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文书档案相继面世，一批利用地方文书档案的史学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地方文书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地方文书档案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史料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总体来看，利用地方文书档案研究历史的时间并不算长，其研究成果也不为多；特别是有关地方文书档案的史料仍在发掘之中，其确切的遗存情况尚不十分清楚。这里，仅就个人所知，对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遗存情况试作一简略介绍和评述，以期与诸位学者进行交流，遗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一、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概况

这里所说地方文书档案，一般是指与中央官府如内阁大库所藏文书档案相对而言，包括地方官衙在内而以民间收藏为主的文书档案，其主要类别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约、承继分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案卷、会簿会书、乡规民约、日用类书、信函书札等等。它们多是古代地方社会在官私各种交往活动中生成的原始文字记录和文本。每日都在产生，数量难以估算。可以说，当时的社会生活之中，各地都有，比比皆是。在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的古代中国，这类地方文书档案的产生与遗存当然是极为丰厚的。然而，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等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外战争不断，各种动乱频繁，许多地方文书档案都屡遭劫难，所存无几，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近代以来各个地方的境遇并不完全相同，其文书档案的遗存情况亦呈现很大差别。总体来看，迄今遗存下来的地方文书档案，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地方文书档案还是相当可观的。以下从几个方面，对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遗存概况作一简略介绍。

（一）已公布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主要是指已有出版物公布于世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

1.徽州文书

①《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辑），安徽省博物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辑录本；《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辑录本。按：前者据安徽省博物馆藏徽州契约文书编辑，后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编辑。

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清民国编，全四十卷，王钰欣、周绍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影印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编辑。

③《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二、三册，陈智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徽州文书编撰，该书第三册为方氏亲友手札原件影印资料集。

④《徽州文书》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共三十卷，刘伯山主编，分别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6年版、2009年版，影印本。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徽州文书编辑。

⑤《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周向华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影印本。据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编辑。

⑥《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黄山学院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影印本。据黄山学院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编辑。

2.山东曲阜孔府明清档案

①《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共三编，第一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齐鲁书社1980年至1985年出版，辑录本。据山东曲阜藏孔府档案编辑。

②《孔府档案选编》（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辑录本。据山东曲阜藏孔府档案编辑。

3.福建明清契约文书

①《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二）（三），杨国桢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3期，辑录本。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契约文书编辑。

②《闽南契约文书综录》，杨国桢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辑录本。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契约文书编辑。

③《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唐文基、鹤见尚弘、周玉英编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本。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明清福建契约文书编辑。

④《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王连茂、叶恩典整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辑录本。据文献之中所录契约文书编辑。

⑤《厦门典藏契约文书》，陈娟英、张仲淳编著，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辑录本。据厦门市博物馆及社会人士收藏契约文书编辑。

⑥《福建民间文书》，全六册，陈支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据厦门大学藏福建地区民间文书编辑。

4.四川明清文书档案

①《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辑录本。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编辑。

②《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辑录本。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编辑。

③《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辑录本。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编辑。

④《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下），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辑录本。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编辑。

⑤《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四川省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辑录本。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编辑。

⑥《清代地契史料》，熊敬笃编，新都县档案馆1983年印，辑录本。据新都县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⑦《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辑录本。据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藏清代盐业档案编辑。

⑧《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全三册，西南师范大学、南充市档案局（馆）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据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编辑。

5.山西文书档案

①《山西票号史料》（上、下部），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2002年增订，辑录本。本书辑录了档案馆、博物馆所藏以及散见于民间的山西票号文书档案资料。

②《晋商史料全览》地方卷，全十一卷，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2007年版，辑录本。其各卷之中辑有大量明清晋商文书档案。

6.陕西契约文书

《陕西省清至民国文契史料》，王本元、王素芬编，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7.甘肃清代文书档案

《清河州契文汇编》，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辑录本。据甘肃临夏州档案馆藏清代文书档案编辑。

8.内蒙文书档案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辑录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北京契约文书

《北京房地产契证图集》，刘宗一主编，中国奥林匹克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本。

10.天津清代文书档案

①《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一辑（1903—1911），第二辑（1912—1928），第三辑（1928—1937），第四辑（1937—1945），第五辑（1945—1950），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1998年出版，辑录本。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②《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刘海岩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辑录本。据天津市档案馆藏土地契约文书编辑。

③《天津商民房地契约与调判案例选编（1686—1949）》，宋美云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辑录本。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④《券证遗珍：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图录》，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据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编辑。

11.上海文书档案

①《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八种：《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煤铁》、《甲午中日战争》、《汉冶萍公司》(三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轮船招商局》，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002年出版，辑录本，据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编辑。

②《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辑录本。据上海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③《上海道契》，全三十卷，蔡育天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影印本。据上海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④《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傅为群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据作者收录的照片和当票编撰。

⑤《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全二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影印本。据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编辑。

12.江苏文书档案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1905—1911），第二辑（1912—1919），第三辑（上、下册，1920—1927），第四辑（上、下册，1928—1937），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档案馆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09年版，辑录本。据苏州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编辑。

13.浙江契约文书

①“绍兴县馆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绍兴县馆藏清代档案集萃》（一函四册）、《绍兴县馆藏商会档案集锦》（一函四册）、《绍兴县馆藏教育档案集录》（一函五册）、《绍兴县馆藏金融档案汇集》（一函四册）、《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一函三册），绍兴县馆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04—2008年出版，辑录本。据浙江省绍兴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②《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下卷），田涛、王宏治、许传玺编撰，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影印本。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黄岩诉讼档案》及实地调查搜集文书编撰。

③《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王万盈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辑录本。据宁波市档案馆藏契约文书编辑。

④《石仓契约》第一辑，共八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本。据浙江省松阳县石仓村遗存契约文书编辑。

14.贵州清代文书

①《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全三卷，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编，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影印本。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②《清水江文书》第一辑十三册，第二辑十册，张应强、王宗勋主编，分别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09年版，影印本。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③《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陈金全、杜万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影印加辑录本。据贵州省锦屏县苗族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④《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孙兆霞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据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吉昌村遗存清代文书编辑。

15.云南彝族土司档案

《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辑录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云南彝族那氏土司档案编辑。

16.广西契约文书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辑录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再版。

17.广东契约文书（含香港、海南）

①《广东土地契约文书（含海南）》，谭棣华、冼剑民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辑录本。据广州市档案馆、广东省博物馆、新会县博物馆、东莞博物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等所藏契约文书编辑。

②《许舒博士所藏商业及土地契约文书：乾泰隆文书(一)潮汕地区土地契约文书》，蔡志祥编，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1995年版，辑录本。据香港许舒博士所藏文书编辑。

③《张声和家族文书》，刘志伟编，华南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辑录本。据香港许舒博士所藏文书编辑。

④《乾泰隆商业文书》，蔡志祥编，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辑录本。据香港许舒博士所藏文书编辑。

⑤《北海贞泰号：商业往来文书》，马木池编，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辑录本。据香港许舒博士收藏的广东南海九江黄慎远堂商业文书编辑。

⑥《北海贞泰号：1893—1935年结簿》，马木池编，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辑录本。据香港许舒博士收藏的广东南海九江黄慎远堂商业文书编辑。

⑦《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编，华林甫编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影印本。

18.西藏历史档案

《西藏历史档案汇萃》，西藏档案馆编，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影印本。据西藏档案馆藏文书档案编辑。

19.台湾文书档案

关于台湾地区的文书档案，最早可上溯至日据时期对台湾民间地契文书的调查与整理，其出版物可举出《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报告书》、《台湾私法》、《台湾契字及书简文类编》、《台湾总督府档案》等等。台湾光复以来的出版物有：

①《台湾文献丛刊》所辑《台湾私法债权编》（丛刊第79种）、《台湾私法商事编》（丛刊第91种）、《台湾私法人事编》（丛刊第117种）、《台湾私法物权编》（丛刊第150种）、《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丛刊第152种）、《淡新凤三县简明总括图册》（丛刊第197种）等各编，均载有大量文书档案，周文宪主编，辑录本，1959年至1972年出版。

②《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又称《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全十辑一百二十册，王世庆等辑，1977—1983年印行，影印本。该书印本较少，仅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及美国、日本等少数图书馆有藏。

③《台湾古文书集》，三田裕次藏、张炎宪编，台北南天书局1988年版。

④《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竹堑社》，张炎宪、王世庆、李季桦编，台湾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版。

⑤《宜兰古文书》，一至五辑，邱水金等主编，宜兰县政府、宜兰县立文化中心1994—1998年版；《宜兰古文书》第6辑，陈金奇主编，宜兰县史馆2004年版。

⑥《台中县立文化中心藏台湾古文书专辑》(上、下)，洪丽完编撰，台中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版，影印本。

⑦《南投县永济义渡古文契书选》，吴淑慈编，南投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版。

⑧《凯达格兰族古文书汇编》，黄美英主编，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版。

⑨《台湾古契书》，陈秋坤编，台北立虹出版社1997年版。

⑩《台湾史档案文书目录》，黄富三、张秀蓉等主编，台北市台湾大学1997年版。

《日据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中译本》第一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版，据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藏编辑。

《头前溪中上游开垦史暨史料汇编》，吴学明编，新竹县文化中心1998年版。

《竹堑古文书》，张炎宪主编，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版。

《〈国立〉台湾大学藏岸里大社文书》，全五册，岸里大社文书出版编辑委员会编辑，台湾大学1998年版。

《草屯地区古文书专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编，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年版。

《噶玛兰、西拉雅古文书》，曾振名、童元昭主编，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99年版。

《凯达格兰古文书》，谢继昌主编，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99年版。

《道卡斯新港社古文书》，胡家瑜主编，台北市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99年版。

《云林古文书汇编?第壹辑》、《嘉义古文书汇编?第壹辑》，潘是辉编，云林梅湖文化工作室1999年版。

《大肚社古文书》，刘泽民编著，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年版，影印本。

《梧栖古文书史料专辑》，董伦岳撰文，台中县梧栖镇公所2000年版。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北部地区古文书专辑》，全二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编校，南投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年版。

《后劲记事：后劲陈三正家藏古文书编》，郑水萍编，高雄市文化中心2000年版。

《外埔乡藏古文书专辑》，洪丽完主编，台中县外埔乡公所2001年版。

《台湾总督府档案平埔族关系文献选辑》，刘泽民、陈文添、颜义芳编译，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年版。

《笨港古文书选辑》，曾品沧执行编辑，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2001年版。

《平埔百社古文书》，刘泽民编著，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2年版。

《水沙连埔社古文书选辑》，简史朗、曾品沧主编，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2002年版，影印本。

《道卡斯后垅社群古文书辑》、《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书辑》，潘英海、陈水木编，苗栗县文化局2002年版。

《靖海侯施琅督垦文献辑》，林金悔编，台南县将军乡公所2002年版。

《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洪丽完编著，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

《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刘泽民编著，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3年版。

《金门古文书》，全2辑，叶钧培等编著，金门县立文化中心2003年、2004年版。

《大甲东西社古文书》（上、下册），刘泽民编著，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3年版，影印本。

《左营历史照片及古文书》，曾光正编，高雄市政府文献会2003年版。

《杨云萍藏台湾古文书》，张炎宪、曾品沧编，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藏道卡斯古契文书图文册》，潘英海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2004年版。

《台湾总督府档案平埔族关系文献选辑续编》(上、下)，刘泽民编著，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4年版。

《大冈山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陈秋坤编著，高雄县政府文献会2004年版。

《古凤山县文书专辑》，唐荣源编，高雄市政府文献会2004年版。

《大基隆古文书选辑》，许文堂编，基隆文化中心2004年版。

《流金岁月话蓬山：通苑古文书老照片专辑》，王春凤编著，苗栗县蓬山文教协会2004年版。

《北路淡水：十三行博物馆馆藏古文书》，林明美总编，台北县立十三行博物馆2005年版，影印本。

《水沙连眉社古文书研究专辑》，简史朗编，南投县政府2005年版。

《浦边周宅古文书》，陈荣文编著，金门县政府2005年版。

《嘉义市古文书选辑》，彦尚文计划主持、李建兴编，嘉义市政府2005年版。

《新竹郑利源号典藏古文书》，郑华生口述、郑烱辉整理，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5年版。

《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第一、二辑，全二十六册，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2006年版，辑录本。

《鹿港郊商许志湖家与大陆的贸易文书(1895-1897)》，林玉茹，刘序枫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6年版。

《力力社古文书契抄选辑：屏东崁顶力社村陈家古文书》，陈纬一、刘泽民编，南投台湾文献馆、屏东县政府2006年版。

《大台北古契字集》，全四集，高贤治编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2002年、2007年版，影印本。

《苗栗鲤鱼潭巴宰族史暨古文书汇编》，张素玢编，台北苗栗县文化局2007年版。

《日阿拐家藏古文书》，林修澈编，台北苗栗县文化局2007年版。

《神冈——筱云吕玉庆堂典藏古文书集》，杨惠仙编，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7年版。

《台中东势詹家清水黄家古文书集》，冯明珠、李天鸣编，台北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李景旸藏台湾古文书》，林正慧、曾品沧编，台北国史馆2008年版。

《台湾中部平埔族群古文书研究与导读》，洪丽完编，台中县立文化中心2009年版。

《台南县平铺族古文书集》，林玉茹编，台南县文化局2009年版。

《淡新档案》，台湾大学图书馆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95—2009年版，已出版28册，影印本。据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淡新档案编辑。

此外，台湾还有一些文书档案的出版物，恕不一一列出。迄今台湾文书档案出版物总数达六十余种。

20.《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下册），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辑录本。其下册所辑为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和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所藏契约文书编辑。

21.《田藏契约文书粹编》

《田藏契约文书粹编》，田涛、［美］宋格文、郑秦编著，中华书局2001年版，辑录本。据田涛个人收藏契约文书编辑。

22.《故纸拾遗》

《故纸拾遗》，全三卷，王支援等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2008年版，影印本，本书汇编了清至民国时期以洛阳地区为主，包括山西、陕西、云南、东北、甘肃等地在内的各种契约文书。

23.《故纸堆》

《故纸堆》，全十册，鲍传江、郭又陵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本书收载了明清、民国及解放后南北各地的多种契约文书。

24.日本学者所辑中国土地契约文书

①《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至清）》，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财团法人东洋文库1975年刊行，辑录本。据各种文献所录契约文书编辑。

②《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日］滨下武志等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1983年、1986年刊行，辑录本。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国清代契约文书编辑。

③《徽州歙县程氏文书?解说》，［日］臼井佐知子编著，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研21世纪COE“史资料ハプ地域文化研究据点”本部2006年版，影印本。据编者在黄山市文物商店所购文书编辑。

以上所列，为迄今关于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出版物，计120余种。

（二）保存在各收藏单位、尚未公布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

所谓尚未公布，主要是指没有公开出版，只能到收藏单位阅览者。而因各单位管理制度并不一致，其中有的单位仍未完全开放，前去阅读尚有困难。这类档案主要保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藏单位。

1.档案馆系统

关于明清地方文书档案，在档案馆系统多归于明清档案或古代档案一类，其内容诸如地方官衙档案，房地产买卖契约，租佃契约及其它契约文书，工商会馆档案，同业公会档案，盐务档案，海关档案，邮政、各种工程档案，教会档案，慈善机构档案等等。这类档案在全国各地档案馆多有遗存，但遗存种类，各有特色；遗存数量不一，相差悬殊，多者达数十万卷（件），少者仅几件。从时代属性来说，又以清代档案占绝大部分。

2.博物馆系统

因文书档案本身兼具文物性质，故文书档案又作为一种文物被许多博物馆收藏。其中不少博物馆所收藏的文书档案品质上乘，数量可观。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徽州文书，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清代苏州府太湖厅档案等等，都是如此。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北京地区的契约文书达一万五千余件。

3.图书馆系统

收藏文书档案的图书馆，既有中央及各地直属大图书馆，也有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实为收藏明清地方文书档案单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的文书档案都是很有名的。

4.其它单位及个人收藏

还有一些明清地方文书档案，因种种原因而被收藏于其它单位。如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时期补造的浙江兰溪的一大批鱼鳞图册，即收藏于浙江省兰溪市财税局。又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保存有一批清代至民国初年有关寺院庙产等方面契约文书原件。近年以来，随着私人收藏热的兴起，个人收藏契约文书者亦颇为引人注目。如田涛搜集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有五千余件，王振忠搜集的徽州文书有一万数千件，刘伯山个人收藏的徽州文书更达四、五万件之多。此外，黄山地区个人收藏文书契约在万件以上者，亦颇有人在。

（三）散在各地民间、尚待发掘的文书档案。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2000年以来有关新发现的文书档案的几件事。

事例一 2000年7月，一场强台风向浙江省台州市袭来，该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屋被摧毁。就在一所倒塌的房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清代文书档案。这是一批保存基本完整的诉讼案卷，包括有诉状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记录等在内的司法文书，计约一百一十余件。这批文书档案大部分已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被学界称为“黄岩诉讼档案”。其后，田涛教授等又到该地做了多次的实地调查，进一步搜集了黄岩地区的大量文书及相关资料，采访了《黄岩诉讼档案》中部分当事人的后人，并写出了《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该书已于2004年出版。

事例二 2007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到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村参观古民居，在村民阙龙兴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契约文书。经调查发现，在这一集中的村落群中，农家老屋里多保存有旧时的契约文书。这些老契虽已过时，但仍被视为宝物，珍藏如初，并不轻易示人。后经协商，只可暂借在村中复制；部分愿出让者，也不准带出村外，仍在村里集中保存。曹树基遂在村中建立了工作室，扫描收集文书契约。现已收集到明末至民国时期各种契约文书四千余件，这些文书以土地契约为主，并包括分家书、收租簿、流水账、杂字书、医书、商业文书等各种文书。其内容涉及诸多领域。2008年，曹树基以研究这批文书为中心，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浙南山区土地契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以松阳县石仓村为中心）》，已获立项，并已出版文书资料《石仓契约》。

事例三 2007年11月20日《三秦都市报》报道，陕西省澄城县尧头镇南关村一村民在整修家中年久失修的地洞时，发现了一百多份发黄的契约文书。文书的种类很多，包括地契、水契、买卖合同、村保村规等，文书跨越的年代也很长，从清康熙时起，历经各朝直到民国年间，长达两百多年。澄城县地处陕西渭南，发现文书的人家是个大家族，在清代出过举人和秀才，到现在有十几辈人了。

事例四 2009年6月4日《扬子晚报》报道，江苏苏州太湖东山雕花楼藏宝阁藏有原主人金锡之、金植之的名片、中国兴业银行东山支行信封、“崇德公典”账本、当票，“田租总账”账册以及太湖厅官颁卖契等。

事例五 位于徽州本地的黄山学院，借地利之便，从上世纪末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收购的徽州文书达七万余件。目前正在整理出版。

还有一些近年来各地发现明清契约文书的事例，不再列出。

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表明，迄今在中国不少地方，仍有一些明清文书档案，或深藏在农家的老屋里，或保存在个人手中，至今尚未面世，没有被发掘出来。这种情况在交通不便、开发较迟、山区以及边远的地方，诸如山西、江西、浙东山区、皖南山区、云南、贵州等地，出现的几率更大。这部分契约文书的数量，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总体来看，在前面列出的一百二十余种出版物中，大陆地区的出版物共六十余种，而台湾地区的出版物亦有六十余种。据台湾学者估计，台湾地区遗存的契约文书总数在三万五千件以上，可以说，相当多的台湾明清文书档案已公布于世。并已建置古文书资料库，实施数字化典藏，开通古文书阅览的网络平台，为文书资料的利用提供极大便利。相形之下，大陆地区相关的出版物就很有限了。据估计，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遗存总量不下数百万件。而目前大陆地区已经出版公布、能为学者利用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仅占其遗存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仍深藏在有关单位，或散在民间，尚待发掘出来。这就是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的现状。

二、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举要

以下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试作简略介绍。徽州文书 主要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以及黄山市属各县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徽州文书的面世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流落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徽州人开始把一些契约文书拿到市场上出售。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方豪先生在南京即购到一批徽州文书。之后，他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标题，将其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共12篇报告，发表在1971—1973年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复刊》。而徽州文书的大规模面世则是在1950年代。契约文书本是官府或民间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文字资料。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徽州已是可与苏杭相比肩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之地，公私交往频繁，产生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契约文书；徽人健讼，契约意识很强，动辄写立字据，并加以珍藏；其地山限壤隔，战乱较少；徽州宗族发达，世代相承不断，多个世代积累的文书以人户为中心而被保存下来；以上这些成为徽州地区有大量的契约文书被遗存下来的根本原因。1949年以后，在时代变迁这一大背景之下，特别是当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之后，历史上原本作为物权书证或交易凭证的契约文书，已失去了它的法律效用，一度从家珍变成了“弃物”，被当作废纸卖给造纸厂，开始大量面世。这引起了有关领导和有识之士的关注。于是开始组织收购和从造纸厂中进行挑选抢救，然仍有相当大数量的契约文书被作为造纸原料毁掉了，被抢救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当时在徽州本地收购徽州文书的，主要是由余庭光负责的屯溪古籍书店进行的，而后转给北京的中国书店售给各收藏单位。亦有收藏单位到徽州直接收购的，然数量有限。这一抢救和收购活动延至1960年代文革之前。1980年代以来，随着徽学研究的兴起，徽州文书的面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单是1990年代之后各单位及个人新收藏的徽州文书总计就在20万件以上。现在仍有一些契约文书收藏在徽州地区民间，尚未发掘出来。徽州文书的类型大量属于民间保存的契约文书，官府册籍只占少数。主要有土地买卖契约、佃约、合同、阄书、祭祀簿、置产簿、商业账簿、赋税凭证、鱼鳞图册、诉讼案卷、会簿会书、便用杂字、信函书札等等。其特点是数量大，有学者最新估计徽州文书的遗存总数在五十万件左右；种类多，涉及基层社会各个方面；跨越历史时代长，从宋元直至明清民国时期，特别是明、清、民国各个朝代都有大量文书遗存；其中不乏多个种类的珍贵的文书档案，更有数千册簿册类文书，研究价值极高。

山东曲阜孔府明清档案 山东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原为保存于曲阜衍圣公府的文书档案。孔府之中本设有典籍官，专门保管文书册籍。原孔府档案分朝贺、承袭、奉祀、查修、宅基、地亩、人丁、词讼等二十八类，按《千字文》顺序编号。1956年，曲阜文物部门在南京档案史料处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协助下，对孔府各厅房的档案资料，进行整理、裱糊，重新分类、编目，至1959年基本完成建档立卷工作。该档案上起明嘉靖十三年（1534)，下迄1948年7月，按年代分为明代、清代、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等八个阶段。又按类别分为袭封、宗族、属员、祭典、土地等十二大类。共九千余卷，计二十余万件。孔府档案保存有历代帝王对孔子及其后裔的封爵赐土文件；宫廷、官府与孔府的往来文书；衍圣公朝觐、奏折、表文；孔府祭田、学田契约；祭祀筹办及礼仪账册；租银及开支账簿；官属员役册籍；佃户抗租、抗差等各方面档案资料。内容十分广泛，保存基本完整。这批档案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时间跨度最长的贵族私家档案，是研究孔氏家族史及中国封建社会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

河北获鹿清代编审册 河北省档案馆藏（石家庄）。该馆所藏获鹿县清代档案共1909卷，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是获鹿县《编审册》。清康熙初年，废止了明代以来的黄册制度，而在南北各地普遍实行了编审制度。编审册遂成为清代前期官府征调赋役的基本册籍，按制每五年编审一次，南方以里甲为单位，北方则以社甲等为单位，仍采用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式，详细登录各户户丁、事产，田土买卖推收，科则税额及其变动情况。现存获鹿编审册档案，起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止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时间长达65年；涉及当时获鹿县18个社中的17社，全县181个甲中的139个甲，达四分之三强。现存总计近五百册，保存完整的有二百三十余册。这一长时段、大范围的农村各户事产及户丁的登录档案，所载资料十分难得，备受学者关注。其对于经济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浙江兰溪清代鱼鳞图册 兰溪市财税局收藏。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时期补造。兰溪地处浙东，历史上曾多次攒造鱼鳞图册。清咸丰末年，太平军占领兰溪，县衙被焚，册籍不存，清政权恢复后于同治年间重新编造。至民国时已有不少损佚，又加以补造。兰溪鱼鳞图册现存746册，缺74册，载有清同治时期兰溪城乡35个市镇159个图册土地经理等情况，所存仍达原册籍的九成。鱼鳞图册是宋代以后官府经理土地而攒造的册籍，它以田土为中心，以县为单位，按《千字文》顺序编造，详载每块田土的土名、类别、四至、图形，亩步、面积、税额，以及业主、分庄、佃户等等，成为登录土地相关资料的原始档册。各地遗存的鱼鳞图册总计虽有数千册，但多零散而不完整，作为一个县范围整体性遗存下来的，迄今发现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徽州府休宁县鱼鳞图册，达千余册；另一个即是兰溪鱼鳞图册。它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制度、产权所有、租佃关系等较为完整的第一手资料。

福建明清契约文书 主要收藏在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和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契约文书，为1958年以来从该省许多地区搜集而来，总数近五千件。其中少量属明代文书，大部分为清代文书。文书分布的地区涉及闽中、闽东、闽南、闽北等福建大部分地区。主要类型有土地、山林等典卖契约、租佃契约、借贷文书、经济合约、人身典卖文书、家族财产与婚姻文书、经济诉讼文书等，此外，还有一些文书群，即其中一些文书相对集中于某县某一都里，或集中于某一家庭，或集中于某一块田地山林，更具研究价值。这批文书既显示了明清时代一般的契约程式和内容，也鲜明地反映出明清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特点，如找价之风尤甚，一田二主广泛存在等等。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和历史系所藏契约文书，亦为1950年以来，从福建厦门、泉州、闽北地区、寿宁县及其他市县搜集的各类民间文书，近三千件，所属时间自明万历年间迄20世纪50年代。文书种类以买卖、租佃等契约文书为主，还有数量较多、时间集中且归户性很强的警察捐收据及工业捐税收据等，成为该地区捐税史及工商业发展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上海道契 上海档案馆收藏。总计三万余号。道契是清朝后期上海、天津等地的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租地经商和居住的地契，因由“道台”签发，故称“道契”。“道契”为中英文对照，详细标明该地块原中国业主姓名、地理方位、承租该地块的外国人名或企业与机构名、租金等，并记录地块承租权转移的经过及性质。上海“道契”签发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直至民国时期。是研究租界史、房地产史、土地关系史、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珍贵资料。

四川南部清代县衙档案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计18070卷，约十万件。

南部县衙档案，上起顺治十三年（1656），下迄宣统三年（1911），涵盖了有清一代。该档为南部县正堂所属各房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包括该县同上级、下级和平级衙门之间的往来公文，处理各种公务的相关文件、资料等等，种类齐备，名称繁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实为清代县衙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全方位记录。其整理先以十朝分排，再以吏、户、礼、兵、刑、工、盐等七房分列，基本保留了档案的原貌。因其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被誉为“地方文献宝库”。该档案系现存最完整、最系统、时间跨度最长的清代县衙档案，已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四川巴县清代文书档案 四川省档案馆藏。计十一万三千余卷。时间跨度自清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该档案曾经四川大学历史系整理，仍按吏、户、礼、兵、刑、工等分房立卷归档；又按政务、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交通运输、财税、金融、文教卫生、军事、司法、重要事件分类，以朝代顺序排列。其中司法档案近十万卷，占其绝大部分，按诉讼性质与问题，分为司法体例（总类）、命案、地权、房屋、借贷、欺诈、家庭、妇女、商贸、斗殴、盗窃、租佃等二十一个专项。巴县档案内容涉及农工商业、财政金融、司法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为清代县衙档案的又一重要遗存。

直隶顺天府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天府为清代京畿地方行政官署，现存档案自雍正起，至宣统止，共4万余件。其内容分为：职官官制、民政警务、宪政、法律词讼、财务金融、工业交通、农林商务、外事往来等等。其中各县衙门档案如宝坻县档案等，涉及清代地方社会行政、司法、民事等诸多方面，研究价值很高，已被学者关注和利用。

江苏太湖厅档案 南京博物院藏。本属清代苏州府太湖厅衙门档案，现存110件。同档案又有31件，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所藏太湖厅档案，起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止于宣统元年(1909年)。这些档案有官府上下行文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书，其内容丰富，尤以诉讼文书居多，保存有数十个案件的档案资料，并涉及洞庭商人活动、钱粮征收实态、银钱比价、环境整治、治安教育等地方社会诸多方面，实为难得的清代江南地方文书档案。

安徽南陵县档案 安徽省档案馆藏。计数百件。时间跨度为清光绪十年(1884)至二十年(1894)。系清末南陵县衙承办诉讼案件遗存档案，保存比较完整，其中有县衙治理词讼的四柱清册，缉拿人犯的差票、批文，各种民事、刑事案件的诉状、禀状、判词等。亦属珍贵的地方诉讼文书档案。

台湾淡新档案 台湾大学图书馆藏。计一万九千余件。淡新档案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淡水厅、台北府及新竹县的行政与司法档案。经戴炎辉教授等主持整理，档案现分为行政、民事及刑事三门，门下并分类、款、案、件，内容丰富，保存完整，是研究清代台湾行政、司法、经济、社会等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淡新档案以其最具规模、完整系统及时间跨度长等，而成为现存的清代台湾省、府、州、县厅署档案的典型代表，亦是中国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的重要代表之一。

内蒙古盟旗衙门档案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有内蒙古东部垦务档案汇集、呼伦贝尔都统衙门档案、喀喇沁旗札萨克衙门档案等，计五万余卷。多为蒙、满文字文书。档案内容有王公世袭、官员任免、军事驻防、关防刑狱、民事诉讼、人丁户口、蒙旗垦务，灾民救济等等。对内蒙古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喀喇沁中旗札萨克衙门档案，共三万八千余卷，为该旗衙门与理藩院、卓盟盟长、同盟各旗之间来往文件，以及办理旗下各种公务文件，其中有官员任职、兵丁名册、户籍统计、救灾赈济、旗仓收租、土地分放等等。文书90%以上为蒙、满文，尤为珍贵。

贵州清水江文书 该文书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以贵州省施秉、台江、剑河、锦屏、黎平、天柱等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群众，在林木生产经营，土地买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中而形成的民间契约文书。迄今发现的多属清代文书。目前除一部分面世外，大部分仍在民间保存。其特点是，第一，遗存数量巨大，目前已知总数在十万件以上。就民间契约文书而言，其遗存数量仅次于徽州文书。绝大多数为纸契，亦有少量石契、皮契、布契等。主要内容有：山林交易，土地买卖，合伙经营，佃山造林，山林护养，环境保护，分家析产，家庭收支，纠纷诉讼，乡规民俗等等。第二，该文书多以归户形式保存下来，原文书生态保护良好，几乎全是归户性文书，这是清水江文书独有的一个特点。第三，该文书又属少数民族地区，涉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其对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史等研究，均具重要价值。清水江文书是明清民间契约文书的又一重要遗存。

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清代档案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为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府中收藏，1943年由北京图书馆收购。档案起自清顺治年间，止于同治八年（1869）。主要内容有：武定慕连土司的禀复呈文稿，民产诉讼状文、具结保证书、土司出征记录，土司衙内行号薄、立嗣承继及家谱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立嗣、禁烟、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该档案是研究我国土司制度特别是彝族封建领主土司制度的第一手材料。

西藏历史档案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总计三百余万件。九成以上为藏文档案。其大部分是1959年以后从原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和拉萨地区的部分贵族府邸、僧俗官员、寺庙拉章以及上层喇嘛等处征集、接管来的，并经国家拨款大力抢救、修复，而保持了档案原貌。档案载体丰富多彩，有纸质、木质、叶质、骨质、金石、缣帛等；书写用料多种多样，除藏墨外，又有以金、银、铜、翡翠、珊瑚、珍珠、朱砂等珍宝研汁书写的档案。档案最早可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朝，历经明、清、民国直至20世纪50年代，时间跨度七百多年。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历算、工艺建筑、科技文学、民俗风情、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见证了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为西藏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而宝贵的原始资料。

四川自贡盐业历史档案 四川自贡盐业历史档案馆藏。共38726卷。时限上起清乾隆年间，下至民国时期，长达两百余年。主要为盐业经营账册、契约及其它相关文书档案。经营账册记录了井盐业的生产活动等，如《岩口簿》即记载了钻前准备、凿井过程中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每天凿井的进尺、岩层情况、井下发生事故的原因和处理事故采取的措施与办法等内容，保存了传统凿井工艺和相关地质资料，弥足珍贵。经营契约则有开凿盐井契约、井灶租佃契约、日份与火圈买卖契约、合伙契约、置笕契约以及借贷抵押、分关析产契约等等，反映了这一时期自贡井盐业的生产关系和特点。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全面系统，保存完整，资料珍贵，研究价值很高，已被选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又，四川省自贡市档案馆亦收藏盐业历史档案二万八千卷，上自嘉庆十二年(1808)，下迄1949年，共四十五个全宗，较为系统地记录了近代井盐经营、发展的历史。

广东清代海关档案 广东省档案馆藏。保存有清末粵海关及其下属八个海关的档案共一万二千余卷。大部分为英文档案。主要内容涉及人事、关税、贸易管理、验估、缉私、海务、港务、监察、社会情报等等。这些档案数量巨大，保存完整，为清末以来广州口岸经贸活动的原始记录，是研究近代广州对外贸易和广州口岸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广东清代衙门档案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军掠去的清政府钦差大臣衙门、广州将军衙门、两广总督衙门、广东巡抚衙门及其下属机构的档案，统称清代广东衙门档案，该档案原件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1986年，我国家档案局与英国公共档案馆通过协商，英方同意将这批档案缩微复制胶片交给我国。这部分档案共25个胶卷，1954件。时间为1765年至1858年。主要内容为：有关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清朝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清政府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农民起义（如红巾军、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对起义的镇压，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情况的信札及广东清军驻防地图和军事哨位草图等等。

盛宣怀档案 上海图书馆藏。计十七万八千余件，一亿多字。该档案系盛宣怀家族自1850年至1936年的历史记录。其中前二十年的档案主要属于盛宣怀父亲盛康，而盛宣怀逝世后，其后人又继续记述了二十年。盛宣怀（1844—1916）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企事家、福利事业家和官僚买办，亲历过许多重要事件和活动。他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僚后，事无巨细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官场活动、商贸事业、交际往来等等，从未间断，并几乎将所有日记、文稿、信札、账册以及来信、来电、来文等保存下来。这些档案涉及了近代中国史上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成为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近代上海史等十分珍贵的原始史料。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资料宝库。

还有一些重要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出。总之，这些文书档案既有土地契约，又有商业文书；既有民间契约文书，又有地方官衙档案；既有少数民族契约文书，又有专门事项档案；既有平民百姓的归户文书，也有官僚富贾的家族档案等等，涉及广泛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它们各具特色，都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而徽州文书则以其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和研究价值高等特点，最具代表性。

三、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

随着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在史料学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史料的采用范围不断扩大。以中国史研究来说，举凡甲骨金文、简牍帛书、官府档案，契约文书、墓志石刻、谱牒家乘、出土文物，乃至田野调查、图像史料、口述历史等等，都包括在史料搜集与利用的范围之内。二是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实证性的论证是它的基础。而要进行科学实证，就不能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在史学研究中，虽然什么资料都可以用，但不可否认，资料本身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有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原始资料与晚出资料、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之分。所以研究之中最重要的是搜集那些证据确凿的原始资料，用第一手资料说话，才能使立论符合实际，得以成立，才能做到科学论证，具有说服力。而文书档案，由于它是在古代社会公私各种活动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文本或文字记录，故具有原始性、凭证性和文物性质。所谓原始性，即是与一般著述编撰不同，文书档案并非后来加工创作出来的，而是在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最初文本与文字资料；所谓凭证性，即这些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文本，如契约、合同、分书、婚约等，本是一种书证，在法律上乃具证据之効用；所谓文物性质，则指文书档案虽属文字资料，但作为历史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文本原件，亦构成历史事件本身物质资料之组成部分，许多文书原本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唯一的，故亦具文物性质。总之，第一手资料正是文书档案的基本属性。因而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研究中，文书档案史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必然的。

文书档案可为史学研究提供典型的个案资料。在已面世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中，发现有较为完整的明代黄册底籍，记载了包括几个自然村在内、长达数十年的丁口与土地资料；有汇集一个家族若干世代分家析产的阄书汇录；有历时数十年至百年、数量达几百件至千件的归户性文书；有某个商号长达若干年的完整的商业经营账簿；有关于某个案件的齐全的诉讼案卷，又有集中于一人的长达数十年的信函书札等等。这种具体的鲜活而完整的个案资料，在一般的典籍文献中很难找到。而史学研究中典型个案分析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例证。抽象论说源自于具体事例，宏观概括离不开个案分析。那些研究中的真知灼见，理论上的创新发现，常常蕴涵在具体个案的考察之中。

文书档案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从史料学来说，它包含有多种史料，涉及史学研究的很多方面。一方面，文书档案的种类极为繁多，十分庞杂。以交易类文书来说，即有土地买卖契约、典当文约、对换文约、租佃契约、借贷字据、投主文书、卖身文书等等。又如簿册文书，则有置产簿、收租簿、祭祀簿、合同簿、分家簿、会书会簿以及各种商业账簿等等。另一方面，即使一种文书所涉及的内容也常常是多方面的。如土地买卖文契，既有资产积累、土地流动、田土价格等经济方面内容，也有契约订立、交易程序、签押证人等法制方面内容，还有找价添价等地方民事习惯内容等等。又如宗族文书，既有宗族结构、人口生育等社会史方面内容，又有族产经营、财产继承等经济史方面内容，也有宗族纠纷、诉讼案件等法制史方面内容等等。总之，明清地方文书档案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土地关系、赋役征调、民间借贷、经济人口、农村市场、宗族社会、家庭婚姻、财产继承、司法诉讼、识字教育、医疗卫生、会社组织、诸神信仰、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为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地方基层社会的综合考察提供了多种素材。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20世纪以来文书档案的发掘与史学研究实际发展的关系，则更可明了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首先可以看到，文书档案史料的运用促进了不少学科领域研究的发展。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傅衣凌先生，就开始注重民间契约文书等资料的搜集，运用这类资料，写出论著，并倡导把这一方法应用到社会经济史学的研究中去。他说：“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账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即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文约类辑而成，皆为外间所不经见的东西，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在傅先生的倡导之下，其后多有学者注重文书档案等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研究长足发展，成为中外瞩目的学派。在日本史学界也有同样事例。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家仁井田陞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写出《唐宋法律文书研究》，其后又著《中国法制史研究》等系列论著，注重民间契约文书与基层社会史料的运用，开拓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新领域，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法制史的研究十分兴盛，参与学者之众多，取得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其得益于大量明清文书档案诉讼案卷的公布与利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没有文书档案诉讼资料，那种缺乏实例个案的法制史研究，恐怕是苍白无力的。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对于重视基层社会、倡导自下而上地阐释历史的社会史研究来说，鲜活而具体入微的文书档案，更是绝好的史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书档案资料的重大发现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有这样的总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里暂且不说敦煌文书的发现对敦煌学形成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以明清地方文书档案而言，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徽州文书的大量面世及其研究，而促进了徽学学科的形成和研究的发展。虽然不能把徽州文书与徽学二者等同起来，但徽州文书在徽学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回顾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史不难发现，史料发掘与史学研究，二者实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新史观的确立，理论上的革新，开拓了史料发掘的新视野；而新史料的重大发现则促进了新学问的诞生。徽州文书的重大发现促进了徽学学科的诞生是一个典型例子。

同任何史料的价值都不是绝对的一样，文书档案亦有它的不足。总体来看，遗存至今的文书档案数量毕竟有限，很难反映历史发展的背景与全貌，虽可进行微观考察，而难以作出宏观概括。实际上各种史料都有自己的特色，相互之间具有互补性。在实际研究中，必须提倡史料的综合运用。尽管如此，文书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应当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史学研究倡导多维视角、多元参证的今天，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地方文书档案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史料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