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茫然的心绪里，伤感的已不是那些凋残的东西，我已把那昙花一现的痕迹，埋藏在一个艳红的日子里。”（引自《电影评介》1990年第五期，9页）

1988年春，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黎静，在日记里写下了上面这段如诗一般、略显哀怨的文字。之所以产生如此复杂心绪，乃因当时由她主演、著名导演林农执导的影片《孔府秘事》，在经过前期试映并获得一众好评的情况下，遇到了荧屏之外的“横向干预”而被下令“封存”，暂缓上映，迄今仍然藏在深闺，未予示人。这次本可成为黎静演艺生涯闪光点的出镜，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扭转了她的人生轨迹，不能不让人慨叹世事无常。自那以后，黎静逐渐从台前走向幕后，慢慢淡出公众视野，以致当我们今天试图追寻她的踪迹时，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些残缺片段。
   那么，《孔府秘事》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何它会成为一部有“问题”的影片？导致它临盆流产的原因又有哪些？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无论当年参与拍演的亲历者，还是后来电影资料的整理者，均没有人去着意讲述这部影片的命运遭际。仿佛就是，曾经拍摄过，后来封存了，仅此而已。历史的细节被历史的结果掩盖起来，草率而蛮横。
   在电影史书写中，《孔府秘事》被定位成一部“历史题材的悲剧影片”，叙述了民国初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1892—1919）和继配陶氏、侧室王氏，为延续孔府香火而发生的一段往事，以及孔氏家族内部围绕继嗣问题而上演的争斗。该片“通过众多人物的活动，展现了鲜为人知的一部分孔府内宅生活、人事历史，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封建社会、封建礼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张子诚、杨扬主编：《中国百年艺术影片》，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66页）。

既为历史题材，则必有历史所本。事实上，早在1984年底，当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与前卫艺术中心筹备拍摄该片伊始，对它的描述就是要展现“中国封建社会号称‘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府的一段真实秘事”（《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2月3日）。为此，剧组直接从孔府、孔庙、孔林取景，群众演员也尽量使用曾经为孔府服务的差役，道具、服装则一应来自府藏旧件。可以说，“真实性”是贯穿《孔府秘事》的一条核心原则，也是影片对外宣传时的一张亮眼名片。
   这样的“剧设”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担纲此片编剧者正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和她的女儿柯兰。孔德懋1917年生于孔府，出阁之前在府内生活了十七年，后与历史学家柯劭忞幼子柯昌汾结姻，移居北京太仆寺街。对昔日在孔府的这段生活经历，孔德懋存念于心，无时或忘。特别是在1979年夏，她受地方政府之邀，偕同柯兰重回阔别数十年的家乡曲阜，住进政府为她特意修葺一新的孔府庭院。睹物思人，感怀旧事，这次重访催生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一本书的问世，即《孔府内宅轶事》。其后相继出现的《孔府秘事》影片“风波”、孔氏家族“争嫡”传闻等诸多事件，无不与这本书息息相关。因此，这也是一段关于书、影、人错杂相连的曲折故事。

《孔府内宅轶事》

《孔府内宅轶事》里的文字，最早刊登于1981年1月“内部发行”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作者署名孔德懋。文中主要记述了孔德懋与同母之姊德齐、胞弟德成（1920—2008）的童年岁月，大半是其亲历亲闻的往事，但也不乏一些得自风传而未有确据的内容夹杂其间。次年3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孔府内宅轶事》单行本。全书约十一万字，结构、篇幅相较前述版本有了不小改动和扩充，尤其增加了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副标题——“孔子后裔的回忆”，意在向人们标示其记述内容之真实可信。按照柯兰所写“后记”，该书系她根据其母孔德懋的“回忆口述”而“整理写成”，为此她曾查阅大量孔府档案，访谈众多孔府旧人，力求“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出版前夕，《读书》杂志（1982年第一期）以书讯形式对其作了简要评介。

若从严格的口述史学规范去看，孔德懋、柯兰母女并没有明确区分她们在《孔府内宅轶事》文本生成过程中所分担的角色，也没有留下可供今人查核的影音资料或访谈记录，甚至模糊了应有的版权概念，以致经此“合作”产生的口述回忆在广博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招引了其后不同程度的批评之声。时隔近四十年，笔者做出这样的评语，绝非苛责或指摘两位老人，而是想从学术层面指出，这本动辄宣称“真实”的著作，却经常因其内容存在“失实”而被关注和讨论。

最有影响也是最具争议的一则“轶事”，当属所谓“陶氏毒杀王氏”之说。在《孔府内宅轶事》中，孔令贻继配夫人陶氏终身无育，是孔德懋姐弟三人的养母，但她心计恶毒，行止跋扈，有“母老虎”之称；出身寒微的侧室王氏（名宝翠），则代表着弱势、可怜，备受陶氏欺凌和虐待，更因其在产下“小圣人”孔德成后不久便身故，进一步增加了命运悲剧色彩。基于这种阶级对立式的先入理解，该书首次向外界详细披露了陶氏“毒杀”王氏、强收他人子嗣、专断孔府大权等诸多“历史细节”。由于孔德懋身份特殊，况且是揭秘府内生活暗面，使得这些说法甫一出现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当作理解民国初年孔府内部森严礼教和权术斗争的“历史事实”，甚至渗透到了学术研究领域，形塑起新的大众认知与历史记忆。

脱胎于《孔府内宅轶事》的电影剧本《孔府秘事》，最初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的《大众文学》，由孔德懋和柯兰联合署名。究其编创初衷，正如孔德懋在剧中所言：“母亲是被人毒死的……瞑目追忆，如在眼前，怎不让人心碎？为了缅怀我那善良的母亲，我和女儿柯兰，在孔府新居内，编写了这个剧本《孔府秘事》。”除了“序幕”和“尾声”，剧本主体分为上、下两集，聚焦的正是孔德成出生前后那段敏感、不安的时期。剧中贯穿着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孔府继嗣。衍圣公孔令贻年近半百尚无男嗣，孔氏近支后裔纷至沓来争立承继之权；令贻去世之前，方知侧室王氏已有身孕，留下生男悬念；遗腹子孔德成顺利出生，袭爵衍圣公。二是王氏之死。先期通过一些生动事例，展现王氏性情温柔与心地善良，反衬陶氏之严苛残忍；王氏产下德成之初，陶氏佯作体贴关怀，实则阴施毒计；王氏之死一度引起族人猜疑，却也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最后是陶氏独掌孔府大权。当然，这两条线索彼此常有交错和叠加，共同构成一套紧凑而完整的叙事。

单从剧本编写和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孔府秘事》堪称一次成功尝试，尤其将素以神秘著称、不为外界所见的孔府内宅景象搬上荧屏，确属“突破千年历史禁区”。黎静（饰演王氏）等演创人员对角色的用心体悟和细腻拿捏，也使影片的情感意蕴得以充分表达。看过剧本或试片的观众，想必会对其中的多重“反差”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陶氏之暴虐与王氏之柔弱；又如，家族近支争立继嗣之时，人皆声言为公，却又各怀私心；再如，孔府表面上宣扬的礼仪仁爱与实际里上演的尔虞我诈，等等。这些迭次紧绷的戏剧冲突场景，恰恰构成了对旧式家族生活的巨大反讽。借由这样的批判性呈现，孔德懋也抒发了对早亡生母的无限惋惜和深切追念。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通常被视为历史剧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周而复与钱锺书论历史小说创作时亦说：“重大事件应符合史实，但若干细节中人物与事件、时间、地点等，无需完全本诸史实，如曾发生者或可能发生者，即放手撰写，不必拘于史实也。”（《人民日报》1998年7月24日）易言之，一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恰恰可能映衬出真实的人物性格，足见“虚”“实”并非拒斥难容，一如“艺术”和“真实”可以同时用来评价同一部历史剧作。然而问题在于，怎样划定“虚”“实”之间的界限？多大程度上的“虚”是被允许的？

在形成《孔府秘事》剧本之前，《孔府内宅轶事》就已经随着它的热销而引起一些争议，尤其对书中为何如此着墨挞伐陶氏、自曝府内丑闻，众多孔氏近支后裔颇感错愕与不解。而最值得关注的反映，则来自远在海峡对岸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懋的胞弟孔德成。有资料显示，孔德成第一时间通过香港《大成》杂志了解到了孔德懋书中观点，尤其所云自己生母王氏系被继母陶氏“毒杀”一说，令他很感难过，多日不欢不语。作为回应，孔德成于1982年5月15日撰就《吾家大事》一文，寄交《大成》杂志发表。该文重点表达出三层意思：其一，王氏产下孔德成后十七天骤逝，病因系“产褥热”，属正常亡故；其二，陶氏在孔令贻早逝、孔德成年幼的岁月里，对孔府平稳运转起到了中坚作用；其三，陶氏严格培养了孔德成及其两位姐姐，确保他们没有因时局动荡而荒废学业。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条分缕析，列以确据，展现出的陶氏形象和王氏死因，均构成了对《孔府内宅轶事》的极大“反转”。

不过，受当时信息阻滞等客观条件所限，孔德成的表态非但没有被大量内地读者所闻见，甚至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影响到其胞姐孔德懋。最直接的表现是，接下来十余年间，《孔府内宅轶事》一再重印，并被译成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台北几家出版社也相继推出繁体字本（聚珍书屋出版社1984年版、千华出版公司1989年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却都是一仍其旧，延续“陶氏毒杀王氏”等观点。这便不难理解，作为专门呈现这些场景的《孔府秘事》剧本，同样会遵循书里说法，且为了表演需要而作进一步夸张处理。

根据相关报道和访谈，我们可以梳理出《孔府秘事》从孕育到流产的大致时间脉络。1984年11月，影片开机拍摄，次年7月基本杀青，预计10月份和观众见面；1985年12月，中央广电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决定“将该片封存，不得对外组织放映”。后经摄制单位与孔德懋向有关部门申诉和拉锯谈判，于1987年11月重获上映许可，日期定于次年4月。1988年3月底公映前夕，《孔府秘事》再次被紧急下线，“暂缓发行”。这也成了它的最终命运。

1988年9月，张文奇在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三期发表了《〈孔府秘事〉的风波》一文，胪列参与此事的有关要员和人事纠葛，或有可靠信息来源。最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何以这样一部影片，会遭受这么多的波折，更何况影片原著《孔府内宅轶事》一书已流传多年，影片只是把它形象化而已。其原因何在？在张文奇看来，问题根源或可追溯到孔氏族人“嫡系之争”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社会上对孔子思想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孔氏嫡系和近支后裔重新受到人们瞩目。《孔府内宅轶事》风行海内外，强化了孔德懋作为“大陆唯一孔子嫡裔”的身份标签。从1983年起，她连续三次受邀参加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与此同时，来自孔府“八府”的孔令朋（已故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孔令仁（已故山东大学教授）兄妹，也因系孔氏近支后裔，同样多次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被赋予对外交流和文化统战的重要使命。既为同根，今又并重于世，两支孔氏后裔之间的关系难免让人觉得微妙，诸种围绕“争嫡”的传闻也由此滋生。比如，张文奇前文坚主孔令朋、孔令仁等人阻挠《孔府秘事》上映，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将孔府内宅的事公诸于社会，使他们在‘嫡系之争’上失去浑水摸鱼的机会”。

这一论断不乏臆测和夸张成分，毕竟孔氏各支脉络均有族谱可查，乃是不争事实。另外，在很多个公私场合，孔令朋的自我定位均是“孔子嫡系近支第七十六代孙”，并宣称“对孔族来说，孔德成是全族的总代表，我只是大陆孔族嫡系近支的一员”（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317页）。“争嫡”云云，本无实据。但《孔府秘事》影片之所以遭到封存禁映，又的确与孔令朋、孔令仁兄妹的活动直接相关。

据孔令朋回忆，1985年《孔府秘事》拍成后，拟首在香港公映，“我既忝为孔裔，面对这被称为‘历史地、真实地、艺术地再现神秘孔府内宅生活’的荒谬影片，实难缄默”。出于“尊重孔府地位，维护孔族声誉”的考量，他以孔德成所撰《吾家大事》为根据，对片中内容逐项批驳，力证其非，“详细陈说如任其公映将在海内外造成影响之恶劣，丧失举世华胄对大陆当局之信任，必以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如不支持纵容则任何影片无法制成，而实际是制作者置中央及省委劝谕于不顾”。本来，《孔府秘事》所揭“家丑”与孔令朋所在的“八府”并无关联，但其中捏造衍圣公孔令贻逝后全族蜂拥阴谋袭位和“陶氏毒杀王氏”两节，会使不明真相者以为确有其事，“如果我不据理声辩，力斥其妄，这些丑闻必将成为孔族陋恶的信史”。为此，他上书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转呈中央；又与二妹令仁向山东省委领导面陈意见，其结果便是前述广电部下令将影片紧急叫停，封存不演（《今生今世》，327-328页）。

至此应当了然，《孔府秘事》遭遇禁映主要受了孔氏近支成员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但出发点并非借此“争嫡”，而是不满于片中歪曲历史事实，呈现家族丑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曾说：“自我当了副部长以来，没有一部电影片是因为受到上级单位的干预而枪毙、搁浅的，但横向的干预实在太多了。”他紧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正是刚刚被禁映的《孔府秘事》，认为“尽管整部影片是歌颂性的，但孔子后裔中仍然有人反对”，就是因为自动对号入座者太多了，使得电影工作者无所适从（《电影评介》1988年第十二期，29页）。

不少人对《孔府秘事》的遭遇怀有惋惜和同情之感。一位叫胡北仿的观众，当时公开发表了一首题为《影坛怪事》的打油诗，诗中有句：“《孔府秘事》一百多万元，就因某部长一个指示：有损孔家后裔的名声呀。至今还不能公开问世。”因此，他疾呼“迅速排除这些拦路虎，赶快踢开这些绊脚石”（《电影评介》1989年第八期，20页）。应孔德懋之邀担任该剧历史顾问的董一博，对剧中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始终保持肯定态度，指出要借着批评孔府封建生活，帮助人们认识封建制度，不应把写孔府视作禁区（《中国政协报》1987年12月15日）。还有观察者说，《孔府秘事》“暂缓发行”事件，证明了“孔夫子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难怪有的人一听见要反封建就皱眉头”（牧惠：《读完写下》，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页）。
   如果说“横向干预”是决定《孔府秘事》命运的显见力量，此事背后所牵涉出的历史剧作真实与虚构之别、内在定位与外在表现之错位，恐怕才是惹得相关“风波”的深层症结。因为从编创到拍摄，《孔府秘事》始终都在标称它的“真实”特性，但很多所谓“真实”仅是建立于作者的个人回忆之上，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事后认知成分。再经过后来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处理，可能就愈加偏离了历史本相。对观众尤其孔氏近支后裔而言，面对这样一部以“真实”立足的历史剧作，自然有理由去核验里面的情节真伪，甚至从学术层面展开考据和辨正。试想一下，倘若剧中注明“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可能会省去诸多不必要的误会与纷争，那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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