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考古記》
[法]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著
袁俊生譯
中國畫報出版社
2020年6月
該書自1907年正式出版至今，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但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西方還是中國的學者，只要是關於中國古代藝術、雕塑、佛教、考古、歷史等方面的研究，無不涉及到此書，足見其在中國學術界中的地位。
《華北考古記》一書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現代考古技術進行考察、取證，從中國傳統古籍文獻中獲取史籍資料，再通過西方學術論證分析方法，探取其文化內核。
作者在著書過程中，也采擇了大量中文古籍文獻作為參考與佐證，學科涉及金石、歷史、宗教、建築等諸多領域，可謂是涉獵廣泛，且都極具代表性。然而，也正因如此，此書出版百餘年之後，中文譯本才首次問世。
中國畫報出版的袁俊生先生的譯本，在精准表達法語原文的意思同時，在處理文中所引用的中國古籍方面均采用了“回譯”，即力求保證源語言與目標語言的一致性。
在翻譯《華北考古記》的過程中，譯者袁俊生先生查閱了約十餘部典籍文獻，做了至少六萬字的筆記。並且還在其中作了校勘史料、改錯補漏、整合譯名等，還對書中的文獻資料添加附注，使其更具可讀性與准確性。
《華北考古記》（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年6月新1版）共分為四卷：
第一卷為石闕及石祠卷。
《華北考古記》第一卷
《第一卷•石闕及石祠卷》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緒 論
第一節 祠堂
第二節 石闕
第三節 漢代浮雕藝術及考古價值
第二章 登封縣石闕
第一節 太室闕
第二節 開母闕
第三節 少室闕
第三章 孝堂山石祠
第一節 石祠外景
第二節 隴東王感孝頌銘文
第三節 八角石柱題銘
第四節 石祠後壁的兩塊石板
第五節 兩側石壁
第六節 三角石梁
第四章 其他各類畫像石
第一節 劉家村石刻畫
第二節 焦城村石刻畫 .
第三節 周公廟石刻畫
第三節 南武陽石闕
第四節 六幅石刻畫拓片
第五節 墓祠食堂
第六節 沂州石刻畫
第七節 李翕頌
第八節 菲舍爾帶到歐洲的文物
第九節 濟寧晉陽山慈雲寺石刻畫
第十節 持斧男子石刻畫像
第十一節 漢魯恭王墓石刻守卒
第十二節 郭泰墓碑
第十三節 出處不詳的石刻畫拓片
第十四節 射陽石門畫像
第十五節 不其縣令石闕
第十六節 漢代墓碑
第十七節 漢磚
第十八節 漢王稚子闕畫像
第十九節 濟南府公立圖書館匯集的畫像石
第二十節 置於濟南府的另外十塊畫像石
第二十一節 出處不詳的石刻畫拓片
第二十二節 兩城山石闕
第二十三節 汪涅克帶到巴黎的畫像石
第二十四節 勞費爾所公布的石刻畫拓片
第二十五節 關野貞所公布的石刻畫拓片
第二十六節 出處不詳的畫像石
第二卷為武梁祠卷。在沙畹原書中，武梁祠是納入在石闕及石祠卷之中的。但是考慮到武梁祠在西方美術史學界的話題性與重要意義，以及沙畹對武梁祠的考察與整理對其起到的重要學術貢獻，中文譯本特此把武梁祠單獨作為一卷。
《第二卷•武梁祠卷 》目錄
武梁祠墓群
第一節 墓碑
第二節 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
第三節 兩座石闕
第三節 武梁祠
第四節 美妙的祥瑞圖像
第五節 前石室
第六節 左石室
第七節 後石室
第八節 新發現的第二塊畫像石
第九節 孔子見老子的石刻畫像
第十節 損毀的畫像石
第十一節 三面鐫刻的畫像石像
第三卷為全書的最大篇幅的石窟卷，內容主要由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寺、濟南千佛山，以及在考古活動過程中收集整理的石窟寺之外的零散佛教造像組成。
《第三卷•石窟卷》目錄
緒論
第一章 雲岡石窟
第一節 第一組石窟
第二節 第二組石窟
第三節 第三組石窟
第二章 龍門石窟
第一節 潛溪寺內的石窟
第二節 E組石窟:距潛溪寺最近的石窟
第三節 雙窟(G號窟)
第四節 石獅窟(H號窟)
第五節 石塔窟(I號窟)
第六節 雙窟與石塔窟之間的小石窟
第七節 毗鄰石塔窟的南窟
第八節 在全景圖上標示J和K之間、緊鄰道路的石窟
第九節 K號窟
第十節 L號窟
第十一節 M號窟
第十二節 不平整的洞穴(N 號窟)
第十三節 Q號窟
第十四節 S號窟
第十五節 T號窟
第十六節 大佛(U 號窟)
第十七節 V號窟
第十八節 X號窟，又稱老君洞
第十九節 Y號窟
第二十節 伊水東側石窟
第二十一節 龍門題記碑文所包含的信息
第三章 鞏縣石窟寺
第四章 濟南府千佛山
第五章 石窟以外的佛教雕塑
第一節 少林寺裏的兩尊石碑
第三節 碑林裏的佛教浮雕畫
第四節 刻於武定元年(543 年)的畫像石
第五節 刻於北魏正光六年(525 年)的佛座石刻畫
第六節 圖437
第七節 圖434
第八節 圖430和圖431
第四卷為圖譜卷，收錄的是沙畹在此次考古過程中走訪、拍攝，但並無文字具體闡述的圖片。
《第四卷•圖譜卷》目錄
高句麗古跡圖集
唐太宗昭陵圖集
唐太子恭陵圖集
唐高宗乾陵圖集
武則天皇帝於 700 年為母親修建的順陵圖集
唐睿宗橋陵圖集
唐憲宗景陵圖集
宋仁宗永昭陵圖集
唐代石刻經典古籍圖集
孔林圖集
孔廟圖集
開封府圖集
其他各類銘文圖集
博物館收藏的珍品圖集
西安府圖集
韓城縣芝川鎮司馬遷祠圖集
太原府圖集
五臺山圖集
大同府圖集
圖片索引
譯後記
結束語
中譯本序
一個時代可以塑造出一批大師，而一批大師也締造出一個時代，學術界也不例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中國國家、社會、學術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是一個產生革命家、英雄、學術大師的時代。但是，由於中國當時在科學技術上落後於西方，由西方科學技術支撐的許多學術領域，中國學者尚未涉足，而西方學者先行一步，走進中國這個未開墾的土地，創造出自己的學術輝煌。
就在此時，法國從事漢學研究的年輕學者沙畹（Éd. Chavannes，1865—1918年），來到中國，以華北為中心，開始他的考古調查工作。
1889年1月，沙畹被法國外交部派往北京，第一次來華，時年24歲。他的身份是法國駐清公使館散編隨員，可以自己安排研究計劃，他打算全文翻譯司馬遷的《史記》，調查兩漢畫像石，旁及歷代碑銘和少數民族文字的碑刻資料。為此，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證《史記·封禪書》的記載。此行還促成了對泰山祭祀活動和民間信仰的通盤研究，最後寫成《泰山：中國的一種祭祀志稿》（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 Ernest Leroux, 1910）；同時他在泰安碑賈手中購買到武梁祠、孝堂山、劉家村的畫象石和碑刻，構成了他另一本書的主要素材，即《中國兩漢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Paris : Ernest Leroux, 1893）。
在中國四年的研究與考察，收獲滿滿的沙畹在1893年1月回到巴黎，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席教授。1895開始，沙畹把已經翻譯出來的《史記》的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約當原書的五分之三篇幅，陸續出版，至1905年，計出5冊。
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沙畹有機會再次來華做考古調查，他的範圍更為廣闊，但核心地區仍是華北。這次他先到遼寧的奉天，考察清帝陵墓，然後尋訪鴨綠江畔的高句麗遺跡，包括《好太王碑》。然後從北京到山東，重訪泰山、曲阜。轉往開封、鞏縣、洛陽、登封，一路考察石窟，測量碑石，制作拓片，購買方志。然後西入陝西，調查西安碑林，走訪唐朝帝陵，拜謁司馬遷墓。再渡過黃河，進入山西，訪五臺山寺院，特別是對雲岡石窟做了詳細記錄和拍照。沙畹此行，有中國同行的幫忙，還有他的俄國弟子阿列克謝耶夫（V. M. Alekseev）陪伴，拍攝了數以千計的照片，打制了上千張拓本，還做了大量的筆記，取得豐碩的成果。沙畹知道這些資料的重要，回國後即著手整理，編寫《華北考古記》（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書。1909年先將經過選擇的照片刊布為《圖版卷》（Planches）兩冊，計1793張圖片，每張都標注題目、 拍攝時間和地點；1913和1915年又分別出版了文字考釋的兩冊，即《漢代雕刻》（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和《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雖然沒有能夠囊括全部考察資料，但對最重要的武梁祠、孝堂山、嵩山三闕以及雲岡、龍門石窟，做了詳細的記錄和闡述。
沙畹繼承了他景仰的司馬遷踐行的學術傳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直把實地的田野考察和書房裏的潛心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做一件研究的過程中，一定要到實地進行調查。與同時代的中國金石學家的“訪碑錄”專注於文本收集不同，沙畹的實地調查，依托於現代學術的考古學方法，不僅對碑刻本身做詳細的測量和記錄，還對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邊環境等，做仔細的考察和分析。加上西洋先進的照相技術和資金支持，使得沙畹的著作成為劃時代的學術豐碑，沙畹也由此成為新的漢學研究的一代大師。
其實，沙畹的成就是歐洲學術發展到一定時代的產物，這個時代正是歐洲的考古學者們挺進未知領域的最佳時點。沙畹以其學識和眼光，選擇了華北作為考察重點；斯坦因（A. Stein）則選擇以和田為中心的絲路南道，格倫威德爾（A. Grünwedel）則選擇吐魯番為中心的絲路北道，伯希和（P. Pelliot）直奔敦煌，雖然只看到一件敦煌藏經洞寫經。最終，他們都通過實地的考古調查和隨後的整理著作，成為一個個領域的學術高峰。沙畹正是在這個時代中間，選擇中國學術最核心的華北、泰山、雲岡、龍門，來實現自己的學術抱負，雖然與競爭更加激烈的新疆寶藏相比，似乎沒有那麼搶眼，但學術意義絲毫不減。而且我們還應當知道，就是在如此繁忙與競爭的時候，1903年，沙畹應俄國皇家科學院之請，翻譯出版了《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étersbourg），成為西方研究中亞史的必備參考書；1910—1911年，應友人烈維（S. Lévi）的請求，翻譯《選自漢文〈大藏經〉的五百寓言故事》（Cinq cents contes & apologuae, extraits du tripiṭaka chinois et traduits en français），分三卷出版；1911—1913年，又與伯希和合撰長文《中國發現的一部摩尼教經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0, 1911, pp. 499-617; 11, 1913, pp. 99-199, 261-395），成為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之作；1913年，應斯坦因請求，考釋出版《斯坦因在新疆沙磧中所獲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ocumen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堪稱整理漢晉木簡和西域出土文書典範。沙畹之偉大，正在於此。
我曾給中華書局出版的《沙畹漢學論著選譯》寫了一篇代序的文章，題為“沙畹著作的接受與期待”，其中對比馮承鈞翻譯的《西突厥史料》等邊疆史地、求法僧行記等論著，指出支撐沙畹學術殿堂的幾塊巨大的基石還沒有人翻譯。可喜的是，中國畫報出版社敦請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袁俊生先生，將此書全文譯出，並利用現代排版科技，把圖版隨文放置，極便學者使用。相信沙畹這部著作的中譯本出版，對於兩漢石刻、墓葬研究，以及雲岡、龍門石窟原貌的追尋，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其學術意義早有相關研究者從不同方面給予定位，我這裏就不贅述了。
沙畹是我所敬佩的學者，為他的著作中譯本做序，倍感榮幸。今承安平秋先生授意，中國畫報出版社副總編齊麗華女史約請，不敢有違，因述沙畹此書之學術源流與學術價值，聊做序言。
榮新江
2020年2月杪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中古史研究資訊 2020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