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北宋末年，孔子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南渡，形成孔氏南宗。元代孔子后裔在江南分布日益广泛，除了衢州的孔氏南宗以外，还有平阳孔氏、临江（清江）孔氏、黟县孔氏、溧阳孔氏等。象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元王朝通过对孔子的尊崇，体现其统治的合法性，孔子后裔自然受到优待，江南孔子后裔充分利用有关优待政策，积极争取入仕的机会，衢州孔氏、平阳孔氏、建康孔氏的仕宦都取得了成功。江南孔子后裔还通过社会交往等形式扩展社会网络，扩大影响。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比较优裕。元代江南孔子后裔是江南社会中一个比较活

跃的儒士群体，其社会活动对扩大江南儒士的影响、传承和发展儒学具有积极意义。

    孔子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奠基人，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受到历代王朝的褒崇。唐宋以后，对孔子的封赠、祭祀等级越来越高，孔子后裔也开始享受其祖先的恩泽。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2]此后，历代孔氏后裔的大宗，都享受“衍圣公”的封号，孔子的后裔也被称为“圣裔”。金、元二朝的中期，在尊孔崇儒方面超过了前代，衍圣公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3]元朝成宗大德十一年（1303）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同时对孔子后裔实行优待政策，“表章圣裔，昉于元朔”，[4]对孔子后裔的优待在这个蒙古族统治的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五代时期开始，一些孔子后裔由于避乱、仕宦等原因，离开曲阜“祖庭”，定居江南。北宋末年，孔子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宋高宗南渡，定居衢州，其子孙仍受“衍圣公”之封，“诏权以衢学奉祀”，[5]形成孔氏南宗。于是，孔子后裔在江南分布日益广泛。宋元之际，江南孔子后裔除了衢州的南宗以外，还有：平阳孔氏、临江（清江）孔氏、黟县孔氏、溧阳孔氏、泰州孔氏、永嘉孔氏、建康（金陵）孔氏以及江阴孔氏等。
   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孔子五十三世孙、宋袭封衍圣公孔洙受元世祖忽必烈之招来到大都，“力辞”衍圣公之封号，孔氏南北两宗并立的时代结束。根据元朝制度，江南孔子后裔享受元朝政府有关“圣裔”的优待政策，他们不仅可以免除徭役，还能被优先荐举为学官。于是，江南孔子后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通过社会交往、婚姻等形式巩固和扩大其社会影响，争取更多入仕的机会，衢州孔氏、平阳孔氏、建康孔氏等支的仕宦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总的来看，江南孔子后裔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比较优裕。
   江南孔子后裔是江南儒士阶层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群体，这一社会群体在元朝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对我们认识元代蒙古统治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传承发展情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江南孔子后裔的生存状况也是元朝统治下江南儒士阶层处境和生存状况的最好反映，对了解和认识元朝江南统治的特点以及江南儒士的诸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有关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陈高华先生《金元二代的衍圣公》对金元之际北方孔子后裔的发展传承情况及衍圣公袭封的有关问题进行过全面考察和探讨，丁国范先生《敬斋至正直记三议》一文对《至正直记》的作者平阳孔氏孔齐一族的情况进行了考证，[6]国外学者Thomas A. Wilson也有文章论及孔子后裔南北宗的传承情况，[7]另外，朱鸿林、黄进兴的研究对孔子后裔的问题也有所涉猎。[8]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是北宗，一些研究成果也集中在明朝，至今还没有关于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的专门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的传承、发展、仕宦、社会生活、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元代江南孔子后裔发展概况
   孔子后裔在五代时期开始迁居江南，宋元之际除了衢州袭封衍圣公——南宗以外，还有衢州孔氏（非衍圣公世系）、平阳孔氏、清江孔氏、黟县孔氏、溧阳孔氏、泰州孔氏以及江阴孔氏、永嘉孔氏和建康孔氏等支，[9]现将各支发展概况考察如下：
  （ 一）南宗
   衢州是南宋初年南渡衍圣公孔端友的安置地点，位于今浙江省衢州市，南宗始于衍圣公孔端友。端友（字子交，曲阜人）为孔子四十八世孙，宋崇宁三年（1104）袭封衍圣公。靖康之乱以后南渡，与他一起南渡的还有其“从父”孔传、族兄孔端朝和儿子孔玠。绍兴二年（1132）高宗以孔端友之子孙孔玠袭封衍圣公。[10]绍兴六年，高宗又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赐田奉祀”。[11]这样，孔端友一支在衢州西安县（西安县为衢州依郭县）定居下来，终宋之世，皆袭爵号。孔玠以后，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相继袭封。[12]
   元朝统一后，南北二宗并立，[13]“或言孔氏子孙寓衢者，乃其宗子，”于是，元世祖忽必烈召孔洙到大都。孔洙在大都将衍圣公封号“逊于居曲阜者，世祖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14]世祖遂“以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就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15]让他回到衢州。
   关于孔洙被招的情况，元人陈旅写道：
   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内附我朝，会曲阜有争立之讼，廷论谓洙实宗绪之正，宜绍爵如故，而洙乃力辞南归，爵遂弗及其后，君子盖深惜之。[16] 

    这段记载说明，由于曲阜孔氏在袭封衍圣公问题上产生了争执，直至诉诸公堂，孔洙才有被召大都之行。孔洙推辞袭封衍圣公，当时的反映是：“君子盖深惜之”，说明许多人对南宗失爵表现出惋惜之情。孔洙本人对失爵一事的态度如何？元人黄溍记述道：
   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诏令洙赴阙，架阁公以族长被命与俱，中道而返……洙所居室扁曰存斋，君惜其以存自号，而不能钦承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称存存斋云。[17]
    这里的“架阁公”，指孔传之后裔、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应祥，从辈份上比孔洙高二辈，是南宗孔氏的长辈，这里的“君”指孔涛，字世平，与孔洙为族内兄弟。孔应祥中道而返，原因不详，但说明当时南宗确实面临较大的压力。如果接受元朝任命，需要定居曲阜，不能南返，孤身一人的孔洙在曲阜做衍圣公，肯定会受到北宗孔氏激烈的排挤和刁难，因此他选择了放弃。上面史料说明，孔洙对失去封爵一事非常遗憾，扁其所居曰存斋，族兄孔涛也自称存存斋，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关于南宗失爵，通行有三种说法：一是明嘉靖三十一年陈镐修的《阙里志》认为孔洙死后无子，“正嗣绝，始罢封。”[18]另一种是包括《元史》在内的正史观点，认为孔洙自愿放弃封爵。持第三种观点的是明人程敏政，他在《圣裔考》一文中认为，南宗“以宋亡失爵”。[19]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南宗失爵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当时孔洙还健在，即使他真的绝嗣（孔洙实际上并没有绝嗣），也应该在他死后罢封。第二种观点前面已经进行了阐述，不完全符合实际。第三种本人认为比较有道理。孔氏南北宗并立，是南北分裂的产物，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灭南宋，至元十六年（1279）统一全国，在南北一统的情况下，衍圣公的南北之分，自然于天下一统的形势格格不入。事实上，癸巳年（1233）蒙古灭金以后“衍圣公（金封）孔元措时官（金朝）太常卿于京师（汴梁），元太宗遂命元措还东平，仍袭衍圣公，主祀事。”[20]因此，蒙古政权对北宗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期就已经认可。陈高华先生认为：“南宗依附于南宋，北宗早就归附蒙古，两者相比，南宗在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21]这是完全正确的。忽必烈同意孔洙袭封，说明了他在袭封问题上的公正性，但天下已经统一，南宗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孔洙回到江南以后，其地位已非往日之旧，元朝末年，衢州孔氏家庙“益圮坏不治”。[22]不过，孔洙并没有象《阙里志》所说绝嗣，孔洙之子为孔楷，字鲁林，元至正年间任建宁路崇安县县尹，“陈友定寇乱攻城，拒战而死。二子克和、克逊继卒官舍，道梗，不能归櫬，遂葬将（蒋？）村之游岭，入籍焉。”[23]除了克和、克逊以外，孔洙之孙还有孔公俊、孔公溥。[24]估计孔楷到福建崇安县任官以后，孔公俊随他到了福建，孔公溥以及其两个姐妹则仍留在衢州。由于生活比较困难，孔楷死后，“其子公溥及两女沦落民间，”孔洙族兄孔涛访求得之，才使其不致离散，[25]孔公俊字师道，至正年间任泉州路同安县尹、邵武路邵武县县尹，[26]孔公溥字彦明，做过建昌路儒学教授。”[27]。
  （二）衢州孔氏
   衢州的孔子后裔除了南宗以外，还有与孔端友一起南渡的孔传延续下来的一支，这支孔氏与衍圣公家族同居衢州西安县，我们称之为衢州孔氏。元代衢州孔氏家族比较兴旺，影响较大。
   孔传为孔子四十七世孙，此后传人有端问与行可，端问以下有璹、摅、应发、绍，孔绍时期进入元朝。孔绍字成叔，南宋任工、刑部架阁，元初受命为衢州西安县达鲁花赤、清节书院山长，皆不仕。孔绍之后为孔灏，元末仕为遂安县主薄，有子三人：思朴、思模、思森。[28]孔行可以下有从龙、应祥，孔应祥晚年进入元朝，隐居不仕。应祥以下为孔纯，做过西安县儒学教谕。孔纯之子有孔涛、孔洧，孔涛至治三年（1323）考中进士，仕致潮州路总管府知事，颇有政绩。其子为孔思构。[29]
   与孔绍同辈的衢州孔氏后裔还有五十二世孔昭孙（字明远），同样为孔传的传人。孔昭孙前世不详，他大德年间为庆元路学正，后为蕲阳教授，皇庆元年（1312）为慈溪县主簿，后江浙行省取为掾史，延祐年间为袁州路知事，泰定元年（1324）去世。孔昭孙为官期间，颇得称赞。孔昭孙有子六人：淇、淮、海、涓、瀛、浒。[30]孔淮仕致江山县尹，“廉勤为吏民所服。”[31]孔瀛仕致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海阳县尹、沅江县尹，元末流落湖南、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子思樵死于乱中。后至建康（今南京市），依族孙孔克仁以居，死于建康。
   （三）平阳孔氏
   平阳州位于温州南部，孔子四十二世孙孔桧是平阳孔氏的始祖，他于五代后唐同光年间躲避战乱，自曲阜来到这里定居。平阳孔氏分两支，一支自孔桧以后传十世到五十一世伯奋，伯奋无子，以从兄之子贵明为继，贵明生淇孙，宋亡。淇孙之子为孔文栩，字周卿，幼年游学杭州，受荐为义乌县学教谕、池州路学正，后以衍圣公孔思晦推荐，为吴江州儒学教授。孔文栩时期，孔氏之家有宗族百余口，称为平阳大族。文栩有子五人：克熙，任长林县学教谕，克烈、克缹未仕，克勋仕为建德路儒学教授，明初任清河知县、陇州知州，克然为兴化路学正。文栩之孙尚有四人：希诚、希竦、希在、希至。[32]
   平阳孔氏另一支自孔桧以后传人为奕、源、实、会、平、达、公志、师古、炳、贵敬，贵敬之子为潼孙、漟孙，潼孙号约斋，宋末元初之际从平阳迁到杭州，他在南宋德祐年间做了建康学官，元军南伐，“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元军攻取建康，“哨骑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书谒军门，请示不杀，以取信于民。时左丞相伯颜大服，即挂在儒藉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众。”[33]至元二十八年（1291）孔潼孙赴大都，卒于临清，长子文昇“忍死扶柩归葬建康，”当时“诸孤长者方十岁，小者未离乳抱，家贫累众，不能复归温州。”文昇于是“娶（赘婿）于溧阳沈氏，携诸孤就外氏以居，遂为溧阳人矣。” [34]文昇字退之，幼年在建康从学于奉化学者戴表元，[35]仕为浙西廉访掾史，后为太平路教授。[36]文昇子孔齐，字肃夫，号敬斋，至正间，以阙里道远，不能时奉祖林，乃创家庙于麓上，以承祭祀，浙东宪司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升国史编修，[37]元末避兵鄞县之东湖。孔文昇之弟逊道寓杭州，曾“赴□溪县尹任，”致仕而归。[38]他还做过某处同知，晚年被其妻逐于外，困饿而死，其子为孔克一。[39]文昇另一弟孔可道，字思言，事迹不详。[40]
   孔漟孙之子为孔文振，至元初年，任建德路桐庐县、徽州路歙县县学教谕。文振去世，其子孔森方五岁，无以为生，其长姊嫁平阳叶氏，于是，其母章氏携家依叶氏。孔森自幼读书习儒，仕庆元路翁洲书院山长，升松江府儒学教授，未上，而张士诚据苏松，于是隐居教授为生，明初受命主持杭州西湖书院。子二人：希智、希升，孙二：谏、议。[41]
   另外，平阳孔氏还有孔景行一支，世次不详。景行为宋太学内舍生，宋度宗“赐同进士出身，授庆元府（明州）学教授，升从政郎，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宋亡孔景行不复仕进，景行子士璘，元代仕致永嘉县学教谕。士璘之子孔旵，以翰林郑陶孙荐，历官永新州学正、龙溪书院山长、江州路儒学教授、湖口县主簿，庆元、会稽两县尹，以松江府判官致仕。孔旵之子孔旸，字子升，至正二年（1342）进士，仕致平阳州知事，元末隐居不仕。孔旸有子五人：謜、说、详、训、志，孙四人：宏、奂、遂、莹。[42]
   （四）、临江孔氏
   元人吴澄写道：“孔氏居江南者有临江之族，在宋以“三仲”显。有温州之族，盖自后唐同光年间，讳桧者厌中土之乱，避地吴越。”[43]吴澄将临江孔氏与显赫的平阳孔氏并列，说明元朝时临江孔氏的影响。元朝的临江路两宋之际为清江县，因此，这一支孔氏宋代称清江孔氏。最早来这里定居的是孔子四十世孙孔绩，宋代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以文学显，号称清江三孔，宋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44]可见清江三孔在当时文学界的影响。
   元代临江孔氏的传人有孔学礼、孔思深、孔克己、孔元用、孔惟中等。孔学礼为孔氏五十四世孙，他曾到曲阜拜谒林庙，游京师。[45]孔思深也是孔氏五十四世孙，字学在，曾“谒曲阜林庙，遂之京师”。[46]孔克己为孔氏五十五世孙，天历二年，他“拜曲阜林庙，且因以考订其谱谍，而收其所未续者。”[47]孔元用，抚州人，据记载他是“阙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传。”他元末在抚州中乡试。[48]如果上述记载准确的话，临江孔氏在元代可能有部分族人迁到抚州。孔惟中为临江人，为“故家三孔后”，他曾访曲阜，游京师而归。[49]
   （五）溧阳孔氏
   溧阳孔氏自孔按开始，孔按“自鲁徙吴，”其孙孔潜，“又自吴徙溧阳而占籍焉。”孔潜之子孔应祥“始务治生产，以殖其家。”孔应祥之子为孔庭秀，“以谨厚克承先业。”孔庭秀之子为孔学诗，字文卿，元军攻至溧阳，孔学诗“乃赞其父率众诣军门，乡井赖之以完。”主帅欲官之，坚辞，从此隐居乡里，为乡里长者。子二人：汝舟、汝楫。孙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惟懋，均未做官。[50]孔汝楫字济川，以“友爱于兄而致富，颇忠于家法，”孔汝楫无嗣，养蒋氏之子惟和为后，汝楫死，庶子惟懋“渐习华靡，养子（惟和）亦如之，母陈（氏）不能制，渐至凋谢，后遇寇，家业一空。”[51]
  （六）泰州孔氏
  泰州孔氏始于孔端朝，他从衍圣公孔端友一起来到江南，定居衢州，[52]后来，“端朝出守泰，得赐田建家庙于州之东北，地因名孔家堢。”元代泰州孔氏子孙有五十五世孔瑛，为中山府学教授，其子孔希道，元末遭罹兵难，“挟碑渡江，与温、衢之派参会不诬。”[53]
  南宋时期，在泰州南面的泰兴县（元属扬州路），也有孔子后裔居住。最早来到泰兴的是孔子四十七世孙孔若罕，靖康之变以后，他避兵由曲阜南渡，本来想到衢州与衍圣公一支团聚，后留滞泰兴。泰兴位于长江沿岸，孔若罕“见河流达南江，询之老人，曰：‘此龙开河也，西北通淮泗。’因叹曰：‘吾洙泗龙泉之支流，其在兹乎？’遂筑室河上，与其子端志，各授弟子业，从游甚众。”泰兴孔氏定居以后，“乃有葘田百亩，人助以力，官复其税，戒子孙治生勿求富，读书勿求荣。邑大夫嘉之，易名龙开河曰‘扬教’，示崇化也。”孔若罕去世以后，孔端志克守父志，淳祐元年（1241）金军南侵，邑毁于兵。五十二世孔元虔兄弟始定居泰兴马州，咸淳年间，孔氏建马州书院，教授为业。元代马州孔氏无后，书院也荒废。[54]
  此外，元代江南孔子后裔还有江阴孔氏、永嘉孔氏和建康孔氏等，江阴孔氏始于孔垕，宋绍兴年间“以统制守江阴军，因家焉。”[55]永嘉孔氏来源不详，元初孔涛八岁时“郡文学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疏远而弗之亲。”[56]说明元初永嘉有孔子后裔。永嘉孔氏后人孔文杓字端卿，参加过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东征日本之役，失败后长途跋涉，步行回到江南。他根据这次离奇经历写成的《东征集》，受到学者方回的称赞。[57]建康孔氏见之记载的是孔元敬，仕于福建，“若子若孙，皆仕福建之地，”其孙孔汭由福建肃政廉访司经历，拜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使。[58]
  江南孔子后裔在元末明初逐步衰落，衰落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江南孔氏在元朝受到优待，家庭环境优越，在富贵面前，其后代渐趋奢靡，前面提到的溧阳孔氏就是如此。平阳孔文昇家族同样出现这一情况，文昇年老后，“遗法渐废”，孔齐季弟“不肯读书，不交好人，不习好行，惟市井辈是狎。”[59]孔齐入赘于外家丹徒吴氏，“尝见外戚之党烂其盈门。”[60]这种由于子弟、亲族不肖导致家族衰落，在中国古代非常多见，江南孔氏同样出现了这一情况。其次，战乱的影响，元末溧阳孔氏“遇寇，家业一空。”衢州孔氏元末“家庙芜不治，田若庐为戍兵所据。”[61]第三，江南孔氏子弟在元代做官较多，元朝灭亡无疑使其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明初江南孔氏优秀子弟大多“退处荒闲寂寞之野，以教子授徒为事。”[62]另外，明王朝只是优待曲阜衍圣公后裔，江南孔子后裔在免役、仕宦方面的优待取消了，只有衢州南宗之后孔彦绳在弘治六年（1493）被命世袭五经博士，主持衢州孔子庙祀。[63]其它江南孔子后裔已经与一般百姓无疑，其衰落自然也是不可避免。
  二、仕宦
  中国古代，仕宦是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元代江南孔子后裔一般都能充分利用元政府在出仕方面的优惠政策，争取仕宦的机会，为本人及家族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宋朝就有“故事，官先圣子孙”的记载，不过，如何对孔子后裔在仕宦方面进行优惠，却不见史料记载。[64]因此，一般认为“表章圣裔，昉于元朔。”[65]元朝江南孔子后裔虽然失去衍圣公封号，但元朝对南北圣裔同样采取优待政策，元朝对圣裔的优待政策，史料记载较多，苏伯衡记载：“昔有元致崇极于先圣，凡厥子孙，例得以布衣补州县学官。”[66]宋濂也记载：“故事，孔子之后得补文学掾。”[67]虽然学官并不是有实权的地方官，在江南地方政权体系中地位较低，但在江南儒士出仕非常困难的元朝，这仍然是对江南孔子后裔的莫大优待。圣裔任官的具体程序：
  凡孔氏后，得从其族长推举，移衍圣公府送所隶，类选注学校官，出身视庶姓优一等。[68]
  这样看来，江南圣裔要想入仕，需要其家族和曲阜衍圣公官府的双重认可，对“散而四方，坠在编户”的江南孔子后裔来说，就需要通过族谱证明自己圣裔的身份，否则可能就会“以谱裔不自，遭黜者不免。”[69]因此，江南孔子圣裔对自己的族谱非常重视，临江五十四世孔学礼、孔思深游京师求官，首先携其家谱到曲阜祖庭拜谒孔庙，取得认可后，再到京师。[70]平阳孔文昇“能继绍先志，撰述家谱，使后世子孙知本支之传，愈久而不忘。”[71]衢州孔涛一生“有《存存斋稿》未及诠次，惟《阙里谱系》一卷为成书。”[72]孔瀛元末流落四川、湖广、江西、江浙等地，“百具咸没，被垢衣，伥伥走，持孔氏《南北谱》唯恐失之。见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弗顾，”[73]
  江南圣裔的仕宦虽然一般都以做学官开始，但元朝规定，路学教授（正九品）任满，可以入流品官系列，选注县主簿。因此，他们中做地方官（或吏员）的也是大有人在。元仁宗恢复科举以后，由进士入仕，又成为江南圣裔做官的一个重要途径。江南孔子后裔在元代做官的较多，甚至出现了鱼目混珠的现象，引起一些江南儒士的不满。郑介夫指出：
  比年派谱不明，但姓孔者俱称圣裔，蠢然无学，即充路教；甫历初阶，即升八品。有实能、继圣学、明圣道者，反不得援例。夫子之道垂宪万世，凡天下之蹈仁履义者皆夫子之徒也，岂萃在一家一姓之中耶！若朝廷广延儒士，孔道大行，则生民蒙其福矣，非谓私其子孙以示尊崇之至也。[74]
  郑介夫的抱怨，反映了元代江南孔子后裔出仕的混乱状况，但从反面说明了元代江南孔子后裔做官的普遍性。江南孔子后裔仕宦情况见下表：

元代江南孔子后裔仕宦统计表

  上面统计了30位江南孔子后裔在元代的仕宦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其仕宦活动的特点：

  首先，江南孔氏各支仕宦情况差别很大。平阳孔氏仕宦最成功，有16人，占统计数量的53.3％，其次为衢州孔氏，10人，占33.3％，其它各支永嘉、建康、黟县、泰州各一人，溧阳孔氏无人仕宦（孔齐为孔文昇子，实际出于平阳孔氏）。
  其次，江南孔子后裔各代仕宦情况也有较大差别。最多的是五十五世，为10人，占统计数量的33.3％，五十三世为7人，占23.3％，五十四世5人，占16.7%，五十二世一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元朝历史发展情况相符。五十二世孙一般生活在南宋末年，元朝年事已高，错过仕宦年龄，一些人则因为在宋朝做过官，宋朝灭亡后不愿再出仕元朝。五十三世孙壮年是在世祖末年，当时元朝推行文教政策，笼络江南儒士，圣裔是主要的笼络对象之一，因此，孔氏做官之人较多。五十四世壮年时期大约在科举恢复以前的元朝中期，政局相对动荡，世祖时期的一些优惠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江南孔氏出仕人数反而下降。五十五世孙一般出生在元朝初年，恢复科举以后正值仕宦的最好年龄，科举的实行又增加了其做官的机会，因此，这一代圣裔做官的最多。
  第三，从江南孔子后裔做官的种类来看，做学官的15人，占统计总人数的50％，其次为地方官，有13人，占43.3％，其它官职较少，这与元代南人仕宦的情况相符，元代江南地方官一般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大多数南人儒士除了做政府吏员以外，就是做学官，想进入地方行政官系统非常困难，所以，江南孔子后裔做学官的最多，即使一些人做了地方官，一般也是官职较低的县主簿、县尹等。
  元代江南孔子后裔虽然官职并不高，出仕也出现一些混乱状况，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其仕宦经历还是对江南社会发展做出了比较明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江南儒学教育发展的贡献。
  江南孔子后裔对江南儒学教育的发展有特殊的责任感，孔文定就认为：“教授官虽卑职，则儒师职也，诚能得英才而教育之，以称明时兴文右儒之意，其功异于他官奚翅百倍。”[75]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在做官期间，他们一般都能尽其能力推动当地儒学教育的发展。孔森为庆元路翁洲书院山长时：
  翁洲在海上，去城府远，有司不暇顾，殿宇颓圮，米廪弗给，释奠不备。君走谒于郡守，以修葺废坠为请，郡守是之，书院遂得一新。为山长三年，禄米仰于郡庠，俸钱给于府库，无所自遂。韭盐之况，处之裕如，人曰：孔氏之为学校官者，盖如此。”[76] 
  此外，孔文栩为义乌县学教谕，“以师道自任，士论翕然归之。” 至治元年（1321）改调吴江教授，“所至必兴学校，以教化为先，诸生具有成绩。”[77] 孔涛在做溧阳州儒学教授期间。“新其庙学，而士多苦于徭役，为白诸台府，悉蠲之。”[78] 孔公俊为同安县尹，也是“建大同书院于学宫东，以祠紫阳。”他后来做邵武县县尹时，又“大修学宫以作士。”[79]这些例子说明江南孔子后裔对元代江南教育发展的贡献。
  第二，体察民间疾苦，改良政治。
  江南孔子后裔做官期间，一般都能平反冤狱、均平赋税、救济灾荒、惩办盗贼，做到“仕州县为良吏，师学为儒宗”，[80]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对改良政治，维护江南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类似例子在有关资料中也很多。孔旸为衢州录事，“民汪明之兄弟争家财，吏展转逑赂，数岁不决。”孔旸为之调解，讲明大义，“其兄弟立感悟，叩头曰：‘不敢复烦官府矣。’”浙东亷访佥事宝宝巡视衢州，“委以难决之狱，凡所平及，无不服其明。”他在任庆元县尹期间，廉访使余阙命之均赋税，他“令民以田亩多寡自占，不实，罪及邻保，立法周而用法严，民自占无敢不以实。赋以田制，役以赋定，富者幸兑，贫下重困之患遂除。”[81]孔瀛为海阳、沅江二县县尹，“二邑民安之。”[82]孔昭孙皇庆元年（1312）任慈溪县主簿，“饬躬以廉，民莫敢病。”后任江浙行省掾史，“会岁侵，计富人籍田出粟以赈，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辄减，宰辅奇之。”[83] 孔涛为吴江州判官，“州濒太湖，故筑堤以御水，缮修无时，病民特甚。君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纾。……邻州饥，宪府俾君往赈之，全活甚众。”孔涛后调桂阳州判官，“广寇窃发”，他“单骑直抵獠穴，谕以祸福，皆詟伏听命，人赖以安。”[84] 孔灏为遂安县主簿，“莅政数月，治有成绩。”[85]孔公俊为邵武县县尹时，“邑新被寇，存恤劳徕，惠化兼施。”[86] 
  总的来看，江南孔子后裔的仕宦是成功的，他们不论是做职位较低的学官，还是做一般的地方官，都能恪守其祖孔子之训，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对元代江南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正如前引郑介夫所说，江南孔子后裔中“蠢然无学”的官吏也大有人在，只是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还不能就这方面展开论述。
  三、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研究江南孔子后裔的基本内容。下面从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考察。
  1、社会交往
  游学是江南士人扩大社会网络的重要方式，江南孔子后裔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如孔文栩“乃以至大间辞亲出游，若紫阳方公回、淮阴龚公开、南阳仇公远、四明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长孺，公遍游其门，而见闻益充，造诣益深。诸公亦喜为之延誉，名闻于一时。省宪二府若大明高公昉、东平王公侯争引拔之”[87] 孔涛“间出游郡庠，别驾陈公刚中大奇之。年二十，举茂材异等，一时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胡长孺），吴兴赵公（赵孟頫），巴西邓公（邓文原），无不器重焉……由是学益进，声誉益进。”[88] 
  除了游学以外，江南孔子后裔在做官期间以及平时的生活中，也非常重视社会交往。孔昭孙在做庆元路儒学教授期间，曾向当地知名学者王应麟登门请教，与其建立了师生关系。[89]他与庆元名士袁桷、[90]戴表元、[91]陈著[92]交往密切，孔文昇为官期间，与地方士人及知名地方官都有密切交往，贡奎一家、宪使卢挚、徐琰等与之关系密切。[93]现将江南孔子后裔的社会交往情况统计如下： 

江南孔子后裔社会交往统计表

  注：本表中交往对象有的与孔氏多人交往，表中只收一次，本表中交往对象的身份一般为交往时的身份。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江南孔子后裔社会交往的对象比较广泛，以儒士为主，包括江南地方官、地方监察官、学官以及到元朝中央任职的江南儒士。另外，江南孔氏仕宦比较成功的家族，社会交往也比较广泛，反之，仕宦不成功的家族如溧阳孔氏，其社会交往面则比较狭窄。
  2、日常生活与社会地位
  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的生活比较优越、稳定，如孔文栩夫人汪氏“善生理，家业日殷。”[94]孔瀛也是“生纨绮家，遇风日佳时，必张乐设燕为乐，赵歌燕舞交错乎后先，公颓然自放其中，适甚。”[95] 溧阳孔氏虽然无人入仕，但其家族也是当地的富有之家，孔学诗祖父孔应祥就开始“务治生产，以殖其家。”其父孔庭秀又“以谨厚克承先业。”[96] 所以，元初时的溧阳孔氏就已经比较富足。大德十一年（1307），江南发生饥荒，孔学诗“食其饿者，痊其殍死者。”天历二年（1329）江南再次出现饥荒时，他又“倾廪粟以助官府之弗给。”[97]显示了溧阳孔氏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
  孔齐所在的溧阳孔氏也是当地富有之家。孔齐祖潼孙，父文昇，原为平阳孔氏一支，潼孙死，文昇赘于溧阳沈氏，因家溧阳。孔文昇时，家族开始“富盛”。[98]孔氏分沈氏居之半，以为别业，还多蓄书卷，平昔爱护尤谨，虽子孙未尝轻易检阅。[99]文昇在宦游江浙期间还多拓得碑刻、墨本，加上孔齐的续收，达数百件。[100]孔文昇初颇厌冷官（学官），授上元县学教谕、常州路学正均不就。至元三十一年（1294）浙东肃政廉访司荐为书吏，“以入仕获免沈家杂泛差役，铺夫贱吏，本州悉除放之。”[101]这说明其家庭在当地已经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孔文昇的入仕，给其家族发展带来机遇，“仕而得禄，家用日饶。”[102]至于其日常饮食，孔齐记载道：
  先人平日不食糟姜、胡椒及炙煿之味，以其动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荤心损目且秽气也。不食盐物，以其伤肺动咳嗽也。曰惟猪肉、肾、肚脏、蹄膊等，肉必烂熟而进，或鲫、鳊、白鳜以为常馔，羊、牛、鸡、鹅则间进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则鹿、野凫和萝卜及蒸鸭子和鲟鲊常进。天寒饮鸡子和葱丝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狐、山鸡之雄者，鹌鹑、斑鸠之类，余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常喜食糖蜜及时果，剩贮小奁，置之左右，日不可缺。暮夜必以炒芝麻和干饼，擂作糊茗以进，盖欲润肺肠也。[103]
  从这个日常食谱，可以看出孔齐家族生活的优越与奢华。
  上面有关江南孔氏优裕的日常生活，是其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社会地位较高，首先表现在他们在江南士人中受到广泛的尊重。元初奉化儒士杜世学为庆元路学正，已经赴任，“有孔昭孙者亦奉檄来署是职，人曰：‘先后之叙不可夺，’君独谓：‘孔君，圣人胄，我不可以先之。’”[104] 反映了江南士人对孔子后裔的尊敬。游学是元代江南士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森说：“吾族人昆弟类出，游学四方，所至学校官莫不折节而迎，适馆授学不敢后，故吾族人昆弟多所成就。”[105]学官对孔子后裔的游学的支持，同样反映出他们在江南士人中的地位。
  其次，孔子后裔在江南社会和政治生活也中受到尊重。孔瀛为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乘马出，道逢宣政使，趋从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让之，公曰：‘我真圣人之裔，官乃为浮屠，岂应相避邪！’”[106]皇庆二年（1313）孔子后裔某为江浙行省掾史，虽然他“身躯短小，仅与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牍文，必用低凳阁足令高”，江浙行省丞相脱欢还是“以其先圣子孙且才学优长，甚礼遇之。”当时仁宗下诏以理学家许衡为孔庙从祀，许衡之子某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祭祀时他以孔某“风度不雅，因小过叱之退”，脱欢反驳说：“它（他）祖公容得参政父亲坐（指元朝下诏以许衡为孔庙从祀——作者），参政反不容他一个子孙立耶？”许某羞愧不已。[107]
  第三，即使在穷困时期，江南孔子后裔也仍然以自己的身份为骄傲，孔森少时父亲去世，依叶氏姊生活，“叶氏无子，言于章夫人欲以为子，时君方八岁，其母曰：‘我家幸托圣人之系，何可后他姓以自贬哉？’”[108]这同样反映了江南圣裔的社会地位。 
  四、结论
  中国历代王朝都尊崇孔子，以体现其政治的合法性，元朝对孔子后裔的优待当然也是出于这一目的。不过，元朝是蒙古统治的王朝，江南儒士集团的处境和社会地位都有所下降，儒家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受到挑战。元朝对孔子后裔的优待政策，使江南孔子后裔成为江南社会中一支维护儒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力量，具有特殊意义。
  虽然元代江南孔子后裔不一定都是儒士，但他们中的大部分组成了江南社会中一个活跃的儒士群体，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承袭者自任，与众多江南儒士互通声气“危坐论古今，各欲以名节相勉”，[109]对扩大江南儒士影响、传承和发展儒学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的仕宦比较成功，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论是在学官还是地方官、地方监察官的岗位上，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对江南教育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明显的贡献。正是由于江南孔子后裔的上述影响和贡献，他们得到了江南儒士的支持和尊敬。整个元朝，江南孔子后裔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生活也比较优裕。作者：申万里

[1] 本文所论述的“儒士”，也称“士大夫”。宋朝以来，由于文治的推广和科举的盛行，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士族的，新型的以儒为业的士大夫集团。元代的士大夫虽然在仕宦和社会地位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仍然成为传统汉文化的主要代表。江南孔子后裔宋代就有习学儒学的传统，属于士大夫阶层，元代的孔子后裔仍保持着习儒的传统，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儒士，是江南儒士群体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群体。
[2] 脱脱《宋史》卷十二《仁宗纪》，第237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
[3] 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元史研究论稿》第324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
[4] 张能鳞《重修梧塍孔氏家庙碑记》，《江南通志》卷三十九《舆地志·松江府》，页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脱脱《宋史》四百二十四《孙子秀传》，第12664页。
[6] 丁国范《敬斋至正直记三议》，第64－67页，《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
[7] Thomas A. Wilson,“The Ritual Form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3(1996.8)pp.559-584.
[8] 见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第70－119页，《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黄进兴《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四分，1993年12月。
[9] 据宋濂《孔氏谱系后题》：宋代还有“（孔）端植之迁鄂，（孔）琯之迁抚，（孔）瓒之迁吴兴。”（见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四册，第207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不过元代史料中没有发现此三人后裔的情况，暂不列入讨论范畴。
[10] 脱脱《宋史》卷一百十九《礼制》，第2800页。
[11]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四十三《衢州府》，页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脱脱《宋史》卷一百十九《礼制》，第2800页。
[13] 衍圣公袭封混乱的情况，见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第332-337页。
[14]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四十三《衢州府》，页十五。
[15] 宋濂《元史》卷十二《世祖纪》，第248页，中华书局1992年9月。
[16] 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页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页二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18] 陈镐修，孔弘乾续修《阙里志》卷二《历代宗子封爵》，页四一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19] 程敏政《明文海》卷一百十九，页十二《圣裔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一《褒崇祖庙记》北京图书馆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影印清嘉庆二年刻本（见《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第669页）。
[21] 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元史研究论稿》第335页。
[22] 胡翰《胡仲子集》卷六《孔氏家庙碑》，页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何乔远《闽书》卷五十六《文蒞志·建宁府·崇安县》，第155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报2月。
[24] 陈旅《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安雅堂集》卷六，页十九。
[25] 黄溍《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页二十。
[26] 何乔远《闽书》卷五十五《文蒞志·泉州府·同安县》，第1482页；卷六十三《文蒞志·邵武府·邵武县》，第1808页。书中记述孔公俊为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人，误。
[27] 陈旅《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安雅堂集》卷六，页十九。按：这里的孔公俊、孔公溥与前面的孔克和、孔克逊同为孔楷之子，但名字不协调，原因待考。
[28] 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三《故遂安县主簿孔世广墓志铭》，页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页二十。
[30]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袁州知事孔君墓志铭》，第245页，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31]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四十三《衢州府》，页十四。
[32]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二《故元吴江州儒学教授孔公墓志铭》，页八至页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33]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忠卿阴德》，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34] 赵孟頫《阙里谱系序》，《赵孟頫集》卷六，第141页，任道斌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
[35] 孔齐《至正直记》卷四《戴帅初破题》，第128页。
[36] 孔文昇的由浙西廉访司掾史改仕太平路教授，任官程序不规范，受到江南士人郑介夫的批评，他在其奏议中写道：“孔文昇系浙西廉访司书吏，巡按常州，改作文声，虚称历任学正，满考自行体覆，捏合入府州选。又以宣圣子孙，即升太平路教授，除命已下，犹在宪司勾当。如此诈伪，而省部更不究问，实为孔门之玷，风宪之羞。”见陈得芝、丘树森主编《元代奏议集录》（下）第6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
[37] 弘治《溧阳县志》卷四。据丁国范先生在《敬斋至正直记三议》（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第64－67页）中考证，孔齐为“孔克齐”的自称，不存在“孔齐”之名。持以上观点的，还有顾诚《〈至正直记〉的作者为孔克齐》（《元史论丛》第六辑），尤德艳《关于〈静斋至正直记〉及作者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3期）等。
[38]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娶妻苟慕》，第53页。
[39]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妻死不葬》，第58页。
[40]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遗山奇虎》，第77页。

[41] 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页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孔公墓志铭》，页一至页二。
[43] 吴澄《吴文正集》卷十四《送孔教授归拜庙序》，页二十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
[44] 见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清江三孔集》提要。
[45] 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四《送清江孔学礼谒曲阜诗卷序》，页十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洪武十七年刻本。

[46] 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五《送孔学在诗后序》，页三。
[47] 揭徯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孔氏谱序》，第282页，李梦生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48]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四《送乡贡进士孔元用序》，第237页，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49]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六《送孔惟中归临江》，第171页。
[50]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溧阳孔君墓志铭》，页三。
[51]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家法兴废》，第68-69页。
[52] 宋濂《孔氏谱系后题》，《宋濂文集》第2074页。
[53]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十三《衍泽堂记》，页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54] 王逢《题马州书院有序》，《梧溪集》卷二，页十六，中华书局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1999年6月版。另见于（清）张景星等编《元诗别裁集》第105页，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年2月。
[55] 《江南通志》卷三十九《舆地志·松江府》，张能鳞《重修梧塍孔氏家庙碑记》，页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页二十。
[57]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孔端卿东征集序》，页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忠卿阴德》，第16页。
[59] 孔齐《至正直记》卷四《季弟患疾》，第132页。
[60]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外戚之患》，72页。
[61] 宋濂《故检校孔君权厝志》，《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十，第316页。
[62] 徐一夔《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始丰稿》卷十三，页三。
[63]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理学诸臣传》，页六，四部丛刊三编本。
[64]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孔公墓志铭》，页二。
[65] 张能鳞《重修梧塍孔氏家庙碑记》，《江南通志》卷三十九《舆地志·松江府》，页二十一。
[66]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二《故元吴江州儒学教授孔公墓志铭》，页九。
[67] 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十《故检校孔君权厝志》，第316页。
[68] 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页三。

[69]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十三《衍泽堂记》，页十二。
[70] 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四《送清江孔学礼谒曲阜诗卷序》，页十五；卷五《送孔学在诗后序》，页三。
[71]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六《阙里谱系序》，第141页。
[72]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页二十。
[73] 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十《故检校孔君权厝志》，第316页。
[74] 陈得芝、丘树森《元代奏议集录》（下）第9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
[75] 吴澄《吴文正集》卷十四《送孔教授归拜庙序》，页二十四。
[76] 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页三。
[77]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二《故元吴江州儒学教授孔公墓志铭》，页九。
[78]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袁州知事孔君墓志铭》，第245页。
[79]何乔远《闽书》卷五十五《文蒞志·泉州府·同安县》，第1482页；卷六十三《文蒞志·邵武府·邵武县》，第1808页。
[80]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孔公墓志铭》，页一。
[81]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孔公墓志铭》，页二。
[82] 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十《故检校孔君权厝志》，第316页。
[83]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袁州知事孔君墓志铭》，第245页。
[84]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页二十。
[85] 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三《故遂安县主簿孔世广墓志铭》，页七。
[86]何乔远《闽书》卷五十五《文蒞志·泉州府·同安县》，第1482页；卷六十三《文蒞志·邵武府·邵武县》，第1808页。
[87]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二《故元吴江州儒学教授孔公墓志铭》，页八。
[88]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页二十。
[89] 孔齐《至正直记》卷四《四明厚斋》，第147页。
[90]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袁州知事孔君墓志铭》，第245页。
[91]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三《送孔明远序》，页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92] 陈著《本堂集》卷二十二《次韵衢州孔明（达）[远]官郡学得代诗送行》，页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 孔齐《至正直记》卷四《先君教谕》，第136-137页。
[94]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孔教授夫人汪氏墓志铭》，页八。
[95] 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十《故检校孔君权厝志》，第316页。
[96]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溧阳孔君墓志铭》页三。
[97]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溧阳孔君墓志铭》，页三。
[98]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忠卿阴德》，第16页。
[99]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第39页。
[100]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收贮古刻》，第61页。
[101] 孔齐《至正直记》卷四《先君教谕》，第136-137页。
[102]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美德尚检》，第50-51页。
[103] 孔齐《至正直记》卷三《不食糟辣》，第84-85页。
[104] 董复礼《主簿杜君行状》，《四明文献集》卷下，1935年四明张氏约园排印本。
[105] 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页二。
[106] 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十《故检校孔君权厝志》，第316页。
[10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孔掾史》，第246页，中华书局1997年11月。
[108] 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页二。
[109]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袁州知事孔君墓志铭》，第245页。

原文来自 “光明人家-65X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dff1c0102e90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