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是云南独有的跨境而居的山地农耕民族之一,人口数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彝族、白族而位居第三,主要分布在滇南哀牢山、无量山,以及红河(礼社江)、把边江、澜沧江一带,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普洱市、玉溪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四个州市,另外缅甸、越南、老挝、泰国也有哈尼族(阿卡)居住。红河元阳梯田有“哈尼梯田甲天下”之美誉。哈尼族地区是闻名遐迩的普洱茶主要产地,最古老的野生“茶树王”就生长在哈尼山寨,哈尼族也是最先人工培植茶树的民族之一。哈尼族节日较多,有西双版纳的“嘎汤帕”、元阳的“昂玛突”、绿春的“扎勒特”、红河的“苦扎扎”等,其悠久的历史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断吸引着人们对其进行了解、认识和探究。

哈尼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但由于历史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无法形成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史料文献和文书档案,其文化传承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或其他民族的文献记载,而这些档案史料大多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幸存下来的则零星分散在各种史籍、方志、碑刻、诗文集、专著、杂录中,这给查找利用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哈尼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哈尼族地区的档案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现代趋同”浪潮冲击下,哈尼族集体记忆在传承上出现断层的危险,哈尼族年轻一代已不穿戴本民族服饰,不讲本民族母语,不参加本民族的节日庆典,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许多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哈尼族民风习俗在现实生活中已难觅踪迹,那种浓烈深厚的、原汁原味的哈尼族原生态文化已无处可寻,随着熟悉哈尼族传统文化的老一辈去世,不少哈尼族的历史记忆因缺少活的载体而消亡。因此,迫切需要加大开发力度,提升工作水平,使哈尼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再上一个新台阶。当前,应抓住哈尼梯田文化申遗成功的机遇,发挥档案部门的经验和优势,加快推进哈尼族濒危、珍贵、重点档案资源,特别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

档案资源亦称档案信息资源,是信息资源的属概念,是信息资源家族重要的组成部分。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只要有人们的实践活动存在,就会有档案的产生,因而档案信息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档案信息在信息家族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由其具有的原始性、凭证性、真实性、可靠性等价值决定的;另一方面,档案资源中还包含着大量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各种事物存在和运动的信息,蕴藏了大量具有学习、借鉴、参考、凭证价值的潜在知识、信息,因而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的重要战略资源。

哈尼族档案资源既包括档案这一最原始、最直接、最可靠的原生资源,也包括开发者对档案进行编纂和研究后形成的再生资源,主要有文书档案、石刻碑文、家族谱牒、口传古籍、口述历史、“非遗”档案、普洱茶档案等,大致可分为文书类、铭刻类、谱牒类、口碑类、非遗类。哈尼族档案资源包含了哈尼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丰富深厚的记忆内容,是构成哈尼族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相较于其他社会记忆方式(诸如史料、文献、文物、遗址、遗迹等),哈尼族档案资源以其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而更具权威性、真实性,进而有助于人们利用哈尼族档案资源来完成对哈尼族社会记忆的解读、选择和塑造。这些珍贵档案资源在研究哈尼族历史、法律、宗教、民俗、文学和语言文字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哈尼族不可替代且具鲜明特色的文化遗产和社会记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中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哈尼族档案资源的编纂利用在古代和近代开展得很少,编纂成果十分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哈尼族有了自己的新文字,并使用汉文、新哈尼文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记载下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哈尼族聚居地区开展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的社会历史资料,形成了一批珍贵的社会历史调查手稿,并以《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题,编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相继编辑出版了《哈尼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哈尼族简史》《哈尼语简志》《哈尼族简史简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概况》《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概况》《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概况》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20世纪80年代后,档案、图书、文物、史志等部门也接收保管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哈尼族档案资料,使哈尼族档案史料的编研利用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为了抢救哈尼族档案典籍,1991年7月在昆明召开了云南省首次哈尼族古籍工作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云南民族古籍丛书·哈尼族文库》编委会,“哈尼族文库”中设立的编纂项目《哈尼族仪典大全》《哈尼族史稿》《哈尼族古籍文化研究丛书》被列为省级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这次会议也成为当代哈尼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哈尼族文化研究者和档案人的辛勤努力下,哈尼族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不仅抢救保护了一批哈尼族优秀、濒危文化遗产,也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哈尼族口传古籍的译注工作成效突出,发掘、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口传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大型系列古歌《哈尼族古歌》《十二奴局》、长篇创世古歌《天地人鬼》《阿培阿达埃》《都玛简收》、长篇迁徙史诗《哈尼族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哈尼先祖过江来》《普嘎纳嘎》、长篇英雄史诗《迁徙悲歌》、神话史诗《罗槃之歌》、神话传说《火塘边的神话》《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民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选》、悲剧叙事诗《侬牙俄碧之歌》《妥底玛依之歌》《不愿出嫁的姑娘》、叙事长诗《木地米地》《旦艳和夏策》《哈尼族叙事长诗集》、长篇风俗歌《哈尼族礼仪习俗歌》《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欧夏奕》《哈尼族情歌选》《哈尼求福歌》《斯奴检奴》、长篇殡葬祭词《斯批黑遮:哈尼族殡葬祭歌》《阿妈去世歌》、谚语格言集《哈尼谚语》《哈尼朵阿玛》、童话选《木人克沙》、大型民歌集《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族民歌》等。此外还有《西双版纳哈尼族传说故事集》《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故事集成》《西双版纳哈尼族歌谣》等。

口传古籍译注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哈尼阿培聪坡坡:汉文哈尼文对照》(朱小和演唱,史军超、卢朝贵等搜集翻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哈尼阿培聪坡坡”汉文意为“哈尼族先祖的迁徙”,主要流传于云南元阳等地。这是一部发掘整理较早的长篇史诗,共7章32万字,约5000余行。诗中详细记载了哈尼族漫长的迁徙历程,对哈尼族在各迁徙点的繁衍生息、兴衰演变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对哈尼族的迁徙路线、文化变迁、典章制度、经济模式等作了清晰的刻画。史诗气势恢弘豪迈、叙事委婉、人物鲜明,是一部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堪称经典的作品。它还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民族迁徙史诗,开创了大型民间文学由口头流传到文字记载的先河。

2008年年底启动实施的《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大型文化工程,由红河州人民政府投资1000万元,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搜集民间口传文献,对哈尼族人民世代积累的丰富口传文化展开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规划编译100卷、6000万字,分为史诗12卷、神话传说故事14卷、宗教祭词29卷、谱牒20卷、歌谣16卷、各支系词语汇集3卷、天文历法2卷,采用哈尼语、国际音标、汉译三对照。涵盖范围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主,涉及省内西双版纳、思茅、玉溪等哈尼族地区,还兼顾东南亚哈尼族(阿卡人)地区,其中包括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的有关地区。此书堪称国内外首部全面系统反映哈尼族口传文化的精品文献,对于挖掘和弘扬哈尼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红河州民族文化大州建设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

为了抢救保护哈尼族珍贵档案资料,云南省档案局档案征集人员于2016年5月30日~6月7日前往红河、元阳、绿春、金平4个县开展哈尼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对哈尼族历史文化研究掌握者、非遗传承人、民族文化代表性人物,以及在哈尼族历史发展中有重大贡献的12人进行了口述访谈,此外还征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哈尼族第一位厅级干部、第一位处级干部、第一名大学生的相关档案资料,以及部分哈尼族历史文化书籍、照片、音像视频等资料。这为下一步建立哈尼族档案数据库创造了条件。

普洱市档案局积极抢救保护哈尼族优秀民族文化档案,现已完成哈尼族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前期摸底调查,并将征集到的哈尼族照片档案967张、书籍27本、光盘43盘(其中民族音乐13盘、视频18盘、口述档案12盘)、资料11件、服装1套、头饰等4件移交云南省档案局。

哈尼族的文书档案大多分散保存于各种正史、野史、方志、档册和调查材料中,按其内容可分为政治(土官土司、反抗官府、习惯法)、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服饰、婚丧葬祭)等方面。《哈尼族古代史料汇编》中辑录了清代哈尼族反抗官府的文书,如乾隆皇帝(清高宗)的谕旨《谕军机大臣:伯麟等奏临安边外夷匪滋事情形一摺》《谕军机大臣:伯麟奏剿平江外逆夷边境肃清一摺》《谕军机大臣:伯麟等奏临安江外夷匪自相仇抢见已远窜派兵防江一摺》《谕内阁:伯麟等奏剿平临安江外逆匪一摺》《谕内阁:伯麟等奏筹办临安江外善后事宜条款一摺》等。《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录了《清末哀牢山区哈尼族起义领袖田四浪事迹调查报告》,其中附录有田四浪祖坟墓碑文字录、九甲遭难实录,以及《他郎县志》《普洱县志》有关田四浪起义资料摘抄。《云南史料丛刊》第9卷收录了清人夏正寅撰《哀牢夷雄列传》。

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土官衙门官署文书档案几经社会动荡,现已无保存,但有部分实物档案收录在《红河土司文物》等书中。

哈尼族在漫长的父系氏族统治进程中上形成了以父子连名制谱系为特征的谱牒档案,这些家族谱牒绝大部分散落于民间,现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且极为分散。近20多年来,哈尼族学者杨六金先后数百次以不同方式到国内外哈尼/阿卡村寨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拍摄了几千幅反映生产生活、节日庆典、婚丧礼俗、宗教祭祀等活动的图片,特别搜集了不同国家、区域、村寨和不同姓氏的1000多家哈尼/阿卡父子连名制谱系,其中仅在红河州境内就搜集到90多家谱系,并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80多家谱系,通过对这些谱系的代数认真分析研究,编纂成《红河哈尼族谱牒》《古代血缘的标志———国内外哈尼/阿卡父子连名谱系》两书,填补了国内外尚无哈尼/阿卡谱系专著的空白。

红河州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现已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红河分卷》、《中国舞蹈集成·云南卷·红河分卷》、《话说红河》、《红河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名录》(上、下册)、《红河州民族酒歌精选》(CD光碟)等一大批优秀的宝贵资料相继编辑出版。新近出版的《红河文化大观》对红河州范围内的国家级、省级和州级11个项目、132位非遗传承人的照片及文字资料进行了全面地收集整理。

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红河州人民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俗摄影协会联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哈尼文化记录行动”,旨在搭建一个权威性、国际化、高水平、多层次的交流平台,展现哈尼族独特灿烂的原生态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和重视对哈尼族文化的保护。同时,通过这次活动,记录哈尼族的民俗民风、历史文化、社会形态,进一步发掘和抢救哈尼文化遗产,建立哈尼族各支系的历史档案,推进“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活动包括举办“哈尼/阿卡民俗文化摄影大赛及作品巡回展”“哈尼节庆体验、采风及摄影活动”“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及出版图书《哈尼文化记录行动》《哈尼民俗文化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集》等内容。

2013年11月21日,作为“哈尼文化记录行动”成果展的一部分,“雕刻大山的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记录’云南区之哈尼族”展览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开展。展出的数百幅图片,以纪实手法客观地记录了哈尼族的民风民俗、生产生活场景。这些影像不仅展示出哈尼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也透露出记录者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潮流中生存的忧虑,以唤起观众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共鸣。

云南省档案信息网依托“专题数据库”这一特色栏目,将哈尼族档案资料主动提供给社会,供大众浏览,为外界了解哈尼族历史文化提供帮助。例如,“云南土司世系名录(一)”中录有土官名、治所、民族、承袭、设置年代等信息,其中包括瓦渣长官司土副长官钱氏、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吴氏、落恐甸长官司土副长官陈氏、纳更山巡检司土龙氏、部旧村巡检司土巡检白氏、猛丁寨土寨长张氏、茨桶坝寨土寨长李氏、猛弄寨土寨长白氏、斗岩寨土寨长李氏等众多哈尼族土司土官。

利用哈尼族档案史料编史修志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编史方面,除《哈尼族简史简志合编》《哈尼族简史》《哈尼族简史简志》《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西双版纳哈尼族简史》《元江哈尼族史略》外,还编辑出版了《哈尼族》《西双版纳哈尼族》《哈尼族文学史》《哈尼族文化史》《红河哈尼族文化史》《哈尼族文化大观》《红河文化大观》等。修志方面除编写出版了红河州州志(州概况)及墨江、普洱、江城、元江等县县志(县概况)外,还有各种地名志、民族志、军事志、教育志、交通志、轻工业志、文化艺术志、人大志、政协志、年鉴、文史资料选辑等。2007年出版的《哈尼族史志辑要》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国内自春秋战国、唐宋以来的史书和云南从古代到现代史志中关于哈尼族的史料。作者姜定忠用了多年时间,先后查阅200多部史志,从100多部史志中辑录出有关哈尼族的史料40万字。该书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关于哈尼族历史与现状的文献典籍大全。

由于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无法形成本民族的文字记录,也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文书档案,加之哈尼族档案资源建设及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因而馆(室)藏中有关哈尼族的档案史料十分稀少,缺乏开发利用所需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迄今尚未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既未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未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目前的开发利用工作大多由非档案机构在做,档案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档案的利用价值和重要性,没有看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地方经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一些哈尼族民间的民俗事象、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任由其损坏、流失、消亡,而不是进行科学有效地建档保护。

一是哈尼族为跨境民族,其档案资源分布广泛,保存机构众多,各相关单位在开发利用上各行其是,力量分散,有的单位虽然有收藏,但不愿公开利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二是已编研出版的口传文化书籍没有按照少数民族古籍编译的规范要求进行口语记录和直译,这些书籍不利于保持口传文化的原生性状,而且品种、数量较少,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有的文献出版物缺乏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三是经费投入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特别是缺乏既懂得哈尼族语言文字,又熟悉哈尼族风俗习惯并能深入基层开展业务指导工作,同时还具备档案编纂开发技能的高层次人才。

一是发掘重点多集中在民间文学艺术领域,很少关注农耕档案、普洱茶档案、民生档案和新型载体档案(声像文献、电子文件、数字档案)的开发利用;二是编研利用多局限在文件汇编、史料汇集、编史修志工作上,很少涉及影视制作以及专题数据库、网络共享平台、信息交流中心建设等方面;三是编研成果多采用纸质印刷型,很少采用音像型、电子型、数字型出版物;四是传播途径多采用传统的出版书籍、画册方式,很少借助新媒体(如三微一端、社交媒体平台)、新技术(如信息可视化、知识发现、内容挖掘)进行传播利用。

从档案部门来看,目前的工作重点仍停留在哈尼族传统文化资料的抢救保护阶段,管理工作主要是基础性业务,如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等,尚未进入到开发利用和资源共享的更高层次,科研工作还局限在基本理论的探讨上,如档案概念、种类、内容、特点、价值等方面,没有运用多学科(民族学、人类学、影像学、口述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从多元民族文化(迁徙文化、马帮文化、梯田稻作文化、茶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的视野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深入探索。

过去哈尼族口承文化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抢救,但民间蕴藏的大量口传文化仍然没有得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进入21世纪,哈尼族优秀传统文化遇到了全球化浪潮的空前挑战,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抢救保护哈尼族文化遗产成为哈尼梯田文化申遗成功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当务之急。对此,笔者认为哈尼族地区的各级档案部门应尽快摆脱传统工作模式的束缚,突破史料编纂的狭窄思路,借助社会各界力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从“小编纂”走向“大编研”,联合多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协同攻关,形成开放式的“大开发、大合作”工作格局,加强与民族院校、民族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非遗保护中心合作,实现史料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邀请专业教师或专家学者参与档案资源开发工作,共同完成课题研究。将哈尼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到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的战略高度,着力打造哈尼族档案文化精品和品牌,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

在哈尼族地区加大宣传力度,使当地干部群众了解、认识到哈尼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通过大力宣传,使本民族专家学者和民间社团加入到开发利用的力量中来,可以提供访谈线索,也可以培养非遗传承人,甚至参与完成哈尼族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工作。在宣传展览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档案文化交流活动,采取演讲、比赛、展示等方式,宣传珍贵的哈尼族档案资源,从而扩大档案的教育面,增强社区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当地政府应牵头抓紧开发民俗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利用民俗文化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从而使当地群众和旅游文化企业、投资商从中获益,进而增强人们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和自觉保护的意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发挥行政协调引导职能,采用行政手段,拨出专款,组织专门机构和人员,采取多种方式(如建设“特色鲜明的哈尼族文化展示中心”“哈尼族博物馆”等),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如现代先进的音像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对哈尼族民俗文化遗产进行详细、全面的记录、挖掘和整理,对哈尼族文物古籍加紧抢救、保护和研究,及时把宝贵的真实原始的档案资料保留下来。具有建档保护职责的州市县档案馆则要把即将消失于田野的民俗文化档案瑰宝征集进馆,保存起来,给予最佳保护,以见证于后人。同时,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把项目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在红河县文化馆兴建一个以哈尼族传统民俗文化档案(包括婚姻、服饰、饮食、民居、丧葬、节庆、宗教、梯田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展览馆,让全县人民包括外地游客来到展览馆参观学习。在建设墨江“特色鲜明的哈尼文化精品展示中心”的同时,应根据哈尼族各支系居住点的具体情况,在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哈尼族山乡,抓紧建设“哈尼族民歌保护区”或“哈尼族歌舞之乡”,这是促进哈尼族歌舞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哈尼族档案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应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哈尼/阿卡的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法律法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习俗、生产技术、医药建筑等,凸显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创造条件深入挖掘哈尼族独特的档案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使哈尼族档案资源在开发利用的同时也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实现民族记忆遗产的传承和延续,把各级综合档案馆建设成为民族记忆遗产保护和传承重要基地。把哈尼族档案开发利用与红河哈尼梯田文化的保护传承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哈尼族地区旅游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发哈尼族档案宝库中的历史、文化、宗教、旅游和民俗风情资源,为新建、重建旅游景点、景观,开发特色文化产品,增加旅游服务项目,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和对外宣传交流等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