策略”[11]。张卫东、赵烨橦则从必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三个角度论证了数学人文在档案学科的应用前景，并提出了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学科的发展建议，包括“建立沟通协作机制”、“促进技术与人文的实际融合”[12]等。

二是档案工作，包括档案管理工作、高校档案工作和档案馆工作三部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吴加琪“对档案工作参与数字人文进行需求分析，提出了档案工作可以在档案原始资源损供、开展技术合作、推进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培养数字人文档案馆员、建立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方面参与数字人文建设”[13]。张澍雅对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信息的传播进行探讨，“厘清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阐述数字人文对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14]。叶靖宜对数字人文技术在档案编研中的应用进行探索，并从国家政府和档案馆两个角度提出对档案编研工作的改进建议[15]。王思婕认为“有必要对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路径做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并指出今后在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数字化应“以论证为指向，树立数据思维；以人为本，彰显人文关怀；以创新为动力，促进多元价值实现”[16]。在高校档案工作中，尚奋宇和任文文对数字人文背景下的高校开放档案资源的组织策略及利用模式进行研究，“从资源采集、语义描述和知识展示三个层面提出面向数字人文的高校开放档案资源组织策略”并“从知识服务、协助育人、数字文创三个方面阐述了高校开放档案资源的利用模式”[17]。巴特、邓君则对数字人文视野下的高校口述校史档案建设开展研究，“从组织筹划、确定访谈主题及访谈对象、实施访谈、转录与整理、管理与维护、利用及推广六个层面为数字人文视域下我国高校口述校史档案建设提出路径参考”[18]。而在档案馆工作这一主题中，施玥馨、王玉珏、李子林指出“数字人文的技术与理念从档案组织、著录、管理、服务等层面对档案馆业务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全方位推动档案馆职能转型和业务升级”[19]。何玉璐对档案馆的数字人文架构与策略进行研究[20]，吕萌萌则对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馆开展档案展览的策略进行研究，并“从展览内容、形式、组织方式和人才队伍等方面探究数字人文与档案展览的结合方式”[21]。此外，张斌、李子林在《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馆发展的新思考》一文提出“我国档案馆应树立用户细分的档案人文服务理念，确立‘跨界合作式’档案馆数字人文项目开展机制，搭建以‘档案文献’为核心的数字人文仓储，设计‘贴合文化认知需求’的档案用户界面，培养或引进‘数字人文型’档案馆馆员”[22]。数字人文视野下有关档案馆工作的相关学术成果的发表，对于今后档案馆在数字人文的热潮中更好地制定未来发展策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档案资源开发，这是目前研究成果最为集中、数量最多的主题，既有从整体层面上研究档案资源开发，也有侧重于对单一类型档案资源开发的研究，如声像档案[23]、红色档案[24]、家谱档案[25]、舆图档案[26]、侨批档案[27]等。在宏观层面上，张卫东、张天一、陆璐指出“数字人文为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工作提供了新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28]，杜童欣认为“数字人文是传播档案信息资源的一种新型叙事系统”[29]，而董聪颖认为数字人文使档案信息资源在开发利用时，叙事主体更加多元化、叙事内容更加丰富化、利用形式更加多样化[30]。针对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资源开发的策略，朱令俊从“技术、资源、服务等方面提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实施策略”[31]，韩良通过“新时期社会转型、价值导向、新社会语境及多元叙事体系的变迁解构档案文化资源开发，透析数字人文视阔下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主体构成、跨界合作与创新资源开发方式的实现策略”[32]，赵跃指出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应“构建一个需要技术的变革为力量支撑、以服务为加价值归宿、以资源技术加工为基础技术管理方式”[33]，张卫东、于湛在《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开发方式与利用路径探究》[34]中探究出一个“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利用新路径，即用户研究分析、反馈协作体系、档案资源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与档案可视化及虚拟现实服务”，而杨千则提出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开展“以档案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和社会公众为主体，以档案材料的多重脉络解读，人、物、事关系网络揭示和社会记忆建构为目标”[35]的档案资源合作开发的模式，也为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针对历史档案，杨茜茜归纳并提出了数字人文视野下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的路径模型及其总体实施方式：首先以历史主义为核心，构建概念模型；其次在历史主义框架下进行逻辑主义整理与开发，开展档案数据深度处理；最后在逻辑主义基础上进行历史主义整理与开发，实现历史关联可视化。[36]

四是档案领域的数字人文项目，最早的一篇研究成果是2015年赵生辉发表的《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与启示》[37]一文，在论文发表时“我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暂时没有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实例”，而该文章通过对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情况的梳理，对我国档案领域开展数字人文项目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随着我国数字人文领域实践的发展，学界也逐渐开始将我国的数字人文项目与国外的数字人文项目相比较，如靳文君发表的《中美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比较研究》[38]和刘晋如发表的《中美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比较研究》[39]，通过对比找出美国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在档案资源协同开发、数字技术与档案人文融合、档案资源价值挖掘拓展等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并以此推动我国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进展。此外，李子林、龙家庆、王玉珏在《交流与合作:美国数字人文与档案领域的互动及启示》中也指出我国档案领域可借鉴美国优秀数字人文项目的经验：“从思想层汲取并融合数字人文理念；从业务层开展“档案+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从人才层注重培养档案人才的数字人文素质；从平台层打造特色的涉档数字人文中心”[40]。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理、统计以及对其主题的分析，并利用文献分析工具，得出已发表的成果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研究成果来源较为集中，主要表现在作者及学术单位和文献来源期刊两方面。在作者及学术单位方面，本文将发表过三篇以上研究成果的作者定义为高频作者及高频机构，统计结果如下表2、表3所示：

通过对高频作者及高频学术机构的分析，可见目前对于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较为深入、发表成果数量最多的学者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的张卫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子林、龙家庆以及武汉大学的王玉珏教授，相应的积极开展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结合研究的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和吉林大学四所高校。此外，如上表4所示，为研究文献的高频来源期刊统计表。在文献来源方面，《山西档案》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其在2020年的《<山西档案>杂志热点选题指南》[41]中也将“图情档视野下的数字人文”作为本年度期刊的重要选题之一，可以看出《山西档案》对于数字人文相关研究的重视。此外，在七部文献高频来源期刊中，《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为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期刊、《档案与建设》《浙江档案》《档案管理》为北大核心期刊，以及两部省级档案期刊《山西档案》《兰台世界》，均属于档案学领域的质量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的学术期刊。综上，通过对现有文献高频作者、高频学术机构以及高频来源期刊的统计，可见尽管目前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的热度不断提升、学术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其仍具有来源较为集中的特点，对这方面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发表系列研究成果的学者人数还很有限，机构也集中在几所高校中，档案部门或档案机构开展相关研究的成果较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应有更多的学者、档案学机构和高校投入其中。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集档案学理论、档案管理工作与数字人文技术、数字人文项目等内容于一体，将档案学的研究理论与数字人文的实践相结合、在档案学已有概念中引入数字人文的新视角则是现有研究成果的又一特点。如《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路径探析——兼论档案管理中的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思想》一文，“以历史主义思想和逻辑主义思想在档案管理中的运用为出发点”[42]，通过研究欧洲数字人文项目“威尼斯时光机”和“协作式欧洲数字档案研究基础设施”，总结项目中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的路径，把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经验与档案资源开发的理论相结合，归纳并提出了数字人文视野下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的路径模型及总体实施方式。又如在《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构建和实施研究》中，同样是通过分析上述欧洲数字人文项目案例后，“构建数字人文框架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分解阐述开发模式中多个要素及其实施原则，并从技术、资源、服务等方面提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实施策略，以期实现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融合与创新”[43]。而像《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学专业学生数据素养培育探析》[44]一文，则是在档案学专业学生的数据素养培育中结合数字人文的新理念、新方法，总结数字人文视域下培育档案学学生数据素养的目标，属于在原有的档案学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数字人文的新视角。

三是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数字人文将数字技术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所以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学科间的交叉与结合。此外在“图情档一体化趋势”的相关研究不断开展的背景下，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也与图书馆、情报、博物馆等学科领域结合密切。如在《数字人文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双向构建要点研究》中，作者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个整体领域，研究其面向数字人文的发展途径，并基于“构建要点的描述与阐释，从信息活动至顶层认知的理论深化、从项目管理至行动模型的方法拓展、从教学优化至学科升级的教研演进三大方面”[45]为数字人文背景下图情档领域的整体发展提出启示。又如在《图档博领域的智慧数据及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中，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数据作为一类数据，提出“智慧数据”概念并在进一步研究“智慧数据方法在图档博数据中的可应用性”[46]。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加小双教授指出，“数字人文涉及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因此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以及相关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是中国数字人文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参与力量”[47]，因而数字人文下的档案学研究与图书、情报等领域结合密切既是一大特点也是必然现象，不仅促进了图情档学科之间的沟通、交叉与融合，也将进一步推动图情档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总之，数字人文的出现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特别是当数字人文与档案学领域相结合，一方面，数字人文为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在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提高档案服务水平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档案也对数字人文发展提供了真实的、可靠的数据和信息资源，保证了数字人文工作的开展。目前学界基于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档案学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本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其研究主题，并得出其具有来源集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交叉融合三个方面的研究特点。但是这些特点也反映出目前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成果集中在几所高校及该校的师生学者中，尚未有档案部门及相关机构对其开展研究；二是在全部研究成果中，档案资源开发主题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而档案学科建设、档案工作及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三个主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领域呈现出比较不平衡的趋势。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对于档案学领域结合数字人文的研究中，不断扩展研究范围，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相信随着数字人文的学术热度持续攀升、档案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未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学研究将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力度不断加大，继而推动我国档案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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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山西档案》2020年第6期。

王睿嘉（1996-），女，汉族，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至民国档案整理与研究；赵彦昌（1978-），男，汉族，河北晋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档案学系主任，辽宁大学中国档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档案史、清至民国档案整理与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