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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远:一生奉献给史学研究——蔡美彪先生的治学特点与学术贡献
2021-02-03 10:44 韩志远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14版) 审核人: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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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辞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曾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自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笔耕不辍,撰写或主编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中国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史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中国通史简本》《成吉思汗小传》《清代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他将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
一是通与专结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范文澜)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与专结合,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的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对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独到之处。蔡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学论文,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
二是正确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我们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三是践行实与冷的精神。“实与冷”,是蔡美彪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含平实、老老实实。范文澜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蔡美彪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是追求史与文兼善。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但由于晦涩难读,从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和传播的范围。蔡美彪早年曾与范文澜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文澜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所称道。罗常培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属于泰斗级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他的著作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横通”式研究蒙古学。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后的七十余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
蔡先生对蒙古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研究蒙古学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语等方面记载,对他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游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从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文章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其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又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在戏剧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许多细节更是成为难解之谜。蔡美彪通过关汉卿创作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此外,还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等经历。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论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
总之,蔡美彪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之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这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特点与兴衰规律意义重大。其《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形成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的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1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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