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均衡陷阱”与晚清中国的国家转型》讲座纪要

原创 唐子阳 史海观潮 今天

2021年3月13日，清华大学历史系邀请到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做客“清华历史讲堂”。本次讲座题为《“三重均衡陷阱”与晚清中国的国家转型》，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的现代化与国家转型问题多年，值此机会，李怀印教授分享了他的最新思考。讲座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仲伟民教授主持，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有400余名听众聆听了这场讲座。

学术回顾

讲座伊始，李怀印教授回顾了国内外学界关于晚清中国历史书写的两种叙事。一是早期的“失败叙事”：国内学界受革命史范式的影响，强调晚清历史丧权辱国、积贫积弱的一面，整个十九世纪中国人通过起义或改良追求变革的努力均告失败；美国学者对晚清历史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整体上认为中国传统因素的消极影响导致现代化努力的失败，芮玛丽、列文森、费维恺等人的研究可谓其代表。二是晚近的“成功叙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范式影响国内学界，因此学者们转向关注晚清中国的现代性迹象，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推进现代化的努力也被肯定；在美国学界，以刘广京、艾尔曼等学者为代表，更强调中国传统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肯定晚清现代化的成功之处。

李怀印教授指出，在两种历史叙事之外，一些观察晚清中国的新视角更值得关注。一种是跨国史/比较史的视角，代表如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与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另一种则是查尔斯·蒂利以及其他学者运用历史社会学视角提出的“财政-军事国家”理论，蒂利认为，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与地缘竞争和各国的财政军事能力密切相关。李怀印教授借鉴上述两种视角，并结合清代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三重均衡陷阱”说，以解释中国的国家转型进程。

关键概念

解读清代中国“三重均衡陷阱”的关键变量是地缘政治、财政构造与政治认同。地缘政治指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各种竞争势力的消长，财政构造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财政体制，政治认同则强调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互动，其中以满汉关系最为重要。李怀印教授指出，三种变量当中的每一种均可在其内部形成均衡态，有助于维持国内外局势的稳定，支撑国家的财政军事能力，但这种稳定和均衡态同时阻碍了清朝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潜能。换言之，“均衡”与“陷阱”是清朝国家能力的一体两面。总体而言，在18世纪，清朝维持了在地缘政治、财政构造及政治认同方面的三重均衡态；18世纪晚期以后人口压力的加大尤其是19世纪中叶外部冲击的到来和太平天国的爆发导致均衡态被打破；19世纪60至90年代上述三重均衡态重新建立，使“同光中兴”既成为可能又受到限制；甲午战后，三重不均衡态取代了原先的均衡态，使清廷既有可能从事新政建设，但最终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可以说，从三重均衡态到不均衡态的反复交替，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

一、18世纪清朝的“三重均衡陷阱”

在地缘政治上，18世纪的清朝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整合，清朝疆域囊括内地十八省、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彻底解决了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边患”问题。内地为清朝提供政治合法性和财政资源，边疆则提供安全保障，造就了盛清的太平局面。但从消极的方面看，安定的地缘格局使得清朝缺乏产生“军事革命”的动力，当近代欧洲国家为应对战争而经历了军事革命之时，清朝的军事建制和军备水平却鲜有扩大和提升。

在财政构造上，18世纪的清朝处在一个稳定的财政体制下，田赋构成国家的主要收入，且收略大于支，常年保持盈余。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清朝的人口压力适度，银价稳定，保障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国家治理成本较低，财政收支稳定，形成了财政构造的均衡。但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财政结构缺少扩张能力，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也很难有所突破。

在政治关系上，18世纪的清朝通过长期调整，使满汉关系已有很大缓解。对地方社会，清朝中央倾向于采用听民自理的治理模式，减少干预，内地与边疆都乐于接受这种治理模式。因此，无论是从满汉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都能长期维持稳定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巨大惯性和统治精英的高度自信，很难从内部形成制度变革和创新的动力。

二、19世纪中叶三重均衡态的失衡

19世纪中叶，清朝面对的内外局势发生剧变，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动荡，三重均衡态都遭到挑战。首先，外国势力的入侵造成地缘格局的失衡。其次，财政构造方面，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的人口剧增和白银外流导致民众纳税能力下降，中央银库盈余走低；19世纪中叶的内忧外患更导致清朝中央收入剧减、开销剧增，财政失衡。再者，就政治生态而言，太平天国的爆发撕裂了满汉族群关系，而清廷倚靠汉人精英镇压太平军，则导致权力重心从中央向地方督抚转移，从满洲贵族向汉人官僚转移，原来的权力均态也不复存在。

三、同光年间三重均衡态的重建

平定太平天国后，清朝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三重均衡态也得以重建。在地缘政治上，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稳固边疆、提升军备的措施。转折点是1870年代初的海防、塞防之争，清廷最终决定海防与塞防并重，但以塞防为急务。塞防获得中央全力支持，使左宗棠有可能领导西征，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最终在新疆建省，稳固了西北边防；海防方面，中法战争刺激清廷加大海防投入，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规模在东亚地区首屈一指。海防和塞防至此均有着落，内忧外患也暂时消退，地缘格局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均衡态，但也构成陷阱，因为清朝从此失去了进一步提升国防装备的动力。

财政构造也形成了新的均衡态。首先是清朝的财政收入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同光年间则以各项商业税为主，近代融资手段逐渐进入清朝财政体制，由此带来岁入倍增和收大于支。但财政构造的变化并未伴有行政管理体系的科层化和集权化，原因在于清代中国拥有巨大人口规模和庞大市场，政府仅需通过加征税项即可达到增收的目的，无需推动官僚体系的革新，是为所谓大国的红利，既有助于清朝摆脱危机，但也阻碍了税收和行政体制的现代转型，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发展道路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生态方面，太平天国以后，满汉裂痕再次弥合，且一度呈现融合、平等的态势。但汉人封疆大吏凭借在太平天国和洋务新政时期所积累和掌控的地方资源，对清廷的态度已经从太平天国之前的无条件臣服转变为“有条件的忠诚”，也构成了一道陷阱。

总而言之，同光时期重新建立的三重均衡态，相较于18世纪是脆弱而短暂的。它既使同光中兴成为可能，又阻碍了晚清国力的进一步提升。

四、甲午战后三重非均衡态的产生

从甲午战争到清朝覆亡，短短16年间，中国经历了剧烈变化，三重均衡态终归难以为继。地缘政治方面，在甲午战败和义和团之后，地缘格局彻底失衡；财政构造方面，赔偿外债和新政所带来的巨额开销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量入计出”变为“量出计入”；政治关系方面，新政措施试图在财政、军事等领域推进集中化的改革，损害了汉人督抚的核心利益，使其“有条件的忠诚”不断弱化，最终导致清朝的覆亡。

归根结底，通过对三重均衡态的形成、消失、重建和最终失衡的解析，李怀印教授借鉴历史社会学方法，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清晰地梳理了晚清国家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路径。均衡既对国家治理能力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又对国家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构成陷阱。清朝的国家转型是在均衡与不均衡的反复交替中艰难演进的，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成功，又有失败。

演讲结束后，仲伟民教授做总结评价，认为李怀印教授的理论结合了前人研究与中国具体情况，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李怀印教授还与线上听众进行交流，回答了一些问题。

（唐子阳整理）

原文公众号：史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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