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史实，促进交流，功莫大焉
——《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代序
高田时雄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得以先睹是著校样并获益匪浅为幸。高田君乃索序于我，惶然肃然，勉力命笔，以此简略之读后感言充作代序，谨望方家不吝指正。
是著约有半数文章所论，集中关涉日本学者赴中国与欧洲探求敦煌写本及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等史实。众所周知，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古写本文书为主之古物发现及其流散，导致“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兴起，这成为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学滥觞，日本学者踊跃“预流”，着其先鞭，贡献杰出，亦是不争之事实。然而，相较于英、法等国，敦煌写本如何流入日本以及众多学者访求、抄录、收藏、流散、辨伪的情形，却最为扑朔迷离。
记得二十余年前，导师启功先生将他从东京旧书肆购得的中村不折所著《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送给我，曰：此书所涉我国文物甚多，均极为重要，惟其中敦煌卷子的流布，尚多需考索之处，应译成中文本让更多我国学者研读。遵师命，我请国家图书馆敦煌数据中心的李德范女史翻译全书，启功先生欣然为之题籖，由中华书局汉学室编为“世界汉学论丛”之一种出版。然而，敦煌学百年，前述令学界迷茫的一些问题，迄未得到准确、清晰的答案。
高田教授作为新世纪国际敦煌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日本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于近年陆续集中刊布之背景下，广搜资料，苦心孤诣，自觉承担起相关史实追本溯源、求索考辨之重任，撰成详细辨析此中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系列文章，以求厘清面目。从此书编集的这些文章看，不仅李盛铎旧藏之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的背景及途径已基本明朗，许多日藏敦煌写本来源、辗转及真伪问题的疑团得以化解，而且日本学者赴北京、欧洲访卷的细节亦更加清晰明了；尤其是《俄国中亚考察团所获藏品与日本学者》一文，首次述及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最早在1916年底就浏览了俄国奥登堡探险队带到彼得格勒的敦煌写本，并且于次年发表了相关报告，也第一次提及二战前石滨纯太郎即关注了俄藏敦煌文献等。这些真实数据的发掘，既有助于进一步廓清藏经洞劫余写本流散之概貌与一些细节，也必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包括中国、日本及欧洲在内的国际敦煌学史的研究，真是功莫大焉！
是著其他十几篇文章，则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近代大量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欧洲，明治维新后中、日古书的回流态势，以及日本机构及学者个人对所藏汉籍的编目等方面，对于中、日两国关注此事的学者来说，这既是中日两国近代学术史中饶有兴趣亦不乏辛酸和十分重要的议题，也与欧洲汉学研究之兴起与步入新阶段联系紧密。其中对许多史料的引述及情状的阐释分析，可以说相当翔实，即便是一些推测、联想，也颇合逻辑思辨，且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而显得特别宝贵。
诚如我近几年来多次强调的，特定环境下文物的保护、流散、研究的核心是人，文化交流、传承的关键也是人，而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书”（以写本、印本为主的各类图籍）。据我粗略统计，高田教授此书涉及与近代中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学术关联的人物（包括藏书家及其遗族、商贾或中介人），不下百位，而所涉图书数以万计，对这些人相关活动踪迹的考索，对这些书籍流散、收藏的追寻，涉及众多国家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关涉多种文字的论文、专著、日记及公私档案材料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多年来，作者目标坚定，视野开阔，充分发挥其作为语言通才的优势，在庞杂的数据中孜孜不倦地认真爬梳，拨开迷雾，理清脉络，终于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可喜成果。
读罢是著，我还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即日本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传导的良好氛围，而经过明治维新的启迪，许多站立于革新潮头的学界优秀人物，不仅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努力借鉴西方文明，而且通过其获得政府支持的各种途径，加紧获取乃至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以推进其学术研究。这与清末民初因列强欺凌、朝政腐败而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保守、颓唐、无奈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文物图籍的外流，同时也激发了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中国人学习域外先进，增强引入与借鉴西方与东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紧迫感。这也正是我曾多次指出的文物流失的正、负面作用。
我又想起民国初期王国维、罗振玉在日本京都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共研敦煌写本，30年代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哲前贤，远赴欧洲访求敦煌写本的故事。这些都是最生动的例证。姜亮夫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的“自序”中指出：“民族与民族的了解，人类的真正情感交流，乃至真正的和平共处，是在互相了解，了解的一个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法则，是交通。……有了这些交流，才能互以幸福相交换。”我以为高田教授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也在于通过这些学术史上文化交流真实细节的考索与阐释，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实现“互以幸福相交换”
柴剑虹
2017年12月于北京
后 记
1976年秋，笔者第一次前往欧洲，在巴黎度过了为期三年半的留学生活。此间，笔者以英法为中心，对作为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遗书展开了调查，此外亦兼顾荷兰、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搜访欧洲各地所藏的汉籍。访书过程中，笔者对汉籍传入欧洲的始末产生了很大兴趣，也开始注意到所谓的“欧洲汉学史”。1980年笔者回国之后，有幸屡次得到访学欧洲的机会，对欧洲汉籍的探访也得以继续。上世纪九十年代时，笔者在几年时间内，集中地对意大利所藏汉籍展开了调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又将重心转移至俄罗斯。意大利和俄罗斯与欧洲汉学的中心皆相距甚远，却在国际汉学中据有独特的地位：意大利是明末天主教布教第一人利玛窦的母国，尽管由于天主教传教士的缘故，其后中国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但意大利仍保有其历来的汉学传统；俄罗斯是清朝时唯一一个直接向北京派遣教团的国家，其每十年派遣东正教教团，丰富了俄罗斯的收藏，使其在诸多方面远远凌驾于西欧各国的收藏。上述的文献，是未曾被开拓的一方沃野。笔者对上述两国调查所得知见，至今尚有不少未能发表，若时间允许，笔者拟继续完成这些工作。
如今，英法所藏敦煌遗书的高清照片，已经可以方便地从图录中或网络上得见。笔者负笈巴黎之时，英藏文书的黑白缩微胶卷刚刚引进日本，法藏写本还很不完整，因此当时仍是唯有亲赴当地方能推进研究的时代。英藏的藏文写本，还没搬到大英图书馆中，仍然藏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笔者对为了查阅这些写本，乘坐地铁、走在治安混乱又聚集着白日纵酒的流氓的街头的场景，至今尚存有深刻的印象。敦煌学前辈学者访学英法，其所经历之艰辛想必远胜于此。回到日本后，笔者对日本学者研究敦煌遗书的学术史颇为关注，无疑是受到留学欧洲这一段经历的影响。
早年由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起初数量相当可观，而经历了种种历史的变故之后，如今残存在日本国内的文献数量并不多。日本现在的敦煌遗书，大部分是经由书商或古董商之手从中国购入，其中不可避免混入不少赝品，因此也极具争议。不过，其中亦有被认定为真品的文书，譬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羽田亨买回，珍藏在大阪杏雨书屋的李盛铎旧藏品，其购入的始末也颇有意思。
本书是笔者过去二十年间，就敦煌遗书以及汉学文献的访书及传承一题写就的文章的结集。其中大部分篇目都是关于“书”与“文献”，因此书名中的“学术与藏书”正是本书的关键词。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半数左右是最初以日语写就，发表在日本刊物上，之后又译为中文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这些译文形式体例差异较大，刊载之际笔者重新作了校阅或订正。每篇文章的末尾，都附有译者姓名以及原文刊载的刊物或书籍的名称，在此对译者的辛勤工作深致谢意。本书结集收录时，也感谢各位译者慷慨授权。此外的文章，最初就是由中文写就发表。在书写这些中文文稿的过程中，京都大学博士陈捷君对笔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亦深表谢意。
令笔者由衷感激的是，中华书局的柴剑虹先生作为学界前辈，向来对笔者教益良多，本书出版之际，又亲自通读校样，惠赐溢美的序文。此外，本书繁杂的编辑工作，皆由葛洪春先生热心承担，一并致以谢意。
高田时雄
2017年12月20日写于复旦书馨公寓
【基本信息】
作 者：[日]高田时雄 著
书 号：978-7-101-13054-6
出版时间：2018年4月
定 价：86.00元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
字 数：250千字
页 码：405
【内容简介】
高田时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东方学家、敦煌学家，在敦煌学、汉语史、国际汉学等领域均有极深的造诣，学术成果丰硕。
本书所选为高田先生过去十余年间就敦煌遗书、海外汉学以及域外汉籍的访查及传承一题写就的一系列文章的结集。本书所收约有半数文章关注点为日本学者赴中国与欧洲探求敦煌写本及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的史实，涉及内藤湖南、清野谦次、羽田亨等敦煌学史上重要的学者，其他文章则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近代大量中国古籍的外流以及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机构和个人汉籍的存藏、编目情况。作者学术视野广阔，文献功底扎实，研究方法独到，呈现出宽广的学术格局。
【目录】
厘清史实，促进交流，功莫大焉——《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代序（柴剑虹）
01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
02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
03探求敦煌写本――日本学者欧洲访书行
04内藤湖南的敦煌学
05清野谦次搜集敦煌写经的下落
06羽田亨与敦煌写本
07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与真伪问题
08金楷理传略
09清末的英语学：邝其照及其著作
10朱塞佩‧罗斯与罗斯文库
11意大利汉籍的搜集
12摇篮时代的欧洲汉语课本
13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
14近代日本之汉籍收藏与编目
15陶湘所藏五百九十一种丛书购买始末
16《广州通纪》初探
17中尊寺本金银泥字《大唐西域记》的旧藏者――明治时期日本古籍流出的一例个案研究
18俄国中亚考察团所获写本与日本学者
19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
20俄罗斯《黑皮丛书》简介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