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之前曾经历过一段“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何时作《春秋》”的论说历史，这是一种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性”及其在孔子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为主的研究走向，与汉魏以降的“传说史”中以“地点”为依据的“传说叙事”走向不同。一直到南朝梁任昉所撰《述异记》，才将“孔子作《春秋》”的“关注点”转移到“孔子作《春秋》处”，“孔子春秋台”以“传闻”之“姿态”提出了。

一、“春秋台”的传说及其流传、接受史

 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载：

曲阜县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

任昉《述异记》成书于何时？《任昉年谱》载：

天监三年甲申（五〇四年），任昉四十五岁，作《述异记》。按，任昉天监三年撰。昉家书三万卷，多异闻，又采于秘书，撰此记。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记》卷一二作“天监中”。

在《述异记》中，任昉论及了十三台，包含了“春秋台”在内。可以讲，任昉《述异记》汇集了远古以来的“‘台’说”，堪称集古“台”之大成。《述异记》所记“十三台”中，涉及早期“台”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有远古传说之“台”，如“尧台”“虞舜巡狩台”“望帝台”；有纪念标识之“台”，如仓颉“藏书台”“孔子春秋台”、燕昭王“招贤台”、公主“望乡之台”；有地理标志之“台”，如吴王“姑苏之台”会稽山“越王台”；有特殊效用之“台”，如“辟寒台”；有专门构筑之“台”，秦皇“受珠台”“蒲台”。

查《述异记》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记载，只有“孔子春秋台”与“颜回墓手植树”两件事，此两事同属曲阜县区域内之“地记”传说。任昉传说的记载也存在《述异记》不同版本的问题。前一条：“曲阜县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在《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在于，紧跟着这一条的后一条：“颜回墓手植树”，却存在“三个版本，各不一样”的问题：

《丛书集成初编》本：

曲阜古城有颜回墓，墓上有楠树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

《四库全书》本：

曲阜故城有颜回墓，墓上有石楠树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

《增订汉魏丛书》本：

曲阜古城有颜回墓，墓上石楠县树二株，可三四十围。士人云颜回手植。

三个版本的《述异记》，对于“颜回墓手植树”条之“古城、故城、古城”，“楠树、石楠树、石楠县树”，“土人、土人、士人”三组关键名词的记载存在“参差交叉、斑驳不同”的情况。可见，作为后一条传说在口传及书写的过程中出现的细微的不同和偏差。但是，三个版本对于此前一条“曲阜县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又是如此完全的一致，除了句子短小、含义确切的客观因素以外，对于“曲阜县城南十里”的“地点”与“方位”，及“有孔子春秋台”的“人物”与“事件”的存在的记载，时人并无异议，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委。所以，这两条记载的三个不同版本确实耐人玩味而又引人深思。

南朝梁时的曲阜县城在今何处？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曲阜官署治所皆在周公庙高地一带。（据《宋史·地理志》：“魏曲阜县。大中祥符五年改仙源县。”）任昉生活的梁代，曲阜县的县衙治所在今天的周公庙附近，“春秋台”遗址在今春秋书院保护标志碑的西北角。

 

 

据《曲阜市在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情况名单》：

春秋书院旧址：（1）位置：曲阜市息陬镇北息陬村内。（2）保护范围：以保护标志碑坐标（北纬35°33’30.2"，东经117°02’51.1"）为基点向东35米，向西30米，向北50米。（3）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50米。

所以，“孔子春秋台在曲阜县城南十里”，宜为“孔子春秋台在曲阜县城东南十里”。

自任昉《述异记》记载“曲阜县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之后，“孔子春秋台”在后世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被传说、接受和阐释，确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查阅记载“孔子春秋台”的相关文献，主要有七种，列表如下：

上表七种记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宋明时期和清时期。

在宋明时期，最早著录任昉“孔子春秋台”的文献是宋李昉（925-996）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即983年）的《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居处部六：“《述异记》曰：郭景纯注《尔雅》，台今在夷陵郡。又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明陈镐（？-1511）纂修《阙里志》之“古迹”条下记载：“孔子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一郭景纯注《述异记》。”郭景纯（？-324）是前人，任昉（460-508）是后人，郭景纯注《述异记》，似为雕版失误。

在宋明时期，不书“春秋台”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元杨奂《东游记》，明万历本、于慎行编《兖州府志》，明清递修本明·吕兆祥撰、《东野志》的“台”记不书“春秋台”，其时民族政治和古鲁周孔视角原因值得重视：元·杨奂《东游记》记载：“鲁之台，可见者三。”“三台”即：郊台，泮宫台、庄公台。未言及“春秋台”，或者春秋台当时已经“不可见”，抑或“不得见”？未详。明吕兆祥撰，明清递修本《东野志》“鲁国旧迹”：共有“十台”：望父台，郊台，舞雩台，两观台，泮水台，庄公台，昭公台，斗鸡台，季武子台，观鱼台。未言及“春秋台”。明万历本、于慎行编《兖州府志》，未言及“春秋台”。

在清时期，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言及：“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记载曲阜“七台”有书云台，亦曰“泮宫台”；季武子台；襄仲台；周公台；庄公台；昭公台；“孔子春秋台”。孔尚任（1648-1718）新《阙里志》记载：“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夫子作《春秋》于其上。”乾隆二十五年《兖州府志》：“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孔子作春秋处。见《述异志》郭璞注。”此处又出现郭璞注《述异记》，应该是沿袭了上述第2条的说法。清·乾隆三十九年，潘相《曲阜县志》：“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南十里西邹村，土人又谓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祠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以庙学官主其祭，后人随时修葺。”宣统《山东省志》卷三十四“疆域古迹”条记载：“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孔子作春秋处。”此条记载，照搬了上述第5条“乾隆二十五年《兖州府志》”的前半部分，而删除了后半部分（“见《述异志》郭璞注”）。

 

二、“流传史”中的“春秋书院”之兴起与变迁

 

应该指出的是，从任昉提出“孔子春秋台”的传说，到“春秋书院”创立，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早期的孔氏家乘系统中，“春秋台”是没有纳入的，宋孔传《东家杂记》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概莫能外。宋孔传撰《东家杂记》之“庙外古迹”条记载：

庙北五里曰“先圣学堂”。

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卫反鲁，于此删《诗》、序《书》、定《礼》《乐》、系《周易》。

至周敬王二（？三）十八年，鲁人西狩获麟，而作《春秋》。

……作《春秋》、……作《孝经》，二经既成，孔子于此堂下斋戒，面北斗而拜，告备于天。

今学已废，遗址存焉。

此处“先圣学堂”即为今“洙泗书院”。同一地点，两年之后又作《春秋》于此“先圣学堂”。《六经》加《孝经》，《七经》皆于此完成。金·孔元措编撰《孔氏祖庭广记》之“庙外古迹”条记载：

“先圣学堂”在庙北五里。

周敬王三十六年，先圣自卫反鲁，于此删《诗》、序《书》、定《礼》《乐》、系《周易》。

至三十九年，鲁人西狩获麟，而《春秋》绝笔。

同一地点，时间延长一年之后， “作《春秋》”改为“《春秋》绝笔”。地点同为此“先圣学堂”。

（一）“春秋书院”的创立

根据《孔府档案》（四九〇八）之六，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二十六日，息陬村孔兴闵等呈为经管息陬春秋书院集税事上书衍圣公（孔子七十三代孙孔庆镕）：

城南十里许曰息陬，《志》称先圣还辕处，孔子作春秋于斯。学者读书怀古，有宋时即设祠像，故曰春秋书院，又曰息陬书院云。

“学者读书怀古，有宋时即设祠像”可谓是孔子作《春秋》处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春秋书院”创立于何时？说法有三：一是息陬“旧有书院一区”说。据“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孔尚珥认为：息陬“旧有书院一区，圣容贤配，冕旒尊严，其来久。但庙貌圣存，祀事未备。”二是“宋时立祠设像”说。清·乾隆三十九年，潘相《曲阜县志》：“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宋时立祠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以庙学官主其祭，后人随时修葺。”三是“有宋时即设祠像，故曰春秋书院，又曰息陬书院”说。

上述“旧有书院一区，圣容贤配，冕旒尊严，其来久”；“宋时立祠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有宋时即设祠像，故曰春秋书院，又曰息陬书院云”等等三条相关材料记载，可谓言之凿凿，但终归是间接或传说类材料。查《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皆未言“春秋书院”，亦未言及“春秋台”。在其它府县志记载中，只是查到“宋时立祠设像”的“全国性政策”依据：一明·万历《兖州府志》卷之六、“圣里志”条：“〔宋〕太祖建龙三年，诏：增葺太学祠宇，塑绘先圣先师之像，自赞孔颜，仍令文臣分撰诸弟子赞。”二是清乾隆《曲阜县志》卷之十“通编”条：“宋太祖建龙元年，帝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典用永安之乐。”但是，宋太祖建龙元年和建龙三年的诏书，作为“普遍性”的要求，在春秋书院是如何“落实”和“接续”的？

此后，春秋书院的续修续建的时间考证又陷入“文献不足”。到明朝初年，息陬户孔泾任孔氏族长，获赐藤杖，息陬建有家庙。有明一代，孔氏族长多由息陬户出任。有明一代，此“息陬户家庙”与春秋书院“祠庙”的关系尚不明了，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的深入。

时至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圣祖玄烨“幸鲁”。“幸鲁盛典”为春秋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孔尚任的《出山异数记》记述道：“上乘舆入城，诣先师庙，至奎文阁前，降辇入斋幄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三跪九叩，为旷代所无。”……出诗礼堂后，“上面谕大学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不拘定例，额外议用。”又谕：“朕初至阙里，礼典既成，意欲遍览圣迹。着衍圣公、山东巡抚及讲书官引驾。”在《出山异数记》文本中，当时“随驾诸臣”眼中的“讲书秀才”孔尚任与“上”之间就孔子“古迹”开展了“私下”对话：“上问‘门外尚有古迹否？’”“尔家古迹看完否？”“尚任奏曰：‘先圣遗迹，湮没已多，不足当皇上御览，但经圣恩一顾，从此祖庙增辉，书之史册，天下万世，想望皇上尊师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传。’”如此看来，康熙帝的关怀重视，有力地促成了孔尚任在其新《阙里志》中论及的“春秋台”与“孔子作《春秋》处”等“孔子古迹”的恢复方案之付诸实施。

任昉“孔子春秋台”口头和书面的“传说”，继宋李昉《太平御览》“《述异记》曰：……又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和明陈镐《阙里志》“孔子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等等之后的继续传说之后，在康熙“幸鲁”前后，分别由孔尚任、孔尚珥进行宏观规划和具体实施，转变成为“春秋书院”的“实体建筑”。

康熙癸亥春，孔尚任在衍圣公府修《家谱》及《新阙里志》，“至甲子秋皆竣”，即孔尚任在其新《阙里志》的写作编撰时间为1683年春至1684年秋。孔尚任在其新《阙里志》中论及的“春秋台”与“孔子作《春秋》处”等“孔子古迹”的恢复方案，包含：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夫子作《春秋》于其上）；息陬（息陬：陬邑，鲁之附庸。叔梁父尝为其邑大夫，先圣从之以居，昌平、尼山在邑东，是其别业也。及壮，筮仕于鲁，乃有阙里之宅，晚年退息于陬，作《息陬操》。今尚有息陬村）；观台井（孔子系易于此）；先圣学《易》处（地处石门山“全真观”与“玉泉寺”之上）等等。孔尚珥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碑文中“息陬乃鲁陬邑启圣祖为大夫处、因我圣祖还辕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实作《春秋》于斯”的说法恐出于孔尚任以上论述。

时隔“幸鲁盛典”后30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熟稔“文庙礼乐”的候选州同孔尚珥牵头动议，并着手对“息陬春秋书院”“改修大其规模”。

第六十八代袭封衍圣公孔传铎（1673-1732）为“春秋书院”书写匾额。（孔传铎雍正元年，即1723年，袭封衍圣公。孔传铎题写“春秋书院”匾额时间应在1732年，与“族祖建祠院”时间相同。）

乾隆辛卯年，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后人立碑表之”：“孔子作春秋处”，此乃“圣裔立石以记之”。乾隆《曲阜县志》分两处记载：

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东南十里西邹村，土人又谓即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庙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以庙学官主其祭，后人随时修葺。乾隆辛卯圣裔立石以记之。

春秋台在县南十里，任昉《述异记》谓是孔子作春秋处，后人立碑表之，立市会以祀之。

由此可见，春秋书院以“传说动议”设立、以“民间集体性行为”推动建设，其创立时间与规制与尼山书院和洙泗书院比较都差一大截。

（二）春秋书院的管理

据《孔府档案·（四九〇七）之二十二》：“春秋书院祀典向由息陬义集供办。”另据《孔府档案·（四九〇八）之二十》：“息陬春秋书院查系沂阳户候选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规模，并请置祭田义集，由来已久。”

1、春秋书院由孔氏族长、息陬士绅组建“春秋社”牵头管理

康熙五十四年孔尚珥为了纪念这次“息陬春秋书院”全面“改修”，撰写了“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碑文：

息陬乃鲁陬邑启圣祖为大夫处、因我圣祖还辕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实“作春秋”于斯。旧有书院一区，圣容贤配，冕旒尊严，其来久。但庙貌圣存，祀事未备。仰思圣祖辙还所经之处，莫不为位，陈刍春秋享祀。矧兹息陬，乃归老休息之乡，笔削垂教之地。圣泽所在，自圣灵所栖。而可听其冷落无祀耶？珥居此十余载，每日詹拜祠前，即思有以理之而不得。

甲午夏，适王子再越、赵子城璧，来谋于余，云：“父老传闻书院祭祀，旧取本村市税，之后缘东山寇乱，市停而祀遂废，欲举祀事，曷复其旧。”予闻之瞿然，曰：“嘻！蓄予此愿，几十五载，而苦于莫稽。由是言之，其殆斯事之当成于今日乎？”

遂商之族长公，同约本村绅衿，鸣之当事。仍以息陬行税充书院祭。春祭二月二十八日，圣祖讳辰。秋祭八月廿七日，圣祖诞辰。复联以社名曰“春秋”。宗主、四宗、储宗、三宗、世尹、诸公咸来助祭。及东、西、南、北之邻我息陬者，莫不闻风而至，以共襄力此盛事。于时济济跄跄、雍雍肃肃，大观哉！将见精诚所格，有必通诸陟降者，虽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而亦以见我鲁多君子克成正大之事云尔。

是为记。六十四代孙尚珥熏沐拜撰。大清康熙五十四年。

据“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孔尚珥认识到息陬“旧有书院一区，圣容贤配，冕旒尊严，其来久。但庙貌圣存，祀事未备。仰思圣祖辙还所经之处，莫不为位，陈刍（刍）春秋享祀。矧兹息陬，乃归老休息之郷，笔削垂敎之地。圣泽所在，自圣灵所栖。而可听其冷落无祀耶？”孔尚珥不同寻常之处，是善于思考，他“居此十余载，每日詹拜祠前，即思有以理之而不得。”1714年（甲午）夏天，王再越、赵城璧向孔尚珥提出：“父老传闻书院祭祀，旧取本村市税，之后缘东山寇乱，市停而祀遂废，欲举祀事，曷复其旧。”这与孔尚珥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孔尚珥在取得王再越、赵城璧等支持的基础上，“遂商之族长公，同约本村绅衿，鸣之当事。仍以息陬行税充书院祭。春祭二月二十八日，圣祖讳辰。秋祭八月廿七日，圣祖诞辰。复联以社名曰‘春秋’。”

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中，撰文者孔尚珥整合相关信息，提出以下论断：“息陬乃鲁陬邑”；“启圣祖为大夫处”；“因我圣祖还辕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实作春秋于斯”。息陬，乃归老休息之郷，笔削垂敎之地。圣泽所在，自圣灵所栖。所以，在孔尚珥的理想中，如果能做到“宗主、四宗、储宗、三宗、世尹、诸公咸来助祭。及东、西、南、北之邻我息陬者，莫不闻风而至，以共襄力此盛事。”那么“济济跄跄、雍雍肃肃”，便可谓“大观哉！”届时，将证明“精诚所格，有必通诸陟降者，虽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而亦以见我鲁多君子克成正大之事云尔。”在孔尚珥看来，春秋书院管理的系统中，“族长公”，“宗主、四宗、储宗、三宗、世尹、诸公”是管理的中坚力量，“本村绅衿”是统一战线，“东、西、南、北之邻我息陬者”是外围力量。其中的常设议事管理机构“联以社名曰‘春秋’”即“‘春秋’社”；资金来源“仍以息陬行税充书院祭”；重点工作有两项：“春祭二月二十八日，圣祖讳辰。秋祭八月廿七日，圣祖诞辰。”

清雍正十年（1732年）族祖建祠院、公为义市。根据《孔府档案》（四九〇八）之六“雍正十年族祖建祠院，公为义市”：

我朝自雍正十年族囗（祖？）建祠院，公为义市。取市税些须，以供春秋之荐。犹虞祠庙敝坏，公为义会，置田八亩以备修葺之费，岁有常丁时请庙学官以主祭。至凡书囗（院）祭品、祭仪皆公举可人以董其事。凡义市交易一切皆公议行人，以收其税，即庙学官不得过而问焉。厥典綦重，传为盛事，盖以道观于乡礼可以迹留于永也。

2、“春秋书院”管理权属的纷争

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孔尚珥撰写《息陬乃鲁陬邑碑》碑文到1788（乾隆五十三年），七十多年期间，春秋书院管理基本上相安无事。

从1788（乾隆五十三年）春秋书院“兹以祀事”碑所见管理权属的争议纠纷发起到1809年（嘉庆十四年）衍圣公府裁决，21年间，争议纠纷案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788—1792年），从乾隆五十三年到乾隆五十七年，争端爆发时期。乾隆五十三年，孔兴闵、周云翔上书衍圣公孔宪培（孔子72代孙），状告四氏学学录孔广棻“何得劲立行头？故滋扰乱，殊属不合。”

《乾隆五十三年春秋书院“兹以祀事”碑》记载：

兹以

祀事不无扰乱，特勒碑以垂永久。事切有四氏学学录孔广棻，于客岁腊底，不知何故，忽于本集设立行头二名。同社具呈公府，蒙批：孔兴闵、周云翱为恳恩保全祀典、以光圣迹等事，查息陬春秋书院，取本村市税以祭，由来已久。本爵府曾饬广梤承办在案，该学録何得劲立行头？故滋扰乱，殊属不合。尔等止照常办理可也。碑文抄粘存。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先是，乾隆三十八年冬，太常寺孔继泰，为市侩贿嘱，輙生异议。孔兴闵面禀公府，札谕春秋书院社首兴闵、传杰知悉。照得该处书院向

□□春秋

□□□□□□□□□年屠行薛赓唐缴钱廿

□□□□□□□□□□□□□□□□（行头？）据尔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尼山学录孔广梤选得隋绍宗、林宗仁堪以充膺息陬集行头。孔兴闵陈情：

息陬村乃圣祖远（还）辕之所，旧有春秋书院。自东山寇乱，庙宇倾圮，职曾祖毓全将圣像移请本族园亭，纠合会社以为修葺之费，将本庄集税具呈有司，以作办祭之用。其行户例由社内于十月十五日会社之期公同捡择充膺。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兖州府曲阜县为孔广梤私立行头收取息陬集税事，移书衍圣公府：

息陬书院春秋享祀，取本村市税以供粢盛，由来已久。嗣有市侩窥伺。经张、潘二前任判断立案，现有碑志凿凿可据。

续缘社友孔兴闵将社内所存任情使用，负欠累累，以致庙貌倾颓。伊遂无颜在社，因将一切账目交与职祖传煦，现有社薄可凭。职祖目击心伤，复约社重将大殿东庑及大门厨房修改囗齐。五十一年，职父病故，公爷慎重其事，是以出示并札谕职董理一切。嗣因四氏学学录擅批行户，合社公呈，蒙批更正在案。孔兴闵惟时乘机列名，复得入社。讵料其怀私挟诈，不待社期，不同社众，暗将行户尽行批膺，情弊显然。职伏念圣祖血食所关，兼之祖父数世经营之苦，复蒙公爷委任之重，设使行税不能画一，咎将谁归。今选得隋绍宗、林宗仁家道殷囗，为人老成，堪以充膺行户。如有拖欠，致废祀典，惟职是问。为此备悉陈明。伏乞公爷恩准给示施行。

上述档案材料，反映了春秋书院会社传人孔兴闵与四氏学学录孔广棻、尼山学录孔广梤之间，围绕春秋书院祭祀经费，即息陬集市的行税征收，所产生的管理权争议和利益纠纷。

第二阶段（1792—1808），从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十三年，相安无事的十六年。经过五品执事官孔毓汭调停，孔兴闵、孔广梤均归和好，旧行行户薛密、新行行户吴济川情愿照旧同管集市：

春秋书院祀典向由息陬义集供办。前据贡生孔兴闵、学录孔广梤互控一案，当经本爵府饬传妥议，务归协和，以息讼端去后。兹据五品执事官孔毓汭呈称，切照春秋书院义集职与社内人等酌议调处，现再孔兴闵、孔广梤均归和好，情愿照旧同管集市，嗣后倘有参商，致起争端情弊，职等均愿甘罪，并无捏饰。

第三阶段（1808—1809），出人意料的戏剧性转折时期。嘉庆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宗户族人孔昭燮、庠生周云翱等，与各绅士吁请纠众整理、期复旧规，获衍圣公（73代孔庆镕）告示附札：

息陬村书院祭田及集市各行税前经先公批示，勒石庙中，着令社内经理征收租税，以供祭典，并经曲阜县批示，历有案据。

大宗户族人孔昭燮、庠生囗囗（周云）翱等呈前事呈称，切息陬春秋书院乃圣祖还辕之区，系族等祖父结社购地，以供春秋二祭，其主祭即社内齿德兼全者膺之。又将集税以及酒店油房赴县呈讨。蒙县主批拨，以供祭祀修葺庙宇。其集各行行头亦均由社内酌议更换充膺。

于乾隆五十一年族祖故后，奉有札谕委族父广梤董理在案。忽于五十三年有四氏学学录批集霸行，本社孔兴闵、周云翱呈明案下。蒙批不许他人干预，勒石以垂永久。族父故后，乃小甲即独断独行，侵蚀祭祖行税，社遂星散。

嘉庆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息陬村孔兴闵等呈为经管息陬春秋书院集税事陈情衍圣公：

□（城？）南十里许曰息陬，《志》称先圣还辕处，孔子作春秋于斯。学者读书怀古，有宋时即设祠像，故曰春秋书院，又曰息陬书院云。我朝自雍正十年族□（祖？）建祠院，公为义市。取市税些须，以供春秋之荐。犹虞祠庙敝坏，公为义会，置田八亩以备修葺之费，岁有常丁时请庙学官以主祭。至凡书□（院）祭品、祭仪皆公举可人以董其事。凡义市交易一切皆公议行人，以收其税，即庙学官不得过而问焉。厥典綦重，传为盛事，盖以道观于乡礼可以迹留于永也。嗣于乾隆三十八年太常寺孔继泰欲卖此义集，贡生面禀宗主，亲蒙赐札谕禁。五十三年前任学录孔广梤劈空劲立行头收税，呈禀公府，又蒙严示，禁止所有市侩窥伺渔利等弊。社众节次呈禀显尊，经前任潘、袁二县主均行出示严禁，有案可查，更有碑志凿凿，抄粘呈明。

嘉庆十三年四月，四氏学学录孔宪堉为经管息陬春秋书院一案请批示遵行事：

缘春秋书院向有西（息）陬集税，阖社公议自立各行抽税，以供祭祀，岁修庙宇。久有孔兴闵把持侵蚀，庙宇倾颓，祭祀草率，种种不堪，阖族所不齿。众人仍念其年老无依，皆为援情。卑职到任一年有余，查问系学录主祭。内值祭田四氏学西斋承纳，由来已久，且县志载明庙学官主祭。自去年八月内覆蒙札饬，以孔兴闵承办祭祀，猪羊疲瘦不堪。该学录并未事前查验，亦大疏忽。合行严饬，等因在案。卑职当即会同伊本社人五品执事官孔毓汭照旧妥议修葺之法，值办祭器之举，俟秋间方能妥就。卑职遵札查办一切旧章，毫无更易，所有各行仍系旧日社内议立。乃孔兴闵所称，卑职劲立行头，私收行税等语，指何为凭？本年新行头陈灿杰等系奉金批在案，与卑职无干。孔兴闵恃老横行，自显吞霸，反诬捏妄控。所有缘由合并禀闻。伏候爵宪大人批示存案，俾得遵循，庶争端可息，即庙宇祀典永存不朽矣。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息陬集“不但无人充膺行户，即行头亦无人充膺。时届岁除，碍难再迟。”嘉庆十四年，衍圣公府告示为晓谕息陬春秋书院仍着孔兴闵管理事：

息陬春秋书院查系沂阳户候选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规模，并请置祭田义集，由来已久。前此屡经批示，囗孙孔兴闵等经理社事，并禁止搅乱各在案。乃近年以来并不妥协承办，祭祀废弛，紊乱旧规，横争滋讼，殊属不合，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廪贡生孔兴闵等遵照所有集市祭田一应事宜，悉仍照旧承办，以供祀典，仍将如何妥办之处呈明存案。

据《孔府档案》（四九〇八）之二十：嘉庆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衍圣公府裁决“息陬春秋书院仍着孔兴闵管理”，第一条理由便是“息陬春秋书院查系沂阳户候选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规模，并请置祭田义集，由来已久。前此屡经批示，囗孙孔兴闵等经理社事，并禁止搅乱各在案。”由此可见，孔尚珥撰文的碑记，成为其家族子孙继承管理权的明证。

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孔尚珥撰写本文到1809年（嘉庆十四年）衍圣公府裁决，前前后后接近一个世纪，关于春秋书院孔子“还辕”“息陬之操”“作春秋”的历史传说、与王再越、赵城璧等乡绅的讨论、“讳辰春祭”“诞辰秋祭”祭祀规则等等，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均得到集中展现。《乾隆五十三年春秋书院“兹以祀事”碑》虽然历史年代不算久远（距今229年），且为残碑，文字内容为管理纠纷，其研究价值似乎不大。然而，由于其涉及孔子春秋书院，关系到春秋学史与春秋书院史，碑文内容与《孔府档案》的相关记载又息息相关、一一对应，与其它存世文献互相依存、互相证实，更重要的是它不被著录、久埋地下，一旦重见，见证了书院重建和启动，与传说和历史开展了跨时空的对话。二十世纪30年代还矗立在春秋书院东庑门前的“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见证了孔兴闵的祖父孙尚珥与息陬乡贤士绅王再越、赵城璧等的怀祖初心和惨淡经营。据《孔府档案》（四九〇八）之六，嘉庆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息陬村孔兴闵（孔尚珥的族孙）等为“经管息陬春秋书院集税事”呈文衍圣公府，声称“有案可查，更有碑志凿凿，抄粘呈明”，并附呈上了“碑文四事”。孔兴闵等呈文中提到的“碑文四事”。另据《孔府档案》（四九〇八）之二十：嘉庆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衍圣公府裁决“息陬春秋书院仍着孔兴闵管理”，第一条理由便是“息陬春秋书院查系沂阳户候选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规模，并请置祭田义集，由来已久。前此屡经批示，囗孙孔兴闵等经理社事，并禁止搅乱各在案。”由此可见，孔尚珥撰文的碑记，成为其家族子孙继承管理权的明证。

时隔21年之久，嘉庆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春秋书院管理争议纠纷案画上了句号。袭封衍圣公府告示：为晓谕息陬春秋书院仍着孔兴闵管理事。这是我们能查阅到的关于本案的大结局。通过回顾春秋书院管理争议纠纷案的来龙去脉，可以分析出春秋书院管理的历史及其特点：自康熙五十四年沂阳户候选州同孔尚珥改修扩大规模，请置祭田、义集。通过屡经批示，其祖孙孔兴闵等经理“春秋社”管理事宜。期间经过四氏学录、尼山学录插手搅乱，兖州府曲阜县亦曾断案但未奏效。致使春秋书院祭祀废弛，紊乱旧规，横争滋讼。最后，衍圣公府出面裁决仍由该廪贡生孔兴闵等遵照所有集市祭田一应事宜，悉仍照旧承办，以供祀典。

3、春秋书院 “历史”和“传说”的延伸

1934年，春秋书院已经被挪用为30人规模的小学。那一年，马场春吉还曾经看到春秋书院大门上还有第六十八代袭封衍圣公孔传铎书写的“春秋书院”匾额：

春秋书院位于曲阜城南十华里息陬村，据任昉《述异记》里记载“曲阜县南十里有春秋台”，据传孔子在春秋台作《春秋》，宋代立祠设计画像，在村里集资，作为祭祀之用。后人时为修葺，在书院门外左侧立“孔子作《春秋》处”的石碑。书院大门上有第六十八代袭封衍圣公孔传铎书写的“春秋书院”匾额。

春秋书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较为完整，其规模为二进院落的庭院，南北长42米，东西长35米。大门3间，二门1间，门两旁各有掖门1间。院内大殿3间，阔11.25米，进深7.12米，绿瓦覆顶，回廊。正中神龛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神龛供奉颜、曾、思、孟“四配”牌位。殿前建有卷棚3间，阔11.25米，进深3.20米，灰瓦脊顶。东西配房各3间，灰瓦顶，前出廊，内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贤牌位。据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记录：春秋台残高2米，南北15米，东西14米。春秋书院有大门3间，二门1间，左右掖门各1间；大殿5间，卷棚3间，东西配房各3间。东西小院有“官厅”“神厨”等。

春秋书院近年在原址重建和原貌复原。《曲阜古迹通览》载：

孔子还辕桥，相传为春秋末期，孔子六十八岁时（前484年），师徒一行还辕息陬时所过的桥。现存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立重修还辕桥记事碑一通。孔子浣笔池，相传为孔子作《春秋》时浣笔之用。

《曲阜地名志》“息陬乡息陬自然村”条记载：

息陬村西北角现存“还辕桥”，系两孔平板桥，长4米，宽3.4米，高1.73米。取于《陬操》中“临津不济，还辕息陬”之句。传为春秋末期，孔子68岁时（公元前484年），师徒一行还辕息陬时所过的桥。桥北旧有“春秋书院”，始建于宋代，书院大门外右侧曾立“孔子作春秋处”石碑一块，今仍存。……春秋书院原为两进院落，岁久失修，已颓圮殆尽。

传说：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的老师是此村人，一次给孔庆镕讲《史记》，讲到孔子赴晋，临河而返息乎陬乡时，趁机请求重修和扩建书院，孔庆镕当即应允，拨款并命其师负责监修。结果监修师不光没监修，而且把全部款占为己有，自认为不到17岁的孔庆镕早会把此事忘之脑后，但当后来孔庆镕又问他施工情况及何市时竣工时，他惶恐不安，为迷惑过关，便将附近的玄帝庙罗略加修改刷新，冒充为新建书院，并请了衍圣公亲临开光主祭。故后来的春秋书院，实际是清代的旧玄帝庙。

《阙里文献考》载：“翰林国史院检阅，族长泾为第十九派，称息陬户。”孔泾为元末翰林院检阅官，年德俱尊，明太祖朱元璋曾召见他并特赐藤拐杖令主持家政，其子孙世居息陬，故明代孔庭族长多在此村。

息陬村成集始于宋代建春秋庙后，据今发现的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石碑记载：“盖闻息陬乃圣人还辕之乡，麟经为百世不易之法。后人大恩其教泽，遂就其地建立‘春秋书院’，内奉圣像，配先贤先儒。在本村设集收税以为祭祀岁修之费，复结社八家以经理之，由来久矣”。《续修曲阜县志》记载：“息陬村市税每年收入为春秋书院祭祀圣庙之用，以圣庙官主其祭。现时所收税款除每岁春秋祭费外，以余款设立明德中学附属小学一处。”息陬集逢五排十，由此看来，息陬是宋代至今商贾云集的地方。

由此可见，“口述史的运用，往往在官方文献之外寻找普通大众个人、家族的资料，尽可能全面多视角呈现历史的真实。”这种一直延续的“传说”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历史”，即“孔子作《春秋》于‘春秋台’”的传闻史和传播史。而且，这种观念形态的传闻史和传播史，又形成一种由各种间接力量和直接力量组成的合力，共同促成了“春秋书院”的建设史和管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说”也是一种持续延伸的“历史”。

三、结论

自上文所述可知，公元504年任昉《述异记》“曲阜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的记叙与传说，成为后来广泛而持久“滚雪球”似的扩大传说的民间性“集体作为”之滥觞。任昉“孔子春秋台”的传说之广泛流行的民间性“集体作为”，与汉魏以降包括郦道元在内的“研究地记、寻访古迹”的“士风新动向”息息相关。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虽未言及“孔子春秋台”，但是，其“虽无经记可凭，察其古迹，似符宿传矣”的“‘台’类”主张同样适用于“孔子春秋台”。“孔子作《春秋》处”的地点位置，从“曲阜城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一处古迹的一种传说叙事，转变成为“圣容贤配，冕旒尊严”的“祠庙”，进而成为相对配套齐全的“‘春秋书院’大遗址”。

逮于宋孔传《东家杂记》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已将地处“洙泗之间”的“庙外古迹”建构为“先圣学堂”和“至圣设教之区”，此乃元以来新建“洙泗书院”的源头。其所反映的背后的线索，与任昉“春秋台”传说史相类似，皆为依据传说的流传史构建圣迹书院。其所依据的“地点”，乃是孔子“于此”删定《六经》（加《孝经》则为《七经》）。当于其时，地处“洙泗”的“先圣学堂”还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孔子晚年整理《六经》或者《七经》的“至圣设教之区”。“孔子作《春秋》处”之“春秋台”之所以能从已经涵盖了《春秋》在内的《六经》或者《七经》的“洙泗”等“孔子圣迹”中“别出”，还是需要“孔子春秋台”之传说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契机的出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幸鲁”为“春秋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康熙帝对“门外古迹”的关怀重视，有力地促成了孔尚任在其《新阙里志》中论及的“春秋台”等“圣迹”的恢复方案得以付诸实施。时隔“幸鲁盛典”后30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孔尚珥着手对“息陬春秋书院”“改修大其规模”。至此，观念形态的“春秋台”传说语境，转化为“曲阜城南十里的息陬，先圣还辕处，孔子作春秋于斯。学者读书怀古，宋时即设祠立像，故曰春秋书院，又曰息陬书院”的历史语境，任昉“孔子春秋台”的“传说”也开始转变为“春秋书院”的建设和管理“历史”：康熙年间孔尚珥的改修扩建；雍正年间衍圣公孔传铎为“春秋书院”书写匾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衍圣公孔昭焕立石“孔子作春秋处”为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潘相撰《曲阜县志》将“春秋书院”与尼山、洙泗、石门“四大书院”赫然并列。春秋书院与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等相偕并称，共为“孔子遗迹书院”。

综上所述，本文透过现存文献对于“孔子作春秋处”的传说首先是任昉《述异记》“孔子春秋台”着手梳理，研究此说千多年来何以缕缕不绝，又何以构成观念形态的流传史。传说当然就不一定是真实，但是“传说史”却决然是“历史”上的一环。“孔子作春秋处”即是在此传说语境下流传于近代未曾止息，甚至建构了新旧春秋书院的实体。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