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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出版
2021-04-02 19:55   审核人:   (阅读: )

新書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出版

陳高傭 古典文献学微刊

《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

陳高傭  編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0年9月

頁數:1800頁

定價:560元

內容簡介

本書是我國第一部大型有關中國歷代天災人禍的分類統計專著,由民國時期國立暨南大學史地系教授陳高傭主編,成書於1940年。全書將秦王朝以降,直至清代2000餘年間的天災人禍,分爲水災、旱災、內亂、外患等6部分,用中西曆對照,以年表形式予以記載。書末並附有各代災禍統計圖表30餘幅,及近代學者對災害研究的論文多篇。該書編撰過程中,參考了二十五史、資治通鑒、圖書集成以及歷朝會典、會要、實錄等百餘種文獻,資料豐富、內容翔實,是研究中國通史、社會史、經濟史、民族史、水利史、氣候學的必備之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對近年來比較熱門的環境史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陳高傭(1902—1976),山西平遙人。192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上學期間,曾擔任《中華日報》編輯。陳高傭于1928年赴日本留學,1930年回國,任教于上海勞動大學。任教期間創辦了《世界與中國》月刊,因該刊言論激進,於1932年遭租界當局查封。1933年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史地系教授,並兼任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上海政法學院、滬江大學等校教授。同年秋參加中華學藝社,任編委,在上海大學教職聯合會任執委。1934年參加上海市作家協會,任理事會編委。1951年,陳高傭應西北大學侯外廬校長的邀請,毅然來到了西安,支援大西北的建設,任西北大學教授。1954年調西安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授,1960年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先後完成了《墨辯今解》、《老子今解》、《論語譯注批》等近百萬字的著作。

目録

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何炳松署簽)/1

序(何炳松)/3

編纂例言/5

編纂緣起(陳高傭)/9

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13

/15

/30

/72

後漢/87

三國/183

/209

東晉/235

南北朝(宋)/331

南北朝(齊)/370

南北朝(梁)/383

南北朝(陳)/433

/450

/469

五代(梁)/751

五代(唐)/776

五代(晉)/788

五代(漢)/797

五代(周)/800

/810

/1099

/1320

/1453

歷代天災人禍統計表/1705

歷代各種天灾人禍百分比圖/1715

歷代天災人禍比較圖/1737

歷代天災人禍關係圖/1739

附錄/1741

戰國後中國内戰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李四光)/1743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竺可楨)/1751

勘誤表/1769

讀《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

金性堯

近年來對「孤島」時期的文學活動和出版工作,常有記述。實際上,當時的學術界,雖不及文藝界那樣活躍,但在一部分學者的努力下,也有些成果,西諦先生就是著名的一位。自然,西諦先生當時在文藝界也起着重大作用。這里介紹的暨南大學叢書《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下文簡稱《表》),就是「孤島」時期出版的一部學術性的工具書。主持編纂工作的爲暨大教授陳高傭,當時西諦先生正主持暨大的研究委員會。書無版權頁,不能確知其出版年月,但從「編纂緣起」推斷,當在一九四〇年。全書共四册,綫裝鉛印。起秦始皇元年,終清宣統三年。由於當時人力物力的限制,搜集的資料自很難完備,但兩千年間中國的天災人禍,大體上已有了一個輪廓。這是一種「啃硬骨頭」的工作,我們今天各方面的條件都遠勝當年,尤希望多出版一些無利可圖卻有利學術的「冷門」著作。因爲本《表》未録先秦,故拙稿於行文之便略補一二,又因舊時所謂「人禍」的含義頗爲複雜,故拙稿只涉及天災,同時還參考了鄧云特的《中國救荒史》。人類的童年是受苦受難的童年,人類的歷史,實以人和自然斗爭爲序幕。當時我們的祖先處於手無寸鐵的狀態,半天狂風,數道洪峰(「洪」字的初義就是大水),就不知奪走多少生靈。《尚書·堯典》上説的「湯湯洪水方割(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那種威力,猶可想見洪水發狂時的無情面目,使人和魚幾乎没有兩樣。神話中的女媧補天,傳説中的夏禹治水,必是經受了大地震大水災的幸存者對現實生活的掠影,經過歷代的口耳相傳,逐漸增添了故事性。古人也把日食看作一種災難,是上天對人的譴責和警告,因而賦以倫理上的意義,劉向即以春秋時日食三十六附會爲弒君三十六之應。顧炎武《日知録》卷三十一説:「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意思是,十七年間日食八次,説明朱明氣數已盡,非亡不可(明亡於崇禎十七年)。但古人只記日食而不記月食,原因是日食表示陽弱陰強,所以是災異的徵象,異便是反常。凡是反自然的現象,古人往往認爲會引起反社會的後果。如唐憲宗元和七年,長安積水丈餘,毀損三座渭橋,南北水道交通斷絶,於是放出宫女兩百車,平民皆可擇取。理由很古怪:水和女人都是陰性,「以水害誡陰盈也」(《舊唐書·五行志》)。爲了消除「陰盈」現象,所以要放出宫女。反過來,要是没有這次水害,這兩百車宫女只能老死深宫之中。我們的祖先,就是在這樣荒唐愚昧的生活中過着日子。其實,日食和地震、大水不同,它只是天文史上的資料而非天災的特徵。本《表》不列日食一項,足見二十世紀的受過賽先生熏陶的學者,對自然的認識畢竟勝過古人了。本《表》卷一記漢高后三年夏,江水漢水泛溢,淹没四千餘家。到秋天,伊水洛水又成災。這以後,汝水、沔水也在泛濫,到漢武帝時河南濮陽的瓠子,前後兩次爲黄河所決。這就是災害的積累性,這種積累性的形成,有地理環境等客觀上的原因,但與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疾苦的態度也有密切關係。這些主客觀原因,非但不能根除災害,甚至反使元氣愈益喪失,危機愈益嚴重,影響了生態平衡,帶來了歉收、疫病等連鎖性的災難。有的治河官僚,則像庸醫投藥,雖志在治病,結果卻使病人喪命。《老殘游記》第十四回《大縣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蟻分送饅頭》中那位史觀察的廢濟陽以下民埝的創議,就是一個例子,因爲他只是捧着一千九百年前一個漢代書生賈讓的《治河策》。鯀和禹是父子,鯀治水不力,被舜殺死,成爲「四兇」之一,禹則治水有功,劉定公乃有「微禹吾其魚乎」之嘆。這雖是傳説,但人的主觀努力,卻和事功大有關係。一切爲人民造福治害的先人,總是永遠爲後人所歌頌,其遺澤也將與江河萬古長流。王安石詩云:「恩澤易行窮苦後,功名常見急難時」,這也是深於治政者的感慨之言。在舊中國的災害中,蝗蟲也是威脅人民生活的大敵。水旱二災,在空間上到底還有一個範圍,唯有蝗蟲,憑它一雙翅膀就可成群結隊遠走高飛,上窮碧落,人就奈何不得小蟲。孫光憲《北夢瑣言》記宋人比喻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因爲他們會「鬻田而食」。本《表》中第一次記録蝗災爲秦始皇四年七月,這自是體例所限。實際先秦載籍中已有記録,所謂蟊賊之蟊,多半是指蝗蟲。《詩經·小雅·大田》云:「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末句是説用烈火除蟲,也是先秦時除蝗的方法。但蝗是會飛的,火如何燒着它?舊注没有説清楚。到唐開元年間,姚崇爲宰相,上疏除蝗,疏中即引《詩經》「秉畀炎火」語,后又舉具體措施:「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盡」(《舊唐書·姚崇傳》)。這或許根據飛蛾撲火的原理,但收效不會太大的。不想就連這樣可憐的辦法,也遭到阻撓,一是汴州刺史倪若水:「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一是黄門監盧懷慎:「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他只想爲蝗乞命,卻不想一想因蝗災而使百姓忍饑挨餓,真可説是「蝗道主義」。姚崇回答他們説:「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又説:「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史稱姚崇爲良相,就在爲民除害上,確也表現出他的果敢負責的大臣風度。由於要除蝗,就要出動大批農民,這樣自必影響耕作,加上吏役趁此苛求騷擾,因而又給反對除蝗者以口實。白居易《新樂府》中的《捕蝗》,便是爲了「刺長吏」而作,詩中説「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因此農民自必捕蝗而輟耕。但他的結論是要求「以政驅蝗蝗出境」,也即效法唐太宗的吞蝗故事。此事也見於《貞觀政要》卷八,據説太宗吞蝗之後,「自是蝗不爲災」。太宗的原意無非借此以「示恩」,但在民間,卻因荒年之故,早在以蝗充飢。即使長安的蝗少了,那也是以鄰爲壑,蝗蟲還是要在大唐的原野上擇肥而噬。大饑之年,人民不但以蝗充飢,甚至還吃人肉。本《表》中曾列歷代人相食的記録,始於漢高帝二年的關中,下迄清同治五年,而在同治四年,皖南及句容等地,人肉一斤,價至一百二十文。「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輕肥》中説的,原非詩人信筆虛構之詞。《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一回,有一段描寫山東綉江縣明水一帶,因連遭數年饑荒,迫得人吃人的慘劇,讀之尤爲毛骨悚然。《醒世姻緣傳》反映的是晚明的社會生活,而晚明正是各種天災人禍最集中的時代,從本《表》中所列崇禎一朝來看,十七年間,各地人相食的慘劇即達八起,如崇禎四年,南陽大饑,「有母烹其女者」。十年,「父子、兄弟、夫妻相食」。《鳳陽歌》云:「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可見明朝自開國至亡國,一直與饑荒相終始。讀了這部《表》后,我們得到這樣一點認識:由於封建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所以自秦至清兩千年間,儘管改朝換代,儘管也出了不少志士仁人,但因工業不發達,科學技術的發展就受到極大的局限,天災也就不能消除,反而加重了積累性、連鎖性。然而水能覆舟也能載舟。大自然能爲禍也能爲福。人是永遠無法和自然分離的,因此,只有多方面地掌握知識,認識自然的規律,請賽先生來制服自然,才能有效地防止災難,逢凶化吉。另外,本《表》還附録了李四光先生《戰國後中國内戰(意指「人禍」)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竺可楨先生《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兩文。李、竺兩位,都是我國前輩科學家中的白眉,就其本行來説,一個專攻地質,一個專攻氣象。這兩篇論文,都是他們中年時寫的。可見他們對中國歷史知識又是何等淹博。竺文又引丁文江及美國學者亨丁敦的論説,説明南渡以前,我國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南渡以後,則移至長江流域,這和雨量、溫度、風暴有密切關係。我們由此再想到過去所以稱江浙爲「人文淵薮」,這和地理環境及自然條件也有關係。從李、竺兩位科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精通上,又看到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有古漢語的深厚根柢,因而能讀得通中國的古籍。當前我們的各項建設事業,都要求結合「國情」,體現中國化的特點。對於中青年的科學工作者,也希望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對古漢語和中國歷史多下些功夫,像這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看起來也許感到枯燥,但它對研究我國天文、地質、人口、疫病、水利、農業、蟲害這些項目的學者,都能提供一些歷史的綫索,并可以通過統計,探索規律,得到科學的總結。對於研究社會學者,也是很好的參考資料。飽學使人充實,一顆大樹的成長,除了陽光雨露,還得吸收各種養料。今天的中國已不存在「人禍」問題,各種天災也將在「四化」推動下逐漸克服,願今後的中國多出幾個李四光、竺可楨那樣的學者,多出幾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那樣的著作。

感謝王江鵬先生提供書訊!

排版:三難齋主

原文公众号:古典文献学微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R-pQRphWAwIXiHmAIdq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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