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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2020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揭晓
2021-04-21 09:38   审核人:   (阅读: )

   [本刊讯]为了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中国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自2017年起,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了三届年度性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第四届观察范围包括2020年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评选出“2020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1)历史基本概念的反思与史学话语的建构;(2)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特性的考古学证明;(3)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与影响;(4)近代物质文化的演进与社会变迁的互动;(5)近代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医疗发展;(6)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的新拓展;(7)“新海洋史”中海洋本位思想的确立及其影响;(8)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建设;(9)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特征;(10)抗美援朝历史地位的新认识和再评价。现将“热点介绍”“文章举例”“专家点评”予以公布

2020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

热点一 历史基本概念的反思与史学话语的建构

热点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结构主义、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话语表述,在历史学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史学界因此崇尚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热衷于解构先前的观点或认知,推动了对历史基本概念的反思与史学话语的建构。2020年,史学界就此提出如下思考:(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本立场,不能脱离人类从产生开始就已结成多样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基本事实;(2)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既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有傲慢自大的学术偏见,对此需要正确看待与分析;(3)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所涉及的就是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问题,过分强调从现实出发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有诸多教训值得吸取;(4)应重视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全球史发展中的学术主动权,进而建构和掌握有真正影响力的话语权。

文章举例:

1.《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董欣洁,《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

2.《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赵梅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3.《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界定、意蕴及其与史学话语的建构》(刘开军,《江海学刊》2020第5期)

4.《历史认识中的评价活动及其边界》(黄凯锋,《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专家点评:胡塞尔告诫身边的几位青年哲学家:“不要总是谈大钞票,先生们;小零钱,小零钱。”悄然无声而坚强有力的现象学运动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本质主义和宏大叙事为特征的西方思想传统。科学地反思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建构本土化的史学话语体系,需要对现象学运动所开启的西方思潮演变了然于胸。必须跳出历史学的视野来考察这一问题。只有在宏观上把握史学基本概念巨变的哲学背景、理论预设与基本命题,相关的中观与微观问题讨论才会顺理成章。20世纪西方思想大潮中的一个价值蕴涵,就是反击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与话语霸权,对此需要深入仔细辨析,不可视野过窄又笼统含糊。在学理上,须具体而微地回应对从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到历史决定论的各种指摘,不可大而化之。例如,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就是在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进行的,而所谓西方中心论,也有其形态变化。因此,有必要扩大视野,从哲学到史学的全视域来进行深刻的学理反思,既不背离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也使得鲜明的民族性建立于科学性之上。

点评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辑)

热点二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特性的考古学证明

热点介绍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特点之一是五千多年不曾断裂。近年来的系列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2020年,学术界基于考古学的新发现,多视角阐释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1)探讨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因由,认为这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与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2)阐述近年来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溯源的重要性,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提供了知识支撑;(3)通过全国各地的流域文明或区域文化的个案研究,呈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延绵不断的特点;(4)关注玉斧钺的王权象征意义,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玉器时代的历史地位不容忽略。
  文章举例:

1.《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王巍,《求是》2020年第2期)

2.《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袁靖、潘艳、董宁宁、司徒克,《考古》2020年第2期)

3.《中华文明史的玉器时代与王权起源》(李秀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李禹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5.《先秦生态智慧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刁生虎、王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专家点评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悠久历史,其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罕见的。这不但为汗牛充栋的文献所证实,也被20世纪初以来大量出土的遗迹与遗存所印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已经累积成为众多类型完备的系列成果,促使学术界意识到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论证中华文明不断裂之事实的必要性。2020年,学者们利用考古成果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确定了中华文明的起点,解读了作为文明内涵的“国家”“国民”“国土”等概念,论证了礼制、礼器、文字等文化现象的持续性,并以恢弘的笔触探究了中华文明不间断的历史原因,促使这个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得到有说服力的解答。此外,有论文关注到上古玉器的传承问题,藉以廓清史前史和先秦史,亦有助于中华文明现象的探源。今后的研究,应与新编中国通史的编纂相辅相成,更有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向纵深开拓和发展。

(点评人:李凭,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热点三 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与影响

热点介绍: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有益借鉴。2020年,史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户籍赋税、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的关系,土地市场的运作实践等层面,阐释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实质、特点与规律;(2)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和基层两个维度的贯彻实施及治理模式,涉及国家治理经验、边海疆政策、府县官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乡族势力对地方治理的参与等;(3)关注古代官制的变革进程和运行机制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和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重点探讨官制的调整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文武分途与散官体系的演进、府县官制与政治行为等问题。

文章举例:

1. 《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李华瑞、赵思渊、刘志伟,《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 《明清时期府县官政治行为之考察》(柏桦,《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

3. 《分位与分叙:文武分途与唐前期散官体系的演进》(朱旭亮、李军,《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4. 《汉武帝朝的秩级整理运动——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秩级的形成为中心》(孙正军,《文史哲》2020年第5期)

5.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杜文玉,《人民论坛》2020年第9期)

专家点评:《尚书·五子之歌》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安民,而安民之本在于富民,富民之道在于有恒产,有恒产则有恒心。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实践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值得总结与探索的问题也很多。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一些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理论建构与争议,与国家治理有关的政治制度建构所蕴涵的智慧,在具体实施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社会各个阶层对国家治理的态度与诉求,官府及基层组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正负作用,民间舆情与国家干预引导舆情,移风易俗与顺应风俗习惯,以官府为主导的治理与官民相得体系构建等,都缺乏应有的关注。有理由相信,今后的研究会在更多层面展开,从国家层面到地方社会,从官府实践到民间反应,从政治制度建构智慧到被政治制度规范者的智慧,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随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入研究,将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

(点评人:柏桦,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双聘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

热点四 近代物质文化的演进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热点介绍:与宏大的历史叙述相比,物质文化研究能够实现“物与人关系”的建构与重组。晚清民国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物质文化的演进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尤其值得探究。2020年,中国史学界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在:(1)解析不同的“思潮”“思想”,如康有为倡导的“物质救国论”,认为其体现的不合理性源自社会基础的不完备;(2)考察近代中国的制度、工业发展、国民意识,如以博览会这一“公共空间”为窗口,从器物演化的角度分析制度演化和思想变迁,折射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民族意识的提升;(3)探究城市发展与物质文化载体之间的平衡点,如通过南京历史街区的考察,提出仿古建筑有利于重构历史,彰显城市文明底蕴;(4)考察近代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的改变,折射物质生活和工业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关联。

文章举例:

1.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解析》(董丛林,《安徽史学》2020年第1期)

2. “五四”与中国社会变迁:从知识人的婚姻人生说起》(潘光哲,《近代史学刊》2020年第2期)

3. 《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为中心》(马敏,《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

4. 《多元历史街区同城相融共生的微观解读——以南京明清及民国历史街区的建筑层次构建分析为例》(朱庐宁、丰志勇,《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5.《日常生活视域下的民国男子服饰变迁的考察》(吕天石、肖红松,《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20年总第24卷)

  专家点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其本质就是人类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物质文化是工业化的基本体现,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代中国人对工业物质文明认识的深化,经过了缓慢曲折的过程,由“重农轻商”到“实业救国”,这一过程的社会基础及内在逻辑需要深入探讨。城市化是物质文化变迁最明显的标志,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通商城市,对物质文化影响下的城乡关系及城市群的互动研究较为欠缺。近代交通工具的推广、日用器物的普及,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近代社会转型的物质生活基础,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这些器物的社会作用及其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观念的影响,还需要深入挖掘。此外,近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少仍停留在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平面描述等初级层面,需要从物质文化与制度变革、社会结构变迁、观念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全域性视野着眼,进行理论概括与深入剖析,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走上中国道路进行理论阐释。

(点评人:李长莉,南昌大学特聘教授)

热点五 近代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医疗发展

热点介绍:近年来,以跨学科和多元的社会文化史为取向的疫病及医疗史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疫病自然史、医疗社会史、医疗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学术界对疫病及医疗史的研究更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研究包括预警、检疫、隔离、医治等在内的疫病防控措施,构建基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的中国近代防疫体系;(2)对医病关系、医疗与政治体制、医疗与战争、医疗与宗教、殖民医疗以及医学社群等层面展开跨学科研究,从医疗史视角观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3)通过对西医技术引入和中医在反思中自我重构的探讨,展现中西医模式交流冲突中的整体变迁;(4)关注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的求医活动,再现疾病与民众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关系,构建以人为本、融通内外的“生命史学”体系。

文章举例:
1.《民国时期本土生物制品的市场与价格问题研究——以中央防疫处为例(1919-1933)》(姬凌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2. 《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焦润明,《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3. 《中华医学传教会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冲击与调整──以澳门医疗工作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关俊雄,《澳门研究》2020年第4期)

4. 《战争的启示:中国医学外伤学科的知识转型(1937-1949)》(皮国立,《国史馆馆刊》2020年第63期)

5.《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疫病管理》(梁其姿,《二十一世纪》2020年第181期)

  专家点评2020年,疫病史和医疗史研究持续成为热点,既与新冠疫情的世界性爆发及蔓延有关,也是中国医疗史研究自身发展的结果。技术、制度与国家,越来越成为中国医疗史的三大主题要素。所谓技术,指的是医学内史与外史结合的路径。在中国医疗史领域,医学学者属于内史学派,历史学者属于外史学派。两个学派的融合,体现了两个知识体系的融合,是中国医疗史发展的方向及可能的途径。近几年来,新一代学者正在朝此方向努力。所谓制度,主要指医疗制度。20世纪以来,西医的医院制度与教育制度显现出了优势。这提示研究者,在医学学会、医院制度等方面,尚有许多新的文献、新的议题值得开拓。在国家防疫方面,2020年的疫情令人联想起1910年东北鼠疫防疫对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的贡献,只不过这一制度并未将民间公益团体包括在内。近期新的研究成果同样提示研究者,民间公益团体是政府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或替代者,需要从“合作者”的角度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

(点评人: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

热点六 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的新拓展

热点介绍: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交通长廊,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重要场所。随着全球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深入研究,考古学和地理学等亲缘学科的推进,促进了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互鉴研究的纵向拓展,尤其是通过文献和考古史料,致力描摹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远景和近景。2020年,中国史学界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讨论:(1)通过区域与整体的联结,探讨全球贸易网络的构建如何带动区域的繁荣,丝绸之路的延伸及其样态为沿线区域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2)通过考古遗存,从历代贸易商品深入挖掘和还原古代社会生活图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与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之间的联系;(3)持续对“丝绸之路”概念进行深入阐释,通过定量分析探讨丝绸之路对文明交融互鉴的影响。

  文章举例:

1.《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万明,《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

2.《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经济史》(陈烨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3.《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王乃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4.《明清时期的民间“海上丝路”》(李立民,《历史档案》2020年第2期)

5.《元代丝绸之路对民族融合的影响》(修晓波,《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专家点评:丝绸之路研究是一种整体史观,其内在逻辑是将从中国到与亚非乃至欧洲的贸易线路及其影响的区域视为由丝路联结起来的历史共同体,本质是探讨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对丝绸之路整体认识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对起着重要联结作用的节点和承载丰富文明交融信息的个案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点”的解剖深化对“线”和“面”的整体认识。过去一年,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不断深入。该领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多学科结合下展开的,近年来更加重视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和史料的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的零散记载虽然可以拼合出相对完整的画面,但也难免细节的缺失。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补充互证,可以更好地勾划丝绸之路完整而具体的历史图景。过去一年的研究显示了该领域继续推进的方向,一是深化区域史,包括海域史、滨海地域等问题的研究;二是推进多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互证;三是深入揭示丝路交流有何和如何影响不同文明的发展。

(点评人: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紫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热点七 “新海洋史”中海洋本位思想的确立及其影响

热点介绍在以海洋为本位的史学建构过程中,通过海洋视角重新审视大航海时代前后的陆海联动,把西方的海洋开拓视为既有海洋网络的多元文化交流,同时更加强调人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新海洋史研究的热点。2020年,中国史学界通过以海洋为本位的全球化视角,探讨了以人为本的陆海关系和海洋沿线民族国家持续互动的文化交流:(1)中国古代对海洋的地理空间认知,历经抽象的四海观念至宋元通过航海实践形成不同具象的海洋认知,到明清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海洋知识和观念;(2)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中国早期与周边国家互动的历史进程及白银时代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建构,扩充了中国人对海洋知识的认识范畴;(3)通过历史观照现实,认为经济全球化乃是从海洋开始,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形成陆地与海洋共建共享共赢的开放格局。

  文章举例:

1.《宋元海洋知识中的“海”与“洋”》(黄纯艳,《学术月刊》2020年第3期)

2.《从岛陆到洋面:明清时期中朝对黄海北部海界认知及演进》(高志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期)

3.《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东亚海域:明万历海外采金事件始末》(李庆,《国际汉学》2020年第12期)

4.《17世纪及其前后雷州半岛与域外海路交往史料探析——从一幅荷兰古海图说起》(陈国威,《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14辑)

5.《华人与18世纪的中国海域》(包乐史,《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15辑)

    专家点评: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国内出版、刊发的海洋史中文论著(含外文译着)超过420篇(部)。以海洋为本位,在本体上建构中国海洋史学体系获得学界共识,以至有“新海洋史”之思考。诸如大部头的《中国海域史》等海洋通史类著作的出版,显示中国海洋史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面向全球、立足区域的海域史取向、纵向深入的专题史研究是一大趋势,研究空间超越传统的中国海域、东亚海域,远及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海域,例如海洋地图、更路针经、港口航路、海洋渔业、海岛空间、海洋社群、海洋环境、海洋信仰,乃至海洋知识、语言交流、海洋医疗、海洋维权等,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作品。不少重要的涉海公藏档案、海图资料、海华文献、民间文书等得到挖掘利用,为海洋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向未来,以海洋为本位,以海域史、全球史、整体史相结合的视野,注重人海关系、海陆互动、比较研究,加强海洋史学规划,推进学科团队建设与学科整合,建构中国特色的海洋史学体系,是中国海洋史学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

(点评人: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所长/主任、研究员,广东历史学会会长)

热点八 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建设

热点介绍: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学术化进程得以提速。2020年,学术界就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学科体系建设进行了集中探讨。提出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要从推动党史学科健康持续发展、适应历史新方位和不断满足阅读者的新需求出发,同时须重视以下几个问题:(1)抓住若干关键点,精准考释相关词汇的历史意蕴,准确理解话语体系中具体词语的真实内涵;(2)注意回应时代呼唤,重视大众需求,提高党史话语体系的确定性和科学性;(3)在发掘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党史叙述的话语范式;(4)具备包容性思维,秉持开放姿态,勇于接纳多学科知识,避免学术研究固化和封闭;(5)多做基础性工作,夯实党史研究的基础,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构建创新话语体系的共商共享平台。

文章举例:

1. 《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历史机遇、现实挑战与未来开显》(程刚,《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 《党史研究方法的调研与思考》(王炳林、李鹏飞,《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4期)

3. 《深耕文本: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夏清,《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4. 《论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沈传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5.《中共党史研究学科构建的缘起、依据及启示》(王冠中,《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0期)

  专家点评新时代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其中包括构建中共党史的“三大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超常发展。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最大的变化就是话语体系的重视,产生了一系列学科标识性概念,丰富了中共党史的语料库和学术视野。把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进程分成四个历史时期,把“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进行研究,是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新时代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呼唤新的研究方法,既要考虑历史语境,又要关注时代需求。但是,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各自的内涵和外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到底该怎样加强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和学科体系建设是什么关系、该如何着力,这些都还需要深入探讨。

(点评人:冯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热点九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特征

热点介绍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解放,对拯救人类文明和保卫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抗日战争史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热点,并形成了若干新特征:(1)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入审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行为,通过基于历史事实的解释,展示抗战时期中共为抵御侵略和民族解放所做出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奋斗;(2)研究华侨在抗战时期的参与、动员及其祖国认同的建构;(3)关注抗战时期的新闻舆论、社会生活、慈善活动等多元主题,从生活史的角度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4)对战时中外关系研究呈现明显的国际关系史色彩,国际史的视野和多国史料的互证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景象。

文章举例

1.《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黄道炫,《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

2.《战时合作的“中间人”:中国战区青年译员与美军的相处》(徐亮,《史学月刊》2020年第3期)

3.《从中原到苏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及其对山东的影响》(郭宁,《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4.《社会动员视域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抗战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潮龙起、吴俊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5.《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齐小林,《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

  专家点评:202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特点主要体现在:(1)域外资料特别是日文有关战争资料的编辑及应用进展较大,为抗战史的客观深入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2)对国共双方的武器生产及供应均有了具体而微的探讨;(3)新四军与华东战场的研究在沉寂多年后有了新突破;(4)沦陷区特别是民众苦难生活及其情感的研究正在引起重视;(5)大后方工矿业实态开始受到关注;(6)日本的战争动员及其对华作战的影响日渐深化;(7)从东亚视角、全球史角度切入抗日战争研究渐成气候。总体来说,有关中共根据地及游击战的研究论著较多,但在诸如根据地工农业生产、贸易、战争支援、八路军后勤供应上尚待细化;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共政治发展、军事援助关系仍须再深入;至今战时三大区域不同时期的具体范围及变化、人口数量说法不一;敌后国民党军的作用、中共对伪军的争取与利用、日伪军关系、伪政权管辖效能等问题都需进一步深化。

   (点评人: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热点十 抗美援朝历史地位的新认识和再评价

热点介绍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以翔实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涌现出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对重大战役的部署、停战谈判的决策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中国史学界就这场战争的决策过程、战略动员、战争意义、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以国外解密档案为中心,分析中共中央做出出兵决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2)突出抗美援朝对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将之上升至新中国“立国之战”的历史高度;(3)系统整理出版大批珍贵历史文献、口述史和回忆录,全方位、多视角展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性、艰难性和正义性;(4)批判诬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行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文章举例

1.《朝鲜战争期间台湾的应对及其影响》(侯中军,《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2.《国内抗美援朝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冯兵、樊子豪,《邓小平研究》2020年第4期)

3.《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评》(石善涛,《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

4.《毛泽东:精心谋划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的总设计师》(石仲泉,《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5期)

5.《应澄清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错误认识》(徐焰,《军事历史》2020年第6期)

    专家点评过去的一年,抗美援朝史的研究视角更为多元,认识更为全面,分析更为深入,评价更为客观。具体说来,一是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由原来的侧重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层面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二是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更为明显;三是在发掘国内外原始资料的同时,也愈发注重口述和实物等资料;四是对多年来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是否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否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等,澄清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错误认识,有助于人们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同时,抗美援朝史在不少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拓展。选题上,目前仍以宏观论述居多,个案研究亟需加强,比如抗美援朝的地方动员、对普通民众和指战员的研究等;研究内容上,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需进一步拓宽视野;资料方面还应下大力气深入挖掘,特别是地方档案以及相关人员的书信、日记和口述资料等。

(点评人:赵学功,教育部“长江学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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