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云：明清时期衍圣公治下的四大祭祀性书院】

摘要：历史上书院的功能，一般来说就是以祭祀、藏书、讲学三大事业为主，而祭祀，又是古代书院的头等重要活动，这是与书院本身相始终的。《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孔庙祀位的最后底定，也恰恰正源自于宋代朱子在当时新考亭书院的大胆改进。作为天下礼乐之宗的衍圣公府，在历史上曾有着尼山、洙泗、圣泽和中庸四大书院，单就其功能和性质来看，其设置之初，虽然也均设有学舍讲堂，聚徒讲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只有祭祀而逐渐失去了讲学的功能，成了典型的祭祀性书院或纪念性书院，这是其与其他书院的显著不同之处。

关键词：书院 祭祀 衍圣公府 礼仪

书院，作为中国所独有的教育机构和文化研究场所，其出现于唐代，兴盛于宋元，历明清二代广布天下，至清末，随着清廷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的诏令而告终，存续时间达一千二百余年。就历史来看，隋唐时期实行的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官方通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书院因之应运而生。书院从一开始即肇源于官民二途，使其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宋元以后，书院大为兴盛，这也成为历史上中国教育殊为发达的一个时期，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宋代以后，书院甚至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所以钱宾四先生也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两宋学术》）

历史上书院的功能，一般来说就是以祭祀、藏书、讲学三大事业为主，而祭祀，又是古代书院的头等重要活动，这是与书院本身相始终的。《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孔庙祀位的最后底定，也恰恰正源自于宋代朱子在当时新考亭书院的大胆改进，后来又据此撰成《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遂成后世制度。这个改进细节，详细的记录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中。而作为天下礼乐之宗的衍圣公府，在历史上曾有着尼山、洙泗、圣泽和中庸四大书院，单就其功能和性质来看，其设置之初，虽然也均设有学舍讲堂，聚徒讲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只有祭祀而逐渐失去了讲学的功能，成了典型的祭祀性书院或纪念性书院，这是其与其他书院的显著不同之处。

尼山书院：尼山乃孔子发祥之地，后周太祖郭威显德年间，始创尼山孔庙，奉祀孔子及儒门贤哲。至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后来的首位衍圣公、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又始即庙为学，立学舍、置祭田，这是尼山书院建置的最早历史记录，也奠定了其庙学合一的基础。但此时聚徒讲学、延师教授的具体情况，囿于史料阙如，不可得知。在史料中所能见到的正式以尼山书院名义开展的活动，要迟至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尼山书院的正式复建完成，并由彭璠出任山长。《阙里文献考》收录的元儒虞集《尼山创建书院记》记载到，当时的尼山书院建成后，“学宫在庙之西，仿国子监制也”，“置弟子员，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复其身役。”根据虞集的记述来看，复建后的尼山书院，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结构，与今天几无二致，但书院的生徒情况，培养孔庙乐舞生则应该是其一个重要内容。尼山书院自彭璠出任首任山长后，又有数位异姓硕儒出任此职，后来则变成由衍圣公保举孔氏族人、再经朝廷批准后担任此职。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改称国子监学录，秩从九品。清顺治九年（1652），吏部复准由衍圣公咨送弟侄辈替补。乾隆元年（1736），改为正八品。

洙泗书院：《阙里文献考》记载到：“考书院，乃孔子故讲堂也，旧亦名学堂，汉时诸弟子房舍、井瓮犹存。建武五年，光武帝击破董宪于昌虑，还，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其后学废遗址存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讲学于洙泗之间，絃诵不绝。洙泗书院旧址，传说即原为孔子讲堂。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孔子五十五代孙、曲阜县尹孔克钦倡议在讲堂旧址创建书院。设大成殿及两庑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并设讲堂三间。和尼山的庙学一体所不同，洙泗书院是明显的庙学合一格局。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经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奏请，诏改尼山、洙泗两书院山长为学录，秩视国子监，称国子监学录。

圣泽书院：孔子宰中都，制礼仪，创孔堂，行教化，养生送死，“行之一年，而西方诸侯则焉”。孔子在古中都政暇之余与弟子讲学授业，其讲习之所谓之孔堂，这是后世圣泽书院的来历。圣泽书院始建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525），根据史料记载，圣泽书院在唐代时，曾有吴道子所画的孔子像和颜子像于其中，又有颜真卿所写的夫子庙堂记。其原址位于今汶上县次丘镇湖口一带，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东平教授马栎菴得地十二亩构建厅堂，藏书千余卷，讲诵生徒于其间。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为避水患，山东巡抚陈凤梧令移建书院于县城中，改名为复古书院。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经过重修后，又改回圣泽书院的原名。迁建后的圣泽书院建筑结构和洙泗书院相类，为庙学合一之制，但其庙祀中，却仅有颜曾配享，而没有子思子和孟子。入清后，衍圣公府数次对圣泽书院进行了修葺，修建讲堂，增广学舍，兖州道台更增设考棚于此，属于圣泽书院的鼎盛时期。衍圣公的属官有太常寺博士一员，专奉圣泽书院祀，以衍圣公第三子承袭。但其始设年代，连精于考据的孔继汾也记载说“未审建置之始”，根据史料来分析，当不迟于明代末期。

中庸书院：原称中庸精舍，位于邹县城外东南隅，古曝书台之东，世传孟母三迁之地，思、孟传道之所。书院创建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据当时的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张䇓所撰的《中庸精舍记》所载，时任邹县县尹司居敬为崇儒重道，启迪后学，遵从人心所向，恢复了孟子故宅，重建了子思讲堂，在子思讲堂旧址又兴建了中庸精舍，塑子思子像以供祭祀，而以孟子配享。大德元年（1302），中庸精舍改称中庸书院，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中庸书院又改称子思书院。元顺帝至正三年（1344），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将原来的子思讲堂、中庸精舍与新建的子思子祠进行了分离，使书院格局变为庙学一体。改建后的书院则以“正堂为将所，翼东西厢为左右斋，以故讲堂洎两斋馆校宫，大集弟子释奠肄业其中”。（元人潘迪《子思书院新庙之记》）子思子祠，是述圣子思子唯一的专祠，这对明清两代帝王也颇为重视。《明史·儒林列传》载：“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书院及邹县子思子庙各有祀事，（衍圣公孔闻韶）奏请弟闻礼主之。帝授闻礼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圣公弟为之。两书院各设学录一人，荐族之贤者充焉。”自此以后，中庸书院的庙祀，均由衍圣公次子承袭，且兼任书院山长，每随一代衍圣公更相递授，若衍圣公独子则兼祧之。

就历史情况来看，孔氏的这四大书院，均曾设有山长和学田，学田是其学产的主要来源，并接受社会的捐缗。学田用来出租，以收取田租，社会捐缗则存放于商行商铺，以收取利息，用这两项收入以供书院经费之用。书院的组织结构，属于标准的官办性质，并带有鲜明的孔氏色彩，圣泽、中庸两书院由太常寺博士、翰林院五经博士主持，尼山、洙泗两书院则由国子监学录主持。四书院在创设之初，也均有广聚生徒、延师讲授的记录，只是由于其特殊的孔氏色彩，后来逐渐变成了以祭祀为主。

作为孔氏祖庭曲阜孔庙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四书院的祭祀，根据《阙里文献考》的记载来看又有着时间的不同：尼山庙祭的祭期为每年孔子生日、忌日、及清明前三日，圣泽书院和洙泗书院的祭期则为每年春秋二仲丁日，“各以其书院之博士、学录主祭，仪注、祭品悉如大成殿释奠之仪”。中庸书院则以每年春秋二上丁日祭祀，但因其供奉的是子思子，故其庙祀级别较祖庙笾豆各十为低，为笾豆各八，礼行二跪六叩。四书院各自的祝文固定格式则为：

尼山书院祝文：“维祖坤灵毓粹，尼阜降祥，笃生我祖，扶植纲常。万世永赖，子孙其昌。兹遇（远/诞）辰，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三世祖、亚圣孟子配。尚飨。”

洙泗书院祝文：“维祖圣毓尼防，教开洙泗，六经阐道，万世为师。兹惟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三世祖、亚圣孟子配。尚飨。”

圣泽书院祝文：“维祖大行有兆，出宰中都，治惟一年，泽留万世。兹惟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配。尚飨。”

中庸书院祝文：“维祖道统传家，师曾启孟，述作《中庸》，垂教千古。兹惟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以亚圣孟子配。尚飨。”

实际上，历史上衍圣公府治下的书院，远不止这四处，据《孔府档案》的记载，衍圣公府所属的书院共有二十四所，分布在五省十九州县。只不过这些书院，因其主持者不如这四处书院是由中央政府册命、和比例国子监制度而著名而已。但其共同之处，则均为孔子圣迹或孔门弟子所行之处的纪念性书院，也皆以祭祀为主，延师教授生徒为辅。昔孔子泗上弦歌，洙泗设教，首开人类平民教育之先河。阙里为礼乐之宗，在历史上，作为孔子嫡裔的孔氏大宗主衍圣公治下的这些书院，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办书院，又不同于其他私人书院，而其祭祀，也成为曲阜孔庙祀典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在历史的渐浸渐变之间，却逐渐失去了书院讲学的这一基本功能，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对此，孔子六十九代孙、清代著名经学家孔继汾也不无质疑的说：“书院者，本为春秋讲学而设也。今庙祀虽肃，而弦诵之声无闻，戾厥旨矣。”（《阙里文献考·卷十三》）孔继汾所说的情况，实则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由于书院的批评时政，遂遭当道之忌，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张居正曾毁书院，而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之后，魏忠贤更是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遭大没落。入清后，继续抑制书院，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虽正式明令各省复建书院，但其不分官立私立均受政府监督的制度，终致不复宋元时期书院讲学之自由。衍圣公府治下的这四大书院讲学之废，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的变迁。

书院，作为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对中国文明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书院的祭祀，对今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榜样教育和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以此对求学者进行伦理道德、行为方式及治学态度等方面的教育，从而体悟生命涵咏之路。今日儒学复兴方兴未艾，文明有待重塑，有识之士更早已发出重建书院的呼吁，继承和弘扬传统中国书院精神，士大夫留意斯文，则应是首要的任务。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阙里书院201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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