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国桢，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者按：今年是本刊创始人傅衣凌教授诞辰90周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明史学会联合举办“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 , 以纪念这位为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本刊自今年第4期开始, 将陆续刊登在这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我们愿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献祭给傅衣凌教授的在天之灵。

本年5月29日, 是先师傅衣凌教授九十冥诞。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 饮誉海内外。封建社会史特别是明史, 是其平生着力所在, 从壮岁到晚年, 他和明史结下不了情。我自1957年到厦门大学历史系求学, 直至1988年先师逝世,有缘侍从左右, 进而参与其中, 伴随他走过这段学术历程。在缅怀恩师的日子里, 我重读傅先生赐我之手书, 浮想联翩, 百感交集, 爰作此文, 以为纪念。只言片语, 聊补学术回顾之资；一瓣心香, 献祭先师在天之灵。

我接受傅先生耳提面命, 是从1960年, 即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

他亲自带我到福州收集史料,那时是困难时期, 我们同住在福州旅社的一间普通客房里, 吃饭只有空心菜, 时称“ 无缝钢管” , 生活条件很差。记得当时白天上图书馆或走访耆老, 他一丝不苟地指导我抄录资料, 或记录查访线索。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一个人一辈子难得几次发现前人未见的史料，遇到的机会又往往一纵即失。特别是民间私藏，见之不易，一见就要全文抄录,切忌急功近利、断章取义地摘录。有的史料, 可能几年、数十年以后才显示出它的价值。一时错过, 恐怕时过境迁, 再也见不到了。他还说,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抄了许多福建金钱会 、邓茂七起义等资料 , 可惜在战乱中丢失了, 现在再找, 许多书已经散佚了, 再也见不到了。在他的督促下, 我第一次面对古籍、古人的手书, 下笨工夫抄写, 得到难得的一次治史基本功的训练。（载《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 834 页。）

临近毕业的时候, 经傅先生和其他系领导提议, 我提前留下当助教。1962 年，我从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奉派兼任傅先生平生第一位学术助手：

傅先生接受了我,不是单纯使用, 相反, 他刻意栽培, 为我创造研修的机会。我到敬贤二楼下傅先生寓所拜师, 他要求我30岁以前不要结婚, 集中精力做三件事：：第一, 坐下来系统读书；第二, 随堂听课、整理讲义；第三, 把《林则徐传》写好。他不蹈常规, 大胆放手, 寄予我无限的信任和希望。（同上揭书, 第835 页）

他交给我一份亲拟的书目清单, 内开 ;《明史》《明史稿》《明实录》《明书》《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通鉴》《昭代典则》《宪章录》《重修大明会典》《皇明书》《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皇明通纪》《名山藏》《罪惟录》《国朝献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万历野获编》《续文献通考》和地方志。他嘱咐我先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和《明实录》逐朝对读，写下读书札记。并说, 这样读一遍下来，明史的大概脉络就清楚了，就算步入了研究的门坎。

我遵师命静心系统读书之时，傅先生主编的明史资料，即《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 已大体告成。我原分配到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无缘辅佐其事。但傅先生当年敬业工作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的。

1961年秋季开学以后, 傅先生在历史系所在的映雪楼楼下专辟一间工作室, 从图书馆调来大量明代史籍, 邀集同事作史料的普查。先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设立编选的章节, 然后一本又一本地检索, 从中找出候选的资料, 打上记号, 由抄写员登录在稿纸上。然后分类成辑, 比照筛选, 裁量淘汰, 尽可能选录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几近一年, 傅先生大部分的时光泡在工作室里。我曾看见抄好的稿纸一摞又一摞, 弃置的抄稿堆积盈尺, 可知筛选反复了好几遍。章节目也屡经斟酌改换, 可谓千锤百炼。弃留之间, 凭的是学识的权衡、价值的判断 。唯有史料真实可靠, 才能产出精品。不惜工本, 自我否定,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叠叠书稿散发的纸香, 令人感受到傅先生求实、求真的精神。选材底定, 才进入加工程序, 标点注释。这又不知花费多少心力,才成定稿。据郑天挺先生1962年12月11日致先师信云：“无改动,只有几处用文言`也' 字, 换一二字。”可证编选的高质量 。

为了栽培弟子, 傅先生在交稿前将书稿交我通读。我虔诚地认真学习, 并向他汇报体会。记得大意是说, 借助注释, 全书可以看懂, 还增进了不少历史文献的知识之类。傅先生听后感到欣慰。现在回想起来, 这是傅先生对大学生接受知识能力的测验, ——因我结束大学生活不久, 未脱学生时代的天真和稚气。——可见他的用心良苦。这件事使我明白一个道理, 编选一部资料书, 不能简单的复制, 剪刀加浆糊就了结, 它的成败在于是否适应阅读对象的接受能力, 使之胜任愉快, 从而激发学习的激情, 获得知识的满足。归根结底, 在于编选者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力。处处为学生着想, 在这方面的付出, 并不亚于写一部研究著作啊!

编选明史资料, 可以说是傅先生对历年研究明史心得的一次系统性梳理。章节的安排、史料的裁量, 都折射了他的明史观。可惜的是, 这部明史资料当年经郑天挺先生审定交付中华书局付排之后, 因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一再拖延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竟遭拆版毁稿的厄运, 他自己保存的底稿也因被抄家散佚, 最终退回的只是极少的断简残篇。他倾注的心血竟付之东流, 留下不可挽回的创痛! 我后悔当年的懒惰, 没有把目录抄下来（当年没有复印机,抄录即将出版的全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但抄录目录作为案头工具是必要的和可行的），留下这份不可重复再现的文献。

重编明史资料, 那是 1980年以后的事了。时过境迁, 傅先生当上厦大副校长, 又多次出国讲学, 无暇全力顾及, 而作为后继者的我们无法体认当年的学术境界, 又没有原编目录可以按图索骥, 完全是重起炉灶。虽然1984年差强人意地交了差, 我知道, 在他心中仍留下深深的遗憾。1988 年收到出版的样书时, 傅先生已乘鹤西去。

主编《明代史纲要》是编选明史资料后的新任务。1962 年5月1 日, 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写信给傅先生,内云：“此间近有编纂中国断代史计划,分九册,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其中明代史纲要, 咸推吾兄主编。亦知吾兄工作甚忙, 但此事关系教育下一代，十分重大, 且众望所归, 想必蒙惠允。”在郑老的鼓励下, 他欣然接受下来。我在傅先生家中看过这封信, 还附有中国断代史计划和分工名单。九册主编均是一代名流, 代表当时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份名单没有保存下来。时过近四十年, 记忆不全, 不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后面几部, 即宋史——邓广铭, 元史——韩儒林, 明史——傅衣凌, 清史——郑天挺。

这项写作计划还来不及安排, 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越吹越响。1963 年,厦大历史系师生参加同安三忠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1965年,先到闽西上杭,再转到泉州南安参加社教工作团, 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在那种政治气氛下, 《明代史纲要》的写作根本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中, 傅先生被打入“牛棚” , 直到 1971年被解放。那时, 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农村, “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历史系和中文系的部分教师被留下来，重组文史系, 招收工农兵学员。历史课程原来只有一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史。此时才陆续增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古代史。1972年, 刚解放不久的傅先生、韩国磐先生和我三人组成中国古代史组, 由我任组长, 着手编写教材《中国古代史纲要》, 明史部分由傅先生编写。根据军代表的指示, 编写教材要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结合, 于是我联系时任海沧公社革委会主任的王望同志, 三个人到石塘大队（今海沧管委会所在地）下乡一个月, 直到传达林彪败亡事件后才返校。这部教材以农民战争为主线, 内容单薄, 只油印使用一次, 但总算是傅先生重操旧业的开始。在这之后, 傅先生根据1965年的油印讲义修订《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 由傅太太和二公子抄出, 于1973年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但一直石沉大海。粉碎“ 四人帮”前夕, 眼见小儿子下乡回城无望, 傅先生百般无奈, 下决心退休, 让小儿子补员。白寿彝先生得知此事后, 敦请他参予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 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除注释外全文铅印, 作为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清经济部分的参考。这本铅印稿, 后来成了傅先生1979年赴美国讲学的讲稿之一, 在海外广为复印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 , 傅先生复职。1978年, 他倡导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并把《明代史纲要》的写作提上日程，授意我提出编写大纲。那年暑期，他在鼓浪屿疗养院休养，多次找我讨论此事。他对苏联式的教科书体例颇不满意，设想过用讲座的体例，但考虑到难以被接受而又放弃了。他亲手抄录了孟森《明代史》和山根幸夫《明帝国与日本》（《图说中国历史》之一）两本书的目录, 供我参考。这两份傅先生手书目录, 现仍被我珍藏着。

我最初拟出《明朝史纲》（暂名）编写大纲，共分五编二十章，后附明代年表，送傅先生审阅。他在原稿上写下许多批语。批语可分为两类, 一是对章节的调整。如第六章“正统至正德年间的统治危机” , 第七章“ 明中叶封建经济的迟缓发展” , 第八章“ 明中叶农民的夺地平田斗争”。他批道：“六、七 、八章可考虑互调或合并，请研究。”

第九章“ 明和瓦剌、鞑靼的关系” , 他建议取消, 第一节“ 瓦剌的兴起和于谦的抗战”，“可合并在第六章一起写，以免割裂史实”。第二节“ 鞑靼的再起和边防的废驰”，他改题“鞑靼再起和蒙汉合作”，并认为“此事主要在万历年代，如何排列请考虑，可移在第十一章。”

第十章“ 明后期政治的腐朽和党争”，第十一章“ 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活动”，他建议合并，即第十章的第一节“ 大礼议和内阁纷争”，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嘉靖时的赋役改革”、第二节“ 张居正改革”和第九章第三节“ 鞑靼再起和蒙汉合作”组成一章。

第十四章“ 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他建议取消，第一节“ 农民大起义的酝酿”，他指示“ 移入十六章（按：即“席卷南北的明末农民革命风暴”）前面作简略的说明”。第二节“城市居民反税监、矿监的斗争”，他指示：“本节可移在十二章（按：即“封建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后面。”

第十九章“明代的哲学和思想家”，他批示：“陈白沙应补。”第二十章“史学、文艺和科学技术”，他建议增补“ 从前后七子到竟陵派”、“ 明杂剧和汤显祖的《四梦》”二目。

二是对章节重点和主题的提示。如第一章“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朱元璋的统一战争”, 他指出：“本章的主题似应突出农民皇帝朱元璋为中心，分析淮泗集团、浙东集团在创立明朝的作用（有农民，有地主）。淮泗集团有濠州集团（徐达、汤和等）、定远集团（冯国用兄弟）、虹县集团（胡大海等）、怀远集团（常遇春等）。”

第十 、十一章合并, 他写道：“ 本章可以写万历时代为中心，带动政治、经济 、民族关系。”

“ 鞑靼再起和蒙汉合作”一节，他批曰：“本节可以三娘子为中心, 说明汉蒙两族人民共同合作, 开发草原。”

“ 庞尚鹏、海瑞的一条鞭法”一目, 他提示：“海瑞是南方中小地主的代表，北方地主一般反对一条鞭。”

第十九章“ 明代的哲学和思想家”，他批示：“佛学与禅宗亦为明后期思想史一大事, 如何补添, 可考虑。”

在全书的目的要求上, 他批示：“明史的历史地位应提及。”

这些批语反映他的写作意图和架构。根据他的意见，我又把编写的大纲改写一遍，压缩为十七章，第一章改为“ 朱元璋创立明朝”，原来的第九、十、十一章合并为第九章，改为“ 嘉靖万历间的政治”。原第十四章删去。若干节目据傅先生之意作了调整和增减。书名改为《明史新编 》。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即在批示编写大纲之后, 有一次我和他谈论第一章的主题，提到1962 年读书时，抄录过一批史料，他一时兴起，要我和他合写一篇论文。事后他写了两张稿纸提要，让我作进一步发挥。我想不起因为什么缘故，最终没有定稿发表，底稿亦不知去向。他交给我的这份提要，也就成了绝响。现过录于此，以补上述第一章批语的简略，亦作研究傅先生学术思想的资料：

                论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社会基础

     中国封建帝国的成立与巩固，必须有两股社会力量的共同协力，农民与地主的合作，这不是阶级调和论，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过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与统治阶级是共处于一个社会里，当一个社会失去控制而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的时候，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便同起而争夺政权，由于封建社会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是小生产者，地主是地租的获得者，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自然经济的拥护者，有合作的物质基础，这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工人空无所有，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彼此之间的矛盾、斗争激烈，是不同的。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存在，王朝更迭而又不断重建，即因此故，观于朱元璋明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也可得到证明。

      一、淮泗集团：有农民，有地主，细分之：

      1  、濠州集团多农民，以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为主；

      2  、定远集团多地主，以李善长、冯国用兄弟为主；

      3  、泗州集团多农民，以常遇春、胡大海为主 。

      二、浙东集团（以刘基，宋濂，叶仪为主）多地主 。

     即因此故，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具有农民政权与地主政权的二重性格，由于农民的参加政权，使得明朝在建立之初出现有一些朝气，但又暴露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的、自私的专制主义的独裁。残杀功臣与此亦有关。再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自然经济和村社的长期存在，在农民和地主之间都出现有地缘与血缘作为结合的纽带，是以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不一定都通过武装斗争，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豪杰亡秦”，即透露出此间的消息。

《明史新编》编写大纲完成后，曾打印成册征求意见。傅先生自认写三章以作表率，并邀请系里三位老师参加编写，连我共五人，议定由傅先生和我总纂定稿。原先指望1980年能拿出初稿，但因为傅先生公务繁冗，其他老师也各有任务不能提笔，结果只有我写了几章草稿，继而傅先生的关注点转到重编明史资料、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和培养研究生（他是我国重建学位制度后第一位明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生导师）上, 遂同意其他三位老师退出，《明史新编》的写作不得不搁置下来。不料到1984年，傅先生突罹大病，这项写作更无法进行。直到1987年，人民出版社重提旧事，傅先生在病榻上嘱托我和陈支平执笔，才又重新启动。此书最终在1993 年出版，章节也有所变化，我们在“前言”中已作了交代，此处不赘。

主编《明史资料》和《明史新编》，是傅先生对国家和史学界的承诺。他情绕梦萦了二十多年, 花费了很多心血, 和明史的情缘始终未了, 生前没能看到它的出版, 成为九天遗恨。从这曲折的经历，我们感受到一位老一辈历史学家对明史研究的执著追求，他的精神不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