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学说在西方也广为人知，伯施曼在考察中国祠堂建筑的时候对分布在各个省份孔庙进行了考察记录，为西方人深入了解孔子和中国建筑提供了新的素材。伯施曼通过曲阜、太原、宜昌、长沙等地祠堂建筑的考察，呈现了各地孔庙建筑的特色，以及孔庙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曲阜孔庙

伯施曼在《中国祠堂》一书中首先介绍了山东曲阜的孔庙。他说：“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最重要、规模最宏大的曲阜孔庙，它融所有孔庙特点于一身，在全国具有代表意义。”伯施曼对曲阜孔庙的考察和记录非常详尽，绘制了详细的测绘图和拍了很多孔庙的照片。

山东曲阜城平面规划草图

伯施曼所绘曲阜城北墓园中孔子墓的正视图

曲阜城北面孔林中孔子墓的侧视图

巍峨壮丽的大成殿是孔庙的主殿，也是奉祀孔子的中心场所。大成殿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称得上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杰作。伯施曼拍摄的大成殿实际上是清朝雍正时期的重建建筑，此前的建筑已毁于雷火。

大成殿

山东省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端的石柱

曲阜孔庙大成殿横截面图，比例尺 1∶30

其他地区的孔庙

伯施曼考察了其他地区的孔庙，对中国的孔庙建筑特点进行了比较。比如大成殿。供奉孔子及其弟子的祭坛大多位于大成殿内，大成殿的建筑风格因地域不同风格也不同。比如四川，伯施曼说，按照惯例，孔庙大成殿主殿的门窗都应当关闭，尽管一些地方并没有这样的 习惯，但当地的孔庙还是遵守着这一原则。四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四川的孔庙，大成殿廊上立有支柱，其南面门窗通常完全敞开，但供奉孔子像的大殿却严格按照北方完全封闭的建筑风格。我们也能从另外一点上看到这种情况。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四川建筑较少使用北方常见的斗拱飞檐，而是用梁与楣来架起屋檐。在梁与楣上，屋顶的下部与檐口直接相接，但四川孔庙中供奉孔子像的大殿几乎都采用了北方斗拱飞檐的建筑风格。

四川灌县孔庙主殿

长沙府孔庙内的主殿

比如棂星门，它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木质或石质建筑，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命名意味着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伯施曼纪律了四川、山西、湖北、湖南等地格式各样的棂星门建筑。

四川省灌县孔庙内半圆池、三座拱桥和棂星门

湖北巴东县孔庙内的棂星门和毛笔状顶饰，从左到右分别为：义路、棂星门、礼门

四川万县文庙内的棂星门和大成门，从左到右分别为：义路、棂星门、礼门

山西省太原府文庙内作为主大门的棂星门

湖南长沙府孔庙内的棂星门

除了棂星门，伯施曼对空面中的泮池和泮桥、大成殿等，以及其他建筑布局和细节进行了记录和比较。伯施曼在考察了各地的孔庙后，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深刻地总结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孔庙与其他祠堂、庙宇不同，各地孔庙实际上都将普通百姓拒之门外，只对士人和官员开放。这些人把祭孔大典提升为国之大典，但也因此脱离了大众。他们希望自己被视为孔子精神的唯一传承者，同时都觉得自己负有用这种精神治理地方的使命。孔庙布局所营造出的尊贵感令人产生一种远离普通百姓、脱离市井生活的感觉，但得益于官员、学者的社会地位，它同时也远离了战争和贸易。正如伯施曼所说，孔庙是中国文化和政治高度结合的一种建筑符号，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物质记录，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认识古建筑和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书名：中国祠堂

作者：恩斯特·伯施曼

著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号：978-7-229-13575-1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定价：118.00元

分类：历史、社科

作者简介

恩斯特·伯施曼 （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前身）教授，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人。1906 年至 1909 年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 14 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 8000 张照片、2500 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1932年，伯施曼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1933年至1935年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出版有《中国建筑》《中国祠堂》《塔》《普陀山》等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是西方最早系统研究中国祠堂建筑的著作，初版于1914 年，共收录250余幅插图和照片、数十万字的文字描述和阐释。作者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考察了众多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祠堂建筑，从历史、民俗、宗教和建筑等角度，对其整体设计规划和各种陈设作了细致的描述。由于战乱以及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等因素，书中呈现的很多祠堂建筑实物已经不复存在，伯施曼的一系列著作因而成为中国古建筑史领域极具史料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编辑推荐

伯施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伟大记录者。伯施曼与中国传统建筑结缘，和1900年中国爆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义和团运动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政治走向，也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当时的德国人就迫切想要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伯施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申请到了德国皇家基金会的赞助，1906年踏上中国土地，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从科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采用当时较为专业和先进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摄影、测绘和测绘草图的方式，客观地记录了清末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与人为环境中的宗教建筑”。伯施曼考察从北至南，行踪遍及北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两湖、两广、福建等14省，留下了 8000 张照片、2500 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回国后，伯施曼开始系统整理这些考察资料，陆续出版了六部有关中国古建筑的专著，《中国祠堂》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本。他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祠堂建筑，包括黄帝祠、张良庙、武侯祠、关帝庙、李杜祠、二曾祠、二王庙、孔庙等。1914年，《中国祠堂》出版，收录250余幅精美照片和测绘草图，系统总结了祠堂研究的成果。《中国祠堂》是中国祠堂建筑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所记录的祠堂建筑有些已经毁于战火，有的已不复百年前的原貌，而这些“消失”的古建筑，我们今天只能从伯施曼的记录中得窥原貌，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伯施曼对后来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影响深远。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曾研读过他的著作，伯施曼的著作和研究方法启发和影响了梁思成及整个营造学社的研究走向。日本学者如小川一真、关野贞、伊东忠太，欧洲学者如喜仁龙、艾术华、梅尔彻斯和艾锷风，他们接过伯施曼点燃的知识火炬，并将其传递下去。中国现有文物遗产保护的大致框架同样也受益于他的首创精神。伯施曼去世70年之后，其所著《中国祠堂》终于翻译出版，以纪念这位中国古建筑的伟大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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