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36万字。

《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是阮元提督山东学政期间所撰，对山东地域范围内的金石碑刻首次作了较为系统的搜集、著录与研究。该书体例整饬，内容丰富，考证详审，学术价值突出，不仅是编录、研究山东古代金石文献的一部划时代巨著，又是清代金石学发展史上的“启后空前之作”（冯汝玠《山左金石志提要》），对乾嘉时期及其以后山东乃至全国金石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学界对于阮元治学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经学、史学、文学、音韵、训诂等方面，而对其金石学研究极少，中华书局出版了孟凡港先生的国家社科项目结项成果《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正可稍稍弥补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本书对《山左金石志》的编修者、编纂始末、体例、内容、版本、学术价值等众多问题进行探讨。“绪论”统摄全书，概述中国古代金石学以作为学术前引，同时介绍本书研究的相关问题。第一章《<山左金石志>的编修者》，就《山左金石志》的主编者阮元及参编者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赵魏、钱大昭、钱东垣、顾述等人进行系统考察。第二章《<山左金石志>的编修》，就《山左金石志》的编修背景、金石资料来源、编校、刊刻、版本、学术影响及阮元编修成就的原因分析等问题进行论述。第三章《<山左金石志>的体例与内容》，探讨了《山左金石志》的编修体例，并对所载金石的类型、数量、年代分布、地区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第四章《<山左金石志>的学术价值》，依据《山左金石志》所录碑文及跋考实例，探析《山左金石志》在补正史籍所记年代、典章官制、舆地、人物、史事等阙略与讹误方面的学术价值。第五章《从<山左金石志>看阮元的金石考据及金石学思想》，是论题的相关研究，以《山左金石志》为主要依据，对阮元的金石考据的内容、方法及所体现出的金石学思想进行探析。第六章《对<山左金石志>的校补》，是论题的延伸研究，考察清代学者对《山左金石志》的补阙与刊误情况，并依据实地考察所得原碑与拓本，对《山左金石志》所录碑文进行补正。“结语”部分，作为全书的总结，对《山左金石志》作全面客观的评价。通过本书内容，可以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山左金石志》。

在具体研究内容上，《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考论精审，切中肯綮，见解独到，多有创获。如以往学界都认为《山左金石志》为毕沅、阮元同撰，而本书通过对《山左金石志》、《揅经室集》、《小沧浪笔谈》等文献的深入解读，认为：“《山左金石志》虽然署名‘毕沅、阮元同撰’，但客观上讲，纂修工作主要是由阮元及其幕友负责完成。《山左金石志》之所以署有毕沅的名字，乃阮元出于二人最初编书的约定以及对毕沅所发挥价值的肯定。……《山左金石志》的编修，从提出编修事宜到拟定编修凡例，从搜集、整理金石资料到纂写、删订、润色书稿以及最后成书并刊刻，阮元均参与其中。书虽成于众家之手，然皆经阮元复勘而后定其是非，发挥了主编者与定稿人的作用。”从而澄清了学界流行多年的模糊认识。又如，对于《山左金石志》部头大、成书快且依然上乘，作者充分肯定了集体编纂与分工合作模式在这种大型学术工程中的作用，并以《山左金石志》的编修为例，分析了阮元金石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乾嘉考据学繁盛的学术背景、阮元“亦官亦学”的身份、广泛的学术交游、学人幕府及其集体编修模式以及阮元自身不懈的努力与正确的治学方法。再如，《山左金石志》所录金石自商周至元代，为何明清金石阙而不录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与清代文化专制有关，不敢涉及明清碑刻及明清史；二是因《山左金石志》的编修凡例是由阮、毕二人共同拟定，遂仿照毕氏之书的先例；三是明清碑刻在形制、字体等方面与隋唐碑刻区别不大，除了一些重要的碑刻具有较高的史料与书法价值外，大多数碑刻在内容、形制与书法上都较为平平，其价值为清代学者所轻视，加之数量太多，收不胜收。”此类论断甚多，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

总的来说，《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专著，不仅使读者对《山左金石志》及阮元的治学特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还对于中国金石学史、中国古代史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