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向遙遠的亞洲邊疆：2017年內亞史新書過眼錄
蔡偉傑/文
在2017年的內亞史及其相關領域之英文書中譯本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本：
首先要介紹的是美國北喬治亞大學歷史、人類學與哲學系教授與系主任梅天穆（TimothyMay）所寫的《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TheMon-golConquestsinWorldHistory）。這本書為我們重新評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認為，蒙古征服改變了歐亞的政治版圖，並且為“成吉思大交換”（參考“哥倫布大交換”）提供了一個平臺，在世界史的發展上具有重要意義。在近年來中文出版界大量引進以杉山正明為代表的日本蒙元史與內亞史成果的風潮中，出版商逆勢引進歐美學界的這些新近研究，也有助於讀者拓寬視野。
第二本是美國新澤西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托瑪斯·愛爾森（ThomasT.Allsen）的《歐亞皇家狩獵史》（TheRoyalHuntinEurasianHistory）。這是作者立基於政治史轉向環境史與動物史的力著。本書源於作者對蒙古的皇室狩獵及其背景的研究，所討論的時間從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與中國文明開始到19世紀前半葉，時間跨度長達將近四千年，在研究上也類似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的長時段（lalonguedurée）研究。而在地域上，皇室狩獵情結的特征則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北部與突厥斯坦等核心地區發展起來的，並且也影響了古代中國與朝鮮等地。本書探討了狩獵對於歐亞皇室的政治意義，並主張在歐亞歷史上，政治權威的運作、對自然環境的利用，和文化融合彼此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對人類狩獵、動物與自然環境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別錯過本書。
英國愛丁堡大學伊斯蘭與中東學系榮譽教授卡蘿·希爾布蘭登（Car-oleHillenbrand）所寫的《十字軍：伊斯蘭的觀點》（TheCrusades:IslamicPerspectives）。本書英文原版於1999年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發行，臺灣的廣場出版社於2017年發行正體中文版，譯者為高慧玲。作者運用了各種古代阿拉伯文文獻與銘文等材料，探討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對後世穆斯林的影響，特別提到十字軍與穆斯林沖突中的軍事層面。作者主張，在第一次十字軍攻占耶路撒冷時大多數穆斯林實際上並未注意到十字軍的宗教聖戰意義。而且大多數當地穆斯林政權將他們視為地方勢力的一部分，在沖突之外也開展和平貿易的關系。而最終蒙古人成為穆斯林與十字軍政權關系惡化的催化劑，因為穆斯林認為這些“法蘭克人”准備跟蒙古人結盟對付他們，因此最終在1291年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拿下了阿卡（Acre）與貝魯特等地，將十字軍的勢力驅逐出黎凡特地區（Levant）。而在後世影響上，“法蘭克人”一詞象徵著占領阿拉伯領土的外來者。而且作者主張十字軍幾乎沒有給伊斯蘭世界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在宗教領域，他們給穆斯林留下的只有心理傷痛。在目前這個伊斯蘭教受到西方媒體妖魔化以及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所謂“文明沖突”的時代，這段以十字架之名對穆斯林造成傷害與誣蔑的歷史更值得我們反思。
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米華健（JamesA.Millward）的第一部專書《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被視為清代新疆史與美國新清史的經典之一。本書最初於1998年由斯坦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由山西財經大學晉商研究院副教授賈建飛譯出。本書最初打算作為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一部分成果出版，但由於其他原因一直未能正式發行，譯稿初版也只能在網絡上流傳。幾經波折後，這部中譯稿終於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7年發行，而且增加了作者的中文版序以及另一篇關於香妃的論文。本書運用了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文獻，探討了清朝征服新疆的過程以及後來在新疆所實行的財政與民族政策。作者主張新疆與內地的商業貿易以及商人活動有助於將新疆整合入清朝，而對新疆穆斯林文化習慣的尊重與政策的靈活性則是清朝成功統治新疆的重要關鍵。而滿洲人與內地漢人在新疆的共同利益也使清朝向中國民族國家轉型成為可能。在今日“一帶一路”倡議對於新疆與中亞的重視下，本書所探討的歷史議題仍舊具有當代意義。
介紹完前面四部英文中譯作品後，接下來我想談談五本2017年出版的英文新作。
延續自2016年以來新清史與環境史結合的取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謝健（JonathanSchlesinger）的新著《皮草妝點的世界：清朝治下的野物、淨土與自然邊緣》（AWorldTrimmedwithFur:WildThings,PristinePlaces,andtheNaturalFringesofQingRule）是值得讀者注意的一顆明珠。本書主要利用北京、臺北和烏蘭巴托的滿、漢、蒙文檔案，為讀者展示了另類的清代中國環境保護史。清朝的開疆擴土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但伴隨而來的人為開發對內亞邊疆的自然資源造成了前所未見的破壞。這種破壞主要是東珠、毛皮與蘑菇等物產的大量采集所造成的。此舉除了應付清朝皇室的需求以外，背後也有商業利益的驅動。到了19世紀初，東北河流中的珠蚌已經了無蹤跡；采集蘑菇者對蒙古草原造成破壞；北方森林中的毛皮動物在獵人捕殺下瀕臨絕種。清朝統治者對此大為震驚，因此推行了所謂的“淨化”運動，試圖恢複關外“純淨”（滿文bol-go）的原始狀態。具體舉措是對盜采活動、漢人移民和貿易進行控制。而清廷所保護的“自然”，其實是一種將環境保護與統治話語結合的新發明。而十九世紀末以降的西方旅行者所見之保存良好的東北自然環境，實際上也正是後來在清朝保護下塑造出來的結果，並非過往東北原生態的反映。雖然在同時期西方也出現了環保運動，但是兩者的發起原因其實不盡相同。對清代邊疆環境史與物質文化史有興趣的讀者肯定會喜歡本書。
其次，清代東北的八旗屯墾史與社會史過去在西方學界並未特別受重視，先前的重要專著大概要追溯到現任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江夏由樹的《八旗遺產：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BannerLegacy：TheRiseoftheFengtianLocalEliteattheEndoftheQing）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艾仁民（Christo-pherM.Isett）的《清代滿洲的國家、小農與商人（1644-1862年）》（State,Peasant,andMerchantinQingManchuria,1644-1862）。如今這個領域難得又出版了一部相關的專著，即美國愛荷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爽所出版的新作《國家資助的不平等：八旗制度與中國東北的社會階層化》（State-SponsoredInequality:TheBannerSystemandSocialStratifica-tioninNortheastChina）。本書以清代八旗在黑龍江雙城地區的屯墾為例，利用清代奏折與地方檔案、後來的滿鐵調查報告，並且加上田野調查以及大型資料庫的運用，來探討十九世紀東北雙城地區在國家主宰的體系中如何形成不公平的社經過程。原先雙城地區僅有京旗屯墾，後來加入了盛京的屯丁，最後是民人入墾。在這個體系中，國家直接介入了財富的分配（這裏主要指土地分配）並且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以達成其行政目的：即維持京旗旗人的菁英地位。最終這種由國家所設計的社會階序實際上是在國家政策與地方實踐的交錯下發展起來的。當地人透過創造自己的財富向上與向下流動的模式，同時挑戰與重新加強了由國家所規定的社會階序。例如後來移民到雙城地區的民人原先被清廷規定不得在雙城定居與購置田產，但是部分民人卻能取得地方官員的個別支持，而得以作為傭工在當地墾荒，並且取得大量土地。而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將清代八旗的戶籍登記制度與1949年以後的中國戶口制度進行比較，認為兩者之間其實都是由國家發起的社會工程項目，而且制造了社會的不平等，可以說也是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力作。
有關蒙古人征服中東所造成的破壞向來是個爭議性很高的話題。其影響之深，可從當地人仍舊以蒙古對波斯與中東的侵略來比喻美國進攻伊拉克一事略窺一二。如今關於這段歷史的最新研究，我們有了英國基爾大學（KeeleUniversity）歷史系榮退教授彼得·傑克生（PeterJackson）的新作《蒙古人與伊斯蘭世界：從征服到改宗》（TheMongolsandtheIs-lamicWorld:FromConquesttoConversion）。本書運用了大量的波斯文史料，探討了蒙古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征服了廣大的穆斯林領地，並且比較了蒙古征服中東期間與後來內戰所造成的破壞規模，以及蒙古人如何讓其穆斯林臣民接受其統治，後來蒙古人如何接納伊斯蘭教，以及蒙古統治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等議題。傑克生認為，穆斯林對西遼稱霸中亞的看法預示了後來對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評價，但是兩者之間存在不小的差異。而旭烈兀西征的大軍底下充滿了許多穆斯林的同盟軍這點，不僅使其對手難以利用聖戰的名義來抵抗蒙古大軍，並且還有助降低其他穆斯林的反對。大規模的屠殺主要發生於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而非後來的旭烈兀西征。因為旭烈兀西征時許多城市主動選擇了投降蒙古大軍，所以也避免了被屠殺的命運。不過傑克生也認為，蒙古帝國後來的連年內戰，難以配得上“蒙古治世”（PaxMon-golica）一詞，但是蒙古的統治所帶來的東西方之間物質、科技與藝術交流成就確實難以忽視。而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結果則是大大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傳播。對於蒙古帝國史與伊斯蘭教史有興趣的讀者不應錯過本書。
由帖木兒帝國貴族後裔巴布爾（1526-1530年在位）於1526年在印度與阿富汗所建立的莫臥兒帝國是早期內亞史上的重要政權。在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大帝領導下帝國進入鼎盛時期，到了第六位君主奧朗則布（1658-1707年在位）時，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都在其控制下。但是奧朗則布也是莫臥兒帝國史上最具爭議的君主。在今天的印度歷史記憶中，他被視為是狂熱的穆斯林，背離了阿克巴大帝所奠立的宗教寬容政策，殺害了許多印度教徒，並且摧毀了數千座印度教廟宇。奧朗則布也禁止印度教徒慶祝其傳統春節侯麗節（Holi），恢複對非穆斯林征收人頭稅（jizya）等等。而這些舉措被後世認為播下了後來莫臥兒帝國內部的分裂與不安的種子。然而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奧黛莉·特露詩珂（Au-dreyTruschke）的新作《奧朗則布：印度最具爭議之君王的生平與遺產》（Aurangzeb:TheLifeandLegacyofIndia’sMostControversialKing）試圖修正這種對奧朗則布不平等的偏見，認為我們應該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他。本書主張奧朗則布其實並沒有大規模迫害印度教徒，也沒有逼迫非穆斯林改宗。理由是一方面十七世紀的印度其實還沒有形成把印度教徒視為一個整體的情形，甚至奧朗則布還讓印度教徒在宮廷中擔任大臣，並且要穆斯林停止騷擾婆羅門；另一方面，他雖禁止印度教徒慶祝侯麗節，但也停止了伊斯蘭教中的穆哈蘭姆月與開齋節的慶祝。他的行為准繩是行正義之事，目標是伸張正義，支持莫臥兒傳統，並且擴展在印度次大陸的領土。然而在他晚年時，貪汙腐化的問題確實侵蝕了帝國的基礎。雖說本書試圖扭轉公眾對奧朗則布的評價，但是印度讀者對本書反應激烈，甚至有極端分子在作者的推特上散步仇恨言論，或是要求印度政府將本書列為禁書，拒絕本書作者入境印度等等。我自己感覺奧朗則布在印度的爭議性評價，恰恰與乾隆皇帝在中國的情況有類似之處。兩人都在位相當長的時間，都被視為導致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並且晚年都面對貪汙腐化的嚴峻問題。也許這樣的比較會有助於讀者理解奧朗則布在印度史上的地位。
最後我想介紹的是一部關於沙俄西伯利亞流放史的著作。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描寫西伯利亞與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們與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與《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等。然而描寫這段歷史的著作卻相對稀少。如今我們總算有了一部優秀的作品，即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高級講師丹尼爾·畢爾（DanielBeer）所寫的《死者之屋：沙皇統治下的西伯利亞流放史》。這本書運用了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的中央檔案，以及托博爾斯克（Tobolsk）、伊爾庫茨克（Irkutsk）的西伯利亞地方檔案，另外還有各種書信、照片與豐富的文學作品與二手歷史研究成果，向讀者展示了沙俄時期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們所受的苦難與壓迫。自1598年西伯利亞汗國被沙俄消滅後，哥薩克人與俄羅斯移民在往後的半個世紀內基本控制了西伯利亞。1753年伊麗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開始將絞刑改為流放西伯利亞，而此舉則被視為是沙皇的法外施恩。而這些被流放的犯人的處境相當悲慘，他們得步行前往西伯利亞，一路上不僅缺乏食物與衣物的補給，而且還要面對嚴酷自然環境的試煉與官員的貪汙與虐待。而女性則必須面對暴力、性侵，甚至凶殺等威脅。這些犯人抵達西伯利亞後，則負責采礦與做苦工等。本書作者也敏銳注意到這些被流放的囚犯中也有出身與階級之分，例如當中有部分是反對沙皇與農奴制的政治犯，例如十二月黨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以及反抗俄國統治的波蘭貴族等。他們由於出身背景較好，且沙皇不希望他們被一般人民注意，因此他們獲准於夜間乘馬車前往流放地，路上也有專人照料。後來這些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建立學校、醫院與進行民族志調查，並且將自由共和思想傳布到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也成為俄羅斯帝國專制的象征。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被流放的囚犯對於開發西伯利亞貢獻不多，許多逃人甚至造成了當地治安的困擾。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行政管理體系無法負荷激增的流放囚犯人口、受解放的農奴前往西伯利亞開墾，以及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立使得西伯利亞不再與俄國內地隔絕等因素，流放制度無以為繼而走向崩潰，最後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俄國廢除了超過150年的流放制度。由於書中描寫了諸多的悲慘場面，閱讀本書不能說是愉快的經驗。但書中對於人性卻有很深刻的刻畫。2017年，本書入圍了英國公共歷史寫作的沃爾夫森獎（Wolf-sonHistoryPrize）與英語歷史學界獎金最高之坎迪爾獎（CundillHistoryPrize），都是對本書的肯定。
以上所介紹的幾本2017年英文內亞史相關新書算是我個人覺得比較有特色的，提供給讀者參考，也期待未來出版界能引進這些作品，讓更多中文讀者能接觸到這些出色的作品。
遊牧、信仰與政治：2018年內亞史新書過眼錄
蔡偉傑/文
在2018年的內亞史及其相關領域之外文書中譯本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本。
一
首先要介紹的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作者是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森安孝夫，以絲綢之路與隋唐中亞史研究享譽學林。該書於2007年出版，原本是森安孝夫為日本大眾與高中教師所寫的作品，也是日本講談社百年社慶所推出之“興亡的世界史”書系的第5卷，2016年又發行學術文庫版，增補了部分內容。臺灣2018年四月發行了中譯本，譯者為張雅婷博士。該書以善於經商的粟特人（Sogdians）在絲綢之路發展史上的角色為主軸，探討他們如何遊走於唐朝、突厥與回鶻三方之間，並且影響了後來中央歐亞歷史的走向。當時的粟特人控制了絲綢、馬匹與奴隸貿易。粟特的語言文字成為中央歐亞的共同語。以粟特人為首之胡人的舞蹈、音樂與服飾在唐都長安風靡一時。其情報網絡從華北延伸到貝加爾湖與巴爾喀什湖。而摩尼教也是透過粟特人的傳播才得以進入回鶻，並成為其國教。在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中，安祿山一方正是利用粟特人的貿易網絡才得以聚集足夠的財力和軍隊發動叛亂。作者將唐朝視為拓跋國家，並且將“安史之亂”視為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等主張，也是將唐朝的歷史放到更大的歐亞世界史脈絡下考察的一個典範。對於絲綢之路與隋唐史有興趣的讀者而言，相信本書不會讓您失望。
二
薩滿教研究的園地在海內外學界長期以來都有學者持續耕耘，而由著名羅馬尼亞宗教史家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Eliade）所撰作的《薩滿教：古老的入迷術》更是其中的集大成經典。如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九色鹿的引進與段滿福教授的迻譯下，本書的中譯本得以和讀者見面。本書從宗教史框架解釋薩滿教，一方面聚焦於薩滿教具體的歷史發展，另一方面又要探尋薩滿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展現之超越歷史的一面。作者將薩滿教定義為一種古老的入迷術，既是玄想、巫術，也是最廣義上的宗教現象。薩滿教原先特指西伯利亞和中亞的一種宗教。而薩滿一詞源自通古斯語，指的是擁有巫術宗教能力的人，他們與神靈有特殊關係，能夠在恍惚中使靈魂離開軀體，上天入地，過陰追魂，並且控制火焰。而作者指出這些薩滿元素不僅存在於中亞和北亞，在美洲、東南亞、大洋洲、印度、歐洲與遠東都存在類似的現象。而本書從薩滿的征選、啟悟（initiation）、其服飾與神鼓，宇宙觀、神話與儀式的象征分析入手，對世界各地的薩滿教現象進行宏觀比較。作者認為，薩滿教的癲狂入迷可以視為一種人類在“墮落”以前所擁有的能力，而其神秘體驗與東西方偉大的神秘主義者使用的方法亦多有相似。本書作為經典之作，對薩滿教有興趣的一般讀者千萬不要錯過。對進階讀者而言，除了本書以外，還可以關注同樣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幾年來發行的“薩滿文化研究叢書”。
三
在過去的研究中，有關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對西藏問題的處理對於後來的新中國西藏政策的影響相對是受忽視的。而且相關研究者主要利用漢文材料，並且局限在漢藏關係上。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博士的專著《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充分利用了臺灣與英美等地新開放的中英文檔案，跳脫過去研究的漢藏關係架構，以當時國民政府與西藏當局之間的互動為主題，並考慮地方軍閥與英美蘇日各國之間的因素，重新探討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國的領土目標如何從傳統的帝國邊疆轉變為近代國家的邊界。作者將當時的西藏問題放在國民黨在內亞邊疆地區進行國家建設的背景下探討。
1928年至1930年代初期的國民政府透過操縱邊疆議題來爭取民眾支持，與地方軍閥打交道，並提升自己在邊疆地區的威望，但解決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並非首要任務。而1937年日本侵華則提供了國民政府一個在西南邊疆地區加強主權的契機，蔣介石及其幕僚為了保證戰時物資運輸的順暢，願意容忍拉薩制造的一系列削弱中國主權的行動。1945年抗戰勝利後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前，國民政府意圖將西藏納入中國主權下的措施遭到了西藏當局的抵抗。即便如此，國民政府崩潰前承認十世班禪喇嘛靈童之舉，也為後來的新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作法上留下了一顆活棋。至於當時西藏一方的內部決策情況，則有待未來藏文檔案的刊布才能得知。
四
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是中世紀阿拉伯西部地區（馬格里布）的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宗教學者。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歷史緒論》（TheMuqad－dimah）於2015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發行中譯本，由李振中教授翻譯。伊本·赫勒敦在內亞史上最重要的事跡，大概是他與帖木兒帝國的創建者“跛子”帖木兒（Tamerlane）於1401年在大馬士革的歷史性會面了。
據傳帖木兒對伊本·赫勒敦的英俊相貌印象深刻，而伊本·赫勒敦則稱贊帖木兒保存了蒙古人的舊俗與行動力，並且尚未被奢侈虛華之風所腐化，是真正的王者。伊本·赫勒敦在帖木兒的營帳中停留了超過一個月的時間，他們暢談了歷史、人物與地理等話題。最後伊本·赫勒敦還將他的驢子獻給帖木兒作為禮物。過去學界已經有許多介紹伊本·赫勒敦及其《歷史緒論》的作品，並且強調他與古今歐洲的思想家如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維柯與馬克思等人的相似性。例如最近於2015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斯蒂芬·戴爾所寫的《馬拉喀什的橙子樹：伊本·赫勒敦和人的學問》一書。而2018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發行，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歐文（RobertIrwin）所寫的新作《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反其道而行，為我們提供了以從現代角度來詮釋其人其書的另類作法。該書主張伊本·赫勒敦對北非各王朝的興衰與部落菁英的發展循環的解釋看起來像是後世各種學科的先驅，但實際上他的作品仍舊是立基於中世紀的時代狀況，用中世紀的材料，創建一個神學模型以解釋當時的社會。本書中文譯本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索·恩工作室策劃發行，苑默文翻譯。中文讀者能與英文讀者同步讀到這本趣味橫生的伊本·赫勒敦傳記，實有賴於他們的努力。
五
介紹完前面四部譯作後，接下來我想談談三本2018年出版的海外新作。
首先介紹的是《中央歐亞史研究入門》，由山川出版社於2018年四月發行。本書是為了有志學習中央歐亞（CentralEurasia，即內亞）歷史的人所編纂的研究指南，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小松久男、大阪大學教授荒川正晴與東北大學教授岡洋樹主編。本書以山川出版社於2000年發行的《中央歐亞史》所涉及的地域為基礎，加入了清俄關係與清朝相關的章節，集結了當今日本在相關領域中最主要的研究者來撰寫這本書。
第一部分按照時間排序，包括了小松久男所寫的總論、林俊雄介紹自斯基泰以降至突厥、回鶻的騎馬遊牧民族史、荒川正晴與稻葉穰談內亞綠洲城市的發展、武田和哉介紹遼、金、西夏史，宇野伸浩和松田孝一解析蒙古帝國的建立與發展、後蒙古時期的察合臺汗國與帖木兒汗國則由久保一之執筆、金帳汗國的月即別汗以降的歷史與哈薩克人由木村曉撰寫、井上治則負責北元成立至林丹汗的歷史部分。西藏、蒙古與滿洲民族的藏傳佛教世界由石濱裕美子負責。而新增的清俄關係中的內亞部分則是由柳澤明執筆。而自清朝以降的內亞東部歷史則分由杉山清彥（清朝作為內亞國家）、岡洋樹（蒙古）與小沼孝博（新疆）撰寫、帝俄時期以降至蘇聯解體的內亞西部歷史則由濱本真實（俄國與內亞草原）、長繩宣博（伏爾加－烏拉爾地區）、宇山智彥（哈薩克草原與突厥斯坦）與前田弘毅（高加索地區）分別負責撰寫。
除了正文以外，中間還穿插了由不同學者執筆的小專欄，內容從摩尼教的繪畫資料、吐蕃帝國簡介，到穆罕默德·薩迪克·喀什噶里（1685-1765）及其《和卓傳》的簡介，包羅萬象。第二部分則是羅列了與內亞史相關的參考文獻以及各章的參考文獻。附錄部分則收錄了內亞史大事年表、蒙古四大汗國的系譜、各種內亞語言文字的文法書與辭典，以及相關的線上資源與網站。推薦本書給有意學習內亞史的入門學生參考，同時也期待有一天中文學界也能編出如此實用的內亞史研究手冊。
接著要介紹的作品是《中亞的奴隸制與帝國》（SlaveryandEmpireinCentralAsia），作者為美國馬裏蘭州聖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傑夫·伊登（JeffEden）。該書脫胎自其博士論文，利用了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檔案館的奴隸口供檔案、以波斯文寫成的奴隸回憶錄，以察合臺文寫成的中亞奴隸史、以及俄文與英文的實地考察報告等材料，探討18、19世紀中亞奴隸貿易的發展、奴隸的生活經驗與其最終解放。雖然伊斯蘭教不允許奴役穆斯林，但是這並不包括不同伊斯蘭教派的信徒與異教徒在內。透過戰爭俘虜與人口買賣所得的不同教派的穆斯林與異教徒，有許多人最終成為了中亞穆斯林的奴隸。而奴隸在沙俄、伊朗與英國三方跟中亞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也成一個重要的沖突點。解放與拯救奴隸也是1860至70年代間沙俄征服中亞所持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作者傑夫·伊登挑戰了過去認為中亞的奴隸在俄國征服中亞後便得到解放的主流觀點，說明當時得到解放的奴隸身分主要為俄羅斯人，而非中亞人。而中亞奴隸最終的解放還是要靠奴隸自己爭取得來。1873年在花剌子模（即希瓦）汗國所發生的大規模奴隸起義最終導致了中亞奴隸的解放。該書所探討的18至19世紀中亞奴隸制度與貿易，實際上與美國歷史上的南方蓄奴制度以及當時蒙古人的奴隸制度有值得比較之處。這裏推薦該書給對奴隸制度與俄屬中亞史有興趣的讀者們。
美國新清史在中國大陸學界所引起的爭議自2010年起延續至今，不過似乎學界對新一代的相關學者關注較少。這些新銳學人延續了過去第一代新清史對清朝殖民主義的關注，持續探討清廷對其屬民文化的介入與改變，而且注意到與前朝舉措的連續性。這裏要介紹的最後一本書《金瓶鑄就：大清帝國與西藏活佛轉世政治》即為範例。該書作者為美國喬治城大學卡塔爾分校埃德蒙·沃爾什外交事務學院助理教授歐麥高（MaxOidtmann），並於201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發行。
該書利用滿、漢、藏文檔案，探討清朝如何使境內的藏傳佛教信眾接受外來的金瓶掣簽制度。該書受於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Osterhammel）對殖民主義的研究所啟發，將殖民主義視為一種將帝國中心的優越性合法化以及解釋帝國屬民之間差異的觀念。該書首先探究掣簽法的來源，認為它能追溯到明代後期，朝廷為了公正銓選官員，杜絕請托，而創立掣簽法。而1792年第二次廓爾喀之役後，乾隆皇帝為了杜絕拉穆吹忠的薩滿神諭控制活佛轉世，確保活佛轉世的公正穩定，因此在《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中，提出了以金瓶掣簽確認活佛靈童的做法。這樣的做法雖然最初受到了格魯派高僧與蒙藏貴族的懷疑與抵制，且未能完全根絕拉穆吹忠在尋找活佛靈童中的應用，但是由於此舉加強了西藏甘丹頗章政府的集權與正當性，因此最終獲得藏傳佛教徒的接受，並成為廣泛施行的定制。該書也注意到在清朝與佛教的聯盟並非前無古人，唐朝與明朝兩代都有先例。不過金瓶掣簽在清代並不被視為衡量清朝治理藏傳佛教徒合法性的晴雨表，直到當代才透過中央政府立法將活佛轉世合法化，並且將金瓶掣簽賦予了主權意涵。對於清代西藏、藏傳佛教與金瓶掣簽制度有興趣的讀者請勿錯過。
以上所介紹的幾本2018年海外內亞史相關新著算是我個人覺得比較有特色的作品，提供給讀者參考。同時我也期待未來這些作品能被引進，讓更多讀者能接觸到這些優秀的著作。
（感謝蔡偉傑博士！）
文章來源：中古史研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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