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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葛剑雄、刘康两位老师谈读书
2021-03-17 14:10 葛剑雄、刘康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审核人:   (阅读: )

【按语】近日读澎湃翻书党,读到葛剑雄、刘康两位老师谈如何读书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将个人感兴趣的几条摘出,希望大家也喜欢。



葛剑雄老师

一开始我说想教语文,班主任告诉我语文教师负担最重,不但要备课,要每两个星期批改一次两个班级的作文等等。他知道我英文还不错,就建议我教英文。我们是高一才开始学英文的。按照之前的传统,上海的高中是应该全部学俄语的,但我们1960年升高一的时候,我国跟苏联已经产生裂痕了,所以从我们那一届学生开始,一半学英文,一半学俄文。我正好分到学英文。我生病休学期间,因为喜欢英文,就把高三的英文课本都背出来了。回到学校后我就直接上了高三。


要做英文教师,我心里明白,我这个英文水平是不够的。所以,我1965年8月先到学校报到,然后一开学就马上报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进修。夜校部进去之后是按照成绩分的,我被分在二年级,接着从二年级往上读。因为要教学生,我找了很多英文的书。那时上海外语书店内部门市部以便宜的价格卖很多苏联的教材,我也买了各种能够买到的英文书。此外,我还订了一个英文的杂志《英语学习》,又找来许国璋编的大学课本……我就是靠这样自己学的。

另外,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虽然不直接涉及读书,但我发现,那些经历对读书也是很有帮助的。在那几年里,我跟社会上各种人、各种事打交道,真实地接触到了社会的各方面。正因为这样,后来我研究古代的人口、制度,一开始就明白一个道理: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表面的,背后的东西要仔细体会。


特别是对历史,对古代的东西,真正的懂,不是看懂了文字,而是要看懂文字背后真实的内容。


曾经我到南极去时,别人说:“你是研究历史地理的,跑到南极干什么呢?人类研究南极才两百年……”我说:“一方面,我去南极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增加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是个有心人,在哪里都可以有所收获。”从南极回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地图上的遗憾》。因为在南极时我发现,那里所有的重要地名都是外国人命名的。这就涉及到地名的由来,跟历史地理还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历史不能改变,但未来可以期待。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善于联想和对比,就会有所收获。

读书,到我们这个年纪、这个阶段,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专业上要根据老师的指导去读,同时再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我所谓的自觉的读书,主要就是根据专业及研究的需要去看。以谭先生跟我们讲的一些找资料的方法、原则为基础,尤其重视一些经典的、学科必读的书,比如《汉书·地理志》,就是谭先生曾跟我们讲的“读多少遍都不嫌多”的一部书。


现在回头看我写的《西汉人口地理》,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感到幸运的是,有些分支的外文书当时看到了,要是没看到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中国古书上讲的一些人口现象,其实国际上的那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已经研究过了。还好当时我们复旦的条件还不错,我也托人找了几部外文书来,把一些该写的现象都写到了;要是没有看那些书,哪怕是看再多中国的史料,我也不会想到要从那个角度去研究。

如果你要问:这样的读书有没有收获呢?第一,它增加了人生的乐趣。第二,我看的书既然能让我随心所欲地看,就说明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喜欢某一本书,就会去找它的岔子。举个例子,有一本书叫《1421:中国发现世界》,是一个英国的退休军官写的,说郑和发现了非洲好望角,发现了南极,发现了美洲……总之,非常了不得。据说那本书销量超过一百万。那时,有一位伦敦的记者从英国打电话过来想就这本书采访我,我说:“对不起,我不接受。”因为我认为这本书不是学术书,没有必要去骗人。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劝我一定要说几句话。其实这不是我想看的书,但既然要让我说几句话,那么我就把这本书翻了一遍,发现里面漏洞很多,然后写了一篇评这本书的文章《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我认为,我写的那篇文章到现在都颠扑不破。


在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的某一天,我去看他,保姆说周先生还在睡觉。我就疑惑:怎么现在还在睡觉?保姆说,周先生今天中午看电视看的时间长了,才刚刚睡下。保姆让我进去看看,说了一句:“周先生,有人来看你!”周先生回:“我要睡觉,谁都不想见。”他翻个身又睡了。这就是随心所欲。我对保姆说,不要叫醒周先生了,希望不要打扰到他,就只看了看他侧卧的背影,把带来的花放在房间里,回去了。周先生晚年有次与我通电话,讲到他的夫人九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了。我刚想讲点什么,他就说:“你不要讲什么宽慰我的话,这是自然规律,她走得很平静,就很好了。”后来又碰到我,他讲:“人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已经很好了。我唯一的担心是,她走了以后,我会不会感到寂寞。现在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寂寞。我上午上上网,然后我自己也写一点文章。”他拿出自己用当年别人赠送的第一台电子打印机打印的稿子给我看,说:“你看看有没有价值。”又接着说:“另外呢,你们来,我也跟你们聊聊天。”我又问:“那你还看什么书吗?”他说基本不,有的也看。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的境界,甚至对生死都想得很超脱。他讲:“上帝把我忘记了。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我说:“是因为我们要留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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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老师

影响我一生的读书经验大概有三条:第一,完全是碎片式的,有什么读什么,看见什么读什么。第二,喜欢故事,读的都是故事书,这是我一个终生的爱好。第三,对写书人的和书里的人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是故事,另一个就是人。


到了大学,我看闲书、杂书的读书习惯并没有改变,仍然会在阅览室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学外语早上有一门精读课,从口语开始一步一步念下去,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念英文。但下午的时间基本是比较自由的。


我记得自己当时经常到中文系去,还听过大师级的程千帆先生上古典诗词的课。听程先生上课是一个极高的享受,教室也自然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程先生往往一边说着,一边板书,把自己讲的唐诗宋词一字不落地默写在黑板上。他的板书是极其漂亮的书法,他的课堪称现场书法表演。那时他用的是粉笔,竖排的繁体字在黑板上一写,粉笔灰到处扬着……令人陶醉。


后来我去威斯康辛念比较文学的时候,还遇到了曾经在南京大学见过的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林毓生,选了他的课,也常常到他家去边听课边吃喝——研究生的课经常都这样上。林毓生先生差不多算是最早到中国大陆去讲历史的,70年代末到南京大学来讲中国现代思想史。他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对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化的解释等,让我们听着觉得非常新鲜、非常震撼。


陈嘉先生当时给我们开一门大课,叫“英美概况”,在一个阶梯形的大教室,几乎77届、78届以及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等好几个年级一块儿上。陈先生讲话慢条斯理,讲的很多好笑的地方,当时我们觉得听懂了,但其中深刻的含义其实要几十年以后才能明白。比如,一次陈先生问我们知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叫1215年的British Magna-carta(英国大宪章)。他说:“About four or fiv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English Magna Carta defeated Spanish Armada”。我们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因为Magna Carta 和 Spanish Armada 放在一块儿是押韵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这句话的深意:英国大宪章是君主立宪的前驱,也是权力重新分配、现代政体的前驱。1215年英国已经提前超越了中世纪,超越了曾称霸世界的皇权专制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这些含义,陈先生从来不说。


陈先生让我们上他的家里去,给我们七八个学生开了一门课叫莎士比亚。他从家里的书架上拿下一本一本他珍藏的莎士比亚,那是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也不方便带到学校里去。我们把莎士比亚捧在手上,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当时我们已经要读研究生,按理说英语水平应该不错了,但拿着书页泛黄的莎士比亚,翻到《哈姆雷特》,觉得自己像“白痴”一样,几乎什么都看不懂。现在回想起来,莎士比亚写的英文有点像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中文,半文半白的。陈先生上课的方式特别有趣,上课前会先说:“OK. Let's turn to page 12……”,然后他就开始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地给我们念起来,念得非常陶醉。剧本里角色很多,他就会变化不同的花样,一个人演独角戏就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给演出来了。陈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学演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的是朱丽叶,我看到过陈先生穿着中世纪公主的裙子表演的照片……念一段时间,陈先生会休息一下,拿来水果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们接着听他念,一直到下课,最后陈先生会说一句:“OK. That's all for today.”
一开始我们面面相觑——陈先生就这样念着给我们上课?也不解释两句?我们就这样把书还给他,不回去再看看了?当时我们还想着借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回去看呢,后来发现慢慢就不需要了。随着陈先生一直念下去,我们竟然都能看得懂原文了,尽管他根本没有给我们讲解。这是我记忆中在中国念书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体会。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英文,本科的时候又学了一门第二外语,是德语。去了美国之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又读了六年的德语。所以,我的德语还是不错的。法文其实比较好学,我基本上是自学的。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是很好认的,尽管不会读。小时候我还认了几个俄文字儿,后来也读俄文书……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加上一点点日文,这样各种各样语言的书拿来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


我接触的知识体系,一个是讲中国的,另一个讲欧美的,跟中国关系不大。但是欧美的理论却引起我高度的认同感。我觉得,我对中国所有的重新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出自于我对那些高深理论的理解,跟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对立。去美国前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我看来,美国的汉学或中国研究,跟我经历的中国才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后来我在美国做了教授,几十年下来,大部分的时间虽然都是在做所谓的“中国研究”,但我的“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从另外一边来的,从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那里来的。怎么理解古代中国,我不敢说,因为我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文化了。但说到现代中国,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跟这些欧洲人、日本人等搅和、勾连在一起,理不清,道不明,难道现代中国不就是如此?


无论什么领域的理论书,我一概不把它们当作理论来看,而是当作小说来读。我看见的,是故事。我慢慢养成了一种很“奇葩”的习惯,偏要从那种很深奥的理论中读故事。我读那些很深奥的后现代理论,发现它们和我的人生经验有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有时候又会产生高度的吻合,特别有趣。

有一门学问叫现象学,跟现象学联系在一块儿的一门学问——解释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解释学,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我觉得,现代的解释学特别有意思。现代解释学领域,有三个来自德国的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个人的解释学,叫怀疑论的解释学。他们对历史、故事、人生,以及宇宙的规律和非规律性等,都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弗洛伊德讲了很多关于人性本能的东西;尼采很多时候是在讲信仰的非理性成分;马克思是在讲我们的物质生活,他认为越是形而上的东西,越脱离不了形而下的东西。我们大概对马克思比较熟悉,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的批判的、彻底怀疑的解释学的态度等。可以说,我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同时发现了尼采和弗洛伊德,而这些发现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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