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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 中国史学史
2019-08-20 15:31     (阅读: )


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

48.00

20197

中国史学史·绪言

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抗战初期留影

中国史籍之富,并世诸国,莫之与京。以我国土广民殷,开化最早,文献之传,百世所崇。是以记载纷纭,难可统纪。欧美列邦,建国既晚,诚不足校。即印度宿称古国,经乘浩穰,亦史缺无征。则以群希出世,其于人事陈迹,藐不关怀。中国则所尚者儒学,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遵先王之法,为奕世不易之规。此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者欤?则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篇籍既博,则事宜钩要,苟徒取糟粕,尘秽简牍,而欲以穷其蕴奥难矣。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诚以析理精莹,则论列足采;视天梦梦,则去取斯昏。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先秦诸子,不可及也,故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灿烂足观。至汉仅经术章句之儒耳。魏晋名、法、道、墨,杂起朋兴,高谈名理,弃汉学若粪土。而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至唐则宗教大盛,士惟知笃信谨守,于是令狐、姚、李,尚不得为记注之良,更何论于撰述,而史又衰。其在北宋,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于是司马、欧阳,前驱拥彗,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晚宋至明,而史几乎以熄。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岂可同语?滥竽良史,即班述《汉书》,唐修五史,搜罗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无纪要,未睹风裁,谓之整齐故事则可,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宁无歉然?爰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

《中国史学史》手稿

民国时期,蒙文通先生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时的讲义

国史体系

蒙文通

现在一般人都很重视专家,但是在这次大战中美国人已经感到只是“专”尚不足应付一切,所以要在专家修养之外,施以特种训练。现在世界学术也走向“综合”,尤其很多学者在计划甚至已着手写空前未有的巨著。

近数十年来出版这类性质的著述,如《科学大纲》《世界史纲》《新史学》,以及《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等,尤其后二者,明白指出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联,乃是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是整个而有系统的,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合拍的。

1933年商务印书馆《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书影

说到中国历史体系,首先要说到近数十年来论中国历史者,受“历史法则”影响甚巨。实在说来,“历史法则”仅是欧洲历史的法则,并不能适用于中国历史,况且这法则仅为欧洲一部分历史家所承认。关于这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即:(一)《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二)《秦之社会》,(三)《〈周官〉〈左传〉中所见之商业》,(四)《汉代之经济政策》。这几篇文章都是针对着这说法的。

欧洲历史发展和中国是不同的,最早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跟着是封建社会,这时封建贵族专政;等到中产阶级抬头,他们拥戴君主,打倒原来贵族阶级,即近代民族王国;此时民治思想逐渐成熟,资产阶级渐渐得势,二者结合,又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无产阶级又壮大起来,建立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历史法则,他们是以经济发展为基本因素的。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均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说法既然尚有一部分欧洲史家所不赞同,自然更不能拿来解释中国历史。

譬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却并非是像欧洲封建社会自足自给的经济,商业资本的发达,在他们(历史法则论者)认为是唯一腐蚀封建社会的力量。而封建社会的周代,却极为提倡工商业;但是到了君主专制的秦朝,商人阶级在法家执政下受到极大的打击,这现象正与欧洲君主专制下要靠工商业者的支持很不同。所以在春秋与战国间一百三十余年,无甚史料。即因贵族被打倒,平民阶级兴起,布衣之士可以为卿相,这便是一个大变动时期。

陶希圣(18991988

所以陶希圣说春秋末年民治思想已抬头,确具卓见。如《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吕氏春秋》及其他各书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儒家政治思想中言民治者,已相当完备,如类似国民大会、直接选举等,均老早为古人所行过,尤其是考试制度,是不分贫富、不分阶级的,外国人说是超阶级的民主,并非过分。

汉武帝时候,更以政治力量,对工商业者加以打击,厉行节制资本。如将有关国计民生之盐铁,收为国有,甚至不许他们穿丝绸,乘车马;社会风气自然轻视工商业者。人人养成不积钱的习惯,至平均地权,政治则设置“刺史”之官,以防止土地贵族的兼并。至后汉光武帝,更下诏书八道解放奴隶,这一来无论是地主,还是资本家,都抬不起头来,奠定了社会的民主。现在美国是政治民主,苏联是经济民主,葛来斯说我们是社会民主,这一点是不错的。

马克斯说,中国历史至某一时期后,就与西洋历史分道扬镳了,这便意味着中国历史的西汉以后,便走入另一方面(道路),也就是说不能拿(西方)历史法则来解释。所以有人说汉以来二千年是过渡时期,是有相当正确性的。因为这其间社会经济都无甚变化,如生产工具中的农具,和一些手工业者的机械,都是无甚改变的。

在汉代,既非是公平的井田制,又不是《礼运》上理想中的世界大同社会,而是一种相当合乎人情的社会。贫富之间无甚悬殊,即是富有一定限度,贫也能保持一定水平。这便是“平等在两头,自由在中间”。

德史家兰普莱希谓研究历史应明白集团心理,即一时代之心理及其转变如何,以整个人类历史,分为心理自由时期和心理强制时期。这观点既不是唯心论,又不是唯物论,就是由一时代心理反映上去理解其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而不是说唯心论以心理为决定历史因素。

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发展,显然在春秋战国是心理自由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思想派别之多,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至秦汉走入心理强制时期,百家绝踪,政治社会也趋于安定,人们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前人追根究底的态度,学术界都是祖述孔孟一家之言,把孔子当作教主。但是到了六朝,又是一个转变,即心理自由时代。老、庄思想复活,佛教从此大盛,人们要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有人说:“大丈夫当删《诗》《书》、定礼乐,何必寄人篱下。”“不应在六经里讨生活。”甚之者为阮籍,行为放荡,不顾礼教。及至隋、唐,又是心理强制时代,一切复归安定,儒家经典又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注疏大兴,对已经传入之佛教,则利用为帮助统治人民工具。及至五代之时,思想又为之自由,政治、文化都陷入混乱中。到了宋代,又入于思想强制时代,因为五代纷扰时间不久,而入于宋的统一,所以这时的心理强制是很勉强的,因而她的统一也是很脆弱的。但是,不能因此忘了宋代理学是有助于宋代统一的。经过元代混乱,到了明朝,又入于心理强制时代,祖述孔孟的朱子学又大盛起来,但是明以后的清朝,从学术上看,可说是要求从宋明理学求解放。

司马迁《史记》

汉唐两代的心理强制,都是向心力强,气魄雄伟,如汉代史学家马、班,虽然不能使人完全心服,但是作品气魄雄伟,确能代表这一时代精神。他们的缺点,是他们作品《史记》《汉书》,只能算作史料,因为只是抄袭而已。说太史公创纪传体吧,实际在此以前《世本》早已创出,《史记》多抄自《世本》,其余则根据《尚书》《礼记》《国语》《左传》和《吕氏春秋》等,所以里面错误矛盾百出。至于说文章好,这倒是西汉人的特长,若以叶水心的批评,就以为《史记》不如《汉书》,《汉书》不如《三国志》,《三国志》则又不如最晚出的《后汉书》,这是史学家的观点,自然与文学家观点不同。至于说他们气魄雄伟,如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前人不多见的。至于班固《汉书》,刘知几评他《古今人表》不应将汉以前的人都列上去,其实这正是他气魄雄伟之处。又有人说《汉书》的文章太多,其实不知他所选的不仅是文章好,主要选的是以其能代表各个方面。如同吕祖谦的《宋文鉴》,实际并非一部宋代文选,而是一部好的文化史。再如许慎《说文》,开始第一字解释“一”字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便可以看出他的气魄了;至于内容,则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每一项都可说是专门学问。譬如地理,可与应劭《地理志》相比;他注释三礼,亦不愧于郑康成。

《中国史学史》中论六朝至唐代的史学

史学真正发达时期是在六朝。我所以要举出(汉代)这几位,不过说他们气魄雄伟,心胸阔大,确能代表时代作风,真可说是“囊括四海,气吞八荒”,这一时期没有像已往那样学术思想蓬勃发展,诸子并立,却只知尊崇师法,把孔子当作教主,当作神来崇拜,就如考试卷吧,也是本着老师所讲的,不创立新说,然而这时代的政治、社会确是井井有条,版图之大,向为后人所不能忘怀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学术界风气是绝不墨守成法,不讲师法,著述也多“集解”性质的书,先搜求各家说法,最后拿出自己意见。如为《穀梁传》作注,一面还要攻击传里错误,这一点又成为后来墨守师法的唐人笑骂,评他们像蠹虫生在木头里,反过来咬木头。由此可见一时代人作风,往往为后人所笑骂,正如今天笑前人“守旧”“落伍”……殊不知到后来心理强制时代,又要笑我们这时期人“嚣张”“浮躁”,“异端邪说”盛行。

经学大师廖平(18521932

廖季平先生说唐人书是不易读的,因为唐人著作往往包罗万象,从唐人爱作类书,就可以知道,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及《册府元龟》等。汉人讲文章,唐人也讲文章,讲“四六对仗”,汉人书法,仿照钟鼎,虽参差不齐,然而确不失庄严宏伟精神。唐人字也是一样向内拱,力量却又向外扩张,象征她的国势隆盛和向心力强。然而晋字却不行,终带有偏安的样子,就是二王的字,也有点倾斜;宋、齐、梁、陈,则显著一蹶不振的样子。北朝字又好像不能直立起来的样子。唐以后的字,是向外开展。清代的字,是没有独特的作风,画也是一样,文章只知仿唐宋八大家,所以有人骂“桐城谬种”,是不算过分的。

至于清代学术呢,只是反对宋明理学,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已。史学像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都不能算作史学著作。史学不是史学,经学不成经学,诸子不是诸子;一部《十三经注疏》,就是将经、史、文选混在一起,真是不伦不类饾饤之学。

考证只可以说是治学方法之一种,譬如治史要能考证,但是考证并不能算作史学著作,就如孙诒让《墨子间诂》,虽然方法甚精密,然而仍不能算作墨学。其他如二王、戴、段做学问,都很合乎治学方法,这是清代唯一可取的地方。

现在正是心理自由时代,即思想解放时代,对任何学说,不能随便轻视,应当自己加以细心研究,才能批评。以后又要进入思想强制时代,这时代将是继承宋人治学精神,清人治学方法。

附记:本文为听讲时记录,整理后,值蒙先生离潼(三台),未及就正。校刊编者来索此稿,先为发表,然已不及征求蒙先生同意,所有本稿讹误及有失讲者原来精神之处,当由记者负责。

原载194412月《国立东北大学校刊》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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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巴蜀书社》20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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