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下午14：00，南开大学第十二届历史文化节“述往·知来”大讲堂中国史专场开讲，为“述往·知来”大讲堂系列讲座拉开了序幕。此次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为大家带来“中古史研究如何走进‘历史现场’”的主题讲座。本场讲座共有校内外二百七十多名人员在腾讯会议线上听讲，另有数百人通过Bilibili弹幕网收看同步直播。

讲座开始，夏炎教授解释了此次讲座选题的原因和题目的含义，并向同学们展示了近年来携学生外出考察的照片。夏炎教授指出，“历史现场”本是出自明清华南区域史研究群体的话语，近年来华南研究学人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区域研究，尝试走进历史现场，从人的角度理解国家社会，他一直在考虑中古史研究能否借鉴华南研究的某些方法论来从不同角度丰富中古史的研究画面。他表示，希望借这次讲座，谈谈中古史如何将自身的研究传统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并从四个方面依次阐释，逐渐深入。

首先，夏炎教授简短地介绍了“历史现场”的学术背景。他引用了傅衣凌先生在《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系统提出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有关论述，接着提到陈春声先生为三联书店“历史·田野”丛书撰写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并对两段文字进行了解读，随后阐释了田野调查的内涵和方法。

提及中古史研究在田野调查中的缺陷，夏炎教授坦言，虽然近年来很多学者把明清区域史的田野方法引入中古史的研究中，但是就中古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如果照搬，回归中古史的“历史现场”依旧是比较困难的，而中古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通过研读文本来获取信息。在扎实地做好文献工作的基础之上，如果想为中古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那么适当地进行田野调查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接下来，夏炎教授结合具体实例生动幽默地说明了中古史研究在田野调查中存在的三个缺陷：一则中古史的文本田野类型单一且一般是石刻，而在田野中几乎不可能发现新的碑刻资料；二则中古史研究几乎无法借助当地人的口述成果进行研究；三则空间的体验是中古史研究走出书斋的重要目标，但有千年之隔的空间感受亦无法完全满足走进历史现场的学术需求。

那么，我们能否利用田野调查中能利用的，作为传统中古史研究的补充呢？

夏炎教授引用刘志伟先生的一段话，提醒我们不能总期待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可以直接在论文中使用的资料，而是应该在田野调查中提升历史的空间感、时间感以及对资料的敏感度。随后他又引用了陈春声先生的话，强调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将其总结为“在空间中发现时间”。

谈到中古史地上地下的“历史现场”，夏炎教授认为历史学家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相互印证，从而得出更加立体的结论，这实际上也是在空间与时间中对历史现场的重建。他以大明宫遗址和罗新先生的《从大都到上都》等为例，说明了“通过亲自体验古人的空间经历，便会更加立体地将四把钥匙中的‘地理’付诸实践”的观点；以北周粟特人在长安的墓葬为例，传达了墓葬是并非属于生者的、但却充满生者气息的历史现场的观念，而且在此现场中，“我们可以获得最为直观的……历史信息”，这“亦是最为接近古人生活的一种对话尝试”。

最后，夏炎教授以访碑为例讨论中古史“历史现场”的重建问题。他以山西太原发现的一座唐墓为例，说明了墓志信息对中古墓葬研究的重要性，表示在田野中没有文字的遗迹对中古史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中古史“历史现场”的重建，文本依然是灵魂，物质遗产与图像只是辅助手段。而中古史田野中的文本材料主要是石刻文字，这里谈论的石刻主要是在田野中发现的、立于地表的碑刻。

夏炎教授比较了明清金石学家的访碑与今天中古史历史学家访碑的手段、目的的不同，提出今天的访碑在重建中古史“历史现场”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获取完整且精善的录文。在现场看碑刻未必在校对文字上就会有收获，他分享了与学生实地访碑，结果却遇到字迹消磨或者石碑“半截入土”的有趣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实地访碑也并不是总是一无所获，他谈到自己带学生去实地访碑录文的经历，介绍了“现场录文法”，即在拓片上无法识读的文字，在现场通过对残存刻痕（“石花”）的分析与观察，往往可以辨认出文字。二是获取碑刻的物质性数据，如对碑刻数据的测量、对碑刻照相、摄影、进行卫星定位等。碑的高度实际上决定了碑上文字的宣传功能。除朝廷御制与越制的石碑之外，大量碑刻的高度都在人的可视范围之内，夏炎教授列出了10例唐代祈雨主题祠庙中的碑刻（或拓片）的高度数据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实地访碑，还可以得到一些空间的概念，如运城临猗县的半入土的薛宝积神道碑，其北方依然矗立着其祖父薛道实的神道碑，通过卫星定位，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薛氏家族墓园的大致布局。

讲座临近尾声，夏炎教授总结道，中古史研究因其史料的有限性而被赋予研究的独特性。让中古史回归历史现场的主要途径首先还应是文本解读。通过细读文本，结合特定的时空背景，力图回到写文本的人与文本中的人所处的具体历史情景中。此外，本讲座所谓通过田野调查而进入的中古史‘历史现场’，虽已非原先的历史时空，但亦可借助历史人类学的相关方法，从某些侧面，丰富文本解读出的‘历史现场’画面。在田野中，不仅可以体验中古史的空间感与时间感，还可以在实地访碑中，完善传世文本的不足，揭示作为物质的石刻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让书斋里的中古史走进田野，走进‘历史现场’，或许对于中古史的重新发现有一定帮助。

讲授部分结束后，校内外听众积极踊跃向老师提问。以下列举了部分问题供参考。

Q1:老师可以说说墓志碑刻材料的研究在中古史尤其是唐史研究中的前景吗？

A：前景还是看好的。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以及私人收藏，就目前来看，大规模出土墓志的时代行将结束。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好的时代，可以利用自古至今积累的墓志材料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至于碑刻，现在虽然依然有出土的情况，但只是零散的出土，所以说碑的数量基本上是已经是固定的，而且到处都出土唐碑的情况简直是微乎其微。因此，碑刻的资料就更是比较完整的，那么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总结和提炼了，前景当然也是很好的。此外，要注重研究传统金石学著作中记录的石刻资料，甚至包括《全唐文》收录的已经散佚的石刻文本，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挖掘传统文献中的碑文，恰恰是现在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新出资料也有它的魅力，我们也不能放弃去研究它。

Q2:研究唐代皇帝陵墓礼仪或者是围绕皇帝陵的相关问题有没有必要走一趟“四大陵区”，尤其是“十八陵”吗？现在的唐代皇帝陵陵区空间建筑及其相关布局对研究相关礼仪问题是不是会有误导？

A：“走陵”非常重要。其实唐代就是地面建筑遗留太少，但皇陵至少还有封土、还有残留的神道石刻等。通过这些，有助于我们恢复当时的礼仪空间。有一些学者做过唐陵的政治礼仪空间与唐代都城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学者研究过居住地和丧葬地的关系。如果想做类似方面的调查，是有必要走一趟皇陵的。但是不能简单地走，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利用相关的科学技术手段，再与文献相结合，最好有相关的老师、学者带领，这样意义才更加重大。这其实也是一种结合考古等相关手段的很好的“再现”。

Q3:中古史研究中运用近世以降形成的族谱资料（非一手史料）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A：这部分材料我看过，比如我当年做清河崔氏的研究时看过一些现在修的族谱。可以这么说，近世以降的材料对中古史研究的意义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对于久远历史的部分，他们基本抄录了相关的正史部分。当然有时候也会在近世以降的材料中找到新的发现，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但是一定要慎重。因为很多近世以降的史料来源不清楚，而中古史研究特别重视的就是史源。明代出来的一些关于中古的传记，写得惟妙惟肖，史源却找不到，我们都不敢用，要用就是危险的。所以不能说这些材料完全没有价值，但是一定要审慎利用。

本次讲座在b站同步直播收到了良好反馈。历史学院团学联以及有幸聆听到本次讲座的校内外人员向夏炎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各位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关注与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述往·知来”大讲堂后续其他名师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