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9日19时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62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顺利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清史纂修一百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主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令志教授主持。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和史学爱好者，共计近300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张老师讲到，清史编纂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已经走过了百年的时间。本次讲座旨在通过回顾这一百多年来清史编纂的曲折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究各个时期不同的政府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推动清史编纂事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老师将百余年的清史编纂过程，分成五个阶段分别进行了讲述。

NO.1“易代修史”传统与《清史稿》的纂修（1914-1927）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易代修史”、“盛世修书”的传统，这也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重要途径。张老师认为新政权为前朝修史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的有三点：其一，是向天下臣民昭示“偃武修文，由乱入治”，以安定民心。其二，是为了弘扬新朝胜绩，向世人彰显“得国之正，创业之伟”，显示新朝的正统地位。其三就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兴衰，经验教训，以为新朝借鉴。基于这样的传统，民国政府最早开始了清史的编纂工作。

1914年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特设清史馆，修纂清史。1914年3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设置清史馆令》，礼聘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在解决了修史人员的聘用问题和经费问题后，1914年9月1日，中华民国的清史馆正式开始修史。实际工作大体分三期：1914年至1920年为编纂初稿时期，经过五年多的工作，全书初稿已大致告成；1920年3月至1926年秋，为整理、统稿阶段；1926年9月至1928年5月，为汇稿刊印阶段。其间，《清史稿》的编纂工作受时局影响，时断时续，后又因赵尔巽患病欲提前印行，故1928年5月，发行总办袁金铠匆忙赶印了1100部《清史稿》，且按约定将其中400部直接送往关外，后被称为“关外本”。余下的700部送到北京清史馆。清史馆编纂者发现，负责校对工作的金梁私自在书中插入了多人传记，修史人员职名也有私改。遂抽掉金梁私自插入的部分，对这700部《清史稿》进行了重新装订，此即为“关内本”。由此，《清史稿》有了关外本和关内本之区别。

NO.2社会各界对《清史稿》的非议与重修清史的动议（1928-1949）

《清史稿》自印行以来即受到诸多非议，首先遭遇的磨难是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但是社会对《清史稿》又有需求，出现了私印的情况，于是国民政府在三四十年代，不得不对其进行了“纠正工作”，通过检讨签注改正意见，将其不良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整个民国时代，《清史稿》虽然被禁止发行，但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印行，共有7个版本，流传于国内外。除了政府之外，学术界也围绕《清史稿》存在的政治倾向问题、学术上不合史例和史实上错漏过多等缺陷进行了批评。

NO.3台湾方面改修《清史》的努力（1954-1987）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清史修纂问题一搁数年。1954年3月、1956年6月，台湾政界不断有人提请、催促政府速修清史，理由仍是基于政治考虑，欲借修史表明偏安于台湾的民国政府的正统地位与合法性。1960年11月，张其昀复呈请蒋介石，建议纂修清史，得到采纳。台湾成立了清史纂修委员会，由张其昀主持修纂。这一次印行的8册《清史》限于时间、资料等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对《清史稿》的局部增改，增加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人物的传记。但依然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台湾开展第二次纂修清史工作，是在1978年，工作方向是订正《清史稿》错谬讹误。主持机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国史馆”。自1978年10月到1984年10月，计用时6年，出校注共四万余条。1984年10月，故宫博物院的校注工作告竣。《清史稿校注》全书一千二百余万字，由“国史馆”活字排版1000部，每部精装15巨册，于1987年付梓。后交台湾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精装16巨册。

张老师对这六年的校注工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校注本身来讲是比较成功的，至少将《清史稿》纸面上的错误都改正过来了。在此基础上，台湾“国史馆”得以开始《新清史》的编纂工作。

1990年，“国史馆”再度着手以《清史稿》为基础的《新清史》的编纂。为此首先继续编印了《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第三编），又成立了清史组，但组成人员及工作计划不详。1994年，“国史馆”清史组将新完成的《新清史》“本纪”部分共约88万字，内部刊行了一部分供学者参考。目前笔者已看到的有“本纪”33卷（《清史稿》为25卷）、“地理志”27卷（《清史稿》为28卷）、“礼志”12卷（《清史稿》相同）、“乐志”8卷（《清史稿》相同）。2005年，“国史馆”又编印了王恢的《新清史地理志图集》。但此后再无下文。

NO.4大陆方面三次议修清史（1956-1982）

新中国成立不久，纂修清史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当时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向中央建议修两部书，一部中共党史，一部清史，作为当时两个大的文化工程。

1958年间，周恩来同志委托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请他具体考虑开展纂修清史的问题。吴晗接受这个任务后，与戴逸、郑天挺、任继愈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并制订了一个很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备设立清史馆，网罗大批翻译人才，除英、法、德语外还要满语和蒙语等语种的翻译，总共需要100人的规模，此外还要计划招收一些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进行清史方面的专门培养，等等。然而这个庞大的计划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没能得以实施。

1965年10月，按照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要修清史的倡议，中央政府正式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该委员会成员共有七人，分别是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尹达（著名史学史专家）、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刘大年（清史、近代史专家）、佟冬（吉林大学清史专家）、刘导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和戴逸（近代史专家）。并由郭影秋任编委会主任。但实际工作因“文革”而中断。

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9年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清史编纂规划小组，王戎笙是小组的负责人。经过大小会议的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另有5个附件。但经社科规划部门反复讨论，因财力不济，未能立项。此后，大陆的清史编纂工作进入了学术界自行准备阶段。1983年，王戎笙主编的中等规模的《清代全史》共10卷，300多万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也在成立清史研究所的基础上，陆续编纂了《清史编年》、《清通鉴》等基础性著作，并与社科院历史所合作出版了《清代人物传稿》20册。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NO.5新修《清史》计划的实施与目前进展（2000-2019)

在这一部分，张老师首先介绍了二十多年来清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与学术界的呼吁。紧接着讲述了国家启动“《清史》编纂工程”的经过。2000年底，戴逸先生首次披露了他关于重修清史的基本构想，这是他多年来持续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晶。在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和政协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和政协代表、北京大学的王晓秋教授受戴逸等学者的委托，正式向国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议案。2002年3月29日，《清史》纂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文化部宣布成立。2002年8月，中央批准了文化部提交的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决定启动该项工程。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的14个部委共同组成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25名清史、近代史专家组成）正式成立，当年7个清史编纂委员中硕果仅存的戴逸先生受命出任主任一职，工作地点暂设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

根据计划，清史编纂工程大约需要十年时间完成，2002-2003年是启动和准备阶段。为此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即体裁体例工作小组和学术调研工作小组。其次是建立工作机构。第三，讨论并确定了新《清史》基本框架和结构，即《清史目录》。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主编戴逸教授进一步修改了清史目录，于2004年2月拟定第六稿，共92卷，每卷约35万字，总计约3500万字。

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全国有2800余人参与了清史编纂相关的各项工作。不仅仅是大陆学者，港、澳、台地区共有14位学者参与。主体工作《清史》共立项160余项，其中通纪12项，典志70项，传记28项，史表23项，图录类专项课题23项。清史编纂初稿完成后也经历了复杂的修改过程，于2018年内部完成了稿件的审读工作，印制了送审本。

清史编纂并不仅仅是一部著作，而是一项综合性文化工程，其成果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张老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首先，是完成了一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断代史著作。《宋史》约500万字，《清史稿》约700万字，而新修《清史》3000余万字。

其次，清史的编纂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清史学科的发展。这从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相关著作可以观察到。截至目前，已出版240种3599册。其中，档案丛刊20种889册，文献丛刊75种2454册，编译丛刊72种132册，研究丛刊31种36册，其他文献17种63册。除了公开出版的清代档案外，清史工程还建设了多达400余万件的档案数据库，连同其他数据化文献，构成了庞大的数字图书馆。清史编委会设立的图书档案中心，有超过10万册的清史专业文献，是海内外最大的清史文献馆。清史编委会还联合其他机构召开了多次清史国际研讨会。

最后，张老师介绍了清史编纂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处在《清史》的送审阶段，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审读，清史编纂委员会同时也在进行自查工作，全书索引编制工作、全书引用文献目录编制工作也在快速进展阶段，全书明年有望陆续出版。

点评和提问

点评环节，赵令志老师首先对张老师应邀为本院师生做本场讲座表达了感谢，并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其次，赵老师指出，目前清史研究热度不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其中，而要做好清史研究，必须依靠实证。

在本场讲座的答疑环节中，张老师就大家提出的“《清史》出版对海外清史研究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新《清史》出版后《清史稿》是否还有意义？”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耐心解答。张老师特别指出，新《清史》的编纂集中了中国清史学界的智慧，能够体现中国现有的清史研究水平，相信海外学术界也会重视这一成果；但是我们是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脉络，完成自己的历史夙愿，而不是要和海外清史学界一较高低。从学术的角度讲，我们这部《清史》运用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至少一般性的史料史实讹误不会有《清史稿》那么多。至于体例等技术上的问题，见仁见智，可以预见，《清史》不会使所有人满意。史之生命在于真实，我们在“信史”上能达到要求就已经完成了基本使命。

最后，参与讲座的师生们通过文字表达了对张老师的感谢，讲座顺利结束。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民大史苑 202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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