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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清史》三审三校时间不会短,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
2021-01-28 10:42   审核人:   (阅读: )

这次离京前,戴逸老师给我布置任务,让我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清史编纂的情况;此外,还要求我不要讲得太学术化,让我少讲他,多讲清史编纂工程本身。清史纂修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牵挂的,这“牵挂”二字不仅显示出国家的重视程度,而且听起来十分亲切。我想至再三,决定从三个角度向大家介绍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分别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以及我们的总主持人戴逸老师。

一、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

关于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我将从四个方面略作介绍,为便于大家记忆,大致可以用数字“三、四、三、四”来概括。

(一)第一个“三”,我用“继承”两个字来概括

近七百年来国家修史三次。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修元史,是第一次;1645年清顺治帝下诏修明史,康熙年间启动,实际纂修六十年,至乾隆朝完成,是第二次;第三次是1914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修清史,历时十四年成书。馆长赵尔巽自知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和“未成之书”,遂名《清史稿》。因时局纷乱、经费拮据,《清史稿》仓促杀青,识者谓其虽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修撰者多为清朝遗老,许多问题记载失实,讹误甚多,评论不公,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贬抑殊甚,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当时曾考虑拨款五十万元拟重修清史,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搁置。此后台湾当局又作《清史稿校注》,但限于人力财力及缺乏史料,仅修订了部分《清史稿》,且后续无音。

所以说,这第一个“三”,说明我们的清史纂修是对我国易代修史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

(二)第一个“四”,我用“酝酿”两字来概括

清朝历史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不仅中国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科技、外交、边疆民族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大多由清代演化、延伸而来。要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曾有四次纂修清史的动议。第一次,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主席对清史亦深有兴趣,也曾多次和范文澜等谈话中谈到清史。第二次,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考虑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时逢“大跃进”时期,各种运动太多,编史工作未能落实。第三次,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筹备纂修清史,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和戴逸为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刚要启动即被搁置。第四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一位史学工作者写信给邓小平,重提国家纂修《清史》之议,邓小平十分重视,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在长沙制定社会科学“六五”规划时,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仅启动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两个项目,清史纂修工作再次搁置。

所以说,这第一个“四”,表示了清史纂修工作尚处在酝酿阶段。

(三)第二个“三”,我用“预热”两个字来概括

新世纪初,围绕清史纂修有过三次重要的活动。第一次是2000年12月,戴逸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2001年第8期)。第二次,2001年3月,李文海、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提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为纂修清史的重要承担者,受国家委托,一方面召开专家研讨会,论证纂修清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开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第三次是2001年4月6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李文海等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蔡美彪、龚书铎、郭成康、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等专家学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一致呼吁尽快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光明日报》2001年3月7日)遂有学术界十三人联名向中央申报“纂修《清史》建议书”。

所以说,这第二个“三”,可以称之为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前的预热阶段。

(四)第二个“四”,清史纂修作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这个“四”是指四次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第二个时间节点,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和相关部委,从学术、人才、资料积累、国家财政等方面反复论证,于2002年10月成立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组长,十五个部委和相关单位领导参加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十五个部委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档案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第三个时间节点是同年12月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四个时间节点,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会议,议定了指导清史纂修工作的五点意见,提出“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会议指出:时至新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学术文化日趋繁荣,清史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纂修高水平《清史》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新修清史的基本目标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集中和动员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清史和其他学科的优秀专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一部能够反映新中国理论水平、学术水平、科学水平的大型《清史》著作,使之成为新世纪学术发展、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成为能够反映当代文明水平的传世之作,这对于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人民日报》2003年1月29日)第四个时间点表示我国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了。至于这四个时间节点中,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到底定为哪天,在此之前我们一般将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作为正式启动的日期。不过最近跟戴逸老师商议,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因为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召开了关于清史纂修的大型会议,他认为应该将2003年1月28日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的日期。如果以该日期为准,从2003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到今年已走过十六个年头,到我们2018年提交送审稿是十五年。十五年基本完成清史纂修的送审稿,今天正值戴逸学术馆正式开馆,如果大家感兴趣,也欢迎到图书馆翻阅一百零六卷的《清史》送审稿。

简言之,整个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过程经过了继承、酝酿、预热与启动四个阶段,用数字表示就是“三、四、三、四”。

二、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

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过程,历时长,情况复杂,为方便大家记忆,我用三个“五”来概括。

(一)第一个“五”,是指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实施迄今为止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体裁体例的讨论与总体设计。自2003年至2004年,在全国召开了七次体裁体例研讨会,其中包括戴逸老师带领我们在台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研究清史编纂总规划,原则确定《清史》全书的总体框架,将之分类分卷。与此同时,这一年内还完成了清史研究状况与科研力量的调研。一是全面了解国内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动向和研究队伍情况;二是了解国外近十年来清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动向;三是全面收集、整理二十世纪国内学者清史研究著述目录,编制索引;四是在全国范围调查编史人员,建立清史专家人才库,以作为立项时遴选作者的参考;五是对历史上修纂《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第二阶段是项目的招标与委托立项。自2004年年初到2005年,基本完成清史各大部类的立项工作。在这两年之中,编委会共召开十一次立项评审会议,共立235个项目,其中主体工程147项,包括通纪11项、典志65项、传记25项、史表23项,还有图录的专项项目23个。之后到2007年12月,清史编纂项目陆续增至284个,其中主体类项目173个,基础、辅助类项目111个。

第三个阶段从2005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经过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五大部类173个项目初稿的撰写。关于初稿的撰写,我们对项目主持人还有要求,即除了完成初稿以外,还要提交写这部书的资料长编。所以尽管每个项目的字数不完全一样,一般都是30万字左右,多的有40万字,少的大致是20到30万字之间,但是资料长编一般是这个项目字数的五倍,甚至还要多。所以可以想见我们文字的量也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这是第三个阶段,2005年到2011年我们完成了初稿。

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12月到2018年9月。从2008年12月份开始,我们把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进行了审改,分成一审、二审、三审,审改过程很复杂,因为毕竟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一千多人。尽管我们有严格的体裁体例方面的编撰要求,但是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和行文风格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很难做到浑然一体。但是作为这部书,它必须是一个整体,这就需要学者不断打磨。其中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困惑的事——2014年以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部书存在很多重复交叉和遗漏的地方,当时戴逸老师就提出要“三查”,什么叫“三查”?就是查重复、查矛盾、查遗漏。因为是集体创作,它会存在不少交叉重复的地方。通纪里面讲到的,传记里面也会讲到,典志中相关的内容也会讲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写,也许根据不同的史料依据,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于有时也会出现很重大的遗漏情况。我们中间就发生过一个很大的笑话,当时听得大家既是吓一跳又是捧腹大笑。在我们核对传记名单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没有慈禧太后!纂修清史怎么能把慈禧太后遗漏了!要说怎么会遗漏?按说应该将慈禧太后放在光绪朝卷中,同时在传记中又有妇女卷,事实上慈禧太后放入妇女卷里也是可以的。所以妇女卷的主持人认为慈禧应该放在光绪朝卷,而光绪朝卷的主持人则认为慈禧会被放在妇女卷里面,结果两边都没放。因为慈禧这个人物太显眼了,所以被发现了。还有一些中等级别的人物更容易造成遗漏。同样,重复也是这样。有些卷说了,另一些卷又说了,而且有的因为说的太过于详细,时间、地点、战争过程、战争人数,根据不同的记载,就又发生了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作为一篇学术论文问题不大,但是在我们这部书里就不行。因为这部书将来是一个整体,如果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对这本书来说就是个硬伤。我们有次开玩笑说,如果这部书出来以后,人家对我们的《清史》进行校勘,弄出来上百成千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很严峻的问题。单个问题都不大,但是合到一起那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实际上从2014年以后,我们对“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由于体量太大,面对将近4000万字的书稿,怎么看都顾东顾不了西,难度很大。当然因为现在有科技手段,我们采取的是根据我们的学术经验和技术手段,通过确定主题词,利用电脑将有关的段落统统调出来,进行对比。我们现在设立有将近60个主题词,但是覆盖面还是太窄,还没有完全覆盖全部内容。我们现在也还在进一步加工,进一步修改,发现的很多问题虽然都不是颠覆性的,而是很碎很细的问题,但是正是这些很碎很细的问题,如果搁到一起的话,就会成为大问题。所以第四个阶段是一直到去年的9月,我们这部书稿从编委会的角度完成了送审稿,五大部类一共印了106卷105册。不过,还有四卷附录没印出来,我们的第一册是前言和目录,将来第一册我们准备还要扩展一个内容,要把参与这项工作的作者名字通通搁上。一千多人的名字,全部编入也是很大的一个篇幅,但这里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大家都付出了心血,目前这项工作也正在做。这样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的9月,我们主要进行了审改工作。

第五阶段是审读和出版。2018年9月我们把《清史》送审稿上报中央,因为这个项目是中央批的,因此第五个阶段是从2018年9月份开始的,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还不好预测。2019年9月中央专门把送审稿的审读工作交给了2019年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由他们来负责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读。审读工作的领导小组已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我也去参加了此次成立会。审读工作有明确的要求,严格的程序,当前我们除了做好审读的配合工作外,还要继续进一步打磨、修饰书稿,每一部类的专家们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们自己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样,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现在出版社已介入,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估计时间不会短,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实施里边的五个阶段。

(二)第二个“五”,是指《清史》的五大部类

根据戴老师的设计,五大部类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我们称之为新综合体。简言之,通纪实际上就是一部清代通史,这是20世纪初以来章节体的体裁体例,典志、传记、史表是二十四史的传统体例。图录是个创新,因为《清史》它有编图录的可能,有地图、有绘画、有照片,以图证史、以图明史,正好现在也进入读图时代。所以《清史》既吸收了20世纪西方国家修史的章节体的体裁体例,也继承了传统二十四史的体裁体例。

在五大部类中,通纪是全书的核心,是全书的纲领和主干。我们应该做到内容系统、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要表现清朝一代由崛起、兴盛、中衰到灭亡的历史发展大趋势,要写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演进阶段的基本特点。通纪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应该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议论,要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对这部通纪费心最多,戴老师更是直接负责通纪的督校,可以说,将近400万字的九卷通纪,戴老师几乎做到一句一字地修改。

典志记叙清代典章制度和广泛的社会生活。典志在撰写体例和方法上,很有必要借鉴方志学家所总结的以小见大、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方法,使得内容多样的各个篇目在总的体例和风格上能做到基本一致。典志中地理志,人口户籍志,这都是历史上传统二十四史里有的;也有一些传统史书上没有的,例如讲中外关系的邦交志,专门讲边疆治理的边政志。所以典志的内容非常丰富。

传记的作用不仅在于表现传主个人,更重要的是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设立传记是为了克服章节体史书“见史不见人”的整体缺点。我们根据人物在清代历史中所处地位、重要程度的不同,以及生平活动史料的多寡,分别设立专传和合传;对于生平活动联系紧密,并且主次地位分明者,还可以设立总传和副传。

传统的史家重视史表,对于史表的基本功能,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史表的设置和撰写,还应该具有显示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的意义,并有助于显示清代历史的特点。我们的史表包括30个史表,涵盖了皇帝家族的系谱,皇子的系谱,皇后、皇妃的系谱,大臣的系谱,还有清代进士的系谱等等。进士表收集了清代进士5万多人,清代的进士我们大概都收录进去了。而且,我们史表里还有外国驻中国的使领表,中国驻外国的使领表以及中外约章表。

图录前面已经提到,是《清史》的一个重要的创新,以图补史、以图明史、以图证史,更能够形象、直观地反映历史风貌。我们的图录共十卷,每卷收图600幅左右。为了编好图录,我们从2003年一直到2007年,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收集了包括照片在内的有关图片大约20万张。我们原先的设计是图录分十卷,每一卷收800张图。后来戴老师说太多了,量太大,建议把800张改成600张,这样等于我们最后是从收集的20万张图片里边选出6000多张图片,包括清代的地图、绘画以及近代以来的照片。

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学术内容,我想下面再花点时间对传记的情况做一些介绍。我们的传记实际是28卷,但还在不断调整。比如说我们传记原来有妇女卷,经过修改加工后,认为妇女卷独立成卷,有点不伦不类,为什么呢?因为一些重要的妇女人物,比如像慈禧太后,将她放到妇女卷里去,实在太不合适了;同时,原来的《清史稿》里面,收录了大量的烈女,而现在烈女没有必要收录了,所以最后我们考虑把妇女卷给撤了,把妇女卷里有关人物分到不同的其他各个卷里去,这是一个变化。再者从传记所收录的人物总数来看,现在收录了各类人物3400余人,而《清史稿》收了多少呢,收了4740人,在《清史稿》这4740人当中,其中烈女占了610人,但我们现在当然没有烈女这一项。我们的《清史》传主,包括了皇帝、后妃、诸王、中枢大臣、封疆大吏、南明人物、降清人物、移民、文苑、学术、农民领袖、科技人士、宗教人士、工商人士、维新人士、革命党人,还有诸艺,即各种各样的艺人,包括体育、武术、工匠等等。比如大家可能听说过,清代有一个专门造房子的雷氏家族,《清史》里面都收录了;另外还有外籍人士,除了在清政府任职的,还有在华时间长、小有名气的外国人等等。人物的涵盖面和代表性远远超过了《清史稿》。当然我们对人物的记述主要是介绍事迹,评议不多。再从资料来源来说,也远远超过了《清史稿》的传记。我们传记材料的来源首先是清代的满、汉文等史料;其次是历朝的实录,清代官方和私家所修的文书文献,还有传主的年谱、墓志铭和传主个人的文集,以及相关的地方志资料。特别是档案,我们在最后修改定稿的过程中,专门将其作为一项内容又进行筛查,凡是传主有档案且我们没有用的,都会再做一些补充。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撰写工作跟文献档案的收集,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有些初稿已经写成,而档案却刚刚整理出来,所以存在写稿人还没来得及用档案的情况。因此在最后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尽量补充,希望传记中所引用的史料都能够有档案文献的使用。总之,新修《清史》的传记和《清史稿》相比,在体例叙事方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将反映历朝历代大事的皇帝本纪,改为反映一代君主经历、素质和作用的传。一般皇帝的传,字数都控制在1万到1.5万字,最少的传记字数大概要保证不少于一千字;另一个是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严格把握历史的真实性,避免《清史稿》在评价人物时所存在的历史时代偏见。因为《清史稿》的纂修者基本上都是清朝遗老,他们对包括孙中山在内,以及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相关人物,都以“匪”相称。这种评价当然是不符合现在的评价标准。

(三)第三个“五”,是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编辑和出版了五套丛书

根据戴老师的总体设计,他把写这部《清史》叫做主体工程,另外还有个基础工程,就是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从2003年就开始主持编辑和出版五套丛书,这就是第三个“五”。五套丛书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2种,3603册,总字数超过20亿字。特别是文献丛刊,我们收录了清代一些名人的文集,有翁同龢文集、康有为文集、梁启超文集、张謇文集,还有李鸿章文集、袁世凯文集等等。另外在戴老师的坚持下,我们还编了清代诗文总集汇编,从六万多篇清代的诗文中间,选了四千种,汇编成800多册。大家要有兴趣的话,这五套丛书就陈列在戴逸学术馆里。

我在我们内部也说过,在清史纂修工程中,一百多本的《清史》当然是我们的主体工程,但是从学术角度看,生命力最强的不是这一百多本的《清史》,而是我们基础工程中的五套丛书。我们整理和编译的这些文献档案,收集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著作、国外相关档案,包括俄罗斯出版的17-19世纪俄中关系的档案文献,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另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写的回忆录,包括当时英国到清朝来的著名人物写的回忆录等等,都非常有用。五套丛书的出版为21世纪清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总之,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次纂修清史应该成为清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个坐标,它既是20世纪清史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是21世纪清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起点,清史纂修工程的成果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三、我们的总主持人戴逸老师

第三个问题就是讲讲我们的总主持人戴逸老师。戴老师不让我讲,我违反了他给我的指令。不过戴老师是一个非常忠厚温和的学者,他是能理解和谅解的。关于这个主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

(一)第一个角度是我和戴老师。戴老师是我的老师辈,他年龄大我一轮,他属虎我也属虎。他周岁93,我周岁81。我知道戴老师比较早,是在上大学的时候。1958年我大学三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参考书是戴老师当时刚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我当时还是学生,对他的书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文采,他对问题分析的精到之处,确实是高山仰止,所以我最早知道戴逸是通过他的这本书。1960年我大学毕业,在山东大学上了三年研究生,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等待分配,1964年从山东济南到北京,当时中国社科院还没成立,所以是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到北京后,紧接着1964、1965年是四清、劳动锻炼,1966年后又是文革十年。真正开始搞研究工作是1975年以后。那时候民族研究所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研究清代历史上的准噶尔问题,是外交部的交办任务。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去请教人民大学的戴老师,当时他刚从北师大清史研究小组返回人民大学,所以我直接跟戴老师打交道是1975年。

1975年以后,联系基本上没断。特别是1987年我从民族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是副主任,后来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专门研究边疆的研究机构,于2014年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2002年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2010年72岁时退休,不过研究工作并未中断。我在主持边疆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跟戴老师业务上多有交往。我把他看作老师,他把我当成朋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戴老师对我主持的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开展,确实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们有什么活动邀请他参加,他肯定参加;邀请他发言,他肯定讲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高见。此外,他还担任过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的顾问。当时我们新疆发展研究中心请了四位顾问,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主席,第三位是我们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第四位就是我们尊敬的戴老师。戴老师有个最大的优点,他不是“顾问、顾问,顾而不问”,他是真给你出主意。需要他出场的时候,他真会出场,十分平易近人。

(二)第二个角度是我成了戴老师纂修清史的助手。2002年我成了戴老师的部下,当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担任副主任,一直是做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顺的领导,从2002年到现在,有17年了。17年来,在戴老师带领下,我参与了新修《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定稿五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并先后分工负责典志组、史表组、篇目组、编审组、文献组、出版组、秘书组的学术联络工作。这几年来不说每天见面,至少开头几年是每个礼拜都要见一次。现在因为他年龄大了,我们不让他来上班,说你别来了,我们到你家去就行了。

在将近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尽管他的学术人生不是我作为学生辈能来评价的,但从我的角度,觉得大致有三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他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远的不说,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国家发生什么事,特别是涉及到边疆,因为我是研究边疆的,所以清史纂修过程中间,凡是涉及到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因为我的信息也比较多,各种各样渠道都有,民间的有,官方的也有。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南海诸岛的清代情况都讲清楚,而且还得跟国家的口径一致。”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另外,前几年我们跟印度在洞朗边界的对峙。洞朗边界起源的一个条约,就是1890年光绪年间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在我们《边政志》里面也有记过,他特别又把我找去,让我好好看一看。我们编写清史的专家,特别是编委会二级组的专家们,在这方面都还是心里有数,没有稀里糊涂的人。但是戴老师的这种政治敏感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他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这些方面都十分出色,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第二,他严谨的治学风格。我发现他学术风格的严谨表现各个方面,都是细微末节的,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是我们的楷模。当然有关戴老师学术研究的文章很多,都提到过这一点,举了很多例子,我就不重复了。

第三,他待人宽厚,是个很好相处的老人,没有架子。我们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愉快在氛围的和谐。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我们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老师提一个想法,我们副主任统统反对,听完以后,戴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因为戴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所以跟他处事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不像有些他这样身份、年龄、地位的人,有时候可能很不好相处,听不得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人对他想法的不同意见。当然戴老师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组织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在科研组织的问题上,他有的时候会犯书生气的毛病。但是我们几个副主任在这方面还是各有所长。我主持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所十几年,这次跟我一起来的朱诚如教授,他曾是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行政组织能力也是很强的。我们还有位副主任成崇德,原来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所以在科研组织上确实有我们的优势,这样正好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大家很好相处。

所以总体上我觉得作为戴老师的旁门学生,从2002年到现在又是在戴老师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能够遇到像戴老师这样一位老师,于我而言确实是人之大幸。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马大正,男,1938年生于上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新疆史鉴》,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卫拉特蒙古史纲》等70余种。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古籍 2021年1月28日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7-YzZCLiavj-Qy2Obuxj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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