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宣公孔仁玉是孔子四十三代孙，在孔氏家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中兴祖”之称。五代后唐时，孔仁玉袭封文宣公，任职龚邱、曲阜令；孔仁玉之后，其子孙繁衍昌盛，文宣公(后称衍圣公)爵位世袭罔替，曲阜令亦由其后裔世职不移，皆班班可考，是为孔仁玉中兴之本事。孔末灭孔、弑孔光嗣、冒爵等情节，与宋代史籍和《孔仁玉墓志》中的孔仁玉本事抵牾，当非历史真实。宋金人文集和宋金时期孔氏家乘亦无片言只语记载孔末之乱。元天历年间衍圣公孔思晦镌刻孔氏宗支图、明宣德年间衍圣公孔彦缙等树立报本酬恩碑的目的，除辨明孔氏族裔或俾其子子孙孙世加存抚其外祖张氏外，更在于严内孔、外孔之别，不使外孔享有豁免赋税徭役的权利。
孔氏家族有着二千五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子孙繁盛，枝繁叶茂，蔚为大观。孔氏家族史上，也曾因为改朝换代、社会动乱而屡遭灾难，或因为家族内部的纷争而相互摧残，演出过一幕幕悲喜剧。更因为孔子是儒学宗师、孔子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历代史家、文士及孔子后裔尤其注重记述孔氏家族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然而，古代历史书写往往发生这样的现象: 历史事件在流传中变形走样，传述者为动人心魄而添加曲折的文学情节，从而偏离历史事件的真实。大约自元文宗天历年间始，孔氏家族流传起孔末弑孔光嗣、孔仁玉中兴孔氏的故事，就颇符合这一历史书写现象。本文对孔仁玉中兴本事诸情节作一番辨析，权作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现存最早记载孔末灭孔、杀孔光嗣，并将孔仁玉称作“中兴祖”的史料，大约是元文宗天历二年( 1329) 孔思晦所作《孔氏宗支图记》，内云:“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诏以阙里往经寇乱，坟茔荒芜弗剪，鲁郡土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诸役，以给洒扫，种松柏。厥后孔景等遗胤浸致强横，有孔末者，承五季之扰，杀圣人子孙几尽，惟泗水县令孔光嗣之子仁玉，生才九月，隐于外家得免，实四十三世孙也。末遂冒为袭封□曲阜县令，葬其父祖于孔林之东。时鲁人以末之诈讼于上，蒙后周太祖罢末，以仁玉任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自宣圣为始祖，仁玉为中兴祖，第第相传，以及无穷”。
孔思晦是孔子五十四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朝后期，危素为孔思晦作神道碑，亦述及孔末灭孔及孔思晦刻家谱于石等事。上引碑文有人物、事件、结局，已是情节较为完整、经过较为曲折的故事。厥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曲阜石刻文献中也多次出现了外孔氏戕杀孔光嗣的记载，如永乐十一年( 1413)，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文时中作《故虞城县儒学教谕孔( 思政) 先生墓志铭》，在追述思政先世、谱系时，即从五代间孔子四十二代孙孔光嗣说起:“宣圣子孙当五季时，为外孔氏戕杀几尽，独泗水县令讳光嗣者，虽全家亦遇害，幸其妻张氏先抱其子仁玉时适归宁，得免于难。仁玉后为宋袭封文宣公。文宣生四子，曰: 宜，宪，冕，勖。今之子孙皆其后也”。
这段碑文中出现了仁玉外祖家的姓氏，而前引《孔氏宗支图记》只言其外祖，未详其外祖姓氏。更详细记述五代时期孔氏遭难、张氏救孔氏故事的碑刻，是明宣宗宣德五年( 1430) 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张敏撰写的《孔氏报本酬恩之记》碑。此碑现存于曲阜孔庙，《石头上的儒家文献》、《阙里文献考》皆加收录，兹节录部分内容:“吾先世祖宗昭穆族属甚众，传至四十二代有祖讳光嗣者，其室张氏，世为曲阜张阳里人。时值五代，四方弗靖，有伪孔氏孔末者，因世乱心生奸计，意欲以伪继真，将吾孔氏子孙戕灭几尽。时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褓中。难兴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张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难。孔氏之不绝者如一发千钧，红炉片雪，几何而不为伪孔有也。吾祖仁玉母子虽脱巨害，向非外祖张温保养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兹传五十九代，子孙族属之盛，绳绳蛰蛰，皆吾外祖张氏之所赐也。何敢一日而忘邪！张氏子孙家在张阳者，至今犹称为张温焉”。
这段碑文除了重复《孔氏宗支图记》所记诸情节外，又出现了仁玉外祖的名字及其里籍，叙事也较前两种碑文更生动。兹文是张敏应孔子五十九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彦缙、五十五代孙曲阜尹孔克中、五十四代孙族长孔思楷等孔氏族人的请求而撰写的。由他们共同讲述孔末杀害孔光嗣、仁玉中兴的故事，如同孔思晦所作《宗支图记》一样，似颇具真实性。
明宣德以后，明人文集或史志记载孔末之乱者甚多，兹举数例，以见该故事情节发展之大略:
程敏政《圣裔考》云: “(燧之) 传七世生光〔嗣〕，遭五季之乱，失爵，为泗水令。有洒扫户孔末，欲冒袭封，尽杀诸孔氏。光〔嗣〕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养之。后周时乃得嗣爵，入宋而卒。”
兹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明李之藻《泮宫礼乐疏》卷一《历代褒崇疏》记孔光嗣、孔仁玉事迹，即完全抄袭之。
陈镐《阙里志》卷二《世家》对孔光嗣、孔仁玉有重点叙述: 四十二代光嗣“为洒扫户孔末所害”； 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为曲阜令。时仁玉生，始九月，母张氏抱归，育于外家。后鲁人见其长，诉于官，事闻于朝，乃罢末，以仁玉为先圣嗣。……时年九岁，任曲阜主簿，两考满，升县令，袭封文宣公。……后世以孔氏苗裔几绝而复续，称为中兴祖”。兹志所记诸情节，大约抄自《孔氏宗支图记》。明陆□撰《山东通志》( 嘉靖年间刻本) 卷二十四《圣裔封爵》“孔光嗣”条、卷三十《人物志三》“孔仁玉”条所记孔末身份、结局、孔仁玉称号及鲁人仗义执言等情节与《阙里志》相同，亦当源自《孔氏宗支图记》。万历年间郭子章编《圣门人物志》卷一“孔子世家”条对孔末结局、仁玉“中兴祖”称谓、鲁人仗义执言等细节的记载又与嘉靖本《山东通志》如出一辙。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九有《衍圣公爵系表》，表云孔子第四十二代孙光嗣，授泗水令，主庙祀，寻为洒扫宗户孔末所害，年四十二；“第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光嗣子，生始九月而光嗣见害，母张氏抱之育于外家。孔末有气力，隐其事，得为曲阜令。仁玉既长，鲁人为直于官。孔末抵罪，仁玉得为嗣。年十九，长七尺余，授曲阜主簿。满两考，迁曲阜令，袭封文宣公”。显然，仁玉“生始九月而光嗣见害”、“满两考，迁曲阜令”抄自前人错误说法。“年十九”是九岁之误。孔末“有气力”则是前人所未言，如此描述，为孔末灭孔故事又添加了一点文学色彩。
逮至清朝，乾隆以前典籍述及孔仁玉故事，多沿袭明人成说。乾隆年间，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汾作《阙里文献考》，内中《世系》部分对光嗣、仁玉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关于孔仁玉的记载，身材相貌学识性格抄自《孔氏祖庭广记》，任官、袭爵等纪事大约源自《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诸书，省略不引。其中与孔末作乱有关的内容如: “四十二代光嗣，昭宗天祐二年，以斋郞授泗水主簿，遭世叛乱，遂失封爵。……(孔景) 裔孙末见孔氏子孙单承，门祚衰弱，又多流寓他所者，乘时不纲，谋冒圣裔，窃世爵，遂计害公，卒年四十二，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孔末之乱，生甫九月，母张抱匿于外家。……后唐明宗长兴元年，鲁人愬于官，曰: 曲阜令末非圣人后，光嗣有子仁玉，育于张氏，今十九岁矣。事闻于朝，乃诛末，以公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显然，孔继汾综合了元明人的记载并有所增添，如孔光嗣的卒年、孔仁玉的生年等。此书是研究孔氏家族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较大，嵇璜《续通志》卷五三六《孔氏后裔传》内孔光嗣、孔仁玉的小传即抄自《阙里文献考》。
元明清典籍、碑刻记载的孔末之乱、孔仁玉中兴故事情节一览表:
由上表可见，明清时期曲阜碑刻和相关史籍在元代孔思晦讲述的孔仁玉中兴故事基础上添加了多个情节，如仁玉外祖的姓氏、乡里、光嗣被害之年、孔末有气力，及孔末的结局由“罢末”到“抵罪”、“诛末”，似乎也更合乎情理和封建社会的法律等等。综上所述，兹故事大体可分成四个环节，即:
(1) 五代时期，洒扫户孔末有气力，因世乱设奸计戕害孔子四十二代孙泗水令孔光嗣，孔氏家族几被杀戮殆尽。孔末冒为袭封文宣公、曲阜令。
(2) 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张氏抱之逃归曲阜母氏，外祖张温保全之。
(3) 仁玉长大成人，鲁人仗义执言，诉于官，闻于朝，罢末(一说诛末) 。
( 4) 仁玉袭文宣公，授曲阜主簿，改曲阜令。后世以孔氏苗裔几绝而复续，称仁玉为中兴祖。
这个故事的四个环节，从表面上看，有着因与果的逻辑关系: (1) 、(2) 、(3) 是因，(4) 是果，似乎因为有了孔氏几被灭门的前提，孔仁玉的成活、成长、成人才显得悲情、悲壮，孔仁玉的复爵、授官、繁衍子孙才称得上中兴，才更有喜剧的意味。而讲述孔末灭孔故事的人，有孔子后裔如衍圣公孔思晦、孔彦缙等，有著名文士程敏政、王世贞等，还有史志专家陈镐、孔继汾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史家、儒士在他们的著述中重复这个故事，似乎这个故事完全真实可信。然考诸宋金时期的典籍和碑刻，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的部分情节与五代时期孔仁玉、孔光嗣本事相抵牾，并非历史真实。
宋初修撰的史书及编纂的类书、会要等，于孔仁玉着墨甚少。见于《册府元龟》、《旧五代史》、《五代会要》的孔仁玉史料仅有数条，弥足珍贵，兹按时代先后顺序列出:
(1) 《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五十·崇儒术第二》记载: “( 唐明宗) 长兴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陵庙主仁玉为曲阜县主簿。”
(2) 《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十九·明宗纪第九》记载: “长兴三年五月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
( 3) 《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五十·崇儒术第二》记载: “晋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袭文宣公孔仁玉为兖州曲阜县令。”
( 4) 《五代会要》卷八《褒崇先圣》记载: “(周太祖) 广顺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前曲阜令孔仁玉复为曲阜县令，仍赐绯鱼袋，以复圣颜渊裔孙颜涉为曲阜县主簿。”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三·太祖纪三》亦记载召见仁玉并任官事，较《五代会要》详细。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 ，该书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纪事所载此事与《旧五代史》、《五代会要》所记略同，兹不抄录。上述三种史籍，以《五代会要》成书最早，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一说乾德元年，963年) ，由王溥等据五代累朝故典编成，具有极高史料价值。惜记载孔仁玉事迹仅一例。《旧五代史》是宋初薛居正等据五代实录编纂而成的，成书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 ，其史料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其中记载孔仁玉的两条史料出现于后唐、后周皇帝的“本纪”中，分别源自后唐和后周皇帝实录。总之，上述四条史料真实可信。
《五代会要》等书仅简略记载了孔仁玉在后唐长兴元年、长兴三年、后晋天福五年、后周广顺二年任官、袭爵等四件事迹，皆未显示其任官、袭爵时的年龄。据孔祥林先生等《孔氏家族文化》一书，“文革”时期曲阜发现孔仁玉的墓志。墓石立于宋乾德二年(964)，无论从时间还是题材来说，兹墓志都是研究孔仁玉生平非常重要的史料。兹转引部分文字:
公讳仁玉，自无违，即文宣王四十三代适孙也。生萃嘉祥，长隆劲节。年九岁，值泗水君即世，乃传家为陵庙主。终制授曲阜主簿，二年而就转县令兼袭封文宣公。公私大治，政□而通，民畏而爱。……公身长七尺，见者奇之。周高祖幸陵庙，侍对数刻，即赐绯，兼赐银器、杂彩、茶等。……悲歌哲人，夏五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四十五。……长子宜，亦先圣奉祀之孙也；次子宪，习进士业；御哥、庆哥。……大宋乾德二年，岁次甲子九月甲戌朔二十三日丙申建。
和《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书相比，孔仁玉墓志多出数种信息，如: 孔仁玉字无违；仁玉九岁时其父即世(非后世记载的“始生九月”。其父“即世”，非被弑)；政绩著，民畏爱；身长七尺；享年四十五，等等。但除文末书写立墓碑时间外，任职与卒年等皆没有帝王年号或甲子纪年。由“(仁玉)年九岁，值泗水君即世”、“终制授曲阜主簿，二年而就转县令”二十三字，自然推知孔仁玉年十二岁授曲阜主簿，十四岁转县令兼袭封文宣公。由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算出孔仁玉任官时年龄:
《册府元龟》:长兴元年，仁玉为曲阜县主簿。《孔仁玉墓志》:年十二，授曲阜主簿。那么，长兴元年，仁玉十二岁。
《旧五代史》:长兴三年，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孔仁玉墓志》:年十四，转县令兼袭封文宣公。那么，长兴三年，仁玉十四岁。
以这两条结论逆推，可知孔仁玉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五年(919)。孔仁玉享年四十五，其卒年当在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此年又改年号为乾德)。前引孔仁玉墓志所谓“大宋乾德二年，岁次甲子九月甲戌朔二十三日丙申建”，是孔仁玉后人为他树立墓碑的时间，并非孔仁玉的卒年。另，由上面几条史料还可推知，孔光嗣卒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即孔仁玉九岁时。
南宋绍兴四年(1134)，孔子四十七代孙、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孔传广采孔氏旧闻轶事，作《东家杂记》，其中上卷《乡官》略云:“逮本朝太祖皇帝雍熙年中，自高祖袭封尚书仁玉尝宰曲阜，至淳化四年四十五代延世除曲阜县令”，“仁玉，周广顺三年，历圣朝，任兖州曲阜县令，袭文宣公”。按，雍熙是宋太宗年号(984—987)，上引文中的“雍熙”应为“建隆”之误。孔仁玉卒于建隆四年(963)，不可能至雍熙年间任曲阜县令。“周广顺三年”乃“周广顺二年”之误。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历圣朝，任兖州曲阜县令”，指孔仁玉任曲阜县令至宋初年(建隆年间)。相比较北宋时期史书和《孔仁玉墓志》，这是《东家杂记》的唯一“新意”。
金朝后期，孔子五十二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元措和太常院诸官员在孔宗愿《孔氏宗谱》、孔传《东家杂记》外，讨寻传记及诸典礼，得三百二十事，作《孔氏祖庭广记》。兹书内容远较《东家杂记》广泛，卷一《世次》有孔仁玉的小传，传云: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长七尺，姿貌异常。善六艺，尤精《春秋》。为人严整，临事有断。九岁任曲阜县主簿，两考满除，令袭封文宣公。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幸儒庙及谒孔林，召对数刻，面赐章服、白金、杂彩，复授本县令，兼监察御史。终于任所，年四十五。葬祖墓东。赠至兵部尚书。三子: 曰宜曰宪曰勖。此“小传”虽短，史料价值却高于《东家杂记》对孔仁玉的记载。和宋代史籍中的孔仁玉相比较，其新出内容有孔仁玉的相貌和学识、性格等。又，所谓“终于任所”与《东家杂记》所记“历圣朝，任兖州曲阜县令”相合。兹书载孔仁玉有三子，与孔仁玉墓志所记不同。《孔氏祖庭广记》也有孔子四十二代孙光嗣的小传，但更为简略，仅35字，其云:“四十二代光嗣，斋郎出身，昭宗天祐中授泗水县令，陵庙主，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仁玉。”按，天祐(904—905)是唐哀宗年号，昭宗乃哀宗之误。前已推断孔光嗣卒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孔氏祖庭广记》记光嗣卒年四十二，那么他当生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
综上所述，大体可以勾勒出孔仁玉生平事迹的构架:1孔仁玉，字无违(一说温如)。后梁末帝贞明五年(919)生。2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九岁。孔光嗣即世，仁玉袭为陵庙主。3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正月，十二岁，授曲阜县主簿。4长兴三年五月，十四岁，以曲阜县主簿迁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5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二十二岁，为曲阜县令。6后周广顺二年(952) 六月，三十四岁，太祖谒孔，复授本县令，兼监察御史。7宋初太祖建隆年间(960—963)，四十二至四十五岁，仍为曲阜县令。8乾德元年(963年，建隆四年改年号为乾德)，卒于任所，年四十五。
宋金史籍所载孔光嗣的事迹则至为简单:1孔光嗣，唐僖宗光启二年(886)生。2斋郎出身，唐昭宗天祐(904—905)中授泗水县令(一说泗水主簿)，陵庙主。3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即世，年四十二。
自《孔氏宗支图记》至《阙里文献考》皆称孔仁玉为“中兴祖”，因为孔仁玉大难不死，孔氏大宗因而血脉畅通，子孙兴旺，故“后世以孔氏苗裔几绝而复续，称为中兴祖”。其实，所谓孔仁玉中兴孔氏，不单在其子孙繁衍方面，还在于文宣公爵位复归与曲阜县令的世职。
自孔仁玉之祖孔昭俭，经其父光嗣至孔仁玉本人，三世单传。仁玉生四子，传至第五十三世已多达二十派，而其间所出文士、官僚等人才之多，不胜枚举。在血缘支脉方面，从仁玉之前数代子孙单承到仁玉之后的人丁兴旺，绳绳蛰蛰，确是一个显著转折。
文宣公爵位何时由孔璲之一系转移至孔子后裔其他支脉，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前揭程敏政《圣裔考》云孔燧之传七世生光嗣，遭逢五季之乱，失去爵位，为泗水令。而前揭《阙里文献考》又说光嗣在唐昭宗天祐二年，以斋郞授泗水主簿，遭世叛乱，遂失封爵。孔光嗣失爵，又似在唐末。据《旧五代史·孔邈传》，孔子四十一代孙孔邈，唐昭宗乾宁五年(898)登进士第。又，同书《明宗纪第四》:“(天成二年八月，927)丁酉，以吏部郎中、袭文宣公孔邈为左谏议大夫。”同书《明宗纪第六》:“(天成四年六月)丙辰，谏议大夫致仕、袭文宣公孔邈卒。”孔仁玉于长兴三年(932)五月袭封文宣公爵位，距孔邈卒已有三年，其间必有曲折，因《孔邈传》早已残缺，恐难知其详。自后唐至北宋，虽然城头的大王旗变幻频繁，皇帝们出身武夫，且如走马灯似转换，但他们多能礼遇孔子后裔，文宣公爵位没有离开孔仁玉。孔仁玉卒后，其长子孔宜袭爵。孔宜卒后，其子延世袭爵。延世卒后，其子圣祐袭封。宋仁宗时，文宣公改称衍圣公。总之，其后近千年间，文宣公、衍圣公爵位未再离开孔仁玉的子孙后代。
清朝文人戚学标曾与孔子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等交游，先后在曲阜居住五年。戚氏详叙孔氏封爵颠末，作《孔氏世爵序》，内称:“开元间，更封文宣公，由是终唐世不改。其名萱及昭俭者，又兼泗水令或曲阜令焉。昭俭传子光嗣，遭五季乱，始失爵。不久，而其子仁玉，后唐时复袭文宣公爵。绝而复续，所称孔氏中兴祖是也。”在封建社会的文人看来，所谓孔仁玉中兴，更在于文宣公爵位的失而复得，且由其子孙世袭罔替。
孔仁玉之祖昭俭曾任曲阜令。孔光嗣不仅未曾袭爵，而且未曾任曲阜令。后晋、后周皆以孔仁玉为曲阜令，两朝中间的后汉大约也是以孔仁玉为曲阜令。孔仁玉卒后，何人授曲阜令，史未详载。仁玉长子孔宜曾仕曲阜主簿，孔宜子延世由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县令。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授延世曲阜令，袭封衍圣公。延世子圣祐则在天禧五年(1021)知仙源县(曲阜县改)事，袭封衍圣公。仁玉四子勖亦曾知曲阜县事。也正是从宋代始，“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因为此地是孔子故里，孔子子孙居之，不能使他人统摄之。这一方面说明自五代以来百数十年间，孔仁玉的子孙已繁衍甚众，另一方面也说明宋朝廷对孔仁玉的子孙礼遇有加。宋代，孔氏世职曲阜令这一制度大体上固定下来，只是在短期内曾废而不行。自元代起，衍圣公不再兼任曲阜县尹，但这一官职仍是由孔仁玉的子孙后代担任。
如果从上述三方面言之，孔仁玉确实可称为孔氏中兴祖。
清代后期，著名学者俞樾已对孔末乱孔的故事有所怀疑，在其著作《春在堂随笔》中写道:“所云伪孔氏末者，不知何人。宋元嘉中蠲孔景等五户，亦必以为孔子之后也。孔末既其裔孙，则亦圣裔，何云伪乎？谓之以支庶夺嫡则可，谓之以伪乱真，恐未然也。仁玉为其外祖张温所抚养，恩义深厚，乃即以外祖之名为字，何不为母讳乎？此亦事之不能无疑者也。”俞樾就孔末是真孔或伪孔及仁玉名字不为母讳而生发疑问，颇有道理。孔祥林则是“不敢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记载此事的书籍太多了；可是《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及《孔仁玉墓志》中没有记载孔末之乱，因此“又不敢轻信”，认为“很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我们认为，最简便有效的鉴定方法是把元明清这一时段相关典籍及曲阜碑刻中孔末灭孔及罢孔末(诛孔末)等故事情节，与宋金这一时段的史籍、《孔仁玉墓志》及孔氏家乘中孔光嗣、孔仁玉本事及其历史背景相比较，来考察其真实性。兹鉴别如下:
(一)不惟《孔仁玉墓志》，《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等孔氏家乘及墓志未载孔末之乱，宋金时期众多史籍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五代史补》、《宋史》中也都没有孔末之乱的蛛丝马迹，甚至没有一个叫做孔末的人，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孔末弑孔光嗣是伪说。孔光嗣不是一般的县令，他是孔子嫡裔、陵庙主，受儒士们关注，属“公众人物”，如若被林庙洒扫户灭门，封建国家的史官和士大夫们必然记录下来。
又，值得提及的是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二十六《史部·传记类一》“东家杂记”条下收有孔子四十八世孙孔端朝于绍兴二年(1132)五月朔写的一篇短文，应该是为《东家杂记》写的序文。兹文述五代时孔氏家族事，惟曰:“端朝闻诸父云，吾家自五代乱离，宗族散走，死亡略尽，独袭封尚书讳仁玉守坟墓不去。”“五代乱离”当指唐末五代初期的战乱。兵荒马乱中，孔氏族人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只有大宗子仁玉留守曲阜。这应该是当时曲阜孔氏家族的实情。孔端朝记五代时孔族曾遭厄运，话里没显示孔光嗣、孔仁玉曾遭到戕害的痕迹。
(二)宋金时期的文集、笔记中亦未见记载孔末之乱。
(三)自《孔氏宗支图记》至《阙里文献考》皆云孔末杀害光嗣时，仁玉生始九月(或曰在襁褓中)。如前引《孔仁玉墓志》所载，“(仁玉)年九岁，值泗水君即世，乃传家为陵庙主”。“九月”与“九岁”，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既云孔光嗣“即世”，似乎没有血腥暴力的意味。孔仁玉在光嗣即世后乃传家为陵庙主，说明他没有遭到地方官府或族人的迫害。两种书写之间竟有如此抵牾。《孔仁玉墓志铭》应作于其死后次年，《孔氏宗支图记》则在其死后四百余年刻石，当然前者比后者可信。由此可知，所谓洒扫户孔末杀害陵庙主孔光嗣、孔仁玉九月而孤等说法，当非历史真实。
( 四) 《孔氏宗支图记》等云孔末弑光嗣后“遂冒为袭封□曲阜县令”，孔仁玉“蒙后周太祖罢末”后始得以任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如前所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即已任命孔仁玉为曲阜县主簿，两年后孔仁玉由曲阜县主簿迁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后晋天福五年已任命孔仁玉为曲阜县令。《孔氏宗支图记》与宋代史籍(包括《孔仁玉墓志》)对孔仁玉袭封、任职年代的书写也是方凿圆枘。
(五)《阙里志》、《弇山堂别集》、《阙里文献考》等书亦云“孔末既害光嗣，自为曲阜令”。若果如此，张氏抱仁玉逃回曲阜，反处于县令孔末肘腋之下，岂能保全光嗣遗孤？ 殊不合情理。
(六)《圣裔考》云孔光嗣五代时失封爵，《阙里文献考》则说孔末为窃世爵而计害光嗣。其实光嗣并无爵位，《孔仁玉墓志》和《孔氏祖庭广记》皆记孔光嗣为陵庙主。《宋史·孔宜传》追溯其先世大宗谱系，凡袭封爵位者必书之，却未言孔光嗣曾袭爵。
(七)自《孔氏宗支图记》到《阙里文献考》对孔末结局的记载，也显示出孔末灭孔故事的编造痕迹。《孔氏宗支图记》和《阙里志》皆曰“罢末”，《衍圣公爵系表》云“抵罪”，《阙里文献考》说“诛末”。如若孔末真的杀害光嗣及诸孔氏，罪大恶极，岂可罢官了事？可见《孔氏宗支图记》等对这个细节的叙述是逐渐合乎封建法律和情理的。其实，既然孔末弑光嗣一事并不曾发生，那么鲁人“诉于官，事闻于朝”、“罢末”、“诛末”云云，其真实性亦无需深究了。
(八)《阙里文献考》在卷六的末尾记述孔末害光嗣在“梁末帝乾化三年”，在卷七的开头又明言仁玉“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将梁末帝写成梁太祖，前言后语间亦出错。又，兹书记长兴元年，仁玉年十九，也是一处“硬伤”。
综上所述，元明清这一时段的典籍、碑刻所谓五代时孔末杀害孔光嗣、夺爵、自为曲阜令及后来罢末(或诛末)等情节，与宋金时段的史籍、孔仁玉墓志及孔氏家乘中孔光嗣、孔仁玉本事及其历史背景矛盾冲突，可知上述故事情节当非历史真实。
元天历年间、明永乐宣德年间曲阜孔子后裔所谓孔末灭孔的故事之所以令人相信，被其后的文士、史家转引(或在其基础上添加情节)而得以广泛流传，大约跟孔光嗣、孔仁玉生活的历史背景，即唐末五代时期战争频繁、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等等因素有关。唐末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十年，席卷大半个中国，自唐宗室、贵族到中小官僚地主皆遭到冲击，被杀戮者所在多有。其后藩镇之间混战连绵。朱梁代唐，战争并未止息，社会仍处于动荡中。曲阜县孔子后裔中的官僚、士绅及地主也难免被农民战争波及。孔氏家族内部本来就有官民、贵贱、亲疏等方面的对立与矛盾，地位低贱者如洒扫户们则可能加入到起义农民的行列中，凌辱摧残孔氏贵族、官僚。唐人诗云:“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正是当时社会关系大变动的真实写照。曲阜孔姓家族中或许也短暂出现过诗中翻天覆地的阶级变革，因此所谓“孔末”者，当非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孔氏家族树上地位低贱、却又曾经犯上作乱的远枝末梢。由此也可见，孔末灭孔故事的出现，是有其“历史依据”的。
同时，孔氏家族也可能曾发生这样的故事:孔子嫡裔遭受冲击，却因家族离散、势单力孤而备受摧残，幸亏得到了其外家的救助，渡过难关，家族也得以振兴。或者，张氏救孔的故事，发生在其他时期孔子后裔的身上，被元、明时期的衍圣公、曲阜县尹、族长们为了某种目的而移花接木到了孔仁玉身上，只不过他们所讲的故事情节多不符合五代时期的历史真实罢了。类似的故事，史书上不乏记载。
孔子五十四代孙、衍圣公孔思晦在元中后期士人中有良好声誉，甚得儒臣李孟、元明善、危素称道。孔子五十九代孙、衍圣公孔彦缙，永乐八年(1410)袭封衍圣公，卒于景泰六年(1455)，亦颇得当时的朝臣和士大夫尊重。曲阜尹孔克中是孔子五十五代孙，永乐、宣德间任此职，有“贤能”之称。族长孔思楷是孔子五十四代孙，“能世其职”，孔继汾称其“德厚亦有长者之风”。他们为什么要编造五代时期孔末杀害孔光嗣的故事并刻之于石呢？当然，正如孔彦缙等向张敏所表示的，是为了对外祖张氏报本酬恩，即所谓“今虽优待其家，恐后世子孙或有遗忘，不能以礼相待，甚非报本酬恩之意。兹欲立石于张氏之茔，俾吾子子孙孙世加存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严内孔外孔之防，剥夺外孔豁免赋税、免除徭役的权利。封建社会统治者为表示尊孔崇儒，除不断给孔子奉上各种尊号、赐给孔子嫡裔侯、公等爵位及官职外，还往往免除孔氏子孙赋税，以示优遇，并拨给一定数量的民户，蠲其课役，以供孔子林庙洒扫、维护及种树诸役。因此之故，外姓冒充孔氏子孙，外孔氏(孔仁玉后裔以外的孔族人)假托内孔氏以规避赋徭的人户可能不在少数，这势必影响到地方官府的税收和课役，也影响到衍圣公府的收入。前揭《孔氏宗支图记》说:“夫以外院近者执役庙庭，远者岁输祀□，相承以为故事，其来久矣，炳有簿籍可考，而伪者每怀觊觎之心，伺隙辄发，欲侥幸以玷吾之真。”就是说，那些居住在外院的孔族人总是觊觎豁免赋役，伺机以伪冒真。永乐十五年(1417)，胡俨作《孔希范墓表》，记载其时“外孔氏”的子孙“亦假托世胄，觊蠲徭役”，曲阜县尹孔希范(洪武二十八年至永乐十年在任)“乃力斥其非，绝不与通，遂以宗谱重刻石庙庭”。大约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至明世宗嘉靖前期(约1506—1547)，明初已承平百数十年，曲阜孔氏也繁衍生息，户口日增，“族姓繁多，或冒以避庸调”，孔承懿“乃谋大宗成庵公，取族谱，起五十四代讫六十三代支分派别，令无隙可入”。可见，曲阜孔氏族人利用封建政府对孔子裔孙的特殊政策以逃避庸调，是曲阜县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修谱、立碑、编造孔末灭孔故事等举措，目的是以别亲疏，以辨真伪，使孔仁玉后裔以外的孔族人不得逃避庸调，从而保障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徭役驱使。
原文发表于《孔子研究》2015年第3期。
注：文章注释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