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部一百卷的《闕里文獻考》，專載闕里及孔子故實，作者是清代學者、孔子六十九代孫孔繼汾。闕里即孔子故居，相傳爲孔母顏徵在攜孔子移居魯都棲身之所，以城中有二石闕，故名闕里。孔子於此幼學揖讓，長而設教，删述六經，垂憲萬世；孔氏後裔聚居於斯，恪遵遺教，詩禮傳家，代有賢俊。司馬遷對孔子深懷景仰，於《史記》中將孔子列入“世家”， 尊爲“至聖”，加以表彰。其後，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代增隆重，不勝枚舉。由此孕育而生的闕里文獻，自宋代孔傳《東家雜記》以來，亦續有增輯，代不乏述。其中，条理整密，内容翔实，堪称上乘，傳且能久者，當以孔繼汾所著《闕里文獻考》爲最。

孔繼汾字體儀，號止堂，六十八代衍聖公孔傳鐸第四子，繼室徐夫人出，雍正三年（1725）五月初二日生於曲阜衍聖公府。其父孔傳鐸字振路，號牖民，喜讀書，工文詞，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精於《三禮》，學識廣博，著述頗豐。雍正十三年（1735），孔傳鐸病逝。因長子孔繼濩早逝，長孫孔廣棨襲封衍聖公。孔繼汾幼承家學，年少失怙，徐夫人督責甚嚴，每遇家庭有大事，若祭祀及賓客，必使隨諸長者後，隅坐隅立，習禮法，廣聞見。乾隆三年（1738）春，年僅十四歲的孔繼汾隨衍聖公孔廣棨入京陪祀辟雍。禮成，召見乾清宮，依恩例准貢，入國子監肄業。及長，篤志力行，好學博通。九年（1744），襲封衍聖公孔昭焕遵照甲子年大修族譜的規定，纂修《孔子世家譜》，孔繼汾名列四編次之一。十二年（1747）秋，中山東鄉試。

十三年（1748）二月，高宗幸魯，首次親奠孔子，新科舉人孔繼汾充引導官，儀節罔愆。祭畢，又於詩禮堂進講《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以講書稱旨得乾隆帝贊賞，諭曰：“其引駕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内閣中書用。”據孔繼汾自言，此次任職，乾隆帝原欲授以主事，曾諭協辦大學士傅恒曰：“孔繼汾新中式，顧令得成進士乃佳爾。”傅恒奏云：“惟中書始仍可會試。”故以中書用。由此可見，乾隆帝對孔繼汾印象頗佳。故於是年秋，即補誥敕撰文中書舍人。十五年（1750）夏，辦理軍機處行走，“每巡幸，輒扈從”。十七年（1752），軍機大臣舉勤職，稱其“行走勤慎，材堪造就”，擢授户部額外主事。十八年（1753）夏，補廣西清吏司主事。是年八月，乾隆帝親詣太學釋奠，孔繼汾“以户部主事得請，亦與陪祭”。青年時代的孔繼汾頗受乾隆帝看重，仕途順暢。然而，科舉之路却滯礙難進。其間數年，三應會試，皆不第。對此，孔繼汾無奈自嘆：“三黜南宮，終廁員農部，固其中有數，實繼汾不肖，是以不能仰副恩意也。”

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爲穩固邊疆，擬用兵準噶爾。刑部尚書劉統勳受命協辦陝甘總督事務，籌備進剿官兵器械糧餉。起程前，劉統勳上奏“以汾偕行”，擔負文書之責。明年夏，清廷出兵西北，俘獲達瓦齊，平定準噶爾。孔繼汾因辦事勤懇，“奏敍紀録”，回京供職。乾隆帝以武功耆定，命纂《平定準噶爾方略》，並擬仿照康熙帝平定三藩告祭孔廟例，告武功於闕里。剛至熱河行在的孔繼汾，得知大典將舉，爲報效上恩，遂請假先歸，以效前驅。當年十月，返回曲阜，協助衍聖公孔昭焕修葺林廟，籌備迎駕事宜。

二十一年（1756）正月，衍聖公孔昭焕因與曲阜知縣孔傳松在除道清塵、采辦米豆柴草等事項上孔廟廟户應否當差問題上發生爭執，上疏指責地方官“額外派辦派買”，不依成例優免廟户雜差，奏請“將現存户丁酌留五十户，其餘户丁改歸民籍，交地方官編審，與民籍一體當差”。乾隆即位之初，即頒旨嚴禁私派，“民間偶有興作，亦皆動帑予直”，故而對孔昭焕所奏“派辦派買”一事尚不知究竟爲何項差使，“或東省尚有此陋習，則概當嚴行禁止，不獨廟户爲然”。然而，當他細阅摺内情节，又生疑竇，“如因明年曲阜應辦橋梁道路而言，……即衍聖公尚當卻掃，豈可以領價供役，尚謂地方官派累煩苦”，況且“東巡派令修路，則修路皆動官項雇夫。然令地方官捨本地之人不雇派，而令遠派他處之人，必無是理。況既給價，則非强派”。而對東巡擾民深爲忌諱的乾隆帝，由此認定孔昭焕所奏“名爲裁減廟户，撥歸民籍，實則謂廟户不免派累，歸咎有司”。遂於正月初四日諭命署理山東巡撫白鍾山逐細詳查，據實具奏。又因孔昭焕夫人陳氏乃文淵閣大學士陳士倌的孫女，乾隆也疑其倚恃外姻之勢，互相倚庇，特命陳士倌繕寫諭旨寄字與孔昭焕，戒其安分自守。

孔昭焕隨即上疏自辯，指稱“曲阜縣上年派辦米豆柴草等項”，又奏鄒縣知縣私毀孔孟遵例免差碑碣。正月二十日，乾隆帝下旨，命軍機處將孔昭焕奏摺一併鈔寄白鍾山，查明速行奏聞。

白鍾山覆稱，爲迎接駕臨幸曲阜，“舉凡平治道路，修造橋梁，俱遵旨照依民間時價，發帑購買物料，雇覓人工，並無絲毫擾累里民之處。”既然没有額外派辦派買之事，衍聖公又爲何與有司齟齬？白鍾山指出，曲阜本彈丸小邑，廟裔佃及樂舞禮生居其大半，民户僅有三分之一，加之地處偏僻，不通商賈，不得不於本境零星采買。“但廟佃裔户人等，類多附托，概不應承，以致地方官呼應不靈，甚爲掣肘。”在白鍾山看來，衍聖公與地方官互爲牴牾，其中固然有孔昭焕“年輕寡識、不諳大體”以及“有糧之家依托廟户、影射居奇”等因素，而更爲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孔昭焕少年怯懦，“任聽伊叔祖孔繼涑、告假主事孔繼汾指使把持。”實際上，這無異於將孔繼汾等人視爲引發紛爭的始作俑者。

乾隆本就懷疑孔昭焕上疏另有隱情，得知孔繼汾參與其中“主持慫恿”，嚴斥其“憑藉家世，把持生事，殊不能安分自愛”。正月二十三日，乾隆帝降旨：“孔昭焕雖云年少，已非幼穉無知可比，本應交部治罪，姑念其爲聖人後裔，著加恩免其交議。孔繼涑、孔繼汾，著交部嚴察議奏。”二月初二日，針對孔昭焕所云“私毀遵例免差碑碣”事，又據白鍾山奏覆，所刊碑文“查非敕建与部颁之文，该县阻其豎立，尚无不合”，嚴責孔昭焕“既袒護陳奏於前，仍復巧詞緣飾於後”， 再下諭旨，將孔昭焕“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居鄉多事者戒”。

吏部遵旨議奏：“孔昭焕袒庇廟户，武斷滋事，應革去公爵。主事孔繼汾、貢生孔繼涑主持干與，應革去主事、貢生”。 二月十一日，得旨：“（孔昭焕）尚屬年少無知，著加恩免其革退公爵。孔昭焕其閉户讀書，勉承祖訓。……餘依議”。懷抱一腔熱忱，請效犬馬奔走之勤的孔繼汾，遂因卷入與地方官的紛爭而被革職。就乾隆朝對文職官員的處分而言，革職是最爲嚴厲的處分方式，一般是在涉及刑事犯罪時才并列采用，單純革職的很少。顯然，這是乾隆帝對孔繼汾不安分自愛，干預地方公事發出的警告。

經此打擊，前程一片大好的孔繼汾不免灰心疏慚，自言：“負罪嬰釁，理無可寬，悔恨徬徨，永甘廢錮”。是年夏，雖經吏部奏請捐復，得復原官，但因生母徐太夫人春秋漸高，時有疾，且常以“性戇多忤物，居官非所宜”之言爲戒，孔繼汾遂順承母志，從此杜門謝客，閉户讀書，日以著述爲事，先後撰成《闕里文獻考》《孔氏家儀》《家儀答問》《劻儀糾謬集》《嫡系小譜》等著作。

乾隆四十九年（1784），孔繼汾生母徐太夫人去世。“徐太夫人”爲衍聖公孔傳鐸繼室，名昭，浙江德清人，禮部侍郎銜翰林院侍讀徐倬孫女、工部尚書徐元正三女。孔繼汾讀書著述的平静生活，因生母營葬一事再生波瀾。

徐氏念丈夫孔傳鐸去世已久，不忍令子孫啓墳合葬，“愛防陰山水，命治壽藏于啓聖墓東偏”，孔繼汾爲表孝思，“欲依我太夫人，亦卜兆于林外東南”，乾隆三十六年（1771）仲冬甲寅壙成。按照孔氏家族的慣例，自孔子逝後，孔氏子孫皆圍繞孔子墓結冢而葬。至清康熙年間，已形成面積廣大的家族專用墓地——孔林。而啓聖林則爲孔子父母合葬處，兩千餘年間向無孔氏附葬之例。當年爲徐氏營造墓穴之時，衍聖公孔昭焕態度究竟如何，難以揣知。孔昭焕病故後，孔憲培襲封衍聖公，他對在啓聖墓側營葬一事十分排拒，便呈文山東巡撫明興，明興隨即上奏：“衍聖公孔憲培呈稱，伊曾叔祖繼汾、繼涑先於啓聖林墓側營造虛墳，内置衣髮齒甲，現欲將繼高祖母徐氏議葬於所修虛墳之内。竊思祖林乃奉勅建立，從無孔氏附葬之例，仰祈查奏施行。”九月初七日，内閣奉上諭：

啓聖王林，爲至聖發祥之地，春秋官爲致祭。徐氏以一婦人，且係衍聖公孔傳鐸第三繼室，豈容於墓側違例營葬。不特於風水有礙，且揆之典制，亦斷無此理。孔憲培於伊繼高祖母營造虛壙時，雖未經阻止，今既呈明更正，尚屬可原，孔憲培著免其議處。至孔繼汾、孔繼涑身爲聖裔，且曾登仕版，自應恪遵祖制，照例將伊母安葬。乃於徐氏營造虛墳，既不能奉阻於前，仍復固執於後，殊屬非是。孔繼汾、孔繼涑，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其虛墳著即剷平。

平心而論，作爲衍聖公孔傳鐸的繼室，徐氏不欲葬於孔林，而屬意於啓聖林内造墳營葬，不特於情理難通，也顯然有違祖制。而諳熟廟庭典禮的孔繼汾不僅未加阻止，而且還在啓聖林外東南方向爲自己選定了一處墓穴，亦属匪夷所思。此次事件，孔繼汾以營葬獲咎,儘管乾隆帝也認爲“究屬伊家務，尚無别項情節”，但諭旨中“殊屬非是”一語，確然無疑地表明，乾隆對孔繼汾的“不安分”已深懷成見。所以，他並没有打算輕松放過孔繼汾。

同日，乾隆帝又發一道諭旨，專論孔繼汾的處分問題：

孔繼汾曾爲軍機司員，朕所素知。設使伊小心謹慎，早已用爲道府，皆因其越分多事，是以未經擢用。且伊爲其母徐氏鍾愛，所有從前衍聖公私蓄全行給與，朕深悉此事。若孔繼汾獨擁厚貲，在籍安分自享，原可置之不論。今乃於啓聖林墓側營造虚墳，内置衣髮齒甲，欲將伊母違例附葬，經孔憲培呈明，仍復始終固執，殊出情理之外。僅予議處，不足蔽辜。著明興即傳唤孔繼汾至署，令其自行議罰銀三四萬兩，解交河南漫工充用，以示懲儆。

二十餘年過去，乾隆帝對孔繼汾的“越分多事”依然耿耿於懷。此次孔繼汾在“違例附葬”一事上“始終固執”，且在籍“獨擁厚貲”，不能“安分自享”，再一次激怒了乾隆。曾獲罪戾之人，無所敬懼，若“僅予議處”，復使其坐享豐盈，未足以示罰。故而，乾隆諭示明興，命其傳唤孔繼汾，令其自行議罰。無奈之下，孔繼汾只得“自行議罰銀五萬兩”。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爲孔繼汾人生命運走向大轉折的不祥預兆。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曲阜原任四品執事官孔繼戌具文上呈山東布政司馮晉祚，稱“革職捐復主事孔繼汾著《孔氏家儀》一書，内有增減《會典》服制，並有‘今之顯悖於古者’，‘ 於區區復古之苦心’字樣。職閱之心寒，不敢不據實稟明”，並粘簽呈送《孔氏家儀》一本，以備核查。山東巡撫明興得報後，因該書涉及禮義問題，事關重大，不敢怠慢，即飭布政使馮晉祚、署按察使陳守訓“再行逐細磨勘”，一面飛飭曲阜縣查取《孔氏家儀》板片，傳唤孔繼汾赴省訊取確供。

《孔氏家儀》一書，原係乾隆二十七年衍聖公孔昭焕續娶時，向叔祖孔繼汾咨問儀註，彼時有浙江舉人江衡勸説孔繼汾何不將家庭吉凶諸事俱撰成儀註，孔繼汾乃檢尋家牘，核諸禮經，纂輯成書，於乾隆三十年刊刻行世。其内容不過記載家庭儀節、俗間通行之事，原不關係朝廷典制。因此，對孔繼戌所謂“增減服制”的控告，孔繼汾據理爭辯：

惟服制一項必應遵照律令，而律文以簡該繁，原有待人推原比照之處。俗人不盡通曉，往往疑不能决，故此書於嫡孫條内申明，“不善於讀律者，恐失律意”之語。間有竊取《欽定儀禮義疏》之處，因《義疏》係欽頒之書，故敢與律參用。

   

關於書中“今之顯悖於古者”一句，孔繼汾辯稱：“説底是家庭現今行事有顯悖古者祖風之處。凡書内古、今二字，都是指今俗古俗，並非指斥今制有干違悖。”他再三表明心迹：“繼汾世受國恩，身登仕版，何敢萌狂悖之心!”當初做這書時，并不是無端要議論服制，因家庭之間遇有喪事就要穿服，不得不考較一番。“俱係於律内推求，並非於律外添設”，書中服制四條，“不過要發明律意，並不敢議律妄作”。對於孔繼戌的檢舉揭發，孔繼汾則指爲挾私報復：“去年曾因太常博士懸缺，繼戌圖得此缺，前衍聖公不允，咨補繼汾之子廣册，想因此誣首。”

儘管孔繼汾的剖辯有理有據，且明興對孔繼戌“收藏此書有年，既知其有違礙，何以不早行舉首，有無挾嫌”的控告動機不無懷疑，但他仍認爲《孔氏家儀》書内“詞氣字句狂謬之處甚多”。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明興上奏朝廷，指孔繼汾“著作《家儀》一書，逞其臆見，妄生議論，指摘令典。迨經傳訊，猶復强詞支飾，殊屬狂妄”,請將孔繼汾革職，送交刑部嚴行治罪。同時，飭行布政使馮晉祚親詣曲阜，會同衍聖公孔憲培，將伊族《家儀》一書俱行收繳。

乾隆接報之後，大爲震怒，便有意借題發揮。三月初十日，頒下諭旨：

孔繼汾曾任司員，在軍機處行走，其人小有才幹，若能安分供職，自必早加擢用。以其居鄉多事革職，本非安分之人，故棄而弗用耳。彼應安分改過，乃敢著《家儀》一書，則因其平日抑鬱不得志，借以沽名紓忿，其心更不可問。若使仕宦通顯，必不以著述爲能。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其書中動以遵聖爲詞，則伊從前於啓聖林内，爲伊母豫造生壙，上年欲將伊母營葬一節，爲遵聖乎？爲違聖乎？其居心行事，豈不顯然相背。孔繼汾著革職，拏交刑部，交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孔繼戌亦著解部質訊。至孔繼汾身系聖裔，即其書果有狂妄，亦祇應罪及其身，其子弟族眾，均毋庸連及，以示朕尊崇先聖、加恩後裔之至意。

在對孔繼汾沽名紓忿、進退無據的痛斥中，乾隆的恨恚情緒得以淋漓盡致地表露。也正由於乾隆的主動介入和干預，使得《孔氏家儀》從略涉“詞氣字句狂謬”的普通訴訟案轉化爲一場文字獄案。

乾隆諭旨發出的第二天，衍聖公孔憲培就奉山東巡撫之命傳諭全族：“無論近房遠族各生，倘有存貯《家儀》一書，並此外有繼汾所著别書，立即呈繳。如敢隱諱匿藏及瞻徇觀望者，一徑查出，從重究擬。事關奏辦案件，隨收隨繳，定限十日内，悉行收繳齊全，毋得遺漏。飛速火速!”三月十四日，明興又遵照刑部“作速將孔繼汾家中有無著有不法書籍，嚴行搜查”的命令，再命布政使馮晉祚馳赴曲阜，會同衍聖公孔憲培，嚴密搜查。

後據明興奏稱，此次共搜得“《闕里文獻考》一部，《闕里儀注》附《劻儀糾謬集》三卷，《喪祭儀節》一本，《樂舞全譜》一本，《孔氏家儀》兩本”，當即傳唤孔繼汾之胞弟繼涑、親子廣森、親侄廣彬等，隔别訊追。僉稱“此外並無自著已刊書集及未刻草稿。孔繼汾平日並不能詩，亦别無詩稿”等語。查傳孔氏族長孔貞梓，族中舉人孔廣棻、廣栻等，逐一訊問，僉稱“平日耳聞目見孔繼汾所著之書，實止此五種”，並據呈繳《家儀》六本。所查五種書籍中，《闕里文獻考》曾經前衍聖公孔昭焕恭呈御覽，無須再爲磨勘；其它三種，“率同兩司等悉心查閲，委無違悖字句”；至《孔氏家儀》，“雖非坊間發售之書，但自三十年刊刻至今，孔氏族中收藏之人，自必不少。今搜獲及呈繳者，僅止八本，恐有不實不盡。現仍令衍聖公差官嚴查，悉行追繳解省，毋使稍有藏匿遺漏。”明興隨即將孔繼汾與《闕里儀注》附《劻儀糾謬集》一本，《喪祭儀節》一本，《樂舞全譜》一本一併解交刑部，聽候會審。

孔繼汾被押解至京，大學士阿桂與九卿、刑部立即展開會審。就書内所説“今之顯悖於古”及“時俗之萬萬不可從”的兩條，孔繼汾一方面辯稱“今”字實指“今俗”而言，並不敢指斥今制，另一方面也承認“不説顯悖於禮，竟説顯悖於古，並用‘復古’等字樣”，是自己糊塗不通，該得重罪。除此之外，阿桂等又在書中找出“後王德薄不能以身教”“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酌”兩條，指其“語近違悖”。孔繼汾對此也逐條進行了辯答：“後王德薄”是指晉唐時而言，下文纔説到朱子作《家禮》一節。又説到“我家沐盛朝之化，尚循古法”等句，只求將原本閲看就是恩典。至“應以明令參酌”，係專指殤服而言，原是汪琬《喪服雜説》内的話，我抄襲舊文並不檢點，這就是我的罪了。

也許到了此時，孔繼汾已經意識到自己無法擺脱這場災禍，所以不免心灰氣短，處處服罪。然而，會審諸人顯然不想止步於此，反復究詰，追問其撰書之初衷，孔繼汾説：“我一家世受國恩，至優極渥，繼汾具有人心，何敢稍萌悖逆之念。祗因我曾經出仕，緣事革職後在籍閒居，無可見長，妄意著一部書，希圖宗族中説我是有學問的人，可以邀取名譽。我又糊塗不通，不知檢點，以致措詞種種舛謬。今蒙指駁詰訊，追悔無及，祗求將我從重治罪就是恩典。”若將此答文與乾隆帝三月十日諭旨相對照，我們不難發現，在會審諸員的“再四研鞠”之下，他們終於得到了最想得到的結果。正所謂天威赫赫，燭察幽微，孔繼汾惟有俯首認罪，無可置辯。

四月初十日，大學士阿桂等做出議決，並上奏朝廷：

孔繼汾身係聖裔，曾登仕版，世受國恩，自宜明理安分。前以居鄉多事，蒙皇上不加嚴譴，儘予擯棄，孔繼汾尤宜愧悔改過，乃復因不能出仕，抑鬱無聊，妄著《家儀》一書，異邀名譽。誠如聖諭，“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且《會典》爲奉行定制，典則昭然。孔繼汾率以己意，援引舛謬，雖祗爲伊家所行儀節起見，尚非有心違悖與增減制書者，較屬有間。但竟照增減制書律，量減一等擬流，不足以示懲儆。孔繼汾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在籍人員無知妄作者戒。除《家儀》板片現經山東巡撫查起外，所有此項書籍亦應令一併查繳銷毀。

至於其它涉案人員，如作序者江衡早已身故，首告者孔繼戌亦無挾嫌實據，應毋庸議。乾隆帝接到奏摺，當即允准。至此，《孔氏家儀》案從孔繼戌告訐起始，在短短四五個月内即塵埃落定。

孔繼汾被判遣戍伊犁後，其子孔廣森多方奔走，設法營救，最終獲准納鍰以贖。胞弟孔繼涑同憂共患，“出己貲助户部君前後萬七千金”。得以赦免的孔繼汾志意加鬱，不樂家居，遂南遊杭州，客居友人梁同書家。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初六日，病卒，年六十二。冬十月，孔繼涑率繼汾之子孔廣森等迎柩歸里，其子孔廣林承遺命改卜藏地。乾隆五十四年四月，葬於曲阜城西南華店。

孔繼汾生活在雍正、乾隆兩朝，正是皇權的高度强化階段。爲鞏固君主專制，清廷大力尊孔崇儒，優禮聖裔，諸如修葺林廟，封爵賜官，陪祀辟雍，優免差徭，給予了衍聖公和孔氏族人諸多特權。隨着乾隆帝頻臨闕里祭孔，孔府的地位和權力臻至頂峰，進入歷史發展的“鼎盛時期”，清廷與孔府、皇帝與衍聖公關係之密切前所未有。而這一時期，也是孔府族權伸張，内部權力紛爭，家族矛盾頻發，孔府與地方、孔府與皇權衝突加劇的時期。輩高位尊，性格剛直，“遇曲阜公事，以祖父體自任”的孔繼汾自然難以置身事外。即使在遭受革職處分之後，依然如此。如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南巡江浙回鑾駕幸闕里，孔繼汾以候補主事身份參與迎駕。二十九年三月，爲孔氏輕糧恩例事與曲阜知縣交涉。諸如此類，也自然難免惹人妒忌或非議，甚至觸及朝廷忌諱。梁同書曾言，孔繼汾“性亢直，居鄉往往不諧於衆，會徐太夫人葬事及所著《孔氏家儀》，兩扞文網，多齮齕之者，禍幾不測”。其悲劇命運令人浩嘆！

二

孔繼汾才華橫溢，命運坎坷，但他勤於著述，“嘗手校經史，刊板爲家塾讀本，字畫皆本《説文》，識者珍之”，尤其是在闕里文獻的蒐集和家族禮義的考證方面着力頗多。其所撰次，計有《闕里文獻考》一百卷、《闕里儀注》附《劻儀糾謬集》三卷、《孔氏家儀》十四卷、《家儀答問》四卷、《樂舞全譜》二卷、《喪祭儀節》一册、《行餘诗草》二卷，與侄廣柞共録《嫡系小譜》十卷。又編次乾隆甲子《孔子世家譜》二十二卷，校刻《文獻通考序》一卷，輯《文廟禮器圖式》一卷。此外，尚有《四書補音》《三禮名物》《歷代編年》《刑考》《地志》等書。

孔繼汾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成績，是因爲他對此富有濃厚的興趣，怀抱極大的熱忱。幼年時期的孔繼汾就留心典則，“幼年入廟，向族中諸長者考詢名物，究厥本原，……如是者閲有年矣。”“故所遇殘編脱簡金石斷爛之文，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録。復稽之故家遺老，以證辨所聞，而益恢擴其所未見。雜有所得，記而藏之”。在京爲官期間，又“時與當世名公卿上下其議論，更得質叩典墳，習熟掌故。公餘無事，恒以書簏自隨”。辛勤搜求與持久努力，使得孔繼汾“諳悉歷朝掌故、廟廷典禮及一切金石圖象，前言往行，莫不統會其源流”，爲其撰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孔繼汾後以文字係獄，其已刊書籍五種，除《闕里文獻考》曾經衍聖公恭呈御覽得以保全外，其餘諸書多遭查繳毀禁。而恰恰是這部《闕里文獻考》，凝聚了孔繼汾最多的時間和心力，生平著作也以此價值爲最高。

《闕里文獻考》之撰著，始於乾隆十年(1745)。這一年，孔繼汾參與編次的《孔子世家譜》大修告竣，其侄廣柞請修志書以光祖德，弱冠之年的孔繼汾謙曰：“志與史相表裏，非下識所可及。若網羅放佚，以備修志者之采擇，則固宿願也。”遂“出篋中所藏，始事排纂”。其後，孔繼汾入京爲官，又隨軍籌餉，事務繁雜，編録之事再經作輟。時至乾隆二十一年落職家居，孔繼汾以“變化氣質，惟在讀書”自警，乃整理未成之舊稿，“更翦蕪穢，刊謬誤，益以邇年恭遇諸盛典，勒爲一書，名曰《闕里文獻考》”，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撰成，前後歷時十六年之久。

孔繼汾何以志於撰著這樣一部書？他自言：“懼闕里文獻之尠徵而作也。”記載孔子家族歷史和闕里故實，考諸舊籍，前有《孔叢子》《連叢子》，後有《東家雜記》《孔氏祖庭廣記》《孔氏實録》《孔庭纂要》《素王事紀》《孔門僉載》《孔子世家譜》諸書。然自《連叢》之後千餘年間，述者罕聞，一直到南宋，始有孔傳“纂其軼事，綴所舊聞”，撰成《東家雜記》。因舊迹多存，事皆目睹，故其所記載特爲簡核。金孔元措將孔宗翰所編《孔氏家譜》、孔傳所撰《孔氏祖庭雜記》合二爲一，“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増益纂集”，成《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分二十六門類，共記八百四十事，則又有蕪雜之病。明弘治年間，提學副使陳鎬纂述歷代追崇聖賢之典，及林廟古迹與夫舊事遺文，著成《闕里志》十三卷，綱舉目張，事迹粗備，然考據失精，去取無當，其後屢有續輯，“皆因是成書而附益之，增至二十四卷，是所謂闕里舊《志》者也”。但止綴述恩蔭，更雜以簿書文章，於前人紕繆繁漏之失，未加匡正，識者病之。《四庫全書總目》就批評其“編次冗雜，頗無體例。如歷代誥敕、御製文贊，不入追崇恩典志，而另爲提綱。碑記本藝文中一類，乃别增撰述一門，均爲繁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孔尚任承衍聖公孔毓圻之邀“别纂新《志》，一變舊《志》體例，頗有所增益，而蕪雜傅會，失更過之”，故其書久而不行。其後六十餘年，“崇獎師儒，典禮殷盛”，然“鮮有愛素之士集其事而筆之書者”，將何以備故實、貽來者？孔繼汾遂引以爲己任，撰著是書，用昭示於將來。

《闕里文獻考》略仿馬端臨《文獻通考》體例，正文凡一百卷，卷末一卷，共分十六門，即：世系考十卷，述姓源、孔子年譜、宗子世系；林廟考三卷，述至聖林、至聖廟及啓聖林、書院；祀典考四卷，總述漢唐以來褒崇先聖及諸賢之典、尊禮之制；世爵職官考一卷，禮考四卷、樂考三卷、户田考一卷，分述孔廟奉祀職事、闕里祭儀及釋奠禮樂、林廟户役、祀田沿革；學校考二卷，述闕里建學沿革；城邑山川考一卷，述闕里山川形勝；宗譜考一卷，述孔氏族譜；孔氏著述考一卷、藝文考十卷，述孔氏子孫著述；聖門弟子考一卷、從祀賢儒考三十卷，述孔門弟子及先賢先儒生平事迹；子孫著聞者考二十七卷，述孔氏子孫儁異者生平事迹；敍考一卷，述成書始末及全書内容。卷末附識，專辨舊《志》、新《志》之失。

各門之下，又包括若干細目，如世爵職官考，分衍聖公、翰林院五經博士、太常寺博士、國子監學録、國子監學正、四氏學教授、四氏學學録、聖廟執事官、世襲六品官、孔庭族長、林廟舉事、司樂、奎文閣典籍、屯田管勾、守衛林廟百户、知印、掌書、書寫、奏差、伴官（附奉祀生） 等二十一小目，學校考分徵辟、隋以前科目、進士、舉人、副榜貢生、拔貢生、優貢生、陪祀恩貢生、歲貢生等九小目，藝文考分聖製、碑文、記、序、跋、論、辯、解、考、頌、贊、銘、祭文、賦、辭、詩等十六小目，目下爲具體内容。

孔繼汾曾參與編次《孔子世家譜》，他在各家撰述基礎上，博採經史，廣泛利用孔氏譜牒資料，兼及個人聞見，故其著述體制嚴整，考訂精核，採擇豐富，博而不蕪。《闕里文獻考》書成，衍聖公孔昭焕爲之序，云：“類别門分，薙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於以成一家言，追蹤二《叢》，實有賴焉”。此書刊行後，爲世所艷稱。《鄭堂讀書記》云：“其間門分類别，芟繁正誤，條理整密，固非從前諸書所及也。”孔憲彝也贊其“紀述恩賚，表揚幽潛，足裨家乘。”《孔子世家譜》更譽爲“繼往開來，功冠千古”。一時學者據爲信史，屢加徵引，史志、邑乘及各家書目多有著録，影響極大。

《闕里文獻考》儘管屬於孔氏家乘文獻，但其意義和價值，决不儘限於孔氏一家。其對孔氏家族人物、世系、譜系源流、林廟沿革、祀典變遷、孔廟禮樂、孔氏著述、從祀賢儒羅列詳盡，内容翔實，在孔氏家族史、儒家學術史、孔廟祭祀制度等研究方面皆具重要價值。

一、孔氏家族史研究方面。孔子以降兩千年來，孔氏家族綿延不衰，備受優渥，奉祠有封，灑掃有户，給賜有田，安富尊榮，地位顯赫。然歷世久遠，傅會傳訛，所在多有。《闕里文獻考》述姓源、梳理宗子世系，辨析史傳、家譜記載之訛舛，信而有徵。又如，孔子後裔之襲封，《闕里志》及家譜載三十代孔渠初襲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静帝大象二年又進爵鄒國公；其子孔長孫，後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孔繼汾指出，宣政在大象之前，先封其子，后封其父，斷無此理。況且宣政年閒，無鄒國名號，故而長孫襲鄒國公於宣政元年之記載，一定存在錯誤。另《北史·齊文宣本紀》載，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孔長，譜内既無其名，其爲“長孫”之誤無疑。最後孔繼汾得出結論：初襲崇聖，改封恭聖，進爵鄒國公者，乃三十一代之孔長孫，非三十代之孔渠。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孔繼汾已在諸考中擇其大者辯論改正。改而未辨者，於卷末復爲論列，以免以訛傳訛。於此，亦可見孔繼汾考證之細密。

再如，自孔子删述六經垂教萬世，而後代之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孔氏，故孔氏家學的傳承在孔氏家族史上意義重大且獨居特色。孔繼汾專列《孔氏著述考》一門，仿《隋書·經籍志》體例，分經史子集四部，著録孔氏著作二百三十一部（卷佚者四十七部），共計一千七百七十四卷。其中，經部四十四部，十二部卷佚，餘得三百八十七卷；史部六十一部，二十一部卷佚，餘得七百四十六卷；子部三十八部，六部卷佚，餘得一百六十八卷；集部八十八部，八部卷佚，餘得四百七十三卷。各部下又分若干類目，如經部有《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孝經》《論語》《四書》《家語》《樂》十一小類，史部有正史、雜史、詔令、故事、職官、雜傳記、譜牒、志八小類。每一小類前爲小序以述源流，後依世次列其著作，著録内容包括：世次、朝代、官職、名字、書名、卷數以及書籍的續輯情況，間加小註，説明該書歷代著録及卷數存佚等問題。相較於歷代正史、邑志中《藝文志》《經籍志》僅録篇目的撰著體例，《著述考》之著録内容無疑更爲豐富而實用。周洪才先生云：“記一家一族著述之豐者，以此爲最。它大可補正史之不足，小可供邑志、家乘之採擷”。顯而易見，這一篇《孔氏著述考》不僅可使我们明了孔氏家学之源流，而且也是探讨孔氏家学的重要依據。

二、孔子、孔門弟子乃至儒家學術史研究方面。孔子之言論行事，散見於六經羣籍。自司馬遷作《史記·孔子世家》，後世言孔子，多以《史記》爲本，而其中實不免有舛錯之處。孔繼汾以《春秋左傳》爲本，參以傳記之確有可據者，訂正了《史記》的序次錯亂之處，並將孔子一生言行事迹，繫之以年，編爲年譜。孔子弟子三千，《史記》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家語·弟子解》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後世議論紛紜，去取不一。孔繼汾以二書爲據，考得八十人，著其年名、出處之大概。並於《祀典考》中，敍其追崇封爵及從祀配享原委。七十子外，該書還兼及從祀賢儒，自蘧瑗以下至清代陸隴其，“參之前史，采其立身明道之大者，各爲列傳，以類相從”，脈絡清晰，道統昭明，几近於一部儒家學術史。

三、孔廟祭祀制度研究方面。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繼往開來師表萬世，祭孔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作爲一種國家祀典，祭孔體現着儒家道統與王朝治統的密切關係，極富象徵意義。《闕里文獻考》詳細記載了孔廟祭祀的源起、沿革，孔子及弟子封謚、章服變化，配享之制，歷代帝王幸魯之典、遣官祭告之典、詣學之典，奉祀之世爵職官等諸多内容，史迹翔實，綫索清晰，可以稱得上是西漢以至清初的一部簡明孔廟祭祀史。

孔廟祭祀最主要的形式是釋奠。隨着祭孔的日益常規化，釋奠禮也漸趨制度化。《闕里文獻考》稽諸典籍，徵之往古，驗之當時，對釋奠禮樂作了詳細記載和考證。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闕里儀註，計有皇帝親祭及遣官祭告儀、四仲釋奠儀、月朔釋菜儀、歲時常祭儀、月朢行香儀、告祭儀、祭中興祖儀、書院釋奠儀、春秋掃墓儀等九種，並將清代以前釋奠舊儀備列於篇，用資考覈。二是祭品，如孔子、四配、十哲、兩廡賢儒的祭品規格、數量。三是祭器，如祭器等級、形制、陳設。四是樂章，包括國學釋奠樂章、闕里釋奠樂章。五是樂譜、樂舞。六是樂器，包括歷代樂器之數及古今之形制。此外，還有與祭祀有關的碑文、頌贊、祭文等等，其記載可謂巨細靡遺，不啻爲孔廟祭祀制度研究的“數據庫”。

當然，《闕里文獻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在孔子生卒年代的考證上，“恪守舊聞，未加訂證”。史實記載存在個别疏失，如《漢書·成帝紀》封孔吉爲殷紹嘉侯，時在綏和元年二月癸丑，《闕里文獻考》誤爲正月；《宋史·禮志》載，宋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孔子四十六世孫北海尉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闕里文獻考》誤爲寶元二年；孔尚任字聘之，號東塘，别號岸堂，有《岸堂文集》六卷，《闕里文獻考》誤爲《岸塘文集》。此外，在孔氏著述方面著録也時有漏失。較之全書而言，些些疏漏，只是白璧微瑕，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

《闕里文獻考》是孔繼汾的代表作，後出轉精，超邁前賢，允爲闕里文獻之翹楚。雖經影印，一而再三，時至今日，仍無一整理本，不能不説是一大缺憾。在下不揣谫陋，將原書點校出版，以廣其傳。

三

《闕里文獻考》版本，傳世主要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氏家刻本與光緒十七年（1891）湘陰李氏刻本。乾隆本半頁13行，行26字，注文小字雙行39字，黑口，左右雙邊，雙黑魚尾。版心記題名、卷數及小題簡稱，下魚尾記當卷頁碼。通過對乾隆諸本的比勘，可以發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大學藏本（簡稱北大本）當屬該版的較早印本，《山東文獻集成》影印孔氏刻本（簡稱集成本）與北大本應是同一印本。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簡稱曲阜本）爲該版的較晚印本，1989年山東友誼書社《孔子文化大全》曾影印此本。四川大學《儒藏》本的祖本當與曲阜本爲同一印本，惟卷九十九“五十七代孔諗”條載其女孔媛事迹云，媛適王綸，未逾年，王綸没，“女袖綸所讀書，自縊死”，“縊”訛作“綸”。因曲阜本刷印較晚，對早印本已做挖改補正，文字訛誤較少，故本次整理，以曲阜本爲底本，以北大本、集成本爲參校本。以下對點校工作略作説明。

一、原書雙行夾注文字，現一律采用單行小字形式，以示區别。原書段落文字較長者，根據文義酌情分段，以便閱讀。

二、原書之簡體、俗體、異體字，一般徑改正體。

三、原書確爲衍文或誤刻之字，加（ ）號排小字，並於其後改出正字，加[ ]號標明。

四、原書避諱字，如邱（丘）、元（玄）、蔭（胤）、弘（缺末筆）之類，徑改，不出校。孔子名諱，原書用“□先聖諱”表示，今悉改爲“丘”。清乾隆帝父祖之名諱，原書“□廟諱”表示，今改爲“玄”或“胤”。孔氏人名行輩用字，如宏（弘）、衍（胤），因沿用已久，習以爲常，亦不再回改，以免淆亂。

五、孔氏引書繁博，點校時盡可能復查原文文獻，對文字錯訛、脱漏（個别不致影響文意的詞句除外）之處，出校説明，餘則概仍其舊。

六、原書有卷首目録一篇，今依據實際情況編一總目録置於書前，以利翻检。

七、本書將闕里文獻考提要、闕里文獻考跋、孔繼汾自撰墓志銘、序跋、詩詞等輯附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整理過程中，曾向曲阜師範大學駱承烈教授、黃懷信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顏炳罡教授、王承略教授，孔子研究院楊朝明院長、王鈞林教授、丁鼎教授等先生請益，諸位師長的期勉和指導，讓我時時感念在心。在版本鑒别、選擇方面，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陳錦春先生提供了諸多幫助。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長馬士遠教授、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成積春教授、中華禮樂文明研究所所長宋立林教授對本書給予了出版經費支持，謹致真誠謝意。

上海古籍出版社責編陳麗娟女士爲本書出版付出了許多辛勤勞動，其嚴謹態度、專業能力、敬業精神尤爲筆者所感佩。研究生徐國峰、鄭雯心、劉璐、周皎、劉亞東、彭曉麗等諸位同學，在文字録入和校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在本書出版之際，承蒙恩師駱承烈先生題寫書名，不勝歡欣，衷心致謝。點校者才疏學淺，標點校勘舛誤之處，敬請方家不吝賜正。

                           周海生

                       二○一九年二月於曲阜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