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澎生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現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重要專著有《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及期刊論文等。筆者自 2011年師從邱教授撰寫博士論文至今，雖時常針對學術議題相互討論，卻鮮少觸及邱教授的個人學習及思考歷程。本次藉著「學人訪談錄」的採訪之機，與讀者分享邱教授個人的學習經驗，與在史學之路不斷前進的動力與理念，以為後輩學人思考與效法的參考。
 一、進入歷史與研究的契機
　　邱教授回憶自己從小對於歷史就相當有興趣，高中時期原本希望能學習當時認為是「有用」的知識而選擇甲組（理工），以便日後可以就讀理工相關科系，可惜未能克服數學的障礙，便於高三時轉向乙組（文學），期待日後可以擔任學校教師。由於當時社會氛圍多以外文系做為乙組的第一志願，歷史與中文稍次，而法商是被歸類在丁組，因此邱教授在大學聯考選填志願時，以臺灣大學外文系為第一志願，臺大歷史系為第二志願，最後分發到歷史系就讀。　　

進入臺大歷史系之後，發現班上同學大多是以本系為第一志願，對於錢穆、余英時等史學大師的著作好像都瞭若指掌，而邱教授對於這些同學們耳熟能詳的史學著作卻了解甚少。當時臺大歷史系的師資陣容相當完整，不僅是中國史、世界史，中國史各個斷代課程也都有老師開設。邱教授在選課上並沒有特別的偏好，按照學校規定的畢業學分數修課。其中有些課程的訓練，培養邱教授的基本史學研究能力，像是中國通史的林瑞翰教授上課時，並未使用既有的教科書，而是帶領學生解讀大量的史料，透過史料傳授史實與史識。在中國通史課結束後，邱教授也在三年級時選修林教授的「《資治通鑑》導讀」課程，隨著老師背誦「臣光曰」，是相當特別的經驗。　　

修課之外，邱教授回憶大學時期對其個人日後學術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系上彌漫著自發性讀書的風氣。因為當時歷史系的必修學分數不高，學生在安排選課與生活上都有很大的自由，以致於很多大學部學生會自己設計讀書計劃，在圖書館按著計劃閱讀相關書籍，以能大量閱讀為榮。邱教授受到這股風氣的影響，想起進入大學前在成功嶺服兵役時遇到的一位班長朱元鴻先生（後來成為國內知名文化研究及社會學家），開了一份包括當時正接受預約訂購的《中國文化新論》在內的書單，便以此為基礎表列一份讀書計劃。但這個計劃時常被破壞，原因在於邱教授某次讀到考古學家李濟教授《感舊錄》的讀書建議，年輕人有時應該要像牛一般隨意啃草，固定撥出時間到圖書館不設特定目標地瀏覽閒晃，因此邱教授自己在圖書館讀書的同時，也會在書架之間穿梭，如果瞥見一本看似有趣的書籍，就會從書架上抽起翻閱，從而讓自己原本的讀書計劃節外生枝。當然這樣的「分心」並非壞事，而是拓展閱讀視野，不僅養成大量閱讀的習慣，也並未偏食於特定類型的書籍。　　

與日後從明清史的視野探究全球史問題的研究興趣不同，邱教授在大學時期對於明清史並未顯現出特別的興趣，也沒特別選修明清史的相關課程，而是受當時林毓生教授倡導「比慢精神」的讀書方式影響，學習閱讀中外經典。雖然最後並未真正讀完許多好書，但這種熱情制定、偷懶中挫、重新調整讀書計劃的過程，回想起來還是挺有意思。與此同時，邱教授在大學二年級開始接觸到位處臺大總區對面巷內的奉元書院，隨著愛新覺羅．毓鋆老師讀書，念了《四書》、《易經》、《春秋》、《禮記》、《孫子兵法》、《人物志》，對於邱教授思考自己人生志業影響很大，依舊認為應該要學習「有用」的知識，像是對於社會、經濟有所助益的「經世致用」之學，同時也意識到歷史學可能並不是自己想追求的有用之學，因此在三年級旁聽農業經濟系的課程。在旁聽過程中，卻發現不少基礎課程都需要微積分，而自己在高中時期未能打好數學底子，因此打消學習農業經濟的想法。在面臨研究所升學與畢業求職抉擇之際，便報考歷史系碩士班繼續攻讀。　　

邱教授回憶走入明清史研究的契機，是在進入碩士班跟隨徐泓教授修課才逐漸開始。邱教授當時以為經濟史研究可能比較有機會「經世致用」，所以才選取此門學問。在研究所就讀期間，邱教授也深受沈松僑、賴惠敏等諸多學長姐照顧，觀摩學長姐與師長在課堂討論學術的嚴謹方式。而邱教授也回憶，某次袁清教授返國受邀到臺大歷史系演講，其演講內容述及不少明清史相關研究篇目及學者人名，當時對明清史仍幾乎一無所知的邱教授，不斷求教鄰座聽講的賴惠敏學姐，學姐也不厭其煩地介紹這些書名與人名，一場演講下來，收穫相當豐富，也更加立志要趕快進入明清史研究門徑。　　

後來透過徐泓教授介紹而接觸到蘇州工商碑刻史料，決定將其做為碩士論文的關鍵史料。碩士班階段，邱教授也醉心閱讀「新橋譯叢」收錄的各種社會科學譯作，並至經濟系選修林鐘雄教授的貨幣銀行學，直到準備動筆撰寫碩士論文，才將心力放回自己的本業。邱教授回憶在徐泓教授課程上接觸到「資本主義萌芽論」之研究成果時，讀到不少學者斷定明清行會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因，覺得應該可以認真對其展開論辯，因此花了較大功夫精讀蘇州工商碑刻史料，於1988 年完成碩士論文〈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　　

取得碩士學位後，邱教授仍未忘情當初追求的有用之學，畢業後即去報考報社記者，同時還報考了臺大歷史系博士班，在博士班放榜前已獲得聯合報社錄取。擔任記者一個多月，發覺自己其實不太適合這份工作，適逢博士班榜上有名，便放棄記者工作回到校園，再嘗試學術之路。　　

進入博士班，繼續請徐泓教授指導。當時徐教授仍是臺大歷史系主任，廣邀國內外學者到系上開課，邱教授受益甚大。這段時間又修習不少史學與社會學的課程，直到進入博士論文寫作階段，才更密集地研讀蘇州商會檔案這套關鍵史料。當時徐教授提倡博士生前往其他科系接受跨領域學習，並鼓勵博士班成立指導委員會，由指導教授與其他學者共同協助博士生獲得精進學術以及撰寫博士論文的更好訓練。在徐教授倡議下，聘請到陳永發、章英華兩位教授組成指導委會員，邱教授修習都市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等課程，獲得史學以外更多有益的思想資源。　　

除了跟隨師長讀書之外，邱教授也提到博士班期間參與好幾個讀書會。如在徐泓教授的閱讀指導課上，與王正華、王鴻泰、邱仲麟、巫仁恕等同學一起閱讀柯律格 (Craig Clunas) 教授新出有關《長物志》的研究專書，也與臺大社會所黃世明、裴元領等學友組織讀書會，還與歷史所同學組織杜佑《通典》讀書會。這些讀書會除了共同選讀專書，有時也在會上報告自己論文計劃與核心問題關懷，得到頗多反饋，也能適時調整自己論文架構。　　

在跨系修課與從遊師長的過程之中，邱教授逐漸確立了博士論文選題與主要研究取徑。原本邱教授報考博士班時提交了以晚清商部為主題的研究計劃，但後來發現已有相關先行研究，便轉換以商會為主題。邱教授研讀蘇州商會檔案時，接觸到馬敏、朱英幾位教授以「現代化」理論研究商會的新出成果，發現自己觀察蘇州商會檔案的角度與這些學者很不相同，慢慢蘊釀了博士論文準備集中論辯的對象，並針對朱英教授專書撰寫書評，與該書論點展開初步對話。邱教授在 1995年 6 月以〈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為題通過論文答辯，花了六年時間取得博士學位。　　

回顧整個求學過程，邱教授是否仍照著初衷進行呢？邱教授自認追求有用之學的目標沒有改變，但是落實方式有所調整，其契機可能在於擔任記者的短暫經歷。當時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新聞，採訪到臺大一位公法學者，在聽著這些專家侃侃而談法律如何保障勞工權益這些有助增進社會福祉問題時，感受到與其採訪這些看法給民眾，何不努力成為可以自己專業研究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者？這個想法轉換，可能也促成下定決心離開報社進入博士班就讀。
 二、學術工作環境的影響
　　在取得博士學位的隔年，中研院史語所釋出職缺，邱教授應徵之後僥悻得到專職研究的工作。在史語所任職期間也曾在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等學校兼課，之後又因緣際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任教。回憶將學術研究做為職業的近三十年生涯，邱教授在職場上受到最大影響，仍是史語所與中研院的特殊環境。中研院固然提供相當充足的學術資源，又沒有教書課業壓力，最重要的優點，可能還是研究人員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邱教授特別舉出兩個實例。　　

首先，是參與史語所的幾個主題研究室，有助於深化自己的研究意識。邱教授原本參加國家與社會研究室，後於 1998 年參與柳立言教授主持的法律史研究室。法律史研究室的成立，一方面是基於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既有的各項珍藏檔案，另一方面也欲以傳統中國法律為中心，擴及法律文化比較研究，並意欲開展科際對話的視角。邱教授認為這個研究室的成立，集合了當時臺灣在史學、法學等學科領域之中研究法律史的學者，而這種團隊合作正可集中火力發展法律史的研究。邱教授自承原本個人研究主題並不必然走向法律史研究，但因為參與法律史研究室的活動，便使自己更專注於法律史領域。　　

類似的實例也呈現在邱教授參與的另一個組織「明清研究會」。早在邱教授進入中研院之前，近代史研究所的熊秉真教授便已倡建這個學術團體，經常邀請院內各所的研究人員組織讀書會，既閱讀海內外新出著作，也邀約國內外著名學者演講與座談，給予新進研究人員在擴展視野上的許多助益。團體互動日久，熊教授也開始與海外研究人員合作具體課題，如當時熊教授主持一個「案類研究」計劃，邱教授有幸參與之後，除了閱讀案類研究經典作品之外，邱教授也提交一個有關「法律推理」的計劃。這個讀書會後來出版了《讓證據說話：中國篇》與《讓證據說話：對話篇》二書，前者為讀書會成員自己撰寫的研究論文，後者則是讀書會選譯的經典著作。隨後熊教授又主持「物質文化」計劃，再之後便是張壽安教授主持了「知識傳播與知識轉型」計劃，邱教授都有幸參與，收獲甚鉅。　　

這個「明清研究會」後於 2009 年在中研院支持下，由史語所、近史所、臺史所、文哲所合作，改組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整合院內資源，致力開拓明清史研究各項議題在國際學界的新發展。邱教授認為，不管是法律史研究室，或是組織更為龐大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都呈現了學術研究團體合作的優勢，學者彼此啟發與提攜，帶動更有規模的學術能量，邱教授十分受益並享受當時中研院同仁相互扶持的學術氛圍。　　

除此之外，邱教授也提到自己任職中研院期間，還有機會去臺大聽課。邱教授回憶自己有幸認識當時任職民族所的黃應貴教授，並相當認同黃教授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堅持與熱情。黃教授提及其投入原住民研究就是希望改善原住民各方面處境，這樣的理念與邱教授追求有用之學的精神相當契合，便特地去臺大人類學系旁聽黃教授開設經濟人類學與親屬研究的課程，跟著課堂進度閱讀相關研究，雖然過程辛苦，但也深刻影響其從事明清經濟與法律史研究納入「工作規訓、物質文化、經濟宇宙觀」等議題關懷與研究取徑。
 三、兩岸三地學生在史學研究上的比較優勢
　　離開史語所之後西進香港，再北赴上海，在手持教鞭接觸兩岸三地學子的過程中，邱教授如何觀察兩岸三地學生在史學學習與研究上的異同，或研究議題方向的特色？　　

邱教授自言，這些年有幸在兩岸三地水準都相當高的學校任教，接觸的學生程度相當不錯，也大多能自主學習，不必緊迫盯人。然而，相較於邱教授自己學生時代，現在的學生對社會科學的關注似乎稍微薄弱，但對於說故事的歷史寫作，則呈現更多、更強興趣。此外，因應現代資訊爆炸與全球化的影響，兩岸三地學生不管是在資料的取得、理論的應用、問題的發想，其實都愈趨混同，很難說是各有獨特研究主題或是必然的優勢。但可以想見的是，與過去相比，在現代學術環境提供的便利條件下，大陸因為學術人口基數大，人才自然會愈增愈多。邱教授也強調，兩岸三地的史學人才在數量上或許會有所差別，但是一個學科可以吸引越多人才投入，則相互競爭與刺激也能促使這個學科持續成長與創新，反而也是好事一椿。抱著「遇強則強」的心態，持續增加交流與對話，臺灣的明清史研究相信仍會繼續發光發熱。

因此邱教授呼籲，在學術研究上不僅要盡量彼此合作，相互交流，也要試圖與較宏觀的問題對話。舉例來說，如何將明清史研究放在全球化的脈絡進行多層次的討論？即可能很有意義。當然，現代世界的物資、人力、資本與思想、制度交流，遠非明清時代所可比擬，但若思考明清史研究議題時，也能考慮同時代歐洲或其他地方的類似現象在變化與發展上有何異同。例如十六世紀以後明清中國也出現長程貿易與國家財政規模擴大的現象，若不只是像過去一樣認為只有歐洲理性資本主義與現代財政國家發展才具備重要歷史意義，不能只是「以成敗論英雄」，回到十六世紀以後中國、歐洲與其他地區的歷史場景，實事求是地探究各地社會結構如何因應財貨流動加速、商業法律變動而出現有同有異的「市場演化」模式，這可能也是一種透過全球化視角反思明清歷史的探問方式。

一旦將思考議題擴大，則能夠相互對話的對象就會增加，大家集思廣益，眾志成城，自然能將這個學科的餅做大，也能更好地納入其他地區與不同學科的研究人才。在這種良性競爭的影響之下，也就能夠更好地開展歷史學的未來，這樣的思維方式也是邱教授未來仍想繼續努力的方向。
 四、回首與展望
　　本次訪談回顧邱教授從踏入歷史學習初衷到研究歷史的未來展望，其實都圍繞著探索「有用之學」這個個人理想的過程。在訪談的最後，筆者不禁好奇，對邱教授而言，現階段的自己是否能本著初衷前進？而現在獲得的成果算是有達成目標了嗎？抑或是隨著人生歷程的發展，其實現在心中所想已經與初衷有所差距？

邱教授認為，現階段的想法確實已經與追求有用之學的初衷稍有更動，但並非是不追求「有用」的歷史學，而是希望能夠撰寫與講述「有啟發、又有趣味」的歷史學。不只是臺灣，兩岸三地的華人文化圈對於歷史學的整體趨勢，似乎都往更重視普及歷史的方向做發展，也就是想將原本普羅大眾相對覺得枯躁或艱澀的歷史，轉化為一般讀者也能容易理解與接受的內容。邱教授回想自己當初踏入博士班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將自己透過學術研究獲得的專業知識提供給一般大眾，對於社會有所助益。而現在撰寫普及歷史的趨勢，或許正暗合邱教授當年的理想，只是這個「有用的史學」，不僅要用「有趣味的」方式傳達給社會，還必須要能具備「有啟發的」作用，不只是想讓民眾補白其所不知道的有趣歷史，還要將學界與自己透過研究與深思得來的「史識」帶給社會，以不一樣的角度，思考過去，也反思當代。

然而，邱教授也自承目前仍在摸索這個轉譯的方法，畢竟自己一直以來對話的對象泰半是學術工作者，或是歷史系所的學生，面對一般民眾演講的機會真的不多，自然也比較難以掌握學術圈以外的聽眾反應。因此現在正努力地嘗試消化所知與所學，選擇有啟發性的內容，透過有趣味的傳播方式，得到更多、更大的效果。

作者：吳景傑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202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