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
作者：赵妍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目 录
引言
第一部分 家庭革命的兴起与革新家庭的思考
第一章 为国破家：清末家庭革命之肇兴
一 为国破家的革命
二 从非议礼教到打破三纲、五伦
三 家庭形象的负面化
第二章 面向未来：废婚毁家以重构社会的尝试
一 想象一个无家庭的未来
二 构建一个无家庭的理想社会
三 拿什么来凝聚社会？
第三章 从劝诫到禁止：近代中国关于早婚的言说及其影响
一 群体与个体的互渗：早婚有害的论述
二 对于应该何时结婚的讨论
三 通过法律禁止早婚
第四章 从合礼到非法：纳妾制度的有罪化
一 纳妾制度成为专制时代的象征
二 人道、人格与人伦的关怀：纳妾有害的社会舆论
三 从舆论走向党义、国法：纳妾制度的有罪化
第五章 争议中的儿童公育
一 探索理想的养育模式
二 妇女解放呼吁儿童公育
三 作为社会根本改造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 苦与乐：五四时期对家庭的想象与憧憬
第六章 从活老虎到垂死之老虎：从孝道地位的下降看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一 孝道在中西、公私、新旧竞争中的窘境
二 从金科玉律到朽木粪土：打破孝道的迷信
三 非孝引起的社会涟漪
四 孝本天性：质疑和批评非孝的声音
第七章 为了人生幸福：五四时期家庭革命的个体诉求
一、快乐的天堂：西洋小家庭正面形象的确立
二、活地狱：旧家庭形象负面化的高潮
三、“从地狱到天堂：小家庭是第一椿事”
四、从言说走向行动：亲子之间的冲突与对峙
五、从多重视角反思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第三部分 情感对制度的冲击：新婚姻观念的几个核心主张
第八章 被误解的自由：自由恋爱的想象及其对两性关系的冲击
一 西方自由恋爱思想的冲击
二 争议中的自由恋爱
第九章 先恋爱后结婚：从性和爱的角度看婚姻
一 恋爱结婚：渴望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二 被神圣化的爱情：恋爱至上主义的流行
三 为情所困的烦闷青年
第十章 离婚自由：五四前后婚姻解体的去道德化及正面化
一、离婚是文明还是罪恶？
二、如何面对旧式妻子？——“爱情”冲击下的新问题
三、离婚是药还是病？
四、离婚是女权还是男权？
第四部分 个人与互助：家庭革命的社会脉络
第十一章 烦闷的“我”：家国秩序解体后的个人
一 从天下看家庭：争做无家庭的世界民
二 思想解放后的烦闷青年
第十二章 试验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
一 走向实践的家庭革命：工读互助团的组建
二 一场恋爱风波
三 工读互助团的解散及其引起的反思
第五部分 比较视野中的家庭革命
第十三章 以礼服定文野：婚礼标识所见之中西与城乡的互动
一 从中西到文野：文明结婚礼的兴起
二 从文明结婚礼看城乡与礼俗的缠结
第十四章 从家庭在西方思想中的地位反思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
一 废家思想的系谱
二 重家的传统
三 向往集体生活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简介
至少在近几千年，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也是世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但在近代中国，家庭却沦为革命的对象。本书研究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探讨这一反常的现象何以发生及怎样发展。本书不是考察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功能失调的社会问题，而是讨论读书人看待家庭的眼光的转变。在传统政教体系崩溃的进程中，家庭面临国家、天下（世界）、个人、社会等等力量的冲击而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基石的地位。家庭革命是相当复杂、深刻的，既包括进步改良之意，也包括根本废除之意。中国在近代国际竞争中的失败，造成读书人不仅激烈质疑传统，也开始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并试图重新构建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家庭革命虽更多表现为负面的批判和改革，其实是集破坏性与建设性于一体的。
作者介绍
赵妍杰老师在邀访学者论坛上
赵妍杰，1983年2月生，满族，山西榆次人。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3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5年7月留所工作。专业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译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Henrietta Harrison著)。在《近代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构建一个无家庭的理想社会
赵妍杰
随着传统家、国、天下链条的解体，西方的“社会”观念引起了近代中国人的注意。经历了从群到社会的更迭后，清末“破坏旧恶之社会，另造新美者” 或许恰是后来社会改造的先声。民初，就有时人梦想着“造成博爱之社会，合全世界为一大家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有养”的世界。家庭在儒家传统中本是被推崇的核心制度，而从此时却成为被否定的对象，甚至成为社会进化的障碍，盖“社会者，当以个人为单纯之分子者也。自有家族，则以家为社会之单位。个人对于社会，不知有直接应负之责任，而惟私于其家。人人皆私其家，则社会之进化遂为之停滞”。而“国家”作为偶像的坍塌又刺激了五四前后的新青年对政治以外的文化和社会的兴趣。傅斯年就曾思考怎样将无机体的群众转变为有机体的社会，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团体是国家的”，改变成“以后要是社会的”加入世界。
家庭革命的言说在五四前后进一步发酵为强调废除婚姻的自由恋爱主张。例如，青年毛泽东就曾说：“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1919年底，恽代英就曾与友人认真讨论婚姻是否可以废除的问题。曾反对多夫多妻的恽代英，此时则认为“婚姻应该废除，恋爱应该自由，男女间一切束缚应一并解放”。1920年春天，既反对旧式婚姻又反对恋爱结婚的新青年，严肃认真地在《民国日报》公开表示，为了自由的人格、人类的幸福，应该废除婚姻。
与五四运动的主题从政治、文化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的势头互相激荡，“世界民”的想象逐渐转变为五四时代新青年常说的“社会之一分子”。所谓的做“社会之一分子”的意味，大抵就像每个人都直接面对上帝一样，实现每个人都直接面向社会。为了这一理想，首先就是要打破家庭。家庭革命者认为家庭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原因，只有打破家庭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换言之，这个理想社会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不再承担家庭责任，而要对社会整体尽责任。在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曾经由家庭承担的责任转而由公立机构所取代。这种极端社会化的倾向，塑造了不少时人对个体与群体的认识。五四后，家庭革命进一步转变为构建一种具体的、全新的社会模式。
邓小南院长为赵妍杰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核心问题是个人有能力塑造出无家庭的新社会吗？陈独秀相当自信地说：“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李大钊也曾鼓励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蒋梦麟则号召青年追求“从家族的生活到社会的生活”的转变。黄炎培甚至信心满怀地给出相当具体的建议。他说：“新生活是很好的了。不过吾们要想团体解决的方法，不要想个人解决的方法。换一句话，就是要用团体的方法解决个人的问题。怎么叫做团体解决呢？譬如照新村的办法，划一片地，集一笔资本，造一个世界，这要算是大规模了。较小些，像北京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再小些就是负贩团的办法，都是好的。”受老师鼓励的新青年，自然就接受了一种脱离家庭进入社会的个人似乎无所不能的观念。新青年尝试共同生活，组织工读互助团就是在尝试过一种废除家庭的社会生活。
为了理想社会而打破家庭，意味着新青年对个体的社会化能力有着极端理想主义的乐观。在思想革命的氛围之下，为了打造新社会而实行家庭革命的倾向为青年提供了新的视角。曾经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就说：“我们脱离家庭后，是以社会的眼光去看家庭，不再以家庭的眼光去看家庭。”他心目中的“改造社会，并不以家庭为起点”，而是以“社会全体为目标，断不能专顾一个家庭”。当社会变成“公”的象征，而家庭变成了“私”的象征，废除家庭就成了去私存公之社会改造的题中之义。青年茅盾就曾设想，废除家庭后，“大家都是人，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的人。社会即是大家庭，社会中各员，即是大家族，只有社会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即家庭生活”。换言之，没有独立门户的家，而仅有“夫妇共居一间或各居一间”，而其余“一切游戏读书娱乐”都是公共的。
要打造这样的社会，只有先脱离家庭，然后才能平等地加入社会。而姓氏作为家庭和家族最重要的标识，要想打破亲疏之别，废除姓氏便是其中之义。废姓与废家的讨论和举动也并非个例，颇能反映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态。其实，较早康有为设想废除姓氏之后，人的命名应该以所生之人本院所在之位置、院室名称命名，即某度、某院、某室、某日。一位亲历五四运动的人曾这样回忆：“中国青年思想，以‘五四运动’前后变动得最厉害。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那时的新青年思想解放之程度，或许远远超过今人的想象，而他们反家庭的倾向进一步打造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构建。家庭本来意味着养老、育幼的责任边界，然当在家、国、天下的链条崩溃后，便形成了孤立和原子化的个人。考虑年幼和年老时人类并不能独立存活，原本由家庭承担的养老育幼的责任便转移到社会手中。施存统从新文化人那里继承了非孝的主张，转手将其推演到废除父母子女，希望借全社会的力量照顾老幼。当他面对垂死的母亲，施存统觉悟到：“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他希望建立“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则无论何人都一样亲爱，生死病痛，都随时随地有人照料，不必千百里外的人赶回去做”。戴季陶就笃定旧伦理依赖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理想的新伦理即“共作、共养、共济、共爱、共乐、共治”。就亲子关系而言，“我们不是不应该对父母尽孝，……我们只有‘老全社会的老’，就是合全社会的力量养全社会的老”。这恐怕是对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突破性解释。家庭革命的号召者恰恰要突破人我之别，以期打破亲疏远近的社会格局。
教养子女的问题也体现同样的倾向。李大钊宣称：“义务教育、儿童公育等制度推行日广，亲子关系日趋薄弱，这种小家庭制度，也离崩坏的运命不远了。”北大学生易家钺也说：“自从儿童公育的学说一出，儿童是社会的一个人，不是家庭的一个人，于是儿童与家庭离婚了；”在陈顾远心目中，主张废除小家族制度的方法就是废除夫妻制度。因此，一方面需要女子解放，使之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解决儿童问题。他说：“一个人生下一个孩子，不必管他是谁底种子，反正是社会上一个‘人秧子’，就抱给公家去扶养。” 北大学生罗敦伟认为家庭“实无存在的价值”，他曾设想社会上养老院、儿童公育所、孕妇保护会和公共食堂等必要的设备建设完成后，家庭将消亡。“之溪”也说只有废除了家庭观念“才可以废止家庭制度，也才可以实现大公的人类世界”。对于他们而言，家庭革命意味着在理想社会，个体从出生就仅仅是社会的一员，而不是家庭的成员。
仔细分析这些观点，家庭革命者并不是不愿意照顾父母和子女，而是提倡一种新的养老育幼的社会模式。林振声就明确说：“我们提倡改革，并不是将父母子女抛弃不管；乃是说不因父母子女的原故，埋没性灵，丧失人格；必当要有独立的精神，养成‘一视同仁’的良心，无‘尔诈我虞’的情事。为社会尽一分子的义务。使社会不虚有此人，父母不枉有此子。并且救止现在的纷争，谋将来的和平。这样一来，恐怕不只养一家的父母子女，实在是养全国的父母子女了，绝对没有抛弃的话。”
换言之，新文化人打破了孝道的迷信地位，从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青年则设想着老年公养、儿童公育的社会。他们向往的是打破亲疏、打破家庭，从全社会、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养老与育幼的责任，其实是架空了家庭的责任和主体性。张东荪指出：“所有的人只对社会借债，便不必对于父母借债了。将来还债也只还给社会，不必还给父母。所以孝是资本主义的道德，资本主义若是倒了，孝道当然消灭。”盖“一旦实行共产制度，儿童公育，老年公养，则父子之间完全是情的关系，便〔没〕有权力义务的关系”。这样“家庭所有的弊病都可免除”。
罗家伦深信，为了实现妇女解放、支持女子从事职业，就要实行儿童公育——区分生育与养育，将养育的部分划归社会。虽然向警予宣称：“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首先，“生育的事，是一般女子所必不可免的，而亦必不能免的”，然而“家庭既主张破除，儿童更不能不组织公育”，“女子脱然一身，无所牵累，在社会工作的时间，自然增加，而社会的生产额，自然也同时增加”；其次，儿童公育可以“减少社会消费额”，盖“儿童公育，人力财力，确要经济些”；其三，可以增高儿童的幸福，盖“我国儿童都是这些无识无知的妇女保抱长养的，真可怜极了”。缪伯英也曾呼应说，废家较“各家作各家的饭，各人保育各人的子女”更为经济。她进而断言：“家庭是女子的包办物；破坏社会组织的惟一障碍碑。家庭一天存在，女子一天不能自由，经济一天不能独立，人格一天不能恢复。换而言之，家庭就是女子身体的监狱；精神的坟墓。”在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家庭的变迁之后，她深信，“家庭组织在今世的破产，实实是人类进化中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女子运动中一种根本的解决，故家庭为适合过去人类的需求而创立，当也可以依现世人类的需求而破灭”。
赵妍杰老师（右四）参加王汎森先生在文研院开设的
“英美思想文化史名篇选读”读书课
当家庭从保护性的社会组织变成革命者眼中压制性的存在，那么从弱者——包括妇女和孩子的角度出发，废除家庭制度从逻辑上讲的确是对被压迫者的解放。易家钺曾宣称：“家族制度，就是把家作本位。人是家的附属品，妇女是男子的附属品，子女是父母的附属品。”他相信未来社会没有家庭。盖家庭制度是束缚妇女的铁枷，是人类的公敌。费哲民就观察到，那争妇人人格的女权运动表明人们恨不得立刻推翻这样的专制家庭，而做“自由的新妇女”。不过，若从家庭作为保护性存在的这一角度出发，弱者、幼者实际上可能因家庭革命而丧失了这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保障。而家庭的保护性面相常常为家庭革命者和后来的研究者所忽略。
家庭本身也是一个居处的生活空间。家庭革命旨在破坏家庭的同时也在建设各式各样新的空间。家庭革命者希望是一个放大的家庭，即整个社会来关照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公立机构，特别是用学校来取代家庭是他们分享的思路。较早，康有为设想以公立医疾院、公立养老院、公立恤贫院、公立养病院、公立化人院等机构将“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到五四前后，提倡工学主义的杨溥瞻就支持以学校取代家庭，认为儿童幼小就脱离家庭可以打破家族制度。虚一也曾设想人类社会的居住除了公宅、公安院、老老院、公养院、公寓，更有极乐院。关于疾病医疗问题，则理想乡里设有公医院、公视院。
公立机构取代家庭的前提是家庭责任可以转交给社会，这其实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家庭革命者主要的考虑是安顿和满足人的食欲和性欲，而忽视了亲情对人的重要性。即使物质的供养可以由家庭之外的机构来履行，但是父母与子女的爱恐怕永远无法取代。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周白棣就曾回顾，周作人在工读互助团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宣传我们最好的理想主义，与人的关系，只怕他不多；怎么把关系最亲切的家庭，反而脱离呢？”就此，周白棣反思说：“感情的东西，是脱离不掉的；旧家庭虽不好，可是我脱离了他，感情之关系，终使心中万分难过；”而否定了家庭便否定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这在大讲感情的五四时代的确是一个悖论，值得进一步反思。
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唤醒的个人意识战胜了传统的人生观，反抗性的家庭革命变成了实现自我的正当手段。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这样常识中的反常之举，却被思想激进的青年视作正常，甚至是正面的社会建设的基础，进而从中畅想出一种儿童公育、父老公养、不要家庭的社会。这倡导家庭革命的人多半面临情感与理智的煎熬，似乎为了人类的未来必须废家，可是自己的家庭毕竟存在，何以能跳出家庭？家庭就像流淌在人们身体里的血液，时刻伴随着人们，成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旧世界，家庭革命的号召者、追随者、实践者其个人的经历，也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无论是家庭革命的号召者还是追随者，常常有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游离感。傅斯年曾观察到，今日的学生“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左舜生也坦言：“我们这辈青年的眼光，一面顾着现在，一面还要望着将来。”这一观察大体也适用于讨论家庭革命的读书人。他们时而面对现在，控诉现实中的家庭，时而又面向未来，构想未来的理想社会。现在与未来、思想与行动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家庭革命的时代风貌。
时空的缠绕使他们的主张更为曲折而微妙。提倡小家庭的人未必反对废除家庭，主张废除家庭的人也能暂时容忍小家庭的存在。深信家庭没有未来的恽代英就认为，妇女解放的影响就是“家庭婚姻的完全破坏”，而运动初期，所谓的“自由结婚、组织小家庭”都是“暂时的现象”。有人就说，“人人各自独立，不相依赖，老幼析居，男女异处”意味着“必定废除婚姻，废除财产”，那时“家庭制度，早已消灭了”。可是“这种制度，虽然简捷了当，恐怕一刻不能办到。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渐渐达到这种制度的一种过渡制度”，而一夫一妻以及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制度正是所需的过渡。支持废家的另一位青年也意识到：“目今社会主义，尚未发达；儿童公育，未能实行；不能完全废止家庭制度。于此过渡时代，自必要别想一个方法，就是权且将大家庭改组为多数的小家庭。各家庭中，只许一夫一妻及未成年的子女共同生活。”换言之，革命者对现有家庭的不满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处于一种现在与未来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交织的时间结构中，激进者希望通过否定现在而投身未来，渐进者则将家庭视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但他们未来的理想社会都是没有家庭的。
回过头来看，五四后，家庭革命的一个变化是从文学、哲学、伦理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了强调经济制度的社会改造。对家庭的批评从围绕“私情”转向了批评社会范畴的私产制度。老师辈的沈兼士就宣称：“家族制度者，人类私有财产制度的历史上之恶性传统物。”而学生辈的恽代英也深信，“家庭是私产的产物”。而“要使妇女独立，儿童公育，才能由今天这种愁惨的文明的社会，得进步到彻底的解放。”青年深信，中国是需要社会改造、社会革命，以实践未来的政治、未来的社会。
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青年已经从单枪匹马反对自己的家庭走向了集体行动。处处想和旧社会宣战的新青年，视旧社会的生活为机械的生活、强盗的生活、牛马的生活，转而致力于造出他们理想的“新社会”。然而，自我是需要家庭、社会、乡土等不同的公共体来定义的。抛弃这些多重性的“自我”便很容易落入空疏与迷茫，甚至彻底丧失真正的自我。“一无所有”的“自我”恐怕也最易受到外部力量的侵入。到二十年代中期，无“家”可归的人们开始在社会、群体及其他体制外的共同体中寻求安全感和认同感。不少追赶时风、随波逐流的青年，索性脱离旧家庭、废除族姓，在城市、革命、文学领域寻求他们理想的生活。可是，脱离家庭的青年却无以为生，而革命既满足了他们改造社会的家庭革命理想，又解决了现实生活的问题，一大批家庭革命者便进一步蜕变为真正的革命家。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随读随写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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