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近日读澎湃翻书党，读到葛剑雄、刘康两位老师谈如何读书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将个人感兴趣的几条摘出，希望大家也喜欢。
葛剑雄老师
一开始我说想教语文，班主任告诉我语文教师负担最重，不但要备课，要每两个星期批改一次两个班级的作文等等。他知道我英文还不错，就建议我教英文。我们是高一才开始学英文的。按照之前的传统，上海的高中是应该全部学俄语的，但我们1960年升高一的时候，我国跟苏联已经产生裂痕了，所以从我们那一届学生开始，一半学英文，一半学俄文。我正好分到学英文。我生病休学期间，因为喜欢英文，就把高三的英文课本都背出来了。回到学校后我就直接上了高三。
要做英文教师，我心里明白，我这个英文水平是不够的。所以，我1965年8月先到学校报到，然后一开学就马上报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进修。夜校部进去之后是按照成绩分的，我被分在二年级，接着从二年级往上读。因为要教学生，我找了很多英文的书。那时上海外语书店内部门市部以便宜的价格卖很多苏联的教材，我也买了各种能够买到的英文书。此外，我还订了一个英文的杂志《英语学习》，又找来许国璋编的大学课本……我就是靠这样自己学的。
另外，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虽然不直接涉及读书，但我发现，那些经历对读书也是很有帮助的。在那几年里，我跟社会上各种人、各种事打交道，真实地接触到了社会的各方面。正因为这样，后来我研究古代的人口、制度，一开始就明白一个道理：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表面的，背后的东西要仔细体会。
特别是对历史，对古代的东西，真正的懂，不是看懂了文字，而是要看懂文字背后真实的内容。
曾经我到南极去时，别人说：“你是研究历史地理的，跑到南极干什么呢？人类研究南极才两百年……”我说：“一方面，我去南极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增加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是个有心人，在哪里都可以有所收获。”从南极回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地图上的遗憾》。因为在南极时我发现，那里所有的重要地名都是外国人命名的。这就涉及到地名的由来，跟历史地理还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历史不能改变，但未来可以期待。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善于联想和对比，就会有所收获。
读书，到我们这个年纪、这个阶段，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专业上要根据老师的指导去读，同时再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我所谓的自觉的读书，主要就是根据专业及研究的需要去看。以谭先生跟我们讲的一些找资料的方法、原则为基础，尤其重视一些经典的、学科必读的书，比如《汉书·地理志》，就是谭先生曾跟我们讲的“读多少遍都不嫌多”的一部书。
现在回头看我写的《西汉人口地理》，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感到幸运的是，有些分支的外文书当时看到了，要是没看到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中国古书上讲的一些人口现象，其实国际上的那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已经研究过了。还好当时我们复旦的条件还不错，我也托人找了几部外文书来，把一些该写的现象都写到了；要是没有看那些书，哪怕是看再多中国的史料，我也不会想到要从那个角度去研究。
如果你要问：这样的读书有没有收获呢？第一，它增加了人生的乐趣。第二，我看的书既然能让我随心所欲地看，就说明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喜欢某一本书，就会去找它的岔子。举个例子，有一本书叫《1421：中国发现世界》，是一个英国的退休军官写的，说郑和发现了非洲好望角，发现了南极，发现了美洲……总之，非常了不得。据说那本书销量超过一百万。那时，有一位伦敦的记者从英国打电话过来想就这本书采访我，我说：“对不起，我不接受。”因为我认为这本书不是学术书，没有必要去骗人。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劝我一定要说几句话。其实这不是我想看的书，但既然要让我说几句话，那么我就把这本书翻了一遍，发现里面漏洞很多，然后写了一篇评这本书的文章《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我认为，我写的那篇文章到现在都颠扑不破。
在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的某一天，我去看他，保姆说周先生还在睡觉。我就疑惑：怎么现在还在睡觉？保姆说，周先生今天中午看电视看的时间长了，才刚刚睡下。保姆让我进去看看，说了一句：“周先生，有人来看你！”周先生回：“我要睡觉，谁都不想见。”他翻个身又睡了。这就是随心所欲。我对保姆说，不要叫醒周先生了，希望不要打扰到他，就只看了看他侧卧的背影，把带来的花放在房间里，回去了。周先生晚年有次与我通电话，讲到他的夫人九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了。我刚想讲点什么，他就说：“你不要讲什么宽慰我的话，这是自然规律，她走得很平静，就很好了。”后来又碰到我，他讲：“人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已经很好了。我唯一的担心是，她走了以后，我会不会感到寂寞。现在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寂寞。我上午上上网，然后我自己也写一点文章。”他拿出自己用当年别人赠送的第一台电子打印机打印的稿子给我看，说：“你看看有没有价值。”又接着说：“另外呢，你们来，我也跟你们聊聊天。”我又问：“那你还看什么书吗？”他说基本不，有的也看。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的境界，甚至对生死都想得很超脱。他讲：“上帝把我忘记了。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我说：“是因为我们要留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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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老师
影响我一生的读书经验大概有三条：第一，完全是碎片式的，有什么读什么，看见什么读什么。第二，喜欢故事，读的都是故事书，这是我一个终生的爱好。第三，对写书人的和书里的人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是故事，另一个就是人。
到了大学，我看闲书、杂书的读书习惯并没有改变，仍然会在阅览室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学外语早上有一门精读课，从口语开始一步一步念下去，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念英文。但下午的时间基本是比较自由的。
我记得自己当时经常到中文系去，还听过大师级的程千帆先生上古典诗词的课。听程先生上课是一个极高的享受，教室也自然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程先生往往一边说着，一边板书，把自己讲的唐诗宋词一字不落地默写在黑板上。他的板书是极其漂亮的书法，他的课堪称现场书法表演。那时他用的是粉笔，竖排的繁体字在黑板上一写，粉笔灰到处扬着……令人陶醉。
后来我去威斯康辛念比较文学的时候，还遇到了曾经在南京大学见过的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林毓生，选了他的课，也常常到他家去边听课边吃喝——研究生的课经常都这样上。林毓生先生差不多算是最早到中国大陆去讲历史的，70年代末到南京大学来讲中国现代思想史。他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对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化的解释等，让我们听着觉得非常新鲜、非常震撼。
陈嘉先生当时给我们开一门大课，叫“英美概况”，在一个阶梯形的大教室，几乎77届、78届以及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等好几个年级一块儿上。陈先生讲话慢条斯理，讲的很多好笑的地方，当时我们觉得听懂了，但其中深刻的含义其实要几十年以后才能明白。比如，一次陈先生问我们知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叫1215年的British Magna-carta（英国大宪章）。他说：“About four or fiv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English Magna Carta defeated Spanish Armada”。我们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因为Magna Carta 和 Spanish Armada 放在一块儿是押韵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这句话的深意：英国大宪章是君主立宪的前驱，也是权力重新分配、现代政体的前驱。1215年英国已经提前超越了中世纪，超越了曾称霸世界的皇权专制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这些含义，陈先生从来不说。
陈先生让我们上他的家里去，给我们七八个学生开了一门课叫莎士比亚。他从家里的书架上拿下一本一本他珍藏的莎士比亚，那是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也不方便带到学校里去。我们把莎士比亚捧在手上，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当时我们已经要读研究生，按理说英语水平应该不错了，但拿着书页泛黄的莎士比亚，翻到《哈姆雷特》，觉得自己像“白痴”一样，几乎什么都看不懂。现在回想起来，莎士比亚写的英文有点像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中文，半文半白的。陈先生上课的方式特别有趣，上课前会先说：“OK. Let's turn to page 12……”，然后他就开始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地给我们念起来，念得非常陶醉。剧本里角色很多，他就会变化不同的花样，一个人演独角戏就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给演出来了。陈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学演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的是朱丽叶，我看到过陈先生穿着中世纪公主的裙子表演的照片……念一段时间，陈先生会休息一下，拿来水果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们接着听他念，一直到下课，最后陈先生会说一句：“OK. That's all for today.”
一开始我们面面相觑——陈先生就这样念着给我们上课？也不解释两句？我们就这样把书还给他，不回去再看看了？当时我们还想着借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回去看呢，后来发现慢慢就不需要了。随着陈先生一直念下去，我们竟然都能看得懂原文了，尽管他根本没有给我们讲解。这是我记忆中在中国念书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体会。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英文，本科的时候又学了一门第二外语，是德语。去了美国之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又读了六年的德语。所以，我的德语还是不错的。法文其实比较好学，我基本上是自学的。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是很好认的，尽管不会读。小时候我还认了几个俄文字儿，后来也读俄文书……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加上一点点日文，这样各种各样语言的书拿来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
我接触的知识体系，一个是讲中国的，另一个讲欧美的，跟中国关系不大。但是欧美的理论却引起我高度的认同感。我觉得，我对中国所有的重新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出自于我对那些高深理论的理解，跟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对立。去美国前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我看来，美国的汉学或中国研究，跟我经历的中国才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后来我在美国做了教授，几十年下来，大部分的时间虽然都是在做所谓的“中国研究”，但我的“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从另外一边来的，从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那里来的。怎么理解古代中国，我不敢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文化了。但说到现代中国，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跟这些欧洲人、日本人等搅和、勾连在一起，理不清，道不明，难道现代中国不就是如此？
无论什么领域的理论书，我一概不把它们当作理论来看，而是当作小说来读。我看见的，是故事。我慢慢养成了一种很“奇葩”的习惯，偏要从那种很深奥的理论中读故事。我读那些很深奥的后现代理论，发现它们和我的人生经验有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有时候又会产生高度的吻合，特别有趣。
有一门学问叫现象学，跟现象学联系在一块儿的一门学问——解释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解释学，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我觉得，现代的解释学特别有意思。现代解释学领域，有三个来自德国的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个人的解释学，叫怀疑论的解释学。他们对历史、故事、人生，以及宇宙的规律和非规律性等，都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弗洛伊德讲了很多关于人性本能的东西；尼采很多时候是在讲信仰的非理性成分；马克思是在讲我们的物质生活，他认为越是形而上的东西，越脱离不了形而下的东西。我们大概对马克思比较熟悉，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的批判的、彻底怀疑的解释学的态度等。可以说，我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同时发现了尼采和弗洛伊德，而这些发现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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