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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林: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的再出发——2019年“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生暑期学校纪实
2021-09-18 16:32     (阅读: )

 

《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五辑,2019年“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生暑期学校纪念专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


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的再出发

            ——2019年“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生暑期学校纪实

 

 

为促进高校优秀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充分利用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推动包括孔府档案、南部档案、曲阜碑刻等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由山东省教育厅、曲阜师范大学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承办,孔子博物馆、曲阜市文物与旅游局协办的2019年“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生暑期学校于2019年7月3日至10日在曲阜师范大学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等院校的40余位师生参加了此次暑假学校。暑期学校围绕“地方档案的利用与研究”这一主题,以专家授课、学员工作坊、田野考察等形式展开。

 


专家授课


    本次暑期学校邀请海内外在明清地方档案、家谱、碑刻、契约文书、书信及数位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授课。课程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

(一)明清地方档案一

    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尤以对明清史的研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关注。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以“日本对明清档案的利用与研究”为主题介绍了近代以来直至当下日本学者对中国明清时期地方档案研究的现状。伍跃教授主要说明的是日本学者对汉文档案的收集与研究。他的介绍起自20世纪初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中国国内的史料收集,并且还说明了日本古文书学的发展及其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伍跃教授着重介绍了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活动据点,由宫崎市定、安部健夫和佐伯富等人主持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活动时间长达30年的这一研究班不仅培养了众多的学者,尤其是提高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阅读公牍文献的能力,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开始关注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司法档案和民间文书,滋贺秀三、夫马进、臼井佐知子、寺田浩明、山本英史、岸本美绪、岩井茂树和中岛乐章等人都做出了贡献。伍跃教授还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了日本学术界在收集、识读和利用明清地方档案和民间文书时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收集日本学术信息的方法。

    在“巴县档案所见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存在形式——兼及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说’”的讲授中,伍老师通过带领学员对巴县档案的解读,观察了民间团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在此基础上,伍跃教授分析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双轨政治说”,指出学界中存在的关于“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之说源于费孝通该说的观点是一种误读,同时他也认为费孝通该说存在着尚需完善的空间。他认为,乡村中存在着权威的多样化,以及政权与绅权之间的相互作用,统治者的制度或政策需要来自被统治者的回馈,在乡村政治中的双轨的两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即所谓双轨不应理解为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闭合的回路。这种闭合是一个主动地将国家引人社会的过程、国家实施干预、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和蔓延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存在着追求共同秩序的“合力”。

 

 

(二)明清地方档案二

    近些年来,档案文献的层出不穷为史学界获取了一大批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曲阜师范大学吴佩林教授以“四十年来清代地方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为主题,系统爬梳了《南部档案》《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宝坻档案》等一大批档案文献的前世与今生。他结合当下讨论的理论热点,从法律文书、基层社会组织与纠纷解决、法律中的“人”或“群体”、诉讼与审判等不同研究视角,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评点。他指出,系统整理档案已成为学界共识,这不仅是保护地方文献遗产的需要,也是出于研究区域历史的考量,未来的整理与研究需主动适应大数据的要求,从封闭走向合作,展开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的研究。

   《孔府档案》是指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的孔氏家族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该档案具有形式独特、历时时间长、档案数量多、涉及范围广、文种繁多、内容丰富的特点。吴佩林教授在“从曲阜文献群看明清山东曲阜的世职知县”的主题讲授中首次提出“曲阜文献群”的概念。他立足于《孔府档案》,以实际案例为立论支撑,系统讲授了曲阜世职知县选授的缘起、演变与终结。吴老师认为世职知县的废除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朝廷、孔府、曲阜县衙三种力量的角力,究其实质是孔氏大小宗、满族与汉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的综合体现。

 

 

(三)宗族谱系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讨论了宗族系谱中表达的历史。他分析了由立足于系谱衍生出的“宗族社会”理路,提出了如何通过系谱解构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独到见解,他指出,记录血缘系统关系的系谱,在唐宋以前与唐宋之后在形式、内容和文化社会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用作研究材料用的家谱,是宋以后才出现和逐渐成型的。他指出,学界流行一个说法,把国史、方志、族谱视为中国史学三大支柱,其实,就性质而言,族谱并不是史书,族谱记录的不是历史,而是 “合理化”当下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表达,主要的作用是宗族成员资格的界定、确立个人与群体间现实关系,是宗族的“宪章”。他在授课中以创立近世族谱范式的欧氏谱及苏氏谱例为例,帮助学员了解宋明以后族谱的原理,课堂上着重解读了苏洵的创制族谱的过程、宗旨和制定的族谱撰修规则及其对后世族谱修撰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历史学对宗族的认识误区、由人类学路径引向历史学视角、从宗族与国家等多方面的内容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明清以后的宗族与社会的关系。刘老师认为,宗族的历史是族谱制造出来的。要把族谱作为史料使用,从族谱去发现社会的历史,首先要明白族谱是如何用历史叙事方式去表达“当下”,进而才能把族谱中表达的“当下”串成历史的过程。

 

 

(四)法律碑刻

    中国政法大学的李雪梅教授从“对法律碑刻的感性认识”这一话题导入,通过向学员们介绍拓片展览、外出访碑活动、传拓技能传承等方式,让大家充分感受“东方嘉石”的魅力。她指出以公文碑、示禁碑、讼案碑、契约碑、规章碑、法律记事碑为主的六大史料群是我们从碑刻中阅读历史的重要载体,碑石文字是一种静态的史料记载,而立碑建规、示禁、确权却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创建过程,可以说制度属性是法律碑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要用“传统+效力+功能分类”综合的视角去研究碑刻。

 

 

    在“明代碑刻中的公文和私约”的主题讲授中,李雪梅教授系统地讲述了公文碑的动态演进与碑石的定性、定名问题。她以唐《少林寺碑》、宋《大观圣作碑》及明清法律碑刻数据的变化,直观地展示出公文与公文碑的差异;其后,她从“碑文”中的程序、“御书”的效力、立碑功能等展开,提出公文碑是法律碑刻发展的轴心,法律碑刻的核心就是“公政”。同时她也提出,未看到公文碑在古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实际功用,未注意到包括公文碑在内的法律碑刻的特殊制度性功用,是公文碑长期“失独”的重要原因。

 

 

(五)契约文书

    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在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专题讲座中,以《石仓契约》为蓝本,就地权结构、产业形态、人口与民居、会社、信仰与科举、乡村金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他认为契约文书未来的研究要注意对地权结构研究的区域拓展,商业账簿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厘清中国的商业规则,进而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

    曹树基教授在“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南方与山东的比较”主题授课中强调,我们的研究不宜采用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框架分析,而宜采用处置权、收益权与使用权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无论是傅衣凌所认为的赔田是使用权亦或是杨国祯认为的赔田是部分使用权,都用了同一个表达工具,从而造成二人虽分歧明显但表达不清。以成都平原为例,他将押租与典卖进行区分,认为“大押租”的性质不再是“土地租赁的信用保证金”,而是“典价”亦即一种绝对的“田面”价。在转向北方的地权结构时,他表示薛暮桥对山东地权问题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省土地租佃条例》两篇报告应值得注意。之后通过分析土地转移的四种方式:抵押、典当变买卖、死契活尾、绝买的案例分析,最终得出“中国的地权是分散的,而非集中的”这一重要论断。

(六)档案书信

    “考据”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亦是史学学习的重中之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成积春教授作“档案中的书信解读与考释”的主题授课,他从旧时书信的格式、收信人的判定以及书信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并现场带读了一部分书信。他通过对山东宁阳黄氏家族流传下来的共15通43页广西地方官员的信札的研读与推断,最终确认该套书信的原主人是黄师訚,然后又根据这些书信内容,解读出明清时代书信格式、官员别称、清官经济条件等清代官宦的现实生活。他认为,由于古时写信的人书法都极好,各种行草,惯常写法经常出现,这就对书信的识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在考辨的过程中应该沉下心,不可急躁。虽然考释的过程是艰辛的,不仅要广泛搜检资料必要时也要进行一定的民间考察访谈,但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斩获。之后成老师分享了自己在书信考释的经验,首先在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中要做有心人,要敏锐地察觉到史料的价值,其次我们要有足够的知识的积累,最后要有探究历史资料的毅力和进行实地考察的勇气。

 

 

(七)数字人文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如何利用大数据推进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课题。台湾大学项洁教授认为从大量资讯当中寻找规律是当下数位人文最大的功用。中国是一个注重记载历史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巨大宝库,同时也是历史学人必须面临的严峻现状。利用数位技术不仅可以整理资料内容,还可以理清资料(元数据)、统计以及语意脉络,从而使史料的使用更加具有条理性与针对性。项洁教授通过讲解“DocuSky-个人化的数位人文平台”让大家认识到数位化将为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即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最大限度缩短资料的初级搜集与处理的时间,并现场带领大家进行系统的操作与运用。


 


学员工作坊


    此次暑期学校的第二部分是以学员为主的工作坊。工作坊以老师主持,学员互评的方式,以“只谈不足,一针见血”为主要原则,通过两两互评,指陈不足,旨在为学员修改论文提供有效意见。

(一)法律史

    档案文献是法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从契约文书中可以考察历史背景下法律的运作,从而分析法律在民间社会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侯怡宁博士的《民间规约的法制化历程——基于民初山西村禁约制度的考察》认为村禁约制度脱胎自乡约,但又不同于清中后期民间规约意义上的村禁约。村禁约制度内涵更广泛,包括山西省政府法令规定的村禁约的制定、执行、救济手段,以及支持制度运作的保障机构。其流变的过程是一个法律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此过程中最具现代性的因素就是国家强制力对民间自治力量的引导,官民力量一直处于一种相互渗透的动态平衡之中。厦门大学于帅博士在《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一文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从稿票的形制、类型入手,对其稿内用印、派差、栏章和旁注进行了考证,并重点分析了传讯类稿票。作者强调,作为“县行文书”与“过程文书”的稿票,具有私密性与可修性两大特征。相较于差役下乡所执之信票,诉讼的有效信息会在稿票中展现得更加充分而原始。新疆大学的彭立波《清代新疆吐鲁番地区“保状”文书研究》一文通过对该地区保存下来的光宣时期的“保状”文书的性质、适用类别以及适用特点的分析,认为这一担保文书广泛适用于清代社会管理和司法实践活动中。其呈式和功能皆与内地一致,反映了该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吉林大学的张健博士后在其《近现代基层社会纠纷治理的变迁图景——以龙泉法院为中心的表达》一文中以国家政权建设为切入点,以晚清至今百余年龙泉法院为样本,讨论国家权力下沉过程中基层法院建设的变迁逻辑。他认为,国家政权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是近代基层纠纷治理秩序的主要动力。中国政法大学杨扬博士从明清地方社会发生的图赖这一特殊现象出发,在《规范与实践之间:清代图赖的成因与治理——以地方社会图赖问题为中心》一文中,从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图赖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清代解决图赖问题的若干举措。他认为,规范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这也是图赖现象很难完全消除的根本原因。大体而言,治理地方既需要一定的规章制度又需要相应的职务设置。诉讼文书也是法律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胡瀚博士的《安康地区清民时期的社会问题与“碑禁式”治理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以安康一地碑刻所载的内容史料为依据,认为民间的“碑禁式”治理是在帝制中国的背景下,通过立碑示禁的形式,在经验理性的支配下,采取多种治理手段,以最低限度的法治化为取向的一种官民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以《巴县档案》为史料依据的陕西师范大学的杨青青在《巴县档案》中挖据出的却是司法诉讼中关于近代汉语的使用问题,其论文《清代地方司法档案中的身份化特征——以巴县档案中的称谓词为例》认为在清代地方司法档案中称谓词的使用是对诉讼话语具有重要意义的,通过《巴县档案》中若干案件,她认为,称谓词的使用及其变化不仅是中国传统诉讼的特征,同时又是“无讼”与“健讼”社会矛盾化的产物。

(二)政治史

    官方史籍多宏大叙事,很少记载地方社会运转的基本状况,但通过档案文献的发掘与研究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中国人民大学的胡存璐以《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论明清掣签授官制度及其嬗变》为题,阐述了明清时期掣签授官之法的流变、争议。她认为明清的官员选任制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摇摆,但因公平与效率之间本身存在矛盾和对立,故而官员选任制度很难达到二者的兼顾,只能在制度的动态运行中寻找暂时的平衡。山东师范大学的任福兴博士就以清代县官刘衡官箴书与巴县档案为蓝本,他的论文《清代县域治理的困境与实践——以刘衡官箴书与巴县档案为中心》认为,清代县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能力,而缺乏制度约束,以致官员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县域的治理,但仅仅依靠个人道德修养是难以实现德治理念的。福建师范大学的张晓帆在《“制外之法”——雍正朝观风整俗使的职权履行及影响》中对雍正朝观风整俗使在选拔标准及履职影响方面的讨论,一窥雍正皇帝的行政风格,从而阐述雍正帝试图通过观风整俗使将自身皇权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在“恩威并施”下完善对于自己本身抽象理解后的地方社会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吴冬博士在他的论文《清代州县衙门刑房研究》中,针对现今学界较少涉及的房科组织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地方县衙分房办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各房职能主体明确而边界模糊的现象,导致了政务运行中产生一定的无序性。县政法定机构设置的简略性,反映出州县缺乏健全的职能机构和运行机制。地方权力的架构影响地方社会多个层面,上海师范大学的刘鹏《绅棍争竞:近代江常通交界的沙洲纠纷与权势转移(1870-1933)》从选题依据、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将沙洲纠纷与权势转移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他对地方权力诸多方面的探究。复旦大学叶鹏《童生的命运:明清之际福建兴化府的科举童试纷争与地方社会》一文通过分析明清科举的转变、莆仙地方秩序的重建、雍乾时期学额的演变,认为莆仙地区的学额变化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地方科举制度惯例不断被中央政府压制。中国政法大学的刘伟杰在《从公文路径看明代地方寺院管理——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一文,选取明代寺院所立公文碑,对明代佛教寺院接收行政公文路径发展及变化原因进行了探析。在她看来,明代官禁碑便是为顺应官府直接对寺院进行管理而出现的新形式,僧司系统日渐依附地方行政系统,这一变化正是渐进的权力让渡,从而对清代多民族、多信仰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边疆地区档案文献代表《黑图档》史料的整理,为了解清代东北地区的社会状况打开了一扇窗。辽宁大学姜珊《<黑图档·嘉庆朝>所见清代公文撰拟制度研究》详细爬梳了嘉庆朝盛京的文书撰拟制度,认为清政府通过对公文撰拟制度、公文用印制度、公文内容保密制度的逐步完善,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借此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地方的政治制度运作前人多有备述,地方的医疗制度运作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武汉大学王超群博士的《“矜恤罪囚”之背离:清代刑部监狱医疗照护研究》论述了清代狱制运行,她认为清代统治者虽不断要求对罪犯要“矜恤罪囚”,并采取了相关的制度措施。而底层狱卒从政府发放的相关“恤囚专款”中渔利,导致了清代监狱状况的恶劣。南开大学刘桂海《清代县医学的运作与地方医疗——以南部县为中心》以《南部档案》为核心史料,通过对训科的承充、县医学基本职能的履行、县医学的“他职化”与支差赔累、县医学的没落与地方医政的转型等方面的考察,认为清代县医学的实际运作极具复杂性,且与制度预设多有偏离,而这是令典规定模糊、国家力量介入不足、地方政府自身运作逻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经济史

    经济研究论文数量在本次活动中占有几乎半壁江山。其中,厦门大学李真真的《商业社会中的挑夫及夫首行为逻辑分析——以<淡新档案>为例》从新近研究热点《淡新档案》出发,对淡新地区挑夫群体进行考察。她认为,挑夫群体不仅处于商业经营的连接处,同时还在官府差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挑夫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代台湾的商业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利视角。香港中文大学的马超然关注的则是巴县工商业者的差徭供办,其论文《应差与帮差——清嘉道之际巴县非正式经费体系的形成》认为嘉道之际巴县地区的差徭供办体制表现出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趋势,随着供办模式从“应差”向“帮差”的转变,地方官府依靠牙行/会首为中介人,以较低成本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然而在弥补地方公费的同时,地方官府的基层渗透能力亦有所减弱。陕西师范大学的方超博士在《小本经纪:晚清歙县毕氏家族的茶叶经营与变迁》中提到茶叶贸易是明清的主要商业贸易,从歙县茶商毕体仁所写的《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一书中一窥毕氏家族茶叶贸易的兴衰以及小资本茶商的运营等方便的基本状况。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秦国攀博士的《土宜的流动:晚清中原土特产长途贩运研究 ——以恒兴祥商号信稿为中心的考察》论文以恒兴祥商号信稿为研究中心,通过对信稿的考证和信稿中恒兴祥的土宜贸易具体情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前代的商号贸易存在较强的生命力与免疫力,但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经营方式最终使其不能竞存于不断开放的市场。上海交通大学的王国晋的《广东商人、钟表修理与商业经营(1899-1930) ——近代江西赣县“义和祥号”账簿研究》从市场和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考察,采用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直观展现作为西方工业技术的钟表修理业是如何一步步渗透进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内地。除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以外,古代经济制度的研究者有武汉大学张恒博士,他在《新见明代山西汾、应二州赋役黄册考释——以上海图书馆藏纸背文献为中心》一文,对上海图书馆藏纸背文献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无论南北,明代赋役黄册都是以“四柱式”为进本格式,赋役黄册上的“营生”、“绝户”在北方山西汾州地区应是具有独特性的。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在明清时期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张九龙博士通过《北京会馆的变迁》一文向我们阐述了北京一地会馆缘起与演变,利用《重续歙县会馆录》当中个案的分析,对会馆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总结。暨南大学的宁力则关注海外华人社会,她在《<公案簿>所见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吧国公堂对华人义塚的经营》的文章中以《公案簿》档案资料为核心分析了吧国(即现今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公堂对华人义塚的管理与经营,她认为这一经营经历由公益性向商业化的转变,增加了公堂的经济收取,维持了义塚经营的持续运行,为在吧漂泊的华人提供了一个精神栖息地,也有利于华人社会的稳定。

(四)社会史

    从档案文献中研究女性相关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一大热点。四川大学李明月博士就在《乾嘉时期女性自杀行为探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以 93 个女性自杀案件为例,认为自杀原因主要为口角争执、疾病、贫穷、惧讼四类,其目的在于报复纠纷对象、追求公平正义与维护家庭利益。作者进而指出,妇女的社会日常会偏离士大夫阶层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四川大学严丹博士同样是以《巴县档案》主要史料依据,对“奸情”与女性自杀的关系进行讨论,她在《清代下层社会的“奸情”与女性自杀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从清代下层妇女“奸”与“情”两个方面考察,以“人的属性及价值”作为考量下层妇女生活的尺度。她认为,下层社会部分女性则沿着“食色,性也”这一法则来拓展自己在家之外的生活空间,“通奸”某种程度上就是她们追求自由与冒险进而拓展自己生活空间的大胆尝试,因奸自杀则是生活动态平衡被打破的自然结果。清华大学的郝鑫以《清代民国华北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 ——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华北文书为基础》一文试图通过文书学、法史学、社会经济史学三个维度,来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华北妇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多重层面,表现妇女在传统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中是如何进行活动,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及妇女在其中所处的主体位置,也试图以此来观察当时人对于家庭财产与家庭概念的认识。中央民族大学梁亚群博士的《何以为继:清代民国时期大理地区的入赘婚与家庭关系》以大理为研究区域,通过对该地档案、文书、契约的整理得出,在大理地区的亲属制度文化中,其对血缘关系的纯正性并不看重,在宗族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接受异姓子嗣以维系家庭稳定和家族血脉的延续。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各地礼仪不一,对于礼俗的研究就可以一窥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山东大学张春博士的《以礼导俗:清代鲁中地区仕宦家族墓祭的礼仪化——以长山县古城李氏家族为例》文章中以长山县的李氏家族为研究对象,以《长山县志》为史料依据分析鲁中地区的墓祭的礼仪。她认为,鲁中地区的仕宦家族墓祭的习俗塑造是宗族祭祀的礼仪传统,并建构了能回应国家礼制并标识自我特征的规制性的书面范本,达到收族与教化的目的。大理地区的入赘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伦理在大理地区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这也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状相适应。青岛大学柴承晶《婚姻圈与集市圈关系之再探讨——以青岛崂山段氏宗族的婚姻实践为例》一文通过对青岛崂山地区的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她认为集市圈包含婚姻圈,即使没有集市圈,婚姻圈仍然运转,婚姻圈和集市圈都是中国人民所赖以生存的重要文化设置。同时对于施坚雅提出的市场层级分析模式,她认为“没有集市村庄就不能运转,集市是村庄之间沟通的唯一手段”的观点站不住脚。西北师范大学的吴晓非《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明清甘肃地区虎的变动》一文通过对明清甘肃地区方志的梳理,认为明清时期虎的分布呈现出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的特征,这是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大量土地开垦、人们对燃料的需求使得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频繁战事对虎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虎自身的利用价值较高而被人捕杀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五)数字人文

    现今的档案研究当然离不开数据的支撑,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孔府档案利用孔府档案,曲阜师范大学的徐嘉弈在《孔府档案的数字人文研究建设构想及展望》中认为,将纸质档案文献转化为文献数据库是开展数字人文实践的关键步骤,必须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人文”为中心开展工作。她认为,制定孔府档案文献元数据标准,建设孔府档案文献数据库,开发孔府档案文献特色服务能充分地利用孔府档案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田野考察


 

    青树翠柏,夏雨微朦。在暑期学校的最后一天,学员们在曲阜师范大学的老师与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孔府、孔庙、孔子博物馆进行田野考察。

 

 

  “天下碑刻看山东,山东碑刻看济宁”,而济宁的碑刻绝大部分都存于曲阜“三孔”。“三孔”碑刻具有数量多、时间跨度长、保存完整等特点,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学员们利用李雪梅老师讲授的碑刻研究方法一起研读《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重要碑文,这一研读过程使学员们更加切实地感受到碑刻在史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之后学员们参观了新落成的孔子博物馆。无论是斑驳贵重的历代祀孔青铜器,还是一本本记载孔氏家族的孔府档案,都给学员们视觉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通过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学员们既领略了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也亲身感受到档案文献作为史学研究重要工具的现世价值,更深入了解了作为现今最为广博的私家档案——孔府档案的保存与利用现状。

 

 

  此次暑期学校,无论从授课教师的组成与内容安排,还是从学员生源质量来讲,都体现出高水平、多学科的特点。学员纷纷表示,这是一场关于明清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的高段位的专场视听盛宴,也是一次一对一、面对面、多学科的深交流的学术对话,加深了他们对治学态度、治学门径、学术交流等话题的认识与理解。学员在研修报告中发自肺腑的说道:“感谢曲阜师大给我这次参与的机会,让我大开眼界,学习了真正的知识和收获了纯真的友情。”我很开心也很幸运能够在七月遇到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老师和同学们,与优秀的人交往真的是一件值得骄傲和享受的事情。那种快乐与充实正是在茶余饭后的交流、批评中得来的。”“有幸结识参加此次研修营的各位学友,也是此前我多次参加活动所从未有的真诚和顺心,这些都给我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必将成为一段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很庆幸能够来到曲阜师大,知道在这个校园里有无处不在努力学习的身影,学而不厌,地处孔圣故里,浓厚的学风果然名不虚传。很开心可以结识这么可亲又可敬的一群人,此行不负!”我们深信,本次研究生暑期学校的举办,对于进一步深化地方档案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培育优秀青年后备人才,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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