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祀孔文獻輯刊》（全52冊）  

                                      主  編：吳佩林

                                      副主編：成積春  姜修憲  孔德平  楊金泉  唐 麗

                                      出版社：廣陵書社

                                      出版時間：2018年9月

春秋末期，天下擾攘，列國爭雄。孔子雖曾遊説諸侯，以求入世，然終不得志。但其宣導有教無類，首開私學，成就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之事業，於中國教育史上卓具開渠佈道之功。孔子歿後，魯哀公爲之誄（《史記·孔子世家》）。其弟子皆服三年，甚有子貢廬於塚上六年之佳話。同時，“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史記·孔子世家》）。至漢初，對孔子的祭祀尚僅限於孔氏家祭以及魯人自發的祭祀。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劉邦過魯，乙太牢祠孔子，遂開後世官方祀孔之先河。自漢武帝納董仲舒策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爲官方意識形態，孔子之地位隨之提高，祀孔的規模、典制以及孔子的封號遂漸次升級。至後漢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皆曾親臨曲阜祭祀。魏正始七年（246），魏明帝曹叡令太常釋奠。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裡，“至是始行於太學”，釋奠之禮自漢以來始見於此。（《大學衍義補》卷六五）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宋文帝下詔“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孔氏祖庭廣記》卷二）,首開興廟立學之制。至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其嗣為文宣公。此後，祭祀孔子之禮制日漸完備，並由於孔廟的推廣而遍及各地，成為歷代王朝固定的文化政策。

歷代祀孔，除了孔子本人以外，還包括對孔門弟子以及歷代影響較大的儒家學者的祭祀，即孔子廟的配享與從祀制度。這一制度定型于唐代，貞觀二年（628），詔停周公為先聖，立孔子廟於國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又以左丘明、公羊高等二十二位先儒從祀孔廟（《新唐書·禮樂志》）。孔廟從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學術的起伏，其入祀人物的選取與學術範式的變化關係密切。譬如，宋代以後，多以理學所崇尚的“道統”觀念為標準對孔子廟從祀諸儒進行取捨。其中最為典型者，莫過於南宋時期“四配”的確立。孔門弟子中，以顔回最受孔子寵愛，後之紹述儒業者多以孔顔並稱，宋明理學中即有所謂“孔顔之樂”。自初唐以降，顔回一直配享孔廟。南宋以後，隨著理學傳承體系的確立，曾子（述《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先後躋身四配之列。四人的封號在元至順元年（1330）達於頂點，顔回封兗國復聖公，曾子封郕國宗聖公，子思封沂國述聖公，孟子封鄒國亞聖公。元代以後，顔、曾、思、孟代表的“四配”成爲孔廟的恒制。

在宋明理學視野中，“四配”代表了儒家學術的基本面相。但是，其學術選擇與專制權力並非毫無衝突，是以進一步凸顯了孔子廟從祀制度的複雜性。如孟子的配享就曾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不滿。朱元璋崛起草莽，對士人始終有著強烈的戒心。其人雖“心學未素”（解縉語），但不廢讀書。據説其讀《孟子》，以爲其人不遜，甚至説“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孟子書中“土芥、寇仇”（孟子對齊宣王語，見《孟子·離婁下》）語，尤其令他不快，議欲去其配享，且“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在帝王專制壓力之下，經典所代表的文化秩序仍自有其承擔者。當時刑部尚書錢唐“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皇明啓運録》卷八）。罷祀之事，經此波折之後，不了了之。朱元璋又命儒臣刪改孟子本文，編成《孟子節文》，但終不能行遠。

孔廟從祀者，除“四配”外，又以“十哲”（清康、乾以後增祀爲“十二哲”）為重。“十哲”之形成源於《論語·先進》篇的記載，其謂曰“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世人通常稱爲“四科十子”。在後世孔廟的從祀體系中，顔淵升至復聖，補入曾參。曾子升，補入子張。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入朱熹。乾隆三年（1738），增入有若。最終形成十二哲。在確定“十哲”從祀的歷史過程中，諸多學者圍繞十人的德行學術以及經典記録的模糊之處作了大量研討，也因此豐富了後人對儒家學術的認識。

祀孔作爲重要典禮，其祭儀頗爲盛大。祭品、祭器以及樂舞等，在有關禮書中有嚴格的規定。採辦牲牢、幣帛、酒醴等物品，在唐代就是一筆不小的財政支出，當時曾引起學者的抗議，以爲靡費無數，而“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劉賓客文集》卷二十）。考各代禮書，祀孔典禮踵事增華，其用度有增無已。此外，祭祀必用樂舞，祀孔用樂，早見於漢代的文獻記録，其規模以及樂章名稱見於歷代正史《音樂志》《禮樂志》等文獻。

值得指出的是，祀孔典禮時的莊重氛圍，特別是舉行活動場所的神聖性質對於儒家文化功能的發揮顯然有一定的輔助作用。反言之，如果儒家只有程、朱、陸、王等哲學家的微言大義，則其化民成俗的理想必然會大打折扣。我們在哲學史上甚至能找到一個因觀孔廟而感發興起，並終成大師的例子：明代泰州少年王銀年少失學，以從商遊四方，“客山東，過闕裡，謁孔子及顔、曾、孟諸廟，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王士緯編《心齋先生學譜》）。王銀後來從學王陽明，易名王艮，成爲泰州學派的領袖。

有關歷代祀孔文獻，宋元以前，限於正史《禮樂志》或專門禮書如《大唐開元禮》等，宋元以後，仍以官方所訂會典、通禮等為主，但多有鴻儒之士私家編撰的歷代典禮以及從祀諸儒傳紀的專門文獻。其早期文本中最著名者爲金孔元措所修《孔氏祖庭廣記》。元措，字夢得，孔子第五十一世孫。先是元措族祖修有家譜，後人復“參考載籍，摘拾遺事”，輯爲《祖庭雜記》。元措於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襲封衍聖公，復尋討傳世文獻，取“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得三百二事，增補《雜記》、《家譜》爲《廣記》。全書十二卷，卷首於山形、廟制等皆畫爲圖像，輯録歷代崇祀詔書、古跡、碑銘等。此書今有元刻本存世，見“再造善本”叢書。《祖庭廣記》以下至於明清兩代，有關文獻層出不窮。原其創作動機，或有出於所謂“衛道”，欲藉此與所謂“二氏”（佛老）抗衡者，固不足論。但其中廣泛涉及歷代崇祀史實、祭祀典禮、樂舞等。其中如《孔聖全書》《大成通志》，皆篇幅浩繁，間有取材冗雜之弊（四庫館臣評《孔聖全書》語），作為官方禮制規範的考訂補充，在現代學術研究中仍不失其文獻價值。

長久以來，對儒學的研究集中於四書五經一類的經典文本，而對於祀孔典禮等昭昭在人耳目者卻多有忽略，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有鑑於此，我們推出祀孔文獻專輯。本編為明清部分，共輯録文獻三十餘種，主要涉及歷代孔子祀典、行跡圖、聖賢像、文廟祭儀、樂舞等。文獻底本皆選自域外各大藏書機構所公佈的古籍資料，即通常所謂的“域外漢籍”。輯録以類相從，選目不求完備，資料間有欠缺者亦仍其舊式。有的重要文獻，如李之藻的《泮宮禮樂疏》、瞿九思的《孔廟禮樂考》已見於《四庫全書》，也一律從略。而《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一種，本不屬於本編範圍，但其書末尾附録有《素王事紀》一書。該書屢見於有關目録，但單行者極爲少見，此本雖屬附刻，但刊於日本慶長四年（1599），年代頗早。封面題“元本家語”，或是據元刊本覆刊，則尚能據此略見原書之風采，故稍稍溢出選編範圍。

最後，期望本編影印行世，能為致力於儒學且關心祀孔傳承的學者提供文獻翻檢之便。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注：弁言修改得到西華師範大學何希凡教授、楊和平教授、王雪梅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孔勇博士、中國孔子研究院房偉博士以及曲阜師範大學馮振亮博士的幫助，謹致謝意。

書名題字得到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張偉然教授的支援，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