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9日上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民间文学）暑期学校第四板块民间文献第一讲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如期举行。本次课程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世瑜教授，他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文字下乡”与生活世界中的文字》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龙圣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赵世瑜教授首先肯定了本次暑期学校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他认为将民间文献作为单独板块进行讲授，体现了这次活动的特色和创新性。其次，赵世瑜教授针对“民间文献”提出问题，即在时过境迁之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民间文献对当今人们的生活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民间文献？赵世瑜教授以此为本场讲座定下基调，即主要从整体层面讨论民间文献的研究意义，也为后两场讲座做一点铺垫。

接下来，赵世瑜教授提出了“民俗等于口头传统吗”这一问题，从而使学员思考民间文献和民俗学的关系。他认为，目前民俗学较为重视口头传统的特点，主要是与学科规训和现代民俗学的起源相关。面对这样的现状，赵世瑜教授表示要在理解它的基础上进行反思，继续深究便会发现口头传统与文字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在无文字社会中，长期仅靠口耳相传保存的事象一般出现时间比较晚近，即便在乡民的口耳相传中有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几千年之前的“残留”，但一般不会成为民众当下文化的主体。对于口头传统的存在和流传，赵世瑜教授则认为，口头完全脱离文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也很难推断口头的内容是否受到了文字传统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未来的民俗学研究中，文字材料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为回答这一问题，赵世瑜教授首先从费孝通先生对“文字下乡”的论述展开讨论。他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字下乡”概念是与其时代背景分不开的。费孝通的观点是，在乡村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农民不识字，就认为他们“愚”而需要被教育，最早的文字具有庙堂性，并不属于乡民创造的文化。赵世瑜教授指出，即便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文字传统的存在。

   基于对熟人社会中文字传统的理解，赵世瑜教授进一步提出了“文字何时有了‘帮助’乡民生活的需要”这一问题。为此，他再次回到对“文字下乡”的讨论。有关“文字下乡”一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出自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不过，赵世瑜教授谈到在非常偶然的机会下，他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引袁介《检田吏》诗中发现了“文字下乡”四字。在该诗中，“文字下乡”主要指官府在征收赋税时向百姓下发的文牍。这引发了赵老师的思考，即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中叶以来，当赋役征派对象从人到物并出现了定额化转变时，会计和核算制度就变得必要。由此，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大量贯穿于中央和地方的具有系统性的各种簿籍。这样的制度调整不仅使普通人手中增加了大量文字票据，且为民间制度所模仿。许多替官府收税的中间人也通过这类簿籍，实现了文字与普通百姓的互动。

沿着这一角度，赵世瑜教授分析除簿籍、文书等进入乡村促进了“文字下乡”之外，“礼仪下乡”也极大推动了“文字下乡”。他提到了刘永华教授的文章，即讨论“唐宋变革”导致贵族社会的崩溃，特别是进入宋代后，整个社会发生了从“礼不下庶人”到“礼仪下乡”的转变。这一时期官方开始制定的“庶人礼仪”就是对变化之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他看来，“庶人礼仪”的制定都是有文字源头的。这种源头一方面来自民间对文字原典的参照，另一方面是根据乡民自身传统加以理论化的总结。在此过程中，各种礼仪性的文字、文类进入乡村，比如碑刻、墓志、族谱、神主牌、科仪书、对联、喜帖、人情簿等等。

在解释了文字何时、怎样以及为何进入乡村之后，赵世瑜教授继续提出“乡村中存在的大量文字对于不识字乡民来说有何意义”，以及“文牍和礼仪的下乡对于乡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他认为熟人社会（face to face group）的关系维持不仅依靠语言对话，还需要信用，包括所谓的“礼尚往来”，其背后实际上体现了利益的交换和信用的确认。大量的分家文书、人情薄便是人生礼仪的一部分，其中，买卖契约是保留最多的民间文献，这在熟人间和生人间均有体现，这不仅是权利让渡的保障，而且可以维系和扩大原有的熟人社会。除此之外，在传统社会中必然也有一套处理生人与生人关系的规矩，而此类规矩的呈现是基于文字的。虽然乡村中有大量文字是乡民所不认识的，而且似乎与他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不大，但是这些文字可以传承至今，说明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被保存的意义。为此，赵世瑜教授强调要把意义和用途区分开来。对于百姓而言，意义不只是一个实际功能的问题，在其它层次上也具有保存的价值。比如族谱是不会经常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可能大家也没有兴趣看，但保留在那里就说明有，这家人就是那些没有族谱的人不能比的；再比如契约，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数量不等的契约，但至今发现还保存在村民家里的多在山区，其它地区的契约多是在市场上买的。为什么山区的人还多保存它们？我怀疑是山地产权长期没有得到清晰确权的结果，人们可能觉得这些东西以后或许还会有用。当然还有别的情况，就是这些东西是对祖先或家庭历史的一种念想。人们的生活需要可以被分成很多层次，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在当今的乡村中，文字在村民的需要中属于哪个层次。因此，这就促使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乡民的物质生活，还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

讲座最后，赵世瑜教授援引了王铭铭教授所批评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无文字主义”、张光直教授富有启发性的“文字离乡”观，以及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逃避统治的艺术》等著作中的学术观点，加深了学员们对“文字下乡”以及生活世界中的文字进行思考。在互动环节，赵世瑜教授对于学员们提出的乡村文字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民间文献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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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先翼，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级硕士生。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民俗探究 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