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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浙江大学亚洲文明讲坛系列03】冯国栋:石刻文献与佛教研究
2021-04-23 11:21   审核人:   (阅读: )

2021年3月17日,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亚洲文明讲坛第二讲特邀我所冯国栋教授主讲,主题为”石刻文献与佛教研究”。

以下为讲座纪要,转载自公号“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主持人语】

本次讲座是支遁人文讲座的第三讲,亚洲文明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冯国栋老师是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古籍所副所长、人文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释氏碑志的辑录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研究领域包括汉语佛教文献学、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等。代表作包括《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2011年)、《〈景德传灯录〉研究》(2014年)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史语所集刊》《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浙江大学历史系韩琦、秦桦林,古籍研究所周佳,中国美术学院张书彬,中国计量大学王珺等老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内容】

我这次讲的题目是“石刻文献与佛教研究”,看题目就知道这个主题无法聚焦,它既不是一个严格的考证推理,也不是很严密的理论推演,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座谈更为合适。我准备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新材料与历史记忆;二是石刻文献与佛教研究的历史回顾;三是就石刻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助益,谈谈石刻文献对佛教研究到底有哪些触动;四是石刻史料特殊性的问题,因为石刻史料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使用时必须小心。

一、新材料与历史记忆

对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这段话大家都耳熟能详: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仔细读后,觉得这段话仍值得品味。从“未入流”“闭门造车”这些下语很重的词,我们可以读出陈先生这段话中蕴含着不平之气。他这段话应该是有所针对的,应该是有所激而发的,并非平心静气的论说。大家往往都注意到陈寅恪“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提法,我想问的却是:为什么新材料和新问题就一定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陈先生这段话虽然被广泛传播,甚至被视为学术的标的,但事实上这仅是一个基于经验的说法,并未经过仔细论证。我试图对这一说法进行一个论证,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回答历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历史?关于什么是历史,相关的探讨很多,但大家都同意有两个“历史”存在,那就是“历史事实”(作为事件的历史)、“历史叙述”(作为叙述的历史)。我们基本上都是透过“历史叙述”即文献材料来了解历史真实发生的情况。事实与叙述之间其实还存在一个中介,那就是记忆。人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记忆必须存在选择性,我们不可能记住一切,这是人的有限性,也是人的无限性。有限性在于,我们记住一物的同时,其他事实皆成为此物的背景;无限性在于,我们可以聚焦于一物,而不是漫无选择地记住一堆无序的信息。这决定我们在记忆的同时,也在遗忘。记住什么固然重要,但忘记的东西也绝非可有可无,有时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材料的执著,正是对历史遗忘的警惕,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新材料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其他角度,只有把各种角度相结合,我们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说到金石,学者往往会引用饶宗颐先生《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的这段话:

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

饶宗颐先生主要是从贞石证史的角度出发,这是中国金石学的历史传统。但现在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贞石证史、补史的阶段,甚至有“贞石写史”的实践。

二、石刻文献与佛教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欧阳修、赵明诚以来,金石学家总会将与佛教相关的石刻收录于他们的著作。晚清以前,金石学家如何处理佛教文献,他们的方法、关注点是什么,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却未见有系统的梳理。像王昶、陆增祥这些人在处理佛教文献时的方法和关注点是什么,他们的见解虽然见于相关跋语中,但要对其进行抽象化和理论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佛教金石方面的专门研究只能从晚清谈起。

首先是沈曾植。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利用石刻文献谈到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的很多问题。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发现《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法如行状第一次梳理了禅宗的法统: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也就是说弘忍身后重要的弟子既非北宗神秀,也非南宗慧能,而是法如。另如对《大证禅师碑》的考证,沈氏认为大证作为北宗普寂后的重要人物,赞宁的《宋高僧传》以及各家灯史,皆无其记录,实在是一种疏忽与有意识的遗忘。

继沈曾植之后的当推胡适。胡适相当认真地收集佛教石刻文献,他在《读王昶〈金石萃编〉》曾感叹说:“我今天重检此编里的佛教碑版,深感保存的碑版真太稀少了。”虽没有撰成系统性的著作,但亦留有很多长短不一的跋语。胡适对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影响甚大。柳田圣山编过《胡适禅学案》,对其非常推崇。他非常认同胡适认为“伪史之出现,须探于敦煌卷子或金石文字”的观点。柳田从鹫尾顺敬所编《菩提达摩嵩山史迹大观》发现《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并引起胡适的注意(他们两人皆未曾注意过沈曾植)。柳田初步具备了某种程度的“版本”意识,如对《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的整理,以《唐文粹》、拓本、《文苑英华》、《张燕公集》、《全唐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祖历代通载》等七个版本进行校读,对石刻“版本”的研究实践起到了先导作用。

对于古典禅时代的研究,有像贾晋华老师《古典禅研究》这样的优秀著作,她对唐代数通真伪纷争的佛教碑文做过深入的考证。宋代禅宗史的研究,大家都会注意到石井修道。他的《宋代禅宗史之研究》主要关注曹洞宗,对曹洞宗史有一个非常大的推进。石井详细考证了曹洞宗在宋代的历史,并将曹洞宗重要人物的塔铭翻译成日文,更重要的贡献则是从文集、金石录、地方志、语录中搜集了一百五十一位禅师的塔铭、碑铭。

总体而言,佛教金石文献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大热点问题:一是北朝造像僧尼碑志的研究;二是碑志塔铭与初期禅宗史研究;三是辽金元佛教石刻的研究。

三、石刻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助益

1、新材料与新史实

(1)宋元时期曹洞宗的发展:从大洪山到少林寺

唐末五代,禅宗五家的法眼和沩仰相继衰落。活跃于宋代的是临济、曹洞和云门,其中临济与云门尤为强劲。云门在两宋之际突然衰歇,曹洞却慢慢兴起。曹洞在北宋一线单传。几于无人可传,到投子义青时代,曹洞慢慢兴起。义青的弟子芙蓉道楷大家比较熟悉,他的弟子有丹霞子淳,再传宏智正觉和长芦清了,都活动于江浙一带,后来这一系东传日本。另外一系的曹洞宗突然兴起,并延续至今,那就是北方的少林系。但从南而北的传播过程,传世文献记载多有模糊处:鹿门自觉——青州辩——大明宝——王山体——雪岩满——万松行秀。在这一传承中,大明宝、王山体究竟为何等人物,缺乏相关文献的记载。好在“大明宝”“王山体”的碑志都已经被发现,使得对这一系传承脉络的梳理成为可能。大明宝的塔铭非常有意思,阮元、王昶都知道《宝公禅师塔铭》,但他们所见皆为残本,认为此碑下截为土所掩。后来我们发现了比阮元和王昶看到的都更好的拓片(图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线裂纹,裂纹之下的部分就是被土掩埋掉了。2018年我去考察的时候,这块碑还在,只不过裂纹更严重了。拓片与碑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巫鸿先生曾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说“拓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人文关怀,他认为碑与拓片永远处于一种竞争之中。大家可以看到照片所见裂纹附近的字有的已经崩落,拓片却保存了下来,如果把碑和拓片都看成一个生命体,可以说两者始终都在一种互动之中,是一个互搏的过程。通过这个大明宝(已经清楚是大明法宝)的碑,对曹洞宗的这一段历史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证明法宝是金代非常有影响的僧人,他先后住持当时重要的寺院,即山东长清县的灵岩寺和燕京仰山的栖隐寺。他的大檀越叫张浩,张浩载于《金史》。大明宝后受张浩牵连,到河南林州,在紫山和谼峪分别建有道场。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大明宝的弟子遍布于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和河南。大明宝的弟子王山体,他的塔铭也于上世纪80年代出土山西交城的王山。

1 《宝公禅师塔铭》拓片与照片

(照片为冯国栋 所摄)

2)夏竦《大安塔碑铭》

《大安塔碑铭》大致讲述妙善与道坚师徒二人在当时的东京开封建造规模宏大的大安塔的过程。大安塔是依照南京长干塔建设的,当时的权贵多有参与大安塔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妙善与道坚的特殊身份。妙善最初是马楚政权的后妃,马楚被攻灭后被李处耘纳为妾室。李处耘子为李继隆,女为宋太宗明德皇后,二人年幼时曾受妙善照顾。不过问题在于,大安塔的这一段历史仅见于此,正史和笔记小说等都付之阙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座寺院或许存在相当大的封闭性,与外界往来很少,仅作为高层女性的活动场所。

2、新材料提供了重新审视旧问题的机会

新材料不仅可以提供新史实,另外,新材料的出现还可能会激活老的问题,老问题很多,都是重要问题,有些老问题被搁置了,但只是看似被解决,实际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所以问题无新旧,一个问题能不能被研究,与研究者本人对材料的掌握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有很大关系。

1)《文殊说般若经》与禅宗(回答旧问题)

佛教的宗派往往都有自己尊崇的根本经典,如华严宗的《华严经》,《天台宗》的《法华经》,律宗的《四分律》等等,但禅宗却没有自己固定的正典或经典。最开始以《楞伽》印心,四祖道信又一度引入《文殊说般若经》。然而,《文殊说般若经》如何会被引入禅宗的修证体系,一直是悬而未解的问题。而随着山东、河北石刻佛经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在山东的洪顶山、邹县四山、泰山石经峪,河北的南北响堂山、中皇山都刻有《文殊说般若经》,由此我们就更理解了该经在北中国地区的流行,从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背景。

(2)“历史时刻”的佛教

“历史时刻”是赵世瑜老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上总有一些重大的时刻。这些时刻亦体现在佛教上,我们熟悉的“安史之乱、会昌法难、黄巢之乱、两宋之际、宋元之际”等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时刻。以往我们认为这些时刻肯定都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彻了,但一进入,就发现还是很模糊。就如“安史之乱与佛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法津的墓志,这位因医术高明而被征召进宫的高僧,在安史之乱中,因为扶丧回乡,居于平凉。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以后玄宗与肃宗分道扬镳,相关探讨已经很多,包括在座的孙英刚老师都有很精深的研究。肃宗去灵武时路过平凉,此时相当落魄,法津为肃宗提供兵马衣粮甚多。由此我试图搜集更多安史之乱与佛教相关的材料,发现材料确实很少,有些材料甚至不知如何使用,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浮现出来了。同样,会昌法难实际上也没有深入的研究,黄巢之乱与佛教的问题则根本没有探讨。这几个时刻对佛教的冲击很大,是改变佛教格局的重大事件,都没有被很好处理。

四、石刻史料的特殊性与使用

1、辨伪问题

佛教石刻史料同毛阳光主要做的世俗石刻史料一样,也存在很多伪造的情况。但正如毛老师所言,要造一个伪的东西,一是难,二是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故而完全的作伪很难,多是通过局部的改写伪造。如北朝的《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常景撰文,李宁民书。市场上又有《魏故比丘尼统清莲墓志铭》,正文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落款变成“陈景富文,王守民书”。宫万松老师指出这肯定是伪造的。但还是有不少金石书将其作为真品收录。

2、“版本”问题

要借助石刻研究历史,首先必须处理石刻文献本身的“历史性”问题。换言之,在利用石刻作为史料之前,必须先理解石刻史料本身的形成、版本等问题。碑铭有碑刻本身、拓本、录文本(金石集)、文集本。除此之外,拓本存在被剪裱的情况,格式就与原石完全不同。再进一步,还有人将剪裱本翻印在木版或石版上,再印成册子。这都使得石刻文献的版本问题更加复杂。

具体到佛教石刻文献,需要注意如下三个版本方面的问题。一是数处塔与一人多铭,如息庵禅师碑的例子,他曾分别在少林寺和灵岩寺主持,两寺都为息庵禅师留下碑文,但记载各有侧重。二是从行状到塔铭可能会有不同,如大川普济塔铭的例子。三是金石与文集的不同,如元叟行端塔铭的例子(表1)。

1 元叟行端塔铭在文集本与语录本中的不同

【提问环节】

Q1: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查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发现很多未经披露的新材料?对于已经有纸本的资料如果有实物遗存,是否需要回到历史现场?

A:这是肯定的,古今道路的交通变化很大。我曾到山西灵丘调查,灵丘现在很偏僻,但当时是交通要道,罗新先生实地走过这条路。我考察的那个碑刻很重要,它讨论的是禅宗早期的历史。有人认为它是假的,但事实上它不可能是伪造,因为它讲到神秀的名字叫道秀,这与敦煌的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的。碑在一个很小的佛龛里,上面写了禅宗几祖的名字。不过我去的时候这个碑已经很模糊了,又不能拓取,只能现场观看。在偏远地区发现新材料我想是非常可能的,天下之中最好的风景常位于险远处,学术也是一样。至于有纸本的资料需不需要看实物,我认为需要分开看待,如巫鸿先生《说“拓片”》中所说的,石碑会随着时间而风化,拓片却保存了某一时刻石碑的样貌,从文献的角度看,拓片有时比石碑还好。但是实物调查能提供更好的历史场景。正如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物相关的更多信息,走进田野也有类似的作用。 

Q2:日本僧人为中国僧人撰写碑文传记的现象多吗?

A:没有特别注意。但刚刚提及的息庵禅师,他在少林寺和灵岩寺的碑文都是日本僧人邵元撰写。邵元大概撰写过五位僧人的碑志,除息庵碑外,有的还保存在少林寺。对于息庵少林寺碑和灵岩寺碑的讨论,也有学者怀疑其中有伪造的可能。邵元作为日本僧人的汉文水平无法估计,但两碑中的一碑确实显得比较朴拙,邵元的其他碑(文笔)也还好,不好判断。在日本来华僧人中,应也有汉文水平高低的区分存在。 

Q3:如果一篇博士论文,采用了几百篇的《全宋文》都未收录的墓志材料,并挑选其中的数则墓志作为核心史料进行社会史和家族史的研究,您作为古籍所的老师,怎么评价?

A:你提的问题很敏锐,我也有同样的思考。关于佛教石刻文献与传世文献,如何处理这种与传世文献不相联系的文献?是否能利用这类文献写出一种不一样的佛教史?如何运用这种文献写佛教史?利用这类文献写出的佛教史与传世文献所写佛教史之间关系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我也还没有很好的答案。实际就回到第一个问题,新材料是不是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就像你说的写一篇那样的博士论文,可能会有很多老师很不屑,认为你利用的都是边角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历史到底谁看到的是真相?在西方有学者试图纯靠出土文献书写历史,我们本身有很强的史传传统,但哪种历史是更好的历史呢?这是需要再思考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浙大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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