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姑奶奶》：文毓秋访谈录

吴老与文老

文老即文毓秋，我因为一直称她为文老，这里就不改其例，不再像对别人那样将她称为女士了。

在本书的诸篇访谈者记中，唯有这一篇，我加上了一个标题。当年（1999年）拙著《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一书出版时，尽管也将这篇访谈收入了，却没有做访谈者记，而且竟然已经想不起来原因。如今展卷再读时，文老的音容笑貌依然，斯人却已仙逝有年，这里谨补作访谈者记一篇，用以祭奠文老，表达我对她的思念。

文老的丈夫吴老，是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提到文老，就不能不提到吴老，因为我是通过吴老才认识文老的，但当年我为文老做口述时，吴老却不准文老在访谈中提到他，他辞世在文老之后，但转眼之间，也整整四年了。

吴承明老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去世后，2012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期曾发专刊纪念他，中国经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纷纷撰文，既高度评价他的学术贡献，也谈他低调谦和、乐于提携后进的崇高人品，更有许多人怀念与他多年的情意。我虽然不属经济史学界的圈子，但也深知在这个“人无完人”而且“文人相轻”的世界上，能够得到学界众多著名学者如此敬重和爱戴的“一个真正的人”（李伯重语），实在是少而又少，至少从我多年的经历来看，似乎只有他一个。

我与吴老相识，是通过郭松义先生。郭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室当年的研究室主任，当年我们曾与美国的李中清、康文林等教授一道从事过有关清代内务府户口册的研究，我因此而与美国加州学派一些代表人物，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略有过往。郭先生对吴老极为敬重，我曾调侃说吴老是他的偶像，还曾半开玩笑地感叹说，人都老了，居然还有偶像可以崇拜，真是挺难得。那个时候，由于郭先生的夫人孙爱成老师有一手好厨艺，大家都乐于到郭先生家相聚，既谈学问，也品美味，又由于郭先生和吴老同住一楼，所以每每应众人请求，将吴老邀来出席，正如郭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所说，只要吴老一来，便成为中心人物，无论谈学术掌故，还是评美食美酒，说者听者都津津有味，那是我最乐于前往的场合，只要得知，便风雨无阻。

吴老一生并不顺遂。他曾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被迫离校，先后转考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由平津学生及医护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也正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还是北平一个中学生的文毓秋，也就是本篇的被访者文老。

吴老后来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终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位学贯中西、淹通今古、深沉睿智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家国的深重不幸和1949年后历次运动反复不断的“洗礼”，他的前夫人洪达琳女士重病卧床近三十年，都由他亲自照料，更有丧子这个沉重打击。李伯重教授曾回忆当年在吴老家中见到的情形：

1979年暑假……我到北京后不久，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谈起学问，依然侃侃而言，丝毫没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像吴先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真是像孔子赞颜回所说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感觉，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语，其吴先生之谓欤？

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形容吴老，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

我即使是外行，也深知吴老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地位，但他给我的印象，不是高山仰止，却反而是有趣。正如郭先生在纪念他的文中说的那样，他将安贞里附近略像样的饭馆几乎吃遍，对各家的特色和品味，总有准确而公道的评价。他不仅雅好饮酒，而且有品酒师的水平，据说很多名牌酒厂都把他聘为专家请去品酒，不知是否属实。有一次在郭先生家聚会，我携一瓶别人赠送的茅台酒凑趣，他立刻嗅出破绽，却不露声色，只是席散后悄悄对郭夫人说，定小姐拿的那瓶茅台是假酒，怕我难堪，还嘱她一定不要对我说。从此我每携酒来，都请他先品尝，他总会一语道破该酒的优劣，引得现场之人雀跃不止。

文老与吴老结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当时二人都已经年过七旬，而文老一直与子女一起在上海生活。据文老说，作为“一二九”时期的老战友，当她去探望吴老时，一眼便见到吴老家中摆放的当年他们一道参加平津学生战地服务团时的照片，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令她激动得不能自己。

文老是老革命，工资和级别都高于吴老，她未必理解吴老学问的价值所在，但她崇敬吴老的为人。吴老谦和沉静似水，文老热情率真似火，在我的感觉里，水包容了火，于是水火便相得益彰。我相信他们曾在一起，度过了最后那段短暂但美满的日子。

文老结婚后，便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往来穿梭，只要在北京，她便是郭松义先生家的常客，每日登门八趟不止。而郭先生夫妇知道我在做旗人妇女的口述，便提议她与我谈谈，她欣然接受，这便是我做这篇访谈的起因。

文老的访谈被我收入到《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吴老是否看过全书，我不敢肯定，但他确实读过该书的序言。做妇女史离不开西方有关女性和社会性别的理论，而我当时对这些理论却一知半解，邯郸学步，疑虑重重，犹记吴老读完序言将书合上时说的一句话，大意是：“理论其实就是方法”。这让我茅塞顿开，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方向。

怀念郭先生家“谈笑有鸿儒”的聚会，怀念众人围绕吴老品酒论学的日子，怀念当年郭夫人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当年的“鸿儒”中不少人已经仙逝，留下来的也在老去，往事如烟消散，思之不禁泫然。

《最后的记忆》一书是我做口述史的试水之作，各种缺陷在所不免，但即便如此，文老这篇，留给我的遗憾也是最大的。最明显的，首先，是没有提示她更多谈到她的父亲。从这篇访谈的只字片语中可以隐约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人物。文老说，他是杭州驻防旗人，只要多少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就都知道，杭州的八旗驻防在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时期，曾遭遇几度血洗，旗营覆亡，男女老幼惨遭屠戮，很难想像劫后余生的文老父亲，有过怎样痛切的经历，所以他才会对“杀鞑子”有切齿之恨，甚至不准许女儿与汉人通婚。但是后来，也许是为了生计吧，他既然更名为“文成章”，应该是也隐瞒了自己的旗人身份，进入了以“驱逐鞑虏”为宗旨的国民党的军校，并且从保定到沈阳再到重庆，最终竟以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形象终其一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他这样经历的旗人后裔很可能不止他一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态，都是我们如今再也捕捉不到的宝贵资料了。

文老说她父亲是“封建军阀版”的，她恨父亲对外祖母和母亲的无情，却说他肯给子女（尤其还包括女儿）每人交付17大洋的学费，送他们到当时最新式的孔德学校读书，说明他决非守旧之人。文老说他父亲是两种性格，正是他的矛盾之处。

可惜的是，文老对她父亲只讲了这样寥寥几句。而我当时竟没有进一步追问。现在追寻原因，可能是我当时太关注“旗人”和“妇女”这两个关键词了，或者说，我只关注了这两个词而未及其余，对于其他诸多相关内容视而不见，结果是丢掉了太多值得纪录的东西。

对文老本人的访谈也是如此。过于关注“旗人”使我忽略了她后来的生活遭遇。她后来离开京城，投身革命，在她的讲述中，有些涉及到后来的名人、高官，但都片片断断，不成系统，而对“害了她一生”的国民党特务郭同震，更是语焉不详。我当时的不用心，导致了这篇访谈没有把文老一生的复杂和丰富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

总之，生活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在口述的现场不能仅仅执着于自己关注的那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不能“一根筋”，这也是我从这个案例中汲取的一个教训。

文老不是京师旗人，她的父母都是清朝覆亡以后从外省驻防旗营流落到京城的，我是将她这样进入京师的旗人家庭，也作为北京旗人群体的一员而收入这部书中的。

文毓秋：名文铭（毓秋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曾用名），1921年11月28日生于杭州，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市立女一中的学生，年15岁。“七七”事变后，到武汉，参加了位于鄂东黄安七林坪的红军训练班。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的115师到山东，在文工团演过话剧，扮演过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繁漪。解放时随三野从山东到上海，被批准转业，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并在上海艺术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最后调到黄浦区文化局任编导，在那里以副局级待遇离休。90岁逝世，葬于上海革命烈士陵园。

文铭于1954年与前夫离婚，1995年在京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活动时与吴承明先生登记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